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云楼到阳明洞

从瑞云楼到阳明洞

浙东学派起源于宋代，发达于明清。其代表人物多为活动于今宁（波）绍（兴）两府及籍贯为宁绍两府的学者。案政区地理之沿革，渐水（浙水）以东地区、即以会稽郡为学术中心的吴越文化，自东汉王充开始，至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至隋唐而衰，及南宋又复盛矣。宋代有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但是，宋代对于浙东学术的新生命来说，只是个发轫，一直到明代王阳明，浙东学派才有了连贯性的传承。阳明之后有钱德洪、王畿、徐爱、闻人诠，至明末清初，最为盛大，是时浙东学派代表有刘宗周、朱舜水、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

浙东学派，有时也指明末清初活动于宁绍两府，以研究经学兼史学为要任的经史学派。因其史学成就特别巨大，此流派或被称作浙东史学，或作狭义的浙东流派。但无论狭义还是广义的浙东学派，都绕不开给浙东学术注入强大生命力的阳明先生。

瑞云楼

瑞云楼，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武胜门路，是王阳明的出生地。余姚王氏在南宋时迁自达溪，居城内秘图山，至明代早期又分居于此。王阳明祖父王天叙，号竹轩，著有《竹轩稿》和《江湖杂稿》。父王华，明成化辛丑科（1481年）状元，仕至南京吏部尚书。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亦称王阳明。据《王文成公守仁年谱》（以下省称《年谱》）载：“宪宗成化八年（1472）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是为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郑娠十四月。祖母岑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授岑，岑警寤，已闻啼声。祖竹轩公异之，即以云名。乡人传其梦，指所生楼曰瑞云楼。”案《年谱》，因祖母岑氏梦见瑞云送儿，所以祖父给长孙取名为王云。而乡人邻里因岑氏之梦，把这往日的莫家大院改称成瑞云楼。

据说，王阳明到了五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有一日，他正与邻家儿童游嬉，一僧人过之，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这话传到竹轩公耳里，顿悟，遂更名守仁。说来也奇怪，把王云改名成王守仁，一张小嘴顿时能说会道了。数日后，祖父听闻小守仁独自在庭院吟诵他曾经读过的诗文，惊讶问之，答曰：“闻祖读诗已默记矣。”
王阳明自出生，到他父亲考取状元的这十一年里，他一直和家人居住在瑞云楼。案《年谱》，成化十八年，先生十一岁时，其父“迎养竹轩翁，因携先生如京师。”至孝宗皇帝弘治元年，王阳明因婚事回姚做些前期准备。当年七月，他又赴江西迎娶夫人诸氏，同时游学访贤，直至次年十二月，再度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在这之后，他在瑞云楼静静地待了三年——这三年，是他读书做学问最为刻苦的时候。

原瑞云楼毁于清乾隆年间，后为叶家所有，更名寿山堂。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余姚市政府拨款一百多万元，迁徙居民，重建了主楼。如今，瑞云楼已是焕然一新，主楼建筑面积达五百多平方米。七楼七底，重檐硬山，庭院深深。据说王阳明的胞衣就埋在瑞云楼庭院的石板底下。但现在，庭院石板都结结实实的，还蒙上了一层细薄的苔藓。

在瑞云楼的大门南首，有一排照壁。照壁南首，有一广场，广场上矗立有香港孔教协会赠送的王阳明铜像。广场最南端，有一牌坊——但仅横匾为旧有，向南一面镌有“新建伯”三字，另一面镌“柱国”，石匾已断裂，有修补痕迹。牌坊的其余构件都是条石新制。

值得一提的，瑞云楼后的清晖佳气楼。两楼之间，隔着一条弄堂。这弄堂的前身，其实是条小河滨。当年，王阳明与他的发小倪小野，隔着一条小河呼应，小野若不想过桥绕到前门去，小舟稍横即可渡至王家后门了。阳明先生曾有诗《题倪小野清晖楼》：“经锄世泽著南州，地接蓬莱近斗牛。意气元龙高百尺，文章司马壮千秋。先几入奏功名盛，未老投簪物望优。三十年来同出处，清晖楼对瑞云楼。”倪小野者，即明代诗家倪宗正。

龙泉寺与中天阁

瑞云楼在龙泉山北，龙泉寺在龙泉山南，中天阁在龙泉山的山腰上。似乎如此并不能说明这五六十米海拔的龙泉山，对于王阳明有何特别的意义。

当我们看到：王阳明出生于龙泉山北的瑞云楼，结诗社于龙泉山南的龙泉寺，讲学于龙泉山南坡的中天阁，其父王华“尝读书龙泉山中，又称龙泉山公”，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王阳明一生，其实一直围绕着“龙泉山”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山包，它几乎成了王阳明生命里一个意义非凡的中心词。

龙泉寺始建于晋咸康二年（336年），与杭州灵隐寺年代相仿，与宁波天童寺同为浙东名刹。龙泉寺前，是碧波东去的姚江，对岸，即郦道元《水经注》里的“汉蜀郡太守黄昌宅”。案《年谱》，弘治六年春，王阳明会试下第，“归余姚，结诗社于龙泉山寺。”

中天阁始建于五代，取名唐方干“中天气爽星河近”句，原为龙泉寺之部分。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弟子钱德洪开辟中天阁为讲堂。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回余姚扫墓，钱德洪等七十四人把他迎请到中天阁，开姚江讲学之始。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丁父忧家居期间，于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为开讲之日，听讲者多达三百余人。当时，王阳明还为门下弟子订立学规《中天阁勉诸生》，亲自书壁。

阳明洞

阳明洞不在余姚，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省修文县城东龙岗山（今名栖霞山）上。因明正德三年，王阳明被谪为龙场（今修文县）驿丞，居无处所，暂居此洞而得名。

案《年谱》所载，武宗正德元年二月，“上封事，下诏狱，谪龙场驿驿丞”。此事因朱厚照登基不久，阉臣刘瑾窃柄误国，是时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以谏忏旨，逮系诏狱。当时王阳明抗疏营救，疏入，救不了戴、薄，触犯了天威，领了四十廷杖之后，接着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自南京向贵州去，无论钱塘还是余姚，都不在赴谪的线路上。但案《年谱》记载，“武宗正德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岁，在越”。我想，王阳明出狱之后，一开始并无赴谪之心，他应该找了个借口先转道绍兴，回了一次余姚老家，与家人朋友告别之后，准备远遁他乡。但是，途中遇到的异人与他交谈之后，改变了他的想法——“汝有亲在，万一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粤，何以应之？”

在这一年夏天的赴谪途中，王阳明在钱塘江边，巧妙地避开了刘瑾派出的杀手，“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脱之”——此托言投江，实乃伪装自杀。

据《年谱》记载，王阳明这一趟赴谪之途，走了半年多，一直到正德三年的春天，才抵达贵州龙场。驿丞，尽管在当时也属于公务员编制，却是当时帝国官僚机构里最为卑微的官职之一，差不多如今的乡村邮电所长。龙场驿地处龙岗山下，阳明先生到任伊始，无处安息，暂居于龙岗山山腰，被当时土民称作“东洞”的洞穴里。此洞经王阳明栖身后，改称为“阳明小洞天”，省称“阳明洞”。他又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名为“何陋轩”。并在洞口左侧修一小亭，名“君子亭”，亭子四周遍栽修竹。

阳明先生悟道之心甚为坚决，传说他在洞中置一石棺，以明不移之志。他谪居龙场三年，终于成就了著名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学说，并进一步萌发了“致良知”思想，为其后成为著名哲学家奠定了基础。

《传习录》“岩中花树”条，无疑体现了阳明先生之玲珑道心：“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从黄竹浦到龙虎草堂

《黄梨洲先生年谱》（以下省称《年谱》）云：“公讳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忠端公（黄尊素）之长子，居余姚通德乡黄竹浦。”案光绪《余姚县志》，黄竹浦俗名官埭浦，亦称官船浦。今《余姚地名志•明伟乡》有浦口一条，云：“黄竹浦发源燕窝乡，出十五岙北流入姚江。其下流后新屋、七房、前园等自然村均为黄姓世居地，其地以浦为名，通称黄竹浦。”浦口，即燕窝大溪流注姚江的入口。出浦口，西下可抵沪杭，东去可达宁波，无论出门远游，还是迎送客人，皆是方便。

忠臣孤子黄宗羲

黄宗羲之父黄尊素，字真长，号白安。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任宁国推官等职，天启二年（1622年）升御史。天启四年，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一时群僚响应。天启五年，魏忠贤大举反扑，逮东林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下狱，乃借边事加以陷害，诬其曾受杨镐、熊廷弼贿赂。此六人均死于狱中，时称为“六君子”。天启六年，魏忠贤又兴大狱，逮东林党周起元（前应天巡抚），高攀龙（前左都御史），周顺昌（吏部员外郎），缪昌期（谕德），李应昇（御史），周宗建（御史），黄尊素（御史）。此七人，除高攀龙投水而死，其余六人被魏阉同党许显纯用非人的酷刑谋杀，时称为“后七君子”。当时，黄尊素年仅四十三岁。日后，在由魏阉指使党羽编写的臭名昭著的《东林点将录》里，黄尊素被列在天罡星中，冠以“东林急先锋”。

案《清史稿•儒林传》记载，思宗即位之崇祯初年，作为长子的黄宗羲远赴京师为父鸣冤。但抵达北京之后，黄宗羲发现魏阉已在流放途中自缢了，他随即上疏，恳请朝廷诛杀魏阉同党曹钦程、李实。当时，恰逢廷审许显纯、崔应元，东林诸遗孤如黄宗羲等上堂对簿，出人意料的是，宗羲在廷审途中，出袖锥锥杀了许显纯。主犯许显纯死了，但黄宗羲并没有罢手，进而殴杀应元，拔其须归祭其父神主之前；又追杀了牢卒叶咨、颜文仲——这两个牢头大概就是杀害黄尊素的最直接凶手了。日后，崇祯帝听闻了此事，叹说道：“忠臣孤子，甚恻朕怀。”这一次血腥得让人胆战心惊的复仇行动，反而增添了黄宗羲日后作为一代大儒的人格魅力，当时天下民众皆称黄宗羲为“姚江黄孝子”。

复仇归来的黄宗羲，隐居于余姚黄竹浦，更加肆力于学。并遵父遗命，与诸弟师事山阴刘宗周（蕺山）——当时，姚江学派因追承海门周氏之绪，授儒入释，学术之途几乎走到了尽头。作为东林党主要成员的黄尊素，早已看到姚江学派自钱德洪之后对阳明学说的严重偏离，把目光转而投向晚明儒学殿军刘蕺山。正是黄尊素这个看上去舍近就远的选择，才造就了日后的一代大儒黄梨洲。案《清史稿•儒林》载：“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诸子皆以名德重，而御侮之功莫如宗羲。弟宗炎、宗会，并负异才，自教之，有东浙三黄之目。”

崇祯初年，朝廷赠其父黄尊素为太仆卿。南明福王时，又追谥号忠端，故后人亦称作黄忠端公。忠端公之墓，在今余姚陆埠化安山。

抗清义士黄宗羲

明代黄竹浦之地望，应该涵盖了《余姚地名志》中浦口、李家塔。尤其是在今天的李家塔居民里，黄姓依旧是大族，而村老谓此系黄梨洲故居地。口口相传，也许有一定道理。

处于晚明的黄宗羲，有一段时间还是过得相当安逸的。案他在《小园记》中所说：“黄竹浦轩之西，有隙地，纵二寻而强，横三寻而弱，辟以为园，用树花木，不过八九株而已。因而买瓦盆百余，以植草花。”日常，他在读书做学问之余，就伺候着这数十平米的花花草草。如此，生活不免清淡，但却能自足而又自喜地自问，“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

但是这样的安逸生活过不了多久，就被数十万的清兵铁蹄踏碎了。案《年谱》：“大清顺治元年甲申（1644年），公三十五岁。四月，闻京师失守，即从刘念台先生之杭，寓吴山海会寺。与章公羽侯、朱公未孩、熊公雨殷为召募义旅计。”可是，宗羲的这番救国热情，差一点就被佞臣阮大铖浇灭。是时，阮大铖“思修报复，遂广揭中人姓名，共一百四十人。造《蝗蝻录》，以东林为蝗、复社为蝻，欲一网杀之。”得到情报的黄宗羲只得仓皇逃归浙东，随后清兵大军进入了江浙地区，阮大铖的报复计划中止，他才免遭毒手。

次年闰六月，宗羲与仲叔两弟等人，组织了黄竹浦子弟数百人，步迎监国鲁王于上虞县蒿坝，并驻军姚江，人呼之“世忠营”。尽管当时由“东浙三黄”打造的“世忠营”吸引了众多的热血志士，但这区区千把人，对于训练有素的大清铁骑来说，不过是一枚虚弱的螳臂。至顺治三年六月，世忠营被清军打得不成体系，四溃而散了。次弟黄宗炎，甚至被清兵所擒。幸有黄宗羲好友四明高斗魁设计，把宗炎从法场上救出。

黄宗羲在京城复仇时的那颗勇敢的心，在顺治元年至三年间，搏动在救国护民的大潮当中。但是，随后的鲁王覆灭，次弟宗炎的死而复生，好友万履安和陆文虎的早早故去，更关键的是南明朝廷的内讧和勾心斗角，让他对没有任何希望的抵抗运动变得无比绝望。当他绝望地离开了南明流亡政府之后，在接下去的很多年里，流亡于浙东的几个小城镇，并以讲学维持生计。

如果说黄宗羲最初的隐居是为了逃避清军追捕，而当清廷在稳固了统治，并率先向黄宗羲伸出橄榄枝以后，他仍倔强地辗转于江浙的民间书院之间，我们也许可以认定，这种不抵抗、不合作的隐士态度，应是源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对故国的怀念——甚至是他对于父亲的怀念。

史学泰斗黄宗羲

自剡湖岙（今讹作十五岙）向南，沿溪三五里，至化安山寺。寺西一里许，即黄宗羲的龙虎草堂。龙虎草堂建于何时，文献没有任何记载。案《年谱》云：“顺治三年（1646），奉太夫人徙居化安山丙舍（客居之所）。”后又云：“四明北麓有化安山，故宋所谓剡中也，东峰状类虎，西峰状类龙，公丙舍适当其间，因名曰龙虎山堂（即龙虎草堂）”。

按以上资料，我们可以推测化安山丙舍应建于顺治三年以前。但我们发现《年谱》记载崇祯九年十二月黄宗羲曾迁葬其父于化安山，而其父黄尊素墓距龙虎草堂不过数百步。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这几间简陋的草舍可能建于父墓迁葬之时，作守丧用。当顺治三年，黄宗羲抗清失败，受到朝廷通缉时，他从余姚城外的黄竹浦徙居至相对隐蔽的化安山。

明末之季，竹浦黄氏应该在化安山购置了不少田产。黄宗羲《化安寺缘起》一文说 ：“予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割地数十亩，展其（化安寺）员幅。”若说城东黄竹浦在和平年代带来了生活和交通的便利，但在朝代更迭的战乱时期，对于有产阶级来说，如此便利恐怕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吧。

案《年谱》载：“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年），公五十一岁。居龙虎山堂。”原先之化安山丙舍，正式挂牌为“龙虎山堂”。原来的避祸之处，如今变成山林中的隐士书房。黄宗羲在《答何令见讯》一诗中，这样描写他的山中生活：“五十栖迟一老生，残书破砚目纵横。深山雪合无人迹，终夜风来只虎声。”在接下去的几年时间里，他在龙虎草堂撰写了著名的《明夷待访录》，编辑了《明文海》，并开创性地使用“学案体”，编写了《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未竟稿），当时门下盛极一时，众弟子有万期大、万期同、邵廷采等六十余人。他的史学风格更是影响了日后的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人，成为了浙东史学的开山人物。

可是，山中栖迟的好日子并没有太久。案《年谱》记载，清康熙元年（1662）二月壬子，龙虎草堂遭火灾。他在烈焰中抢得了一些零落书稿，仓惶回到黄竹浦的故宅。祸不单行的是，当年五月三日，黄竹浦轩又生火灾。这两把大火，烧去了黄宗羲的很多重要手稿，包括他自编年谱的校订稿（今《年谱》为其七世孙黄炳垕撰）。据他儿子黄百家回忆，当时“出书于烈焰之中，零落而散失者又不知凡几”。而黄宗羲也在诗歌中如此自嘲：“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

今龙虎草堂于1995年由余姚市人民政府重建。黄宗羲墓在草堂北侧数百步，墓道两侧桃李盛开，并树有《梨洲先生神道碑》。碑文由先生再传弟子全祖望撰，近人计文渊书。

姚江书院与余姚邵氏

姚江书院的前身，是半霖义学。案《姚江书院志略•姚江书院传》记载，半霖义学是沈国模创议设立的民间讲学机构。沈国模，余姚人，字叔则，号求如，晚年又号石浪老樵。据《邵念鲁年谱•邵学渊源图》记载，沈国模曾师从周汝登，汝登又师从阳明弟子王畿；而沈国模也曾师从刘宗周，宗周师从许孚远，孚远师从湛若水。

《明史•湛若水传》云：“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似随处体验大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不可信者四。”因王、湛两人同源于心学，故时人称“王、湛之学”。

明末王学日渐禅化，日渐没落，故黄宗羲转而求学湛学传人刘宗周。虽然书院的主创者沈国模曾先后师事周汝登（王学）与刘宗周（湛学），但历代的姚江书院的组织者与讲学者，似乎更偏向于乡贤阳明学说。

姚江书院

半霖为地名，在余姚城南。案赵贞谨《姚江书院缘起》云：“城南夙有尚友堂之会，每会必商所以养贤育才、讲学论道之地。适半霖沈氏以宅求售，观者善之。半霖系双雁里，去圣宫可数里许，南山耸秀于前，双溪环列于侧。”可见沈氏出售房屋时，房屋结构还比较完好，稍加修葺，即作义学之用。

董瑒《姚江书院附记》云：“姚江书院在邑南五里双雁里之半霖，前为门，中为堂，后为楼。”组织者如沈国模、史孝复、史孝咸、管宗圣等人，在义学设立了中堂，悬孔圣之像。又设后堂，立阳明夫子像，凡当时姚江先觉如徐爱、钱绪山等，皆悬画图。这就有点像初唐二十四功臣悬图凌烟阁的故事了。

讲学和聚会之场所具备了，但日常支出需要稳定的收入予以支持。因此，义学又通过会员发动捐助活动，募得义田六十余亩。根据历朝惯例，学校之义田收入能够获得政府的免税支持。这样，维持姚江书院的日常经费就足够了，包括对房屋的修缮，设备的增添，甚至还能邀请一些外省学者进行讲学活动。

董瑒《姚江书院附记》载：“初以义学名，崇正已卯九月，求如沈子、霞标管子、拙修史子倡之。”邵廷采《姚江书院记》载：“崇正中，沈聘君国模、管征君宗圣、史隐君孝咸、文学孝复笃志圣学，捐其举兴，从事于此……月季小大会，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俊彦咸在。”这沈、管、二史四位先生，被后人称作“四先生”。当时，刘宗周会讲于绍兴证人社，沈国模等观摩回来，一起商议把半霖义学改成了姚江书院。

四先生殁，继之者是韩氏孔当、邵氏元长、俞氏长民、史氏标等人。尤其康熙已酉间，韩孔当讲学城隅，士气大振。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院事多圮，旧人尽亡，直至康熙三十三年年邵廷采出任书院主讲以后，恢复了每月一次的会讲活动，书院才恢复了往昔的一些生机。

念鲁先生邵廷采

案姚名达《邵念鲁年谱》云：“先生姓邵，名行中，字允斯，更名廷采，字念鲁。”余姚邵氏故宅在今城南巍星路邵家弄一带。康熙初，晋涵尝从毛奇龄游。年二十岁，为县学生，屡试不第。后师承黄宗羲，得授史学而传其文献之学。后读刘宗周《人谱》，崇奉王守仁心学。尝从宗羲问逸事于明末遗老，作《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等凡数十篇，欲勒成一书，未成而卒。著有《思复堂文集》十卷，《姚江书院志略》四卷，《东南纪事》十二卷，《西南纪事》十二卷，并传于世。

因生计问题，邵廷采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寓居在绍兴，尤其是在授业恩师韩孔当（书院主讲之一）卒后，他很少再参加姚江书院的集体活动。他先后流落在石门、嘉兴、绍兴、桐乡等地，做大户人家的家庭教师，或进行短暂的讲学活动，以维持不菲的家庭开支。这种居无定所的飘泊生活，一直要延续到康熙三十三年。是年，邵廷采回余姚主讲姚江学院。据廷采弟子邵国麟《念鲁先生本传》回忆：“余姚邑大夫韦具书币，请授经义学。故事，邑大夫同博士临塾，师率弟子出门迎之。而先生独以师道尊严，令弟子出，而自立讲堂阼阶上，举手揖入。”邵廷采在他的《姚江书院训约》中对此事也稍有提及：“黄冈韦明府来莅吾邑，育材兴学，猥辟廷采滥充斯席。”
韦县令“具书币”之登门拜访，给这个落第又落魄的教书先生撑足了面子，又给这个为温饱发愁的教书先生雪中送炭。大概是为了报答韦明府的知遇之恩，邵廷采担任姚江书院主讲达十七年之久。

在绍兴，刘宗周创设的证人书院，只是临时性的讲学活动，并没有固定的讲学场所。而姚江书院，有讲学之固址，有义田之财力支持，又有专人看守，无论体制还是规模，更像一个书院的样子。从崇祯十二年到康熙四十一年，姚江书院一直在余姚城南的半霖村（今城南史家）。自康熙四十一年十月之后，书院始搬迁到余姚城内东南角的角声苑（今余姚花园新村）。

书院移址，和当时余姚知县韦钟藻有关。康熙四十年，他在一次知识分子聚会时建言：“书院在城南湿下，旁居人稠处，木朽且折。吾闻承敝者利用革，幹父者戒用裕。欲更书院于城中爽垲，何如？”所以，当韦知县捐出了两年俸薪之后，一些财力充足的本地知识分子纷纷响应。于是，乃大召工，起前庭，廓后楼，旁立学舍。

自祖父邵曾可参与书院最初的建设，到邵廷采已是第三代。如此，积三代之学，毕一生之功，才有了杰出的历史著作《东南纪事》和《西南纪事》，才有了梁启超所说的“邵廷采的传记文章可称中国第一”。虽然，日后没有了邵廷采主持的姚江书院没落了，但是，我们将看到，浙东史学史上两位大师级的人物——章学诚和邵晋涵——正接踵而来。

二云先生邵晋涵

案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下省作《年谱》）云：“先生姓邵氏，名晋涵，字与桐，字二云，浙江余姚人。以《禹贡》三江，其南江从余姚入海，遂自号南江。”邵晋涵生于乾隆八年（1743年），是年，戴震二十岁，钱大昕十六岁，章学诚六岁，而距其族祖邵廷采先生去世已有32年了。

一些文献以为邵廷采是邵晋涵的曾祖，这是不确的。案《年谱》，邵晋涵曾祖“（邵）炳，县学生。”又云：“教谕君（晋涵祖父）从从兄念鲁先生问古文法。”所以，廷采为晋涵之从祖已明矣。

邵晋涵自小左目微眚，却独善读书，能数行俱下。他自幼受祖父邵向荣管教，就读于镇海学署（其时，祖父邵向荣为镇海教谕）。四五岁即知六义四声，稍稍长大，更涉猎博闻强识，其时之年龄与学识已严重脱节，所以时人视之，惊犹鬼神。当乾隆十八年，祖父邵向荣以老告归乡，时逢县试，知县李化楠呼晋涵至案前，命背五经，晋涵一字不失。复试的内容是诗歌，晋涵有“小鸟解依人”句，语义出《说文》。当时，知县李大人十分器重这位年仅十二岁的小考生，并对他的父亲说：“此君家千里驹也。”县人皆视晋涵为神童。

对于邵晋涵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案《清史稿》本传载：“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归班铨选。会开四库馆，特诏征晋涵及历城周永年、休宁戴震、仁和余集等入馆编纂，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四十五年，充广西乡试正考官。五十六年，大考迁左中允。擢侍讲学士，充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在《四库全书》的整理上，邵晋涵主持了史部文献的选录和评论，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旧五代史》，又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长编》等书中博采史料，按照原目，编排成书，使淹没数百年的重要史籍，重行于世。案《年谱》云：“先生在史馆十余年，人以为魏憺韦述之比。数十年来名卿列传，皆出其手。据实直书，未尝依阿瞻徇。每有进御，高宗为之嘉奖。故大臣相倚如左右手。”

邵晋涵熟识前明掌故，凡涉及前明史实，总是极力称赞同乡先贤王守仁、黄宗羲以及刘宗周的为人和学识，每每引为榜样，并慨然以浙东史学派自任。他还有志于重修宋史，曾仿效宋王偁《东都事略》，撰《南都事略》，叙述南宋历史，未竟而卒。相传邵晋涵写的这部书，比《宋史》更为丰富，可惜随着邵晋涵的过早谢世，遗稿散失，令后世深为惋惜。

嘉庆元年（1796年）六月十五日，晋涵卒，享年五十四岁。他在生前好友，史学大家章学诚闻之，哀悼甚切，在《胡雒君书》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昨闻邵二云学士逝世，哀悼累日，非尽为友谊也。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后五年，章学诚亦卒。

王、黄二人著述浩繁博大，亦皆文武全才之思想家，吾每每读全集、学案，哪怕翻阅个中篇章，也深感古人项背之不敢望也。

肃然起敬。

这三篇是发给某杂志用的,关于浙东学派的普及文章.沈杨两兄见笑.

呵，信息量很大。

布罗茨基没有找到，兄可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8728.shtml

好的。謝沈兄。借道一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