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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不分左右的孤绝花
——关于少年时代的杨典与我们的人、岁月、生活
作者：子午
17年后，杨典回到重庆我的书房，好像从未离开，还是从前那样刚在解放碑逛完书店，来找我出去喝酒。他扫了一眼我挤得满满的书房，又从挎包里掏两本新书给了我。从北京出发，琴会成都，杨典带着妻女转回已无亲人的重庆。他掏书和谈书的样子，还是17年前在重庆和这帮朋友混在一起的最小的兄弟，我们的小酒童，夏夜提着一个铁皮桶，嘁哩哐啷，下楼去给我们打啤酒，很不情愿的样子，生怕他一走，就错过了什么好耍的事情。
1、 青未了
杨典1972年生于重庆，1985年后则长在北京，故汲取了双城精华，在重庆的坡度和北京的平面之间滑翔。出生于音乐世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王府旧院长大；曾赴日生活，把三岛由纪夫的诗歌翻译得很漂亮；他是职业古琴家，琴师，甚至还是职业画家；他出版了古琴独奏专辑《移灯就坐》，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过画展。他的画是最古典的线条在最现代的画布上漫游，像古色古香的《天工开物》和《本草纲目》里面的插图一样迷人。
杨典说：“我对重庆三个地方最有感情，归元寺、八一路歌剧团、上清寺。”他记忆中的出生地归元寺，一个斜坡上去就是一个坝子，到处都是黄桷树，木板楼。其父是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是首任院长马思聪先生的得意门生，1957年反右时从北京“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奥顿），下放重庆，现居香港；父母曾把杨典1972年出生时的哭声录制了一段圆盘磁带，三岁时老爸教他学拉小提琴，还找木匠做了一个实心木头无弦琴给他练习指法，这是杨典对木头和人声最早的记忆。
多年以后，杨典古琴独奏专辑《移灯就坐》的名字，源于《广陵散》中的慢板“移灯就坐”。在《移灯就坐》的两张CD中，杨典分别用钢弦和丝弦演奏了《流水》、《广陵散》、《关山月》、《鸥鹭忘机》、《忆故人》、《梅花三弄》、《酒狂》、《潇湘水云》共20首传世古琴名曲，常是我书房里的背景音。
杨典坚持琴心剑胆的琴人传统，琴风有时相当激越，因为他觉得“古琴就是古代的重金属音乐，当然，它也可以是清微淡远的山林音乐，当它宁静的时候。虽然是五声音阶，但古琴的内在精神性有非常激烈的一面， 就如嵇康其实很‘摇滚’”。
我想起有一年我路过北京去看杨典，在他西半壁街的老槐小屋，夏日黄昏幽暗的光线中，他抱出一张琴，像旧社会的顽童抱着自己的第一把手枪，激动地说：“这是我的第一张琴，取个名字嘛。”我想了想，想到我们都很喜欢的杜甫，就说了三个字。他说，太好了！我说的那三个字，就是“青未了”。
2、妻子
难道还要我重新出现在凌晨，你才能看到
稠密的云，还在成群地繁殖着晴朗。
伤心的光芒舒卷过杂草地
透湿地披在我热爱的妻子身上。
15岁那年，杨典就这样在诗歌内部虚构了一个妻子。两年以后，17岁那年的雨季，这个“妻子”领衔的《辫子》长诗，发表在老牌诗刊《星星》上，可能是杨典最初传来的声音。
这是一个少年诗人典型的“妻子”，她像印着这些诗行的纸面一样开本修长，纯白轻盈，还没来得及拥有细节、经历和脾气。是民歌中的妇女，带着歌谣的副歌部分那种天然而宁静的美丽。
当时杨典，生活空间占有着重庆和北京之间广阔的地带，两手像火车一样发潮，晚点，而心灵像一件南下北上的危险行李。这位15岁的少年诗人偏要通过诗歌获得自己的“妻子”。当时我也是新婚燕尔，杨典羡慕一个诗人拥有一个妻子，或者说一个妻子占有一个诗人。每次他来家找我，我妻子说了我一句什么，他都要问我：“她生气了呀？”紧张而敏感。他还没来得及遭遇的诗歌外面的妻子，要到10年以后，才会和漫天的樱花一起来为他落实。
再如，1990年20行的抒情诗《屋子》里，“我的书架，床，一炉火/和一个朴素的妻子”；1994年汉俳体组诗《残经》第五卷第17则“淡淡的春天。/红水。白屋。/粮食，树和妻子”，在2008年人物组诗《冬郎》中，“你只感激东风、妻子与茶/无所谓蟒袍中大海的疲倦”，这期间，杨典的生活也多波折，动荡，并带着他“妻子”的意象走过了 22年。
这跟他最亲爱的杜甫有一种呼应。“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历经沧桑的杜甫也许是古典诗歌中最多使用“妻子”意象的诗人，也只是在乱离犬一样的中晚年。
但少年诗人杨典在15岁的诗作中就将“妻子”合盘端出，犹如“牛奶呈现佛教的蓝色”（曼捷斯塔姆），这是一个诗歌少年亚当式的初醒，带着一种淡蓝的善意。无论他后来的某些作品如何五色纷呈，杀气陡生，这种淡蓝的善意其实都是他后来全部创作的一抹底色。
从这种善意出发来解读杨典令人惊异的作品，就像接近一个巨大的蓝星体，他做得那么多，那么好，以我们这个时代无与伦比的创造和常识，带着诗歌、随笔、小说、音乐和绘画全面突围，一种惊人的美已经诞生。
虚构“妻子”这一年，他还在《天文学家写给大地的信》中这样感叹：
我给你写信，让星光向你投寄
所有的房屋为你朗读
植物是信封，群兽是内容
一天：有太阳
另一天，暴风雨。
20岁那年，他还写过：
握在手里的小手，放在嘴唇上的嘴唇
动人的是马匹和海鸥的年代
一些事物在奔跑，另一些飞翔
“当我倦于赞美日落和晨曦/人啊，请不要把我划入不朽者的行列”（庞德），季节和风景是对一个诗人最大的检验，或者说，是对一个抒情诗人最大的判决。在这点上，杨典从小就过了关，他的本色是诗人和飞翔，在重庆，在他最初的根据地。“当时我一个人住在观音岩舅舅家的三楼上，金刚塔巷52号，整个冬天我都在读书并看窗外的远山、水塔、河流与别人家错落的屋顶。”
3、传单
早年如此纯净的抒情诗，才情汹涌，就像漫过河床的春潮。只有如此纯净的开始，这几年，杨典的潮涌才会更为强烈，他飞得更高，已出版的禅学随笔集《狂禅》、书评随笔集《孤绝花》、短篇小说集《鬼斧集》、琴学随笔与戏剧集《琴殉》划出了他的翔迹，尤其是近期带有准自传性（或小说演绎）的随笔作品《打坐：我的少年心史、人物志与新浮生六记》。
《孤绝花》的原型，是杨典最初在家乡《重庆晨报》读书版上开的“我的珍本书”随笔专栏，当时我主编这版，“肉体是悲哀的，唉！我读过所有的书籍”（马拉美），虽然如此，从重庆到北京，我有时在杨典那里翻到一些旧书，也足以让我惊艳，我就说，给我们写一写这些书的故事吧！
于是，杨典像薅草逮兔一样从他的藏书中顺手薅出一些版子如数家珍：从1956年版线装鲁迅手迹影印本《嵇康集》、日本岩波书店版周作人译日本清少纳言《枕草子》，到1959年版巴西库尼亚硬面精装本《腹地》，这个爱书人向我们展现了深厚的文脉家底和逼人的绝对才气。
在《孤绝花》前言中他谈到那些旧书，“有时候我感觉它们混乱得令人想起一次席卷天下的大革命之后，散落在民间的传单，令人伤感”。一本《孤绝花》，成了杨典秘密的元素周期表，指证着他秘密的血源和谱系。
《鬼斧集》包括《冷艳锯——二十年前的一宗地方杀人案、小说及关公崇拜》、《丝人——17世纪中叶绍兴琴家张岱的最后生活》、《菊瓣儿——某中世纪刽子手秘密日记》，是杨典独创的“新聊斋”文本，把博尔赫斯式的神秘和中国历代文人笔记和民间野史融为一炉，非常奇艳。
“我对她第一次的亲吻记忆犹新，那也是在酒后。我至今仍能感到她辛辣的舌头在我空虚的口中，有如粉红色的野兽带着醉意回到久别的洞穴。”
“我崇拜她绚丽复杂的表情，崇拜她睡觉的姿势——那是我永生难忘的符号：四肢犹如变幻的光束，不重复地射向卧床周遭。”女性身体的光影，就这样第一次在杨典这样的汉语中得以成全。
透过八一路良木缘酒吧的落地玻璃窗，杨典看着窗外他少年时代的街道，手指对面好吃街数码城说：“那里原来是一个杂货铺，里面有一种单晶冰糖，形状像没有炮塔的坦克。我们买起来耍，当然，这种坦克最后的归宿，是我们的肚子。我还专门写过一首诗《坦克冰糖》。”
2007杨典曾对《新京报》记者谈到重庆：“北京与重庆的关系，对于我，就好象人与自己影子的关系。北京的阳光越强，重庆这个‘影子’就会越深。”
4、禁区
杨典回来那几天，有时从我家里出来，我们顺着毛主席和蒋委员长早年重庆谈判时走过的中山四路往下走，路边他的母校6中，因为被征用为高考考场，就成了禁区，他不得进入。这很像他的重庆青春，小时候住过七星岗归元寺、八一路歌剧院、观音岩金刚塔老巷子，这些“最重庆”的地方，现在都已灰飞烟灭，成了记忆中白生生的禁区。只有金刚塔藏式佛塔的轮廓犹存，像一个孤独的门神，镇守着门后早已沦陷的家园。
他说：“故乡只在梦中、心里，在兄弟情谊里，在回忆里，在琴声和故事中。”故乡还在书中，他的下一本书，是写一部以重庆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样的写作是杨典回重庆的另一种方式。
他的日常生活就是读书、写书和出书。读书和写书都很幸福，而出书却充满磨折，2012年他的随笔集《打坐——我的少年心史、人物志和新浮生六记》，最初在重庆一家出版社已通过初审，但最后却因“可能不赚钱”而未成。好在最后由出版莫言许多作品的著名出版公司经典博维推出。对此，杨典说：“我写家乡重庆的《打坐》没能在家乡重庆出版，我很遗憾。”
也不遗憾的是，《打坐》在重庆精典书店和乡亲们见面，写在展板上的那句广告语“打出重庆青春的怀旧坐标”，是书店要的，是我想的，因为这本书是对重庆的一个交代，杨典的亲情、友情和最初青涩的爱情，都是在重庆的守护生长的。27万字的《打坐》29篇随笔，有一半都很重庆。开卷第一篇也是最长的一篇“自传”《十七岁的獠牙》，原名就是《子宫中的獠牙》，从出生地重庆写起，重庆也是孕育他的子宫。
其中《纸月亮》写于2008年10月3日，这天是杨典舅舅的祭日，他死了整整13年后，杨典发愿：我若不让他在我的文章里永恒，我便是罪人。这位从前住在观音岩金刚塔巷的舅舅，到老都保持着黄埔军官笔挺的腰背。据说当年重庆作家黄济人写他后来名动朝野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有时写不下去了，只要爬上金刚塔杨典这位舅舅吱嘎吱嘎的阁楼，看到老人笔挺的坐相，就又找到感觉了。
住在刘胡兰幼儿园梯坎上面的舅舅，就像马尔克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老军官，终生潦倒孤独，但衣着、面相和气质，却是民国黄金年代所能养成的真正的绅士风范。有一年，我和杨典去看他，他小小的黑白电视机正放着一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片，看着看着，他就气得哮喘起来，一拍桌子：“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的！你们不要信这个，我们是中央军，我们不是强盗！”
在《十七岁的獠牙》中，杨典身体从北京移动重庆，就碰到姑娘，是一个典型的泼辣重庆姑娘，在图书馆工作。“她性格尖锐，直截了当，总是说：‘我就喜欢胭脂和钱，厌恶男人。’据说上中学时，她也经常和别人打架，那时她整天背着个军书包，里面揣着一把刀，穿着布鞋，哪个男的要是敢惹她，她就立刻暴打。但我很难在她身上找到这种痕迹。她平时很柔和，端庄，看不出来有什么暴力倾向。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和女性接触，我很陶醉，幸福，总觉得有说不完的废话。她可以说是我少年时代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美人。”
我们坐在牛角沱嘉陵江边，望着河头的纱帽石，杨典说：“我对重庆的少年情绪和追忆，开个玩笑说，就像一个远在美国的黑手党人对西西里的怀念一样。《教父》那电影里就有这一段，帕仙奴杀了人，回到意大利西西里去躲事，那种伤感的美太牛逼了。在故乡，他重新开始恋爱，看山水，回忆……”
我扔了一块鹅卵石打断他的流水和回忆，并说：“对，在那里获得成为教父的力量，未必我们银杏树夹道的重庆，就是你的西西里？”
他说：“不敢。”
这时，一辆印着“交巡警流动平台”字样的警车刚好驶过，我们都笑了。
5、童僧
2012年秋天以来，杨典因一篇俄国女诗人吉皮乌斯回忆录《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的书评《彼得堡的萨福》，促成远在海外的传奇翻译家、诗人荀红军（菲野）的“归来”。话说那荀红军（菲野），是1980年代诗歌江湖上天外飞仙般的翻译高手，他以其世不二出的语感，为我们引入俄罗斯白银时代两大偶像：他翻的曼杰施塔姆“黄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歌唱”和帕斯捷尔纳克“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这些诗句，跟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和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样，早已成为几代中国诗人心中最基本的教养。
杨典和荀红军在网上“风月大地”诗歌论坛中的“菲典对话录”持续一月，童言无忌，纵论诗事，成了诗坛的一个事件。在杨典诗人、作家、画家、琴人的各种形像中，都潜在着一个思想者的侧影。而思想，恰恰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性征。
杨典曾在随笔《一朵花没有左右》中写道：“一朵花本身就是美，圆形的花冠没有什么左右。但诗仍然是诗，一点也无法掺假。在真话面前，左与右都是废话。”
从老是在区分“在斯万家那边”，“在盖尔芒特家那边”的大资产阶级分子普鲁斯特，从“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并宣称“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的大无产阶级分子***，到一直纠缠于站在“左边”还是“站在虚构一边”的***时代的红卫兵小资产阶级分子柏桦和欧阳江河，再到“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天堂向左，深圳往右”的新资产阶级分子郭敬明和慕容雪村，再到“富贵再三逼人”式地从纸面再三绑架“中国”的愤青资产阶级分子红小兵宋强、张小波，“左右”一直左右着我们在大地上的投影。
现在，杨典出来了，他说，一朵花不分左右。
这种佛陀（他曾拈花微笑）和耶酥（他曾说所罗门王极荣华之时所穿戴的，还不如一朵野地里的百合花）式的大智慧，就像我们陷于左右站队的黑暗迷宫，一个孩子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墙上某个开关，大海就出现了，不分左右，到处是岸。
对我们来说，要读透杨典，读透他在重庆和北京之间关于人、岁月和生活所能够产生的神秘成果，基本上是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又必然面对，就像重庆的朝天门斜对江北城，北京的大前门正对正阳门。
从南到北，从古到今，从诗歌到古琴，他像广谱抗菌素一样占有着文脉、动作和声音的广阔的地平线（就像1970年重庆汽车修理总厂大院里露天上映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名字）。他在这条线上翻飞，有时接近天空，有时触拢大地，有时天人合一。
在创造和常识之间，他像一个周旋于“祖国”和“国家”之间的“双重间谍”，用创造捍卫常识，用常识平衡创造。在创造和常识之间，他又像一挺陆军的班用机枪一样好使，一拖出来就解决问题，从而在很多指标上都如一个1958年度大跃进运动中赶英超美的劳模一样，经常超额完成自己。
在全球像一位“意志化妇女”（杨典《花与反骨·灰尘》）的腮红一样变暖时，“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杨典以自己的清新和俊逸成就着一种气候，我看见很多东西朝他聚集，就像阿西西的圣佛兰西斯科讲道时，鸟儿和鱼儿朝他的手指回归。杨典18岁那年在北京写的《童僧》中曾有“象演员放下道具那样/放走到手的动物”；而现在这些回来的，有的就是他当初放走的小兽。
当初的诗歌少年杨典，如今也已是一个41岁的父亲，但却一直是一个我们从重庆派往北方的“孩子”。从青未了、雨前、九张机到阿是穴，在一张一张古琴之声中，在一张一张纸面和画布上，在源于重庆的阴郁***中，杨典开始了他的返源之旅，像一支年轻的军队，走过最动荡和最明净的地区：“一张大书案、一盏老灯、堆满在周围的书籍、电脑与手稿……这是一个人最小的帝国。写作时没有人能帮助你，代替你——周围都是黑暗，而这也正是你最接近神的时刻。”
这是杨典《黑色的春天》，这是10年来我读到的关于写作的最好的言说。这样的人，他的书房和琴室，像雨后的林中空地一样干净、芳香；这样的人，他怀抱古琴的样子，就像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兄弟，从天而降。
——关于少年时代的杨典与我们的人、岁月、生活
作者：子午
17年后，杨典回到重庆我的书房，好像从未离开，还是从前那样刚在解放碑逛完书店，来找我出去喝酒。他扫了一眼我挤得满满的书房，又从挎包里掏两本新书给了我。从北京出发，琴会成都，杨典带着妻女转回已无亲人的重庆。他掏书和谈书的样子，还是17年前在重庆和这帮朋友混在一起的最小的兄弟，我们的小酒童，夏夜提着一个铁皮桶，嘁哩哐啷，下楼去给我们打啤酒，很不情愿的样子，生怕他一走，就错过了什么好耍的事情。
1、 青未了
杨典1972年生于重庆，1985年后则长在北京，故汲取了双城精华，在重庆的坡度和北京的平面之间滑翔。出生于音乐世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王府旧院长大；曾赴日生活，把三岛由纪夫的诗歌翻译得很漂亮；他是职业古琴家，琴师，甚至还是职业画家；他出版了古琴独奏专辑《移灯就坐》，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过画展。他的画是最古典的线条在最现代的画布上漫游，像古色古香的《天工开物》和《本草纲目》里面的插图一样迷人。
杨典说：“我对重庆三个地方最有感情，归元寺、八一路歌剧团、上清寺。”他记忆中的出生地归元寺，一个斜坡上去就是一个坝子，到处都是黄桷树，木板楼。其父是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是首任院长马思聪先生的得意门生，1957年反右时从北京“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奥顿），下放重庆，现居香港；父母曾把杨典1972年出生时的哭声录制了一段圆盘磁带，三岁时老爸教他学拉小提琴，还找木匠做了一个实心木头无弦琴给他练习指法，这是杨典对木头和人声最早的记忆。
多年以后，杨典古琴独奏专辑《移灯就坐》的名字，源于《广陵散》中的慢板“移灯就坐”。在《移灯就坐》的两张CD中，杨典分别用钢弦和丝弦演奏了《流水》、《广陵散》、《关山月》、《鸥鹭忘机》、《忆故人》、《梅花三弄》、《酒狂》、《潇湘水云》共20首传世古琴名曲，常是我书房里的背景音。
杨典坚持琴心剑胆的琴人传统，琴风有时相当激越，因为他觉得“古琴就是古代的重金属音乐，当然，它也可以是清微淡远的山林音乐，当它宁静的时候。虽然是五声音阶，但古琴的内在精神性有非常激烈的一面， 就如嵇康其实很‘摇滚’”。
我想起有一年我路过北京去看杨典，在他西半壁街的老槐小屋，夏日黄昏幽暗的光线中，他抱出一张琴，像旧社会的顽童抱着自己的第一把手枪，激动地说：“这是我的第一张琴，取个名字嘛。”我想了想，想到我们都很喜欢的杜甫，就说了三个字。他说，太好了！我说的那三个字，就是“青未了”。
2、妻子
难道还要我重新出现在凌晨，你才能看到
稠密的云，还在成群地繁殖着晴朗。
伤心的光芒舒卷过杂草地
透湿地披在我热爱的妻子身上。
15岁那年，杨典就这样在诗歌内部虚构了一个妻子。两年以后，17岁那年的雨季，这个“妻子”领衔的《辫子》长诗，发表在老牌诗刊《星星》上，可能是杨典最初传来的声音。
这是一个少年诗人典型的“妻子”，她像印着这些诗行的纸面一样开本修长，纯白轻盈，还没来得及拥有细节、经历和脾气。是民歌中的妇女，带着歌谣的副歌部分那种天然而宁静的美丽。
当时杨典，生活空间占有着重庆和北京之间广阔的地带，两手像火车一样发潮，晚点，而心灵像一件南下北上的危险行李。这位15岁的少年诗人偏要通过诗歌获得自己的“妻子”。当时我也是新婚燕尔，杨典羡慕一个诗人拥有一个妻子，或者说一个妻子占有一个诗人。每次他来家找我，我妻子说了我一句什么，他都要问我：“她生气了呀？”紧张而敏感。他还没来得及遭遇的诗歌外面的妻子，要到10年以后，才会和漫天的樱花一起来为他落实。
再如，1990年20行的抒情诗《屋子》里，“我的书架，床，一炉火/和一个朴素的妻子”；1994年汉俳体组诗《残经》第五卷第17则“淡淡的春天。/红水。白屋。/粮食，树和妻子”，在2008年人物组诗《冬郎》中，“你只感激东风、妻子与茶/无所谓蟒袍中大海的疲倦”，这期间，杨典的生活也多波折，动荡，并带着他“妻子”的意象走过了 22年。
这跟他最亲爱的杜甫有一种呼应。“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历经沧桑的杜甫也许是古典诗歌中最多使用“妻子”意象的诗人，也只是在乱离犬一样的中晚年。
但少年诗人杨典在15岁的诗作中就将“妻子”合盘端出，犹如“牛奶呈现佛教的蓝色”（曼捷斯塔姆），这是一个诗歌少年亚当式的初醒，带着一种淡蓝的善意。无论他后来的某些作品如何五色纷呈，杀气陡生，这种淡蓝的善意其实都是他后来全部创作的一抹底色。
从这种善意出发来解读杨典令人惊异的作品，就像接近一个巨大的蓝星体，他做得那么多，那么好，以我们这个时代无与伦比的创造和常识，带着诗歌、随笔、小说、音乐和绘画全面突围，一种惊人的美已经诞生。
虚构“妻子”这一年，他还在《天文学家写给大地的信》中这样感叹：
我给你写信，让星光向你投寄
所有的房屋为你朗读
植物是信封，群兽是内容
一天：有太阳
另一天，暴风雨。
20岁那年，他还写过：
握在手里的小手，放在嘴唇上的嘴唇
动人的是马匹和海鸥的年代
一些事物在奔跑，另一些飞翔
“当我倦于赞美日落和晨曦/人啊，请不要把我划入不朽者的行列”（庞德），季节和风景是对一个诗人最大的检验，或者说，是对一个抒情诗人最大的判决。在这点上，杨典从小就过了关，他的本色是诗人和飞翔，在重庆，在他最初的根据地。“当时我一个人住在观音岩舅舅家的三楼上，金刚塔巷52号，整个冬天我都在读书并看窗外的远山、水塔、河流与别人家错落的屋顶。”
3、传单
早年如此纯净的抒情诗，才情汹涌，就像漫过河床的春潮。只有如此纯净的开始，这几年，杨典的潮涌才会更为强烈，他飞得更高，已出版的禅学随笔集《狂禅》、书评随笔集《孤绝花》、短篇小说集《鬼斧集》、琴学随笔与戏剧集《琴殉》划出了他的翔迹，尤其是近期带有准自传性（或小说演绎）的随笔作品《打坐：我的少年心史、人物志与新浮生六记》。
《孤绝花》的原型，是杨典最初在家乡《重庆晨报》读书版上开的“我的珍本书”随笔专栏，当时我主编这版，“肉体是悲哀的，唉！我读过所有的书籍”（马拉美），虽然如此，从重庆到北京，我有时在杨典那里翻到一些旧书，也足以让我惊艳，我就说，给我们写一写这些书的故事吧！
于是，杨典像薅草逮兔一样从他的藏书中顺手薅出一些版子如数家珍：从1956年版线装鲁迅手迹影印本《嵇康集》、日本岩波书店版周作人译日本清少纳言《枕草子》，到1959年版巴西库尼亚硬面精装本《腹地》，这个爱书人向我们展现了深厚的文脉家底和逼人的绝对才气。
在《孤绝花》前言中他谈到那些旧书，“有时候我感觉它们混乱得令人想起一次席卷天下的大革命之后，散落在民间的传单，令人伤感”。一本《孤绝花》，成了杨典秘密的元素周期表，指证着他秘密的血源和谱系。
《鬼斧集》包括《冷艳锯——二十年前的一宗地方杀人案、小说及关公崇拜》、《丝人——17世纪中叶绍兴琴家张岱的最后生活》、《菊瓣儿——某中世纪刽子手秘密日记》，是杨典独创的“新聊斋”文本，把博尔赫斯式的神秘和中国历代文人笔记和民间野史融为一炉，非常奇艳。
“我对她第一次的亲吻记忆犹新，那也是在酒后。我至今仍能感到她辛辣的舌头在我空虚的口中，有如粉红色的野兽带着醉意回到久别的洞穴。”
“我崇拜她绚丽复杂的表情，崇拜她睡觉的姿势——那是我永生难忘的符号：四肢犹如变幻的光束，不重复地射向卧床周遭。”女性身体的光影，就这样第一次在杨典这样的汉语中得以成全。
透过八一路良木缘酒吧的落地玻璃窗，杨典看着窗外他少年时代的街道，手指对面好吃街数码城说：“那里原来是一个杂货铺，里面有一种单晶冰糖，形状像没有炮塔的坦克。我们买起来耍，当然，这种坦克最后的归宿，是我们的肚子。我还专门写过一首诗《坦克冰糖》。”
2007杨典曾对《新京报》记者谈到重庆：“北京与重庆的关系，对于我，就好象人与自己影子的关系。北京的阳光越强，重庆这个‘影子’就会越深。”
4、禁区
杨典回来那几天，有时从我家里出来，我们顺着毛主席和蒋委员长早年重庆谈判时走过的中山四路往下走，路边他的母校6中，因为被征用为高考考场，就成了禁区，他不得进入。这很像他的重庆青春，小时候住过七星岗归元寺、八一路歌剧院、观音岩金刚塔老巷子，这些“最重庆”的地方，现在都已灰飞烟灭，成了记忆中白生生的禁区。只有金刚塔藏式佛塔的轮廓犹存，像一个孤独的门神，镇守着门后早已沦陷的家园。
他说：“故乡只在梦中、心里，在兄弟情谊里，在回忆里，在琴声和故事中。”故乡还在书中，他的下一本书，是写一部以重庆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样的写作是杨典回重庆的另一种方式。
他的日常生活就是读书、写书和出书。读书和写书都很幸福，而出书却充满磨折，2012年他的随笔集《打坐——我的少年心史、人物志和新浮生六记》，最初在重庆一家出版社已通过初审，但最后却因“可能不赚钱”而未成。好在最后由出版莫言许多作品的著名出版公司经典博维推出。对此，杨典说：“我写家乡重庆的《打坐》没能在家乡重庆出版，我很遗憾。”
也不遗憾的是，《打坐》在重庆精典书店和乡亲们见面，写在展板上的那句广告语“打出重庆青春的怀旧坐标”，是书店要的，是我想的，因为这本书是对重庆的一个交代，杨典的亲情、友情和最初青涩的爱情，都是在重庆的守护生长的。27万字的《打坐》29篇随笔，有一半都很重庆。开卷第一篇也是最长的一篇“自传”《十七岁的獠牙》，原名就是《子宫中的獠牙》，从出生地重庆写起，重庆也是孕育他的子宫。
其中《纸月亮》写于2008年10月3日，这天是杨典舅舅的祭日，他死了整整13年后，杨典发愿：我若不让他在我的文章里永恒，我便是罪人。这位从前住在观音岩金刚塔巷的舅舅，到老都保持着黄埔军官笔挺的腰背。据说当年重庆作家黄济人写他后来名动朝野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有时写不下去了，只要爬上金刚塔杨典这位舅舅吱嘎吱嘎的阁楼，看到老人笔挺的坐相，就又找到感觉了。
住在刘胡兰幼儿园梯坎上面的舅舅，就像马尔克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老军官，终生潦倒孤独，但衣着、面相和气质，却是民国黄金年代所能养成的真正的绅士风范。有一年，我和杨典去看他，他小小的黑白电视机正放着一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片，看着看着，他就气得哮喘起来，一拍桌子：“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的！你们不要信这个，我们是中央军，我们不是强盗！”
在《十七岁的獠牙》中，杨典身体从北京移动重庆，就碰到姑娘，是一个典型的泼辣重庆姑娘，在图书馆工作。“她性格尖锐，直截了当，总是说：‘我就喜欢胭脂和钱，厌恶男人。’据说上中学时，她也经常和别人打架，那时她整天背着个军书包，里面揣着一把刀，穿着布鞋，哪个男的要是敢惹她，她就立刻暴打。但我很难在她身上找到这种痕迹。她平时很柔和，端庄，看不出来有什么暴力倾向。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和女性接触，我很陶醉，幸福，总觉得有说不完的废话。她可以说是我少年时代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美人。”
我们坐在牛角沱嘉陵江边，望着河头的纱帽石，杨典说：“我对重庆的少年情绪和追忆，开个玩笑说，就像一个远在美国的黑手党人对西西里的怀念一样。《教父》那电影里就有这一段，帕仙奴杀了人，回到意大利西西里去躲事，那种伤感的美太牛逼了。在故乡，他重新开始恋爱，看山水，回忆……”
我扔了一块鹅卵石打断他的流水和回忆，并说：“对，在那里获得成为教父的力量，未必我们银杏树夹道的重庆，就是你的西西里？”
他说：“不敢。”
这时，一辆印着“交巡警流动平台”字样的警车刚好驶过，我们都笑了。
5、童僧
2012年秋天以来，杨典因一篇俄国女诗人吉皮乌斯回忆录《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的书评《彼得堡的萨福》，促成远在海外的传奇翻译家、诗人荀红军（菲野）的“归来”。话说那荀红军（菲野），是1980年代诗歌江湖上天外飞仙般的翻译高手，他以其世不二出的语感，为我们引入俄罗斯白银时代两大偶像：他翻的曼杰施塔姆“黄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歌唱”和帕斯捷尔纳克“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这些诗句，跟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和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样，早已成为几代中国诗人心中最基本的教养。
杨典和荀红军在网上“风月大地”诗歌论坛中的“菲典对话录”持续一月，童言无忌，纵论诗事，成了诗坛的一个事件。在杨典诗人、作家、画家、琴人的各种形像中，都潜在着一个思想者的侧影。而思想，恰恰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性征。
杨典曾在随笔《一朵花没有左右》中写道：“一朵花本身就是美，圆形的花冠没有什么左右。但诗仍然是诗，一点也无法掺假。在真话面前，左与右都是废话。”
从老是在区分“在斯万家那边”，“在盖尔芒特家那边”的大资产阶级分子普鲁斯特，从“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并宣称“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的大无产阶级分子***，到一直纠缠于站在“左边”还是“站在虚构一边”的***时代的红卫兵小资产阶级分子柏桦和欧阳江河，再到“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天堂向左，深圳往右”的新资产阶级分子郭敬明和慕容雪村，再到“富贵再三逼人”式地从纸面再三绑架“中国”的愤青资产阶级分子红小兵宋强、张小波，“左右”一直左右着我们在大地上的投影。
现在，杨典出来了，他说，一朵花不分左右。
这种佛陀（他曾拈花微笑）和耶酥（他曾说所罗门王极荣华之时所穿戴的，还不如一朵野地里的百合花）式的大智慧，就像我们陷于左右站队的黑暗迷宫，一个孩子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墙上某个开关，大海就出现了，不分左右，到处是岸。
对我们来说，要读透杨典，读透他在重庆和北京之间关于人、岁月和生活所能够产生的神秘成果，基本上是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又必然面对，就像重庆的朝天门斜对江北城，北京的大前门正对正阳门。
从南到北，从古到今，从诗歌到古琴，他像广谱抗菌素一样占有着文脉、动作和声音的广阔的地平线（就像1970年重庆汽车修理总厂大院里露天上映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名字）。他在这条线上翻飞，有时接近天空，有时触拢大地，有时天人合一。
在创造和常识之间，他像一个周旋于“祖国”和“国家”之间的“双重间谍”，用创造捍卫常识，用常识平衡创造。在创造和常识之间，他又像一挺陆军的班用机枪一样好使，一拖出来就解决问题，从而在很多指标上都如一个1958年度大跃进运动中赶英超美的劳模一样，经常超额完成自己。
在全球像一位“意志化妇女”（杨典《花与反骨·灰尘》）的腮红一样变暖时，“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杨典以自己的清新和俊逸成就着一种气候，我看见很多东西朝他聚集，就像阿西西的圣佛兰西斯科讲道时，鸟儿和鱼儿朝他的手指回归。杨典18岁那年在北京写的《童僧》中曾有“象演员放下道具那样/放走到手的动物”；而现在这些回来的，有的就是他当初放走的小兽。
当初的诗歌少年杨典，如今也已是一个41岁的父亲，但却一直是一个我们从重庆派往北方的“孩子”。从青未了、雨前、九张机到阿是穴，在一张一张古琴之声中，在一张一张纸面和画布上，在源于重庆的阴郁***中，杨典开始了他的返源之旅，像一支年轻的军队，走过最动荡和最明净的地区：“一张大书案、一盏老灯、堆满在周围的书籍、电脑与手稿……这是一个人最小的帝国。写作时没有人能帮助你，代替你——周围都是黑暗，而这也正是你最接近神的时刻。”
这是杨典《黑色的春天》，这是10年来我读到的关于写作的最好的言说。这样的人，他的书房和琴室，像雨后的林中空地一样干净、芳香；这样的人，他怀抱古琴的样子，就像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兄弟，从天而降。
2013年3月 重庆
本文已载《名作欣赏》2013年6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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