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筠：文学史的“确定”和“不确定

商筠：文学史的“确定”和“不确定


3月8日《上海书评》访谈栏目刊出了《宇文所安谈文学史的写法》一文，旨在“提醒我们，文学史是不稳定的，我们应该学会接受不确定性”。如是，文学史的写法从“经典力学”的表达一跃而至“量子力学”，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细读访谈对话，总觉得宇文所安所谓的“不确定性”于义有所未安，因此冒昧地提几点还不敢十分“确定”的看法，敬请所安教授及广大同好不吝赐教。
　　
　　　　关于竹简
　　
　　　　所安教授说：“以前人都说屈原在自沉前写了《怀沙》，但是如果他真的写了的话，那得随身背多少竹简啊，得花多少时间才能一笔一画用小刀刻完呀。”
　　
　　　　恕我少见多怪，虽然明清“竹刻”见过不少，但还从未见过出土竹简文字是“一笔一画用小刀刻”成的，而是一律用笔写，一般都是墨书，只有极个别处是朱书。《墨子·兼爱下》曾说：“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早在196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钱存训的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中文名就叫《书于竹帛》。这部当时即被许倬云称作“西文著述中至今唯一有系统介绍印刷发明前中国文字记载方式的书籍”，后又被李约瑟誉为可与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与西传》一书媲美的名著，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界应该是不陌生的吧？
　　
　　　　不过，所安教授所说的“小刀”倒也非无用之物，古人写错字时，就用它刮去误处重新书写。《史记·张丞相列传》注云：“古用简牍，书有错谬，以刀削之，故号曰‘刀笔吏’。”原来，古代的“公务员”们是把“小刀”用如现在的橡皮和涂改液的。半个多世纪前的1957年，河南信阳楚墓中就出土过一个战国时代的竹简书写工具箱，里面装有毛笔和成套的竹简修治工具，也有两把这种“小刀”。
　　
　　　　另据研究，楚国书籍类简册一般为当时的二尺上下，约合今天的四十五厘米左右，每简一般能写二三十字。而今本《怀沙》还不到五百字，最多二十枚简就够写了，也花不了“多少时间”。这些简卷起来一小把，想必不劳三闾大夫背吧，挟在腋下也重不到哪里去。再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不是早就著称于世了吗？想来泽畔行吟的屈子大可不必“随身背多少竹简”，将诗篇写于缣帛，置于怀袖，岂不其轻如羽？我说这些，不是想“确定”“屈原在自沉前写了《怀沙》”，无非是希望所安教授千万要名副其实地“察其所安”，不要将明明“可确定”的偏偏看作“不确定”的。
　　
　　　　关于诗经
　　
　　　　所安教授还说：“《诗经》是没有年代的。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汉以前《诗经》曾被作为一个整体记录过，我们可以猜测它曾经被记录过，却在秦火中焚毁了，但也可能是到比较晚的年代才出现了集合本。……在汉以前，可能很多人都能把《诗经》背得很熟，以至于不需要文本的记录。想一想，如果《诗经》一直是一种口头文本，又是用古老的方言传诵的，如果语言变化了，那么文本的内容也会跟着变化。”
　　
　　　　这里牵涉到一个“口头文本”与写本传承的问题，我们知道《汉书·艺文志》中谈到“诗”时有一句著名的话：“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所谓“诗经”是到汉代被奉为经典以后才有的名称，此前都称为“诗”，因此所谓“《诗经》是没有年代的”这个提法不准确。当然，教授也许会说这是为了方便起见，但是我想说的是，作为典籍意义的“诗”也绝不是一笔糊涂账，不是“没有年代”的。“诗”至少在孔子时代就有“三百五篇”这一“集合本”，而并非在“比较晚的年代”才出现的。《汉志》明确说“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而非“以其讽诵，不在竹帛故也”。因此，“诗”绝非“一直是一种口头文本”，也不存在什么“在汉以前，可能很多人都能把《诗经》背得很熟，以至于不需要文本的记录”。准确地讲，当时应该是口诵与传写并行的。
　　
　　　　在记者谈到“今天还是有很多学者认为《诗经》是孔子编辑的”时，所安教授说：“那我可没办法，我觉得人们应该学会接受不确定性。”他还说：“研究需要讲证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是不是孔子所知道的《诗经》？有证据说明这其中是有问题的。”那么，所谓“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汉以前《诗经》曾被作为一个整体记录过”的“证据”又何在呢？教授十分谦逊地回答：“就像孔夫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我倒是觉得我很坚持孔子的教诲。我不会说孔子编了《诗经》，我会说我不知道。”
　　
　　　　所引孔子语出自《论语·子路》篇，教授既如此“坚持孔子的教诲”，难道就忘了在同一篇，夫子还谆谆教导“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吗？所安教授十分钟情于《为政》篇中的子曰“察其所安”一语，独不闻同篇还有“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句名言吗？孔子反复提及的“诗三百”，不恰恰说明了当时已经有“整体记录”了吗！
　　
　　　　其实，孔子是否“整体记录”过“诗”，与“诗”的文本在长期传写过程中由于方言、文字以及师承的不同产生的异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
　　
　　　　谁都不能否认，古书的抄写、结集并传承经过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孔子时代的《诗》与今本《诗经》一定有不少差异，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汉代，诗有鲁、齐、韩、毛四家，各家文字就有不同，我们通常说的今本《诗经》就是《毛诗》。而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发现的《诗经》，经研究与这四家都不同，可能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别本。结合后来发现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简来看，《诗》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本的不同仅属“异文”问题。而其基本结构，比如分为“风”（楚简称“邦风”，汉代因避高祖讳而改为“国风”）、大小“雅”（楚简称“大雅”、“小雅”为“大夏”、“小夏”）、“颂”（楚简称为“讼”，是假借字）三类以及大部分诗篇名，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基本定型，许多诗句尽管历代传写存在不少异文，但句型大致不变。另外，各种先秦古书中所引的诗句，虽然有极少数不见于今本的所谓“逸诗”，但绝大多数都能与今本找到对应，当然总免不了会有些异文。凡此，皆可证明孔子所说的“诗三百”是信而有征的。毫无疑问，在孔子时代经过编纂的各类诗作已被“整体记录”过。我们不能由于文本有异同就否认这一点，不能因这一“不稳定”而无视其内在的稳定性，更不能不去寻找“证据”，而只是乞灵于“追忆”，在“迷楼”中梦游，那就会永远被“不确定性”的迷雾所迷而找不着北。
　　
　　　　至于所安教授不信孔子整理过《诗》这点，我也只能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我可没办法”。“多闻阙疑”固然不错，但孔子还教导我们要“多见阙殆”，如今出土文献不断涌现，对古书的研究无疑大有裨益，耳食耳学是断断不行的。
　　
　　　　虽然我与所安教授素昧平生，但至少有一点相同之处，那就是也“很坚持孔子的教诲”。不过，信奉的是同在《子路》篇的另一句话：“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