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李劼：千瘡百孔的學府和躁動不安的校園

千瘡百孔的學府和躁動不安的校園

1，廢墟般的學校，殘敗不堪的學人

現在把敘述的長鏡頭拉回到學校裡。第一章中的考研讀研是春風得意的，但在這一章返回學校時，感覺卻滿目凋零，一點興致都提不起來。

我在第一章裡所講的那些老先生在***以後重新整頓了中文系，餘威尚在云云，確實令人振奮。但就整個的學府而言，其影響畢竟還是很有限的。這不是他們的力量不夠，而是他們面對的是被幾十年的政治運動糟蹋得慘不忍睹的學府，積重難返。

我在中文系留校之後，首先發現的就是，這個地方以前從來沒有留過像我這種個性的人。我跟學校的整個體制整個人群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簡直像是走錯了房間。這是完全不相干的兩個世界，被莫名其妙聯接在同一個頻道上。

假如說，大學被極權的一次次改造弄得面目全非的話，那麼文科系統首當其衝。當年的***就曾經說過，一個中文系，一個歷史系，是問題最大的地方。所以，這兩個系的遭受摧殘當然也就最為嚴重。

我面對的同事，大部分是歷次政治運動當中被選拔出來的留校教師，小部分則是***中殘剩的工農兵學員，更小的部分是77和78級以後的本科生留校的。除了那更小的部分尚可交流之外，跟其他年齡段的同事，在學術上沒有共同語言不說，在人際交往上根本連坐在一起的感覺都找不到。我即便是坐在他們旁邊一聲不吭，他們也會對我充滿敵意。系主任齊森華在90年代，曾經以宋琳與我相比，說同樣都是遇難者，系裡的同事們對宋琳和對李劼的態度完全不同。他的意思是，宋琳和同事們相處甚歡，而我卻老是格格不入。他的意思是，不是系裡的同事們有過錯，而是李劼有問題。

齊森華的話雖然對我有一種時過境遷式的非議，但也道出了一個秘密。須知，宋琳的留校背景和我的留校背景，正好是截然相反。

從77級到81級，由於後來的研究生還沒有大批畢業，留了一部分本科生補充師資和做學生工作。其中，王聖思和夏中義宋耀良是屬於師資留校的，而宋琳和劉勇，也就是格非，則是作為學生幹部留校的。他們兩個的留校，絕對不是因為宋琳會寫詩，或者格非會寫小說的緣故。有人曾經開玩笑說，宋琳是只狐狸，偽裝得十分成功。他們說，宋琳的留校，可能跟他經常做好人好事有關，比如給同學剃頭之類。而劉勇留校是為了讓他當輔導員，然後又做中文系的學生團委書記。他認識我的時候，就是那麼個角色。我當時只知道他是學生輔導員，不知道他正在學著寫小說。
中文系的培養方針，雖然被老先生們強行作了一些校正，但傳統依舊。這個傳統就是，以政治的可靠性作為標準，並且儘量從農村來的學生當中發現培養對象。這不僅因為那些學生的階級覺悟比較可靠，而且他們具有想留在城市發展的迫切要求。
極權統治最怕的是被統治者沒有要求，一有要求，就可以像馬一樣地上套子，像狗一樣地拴繩子了。宋琳和劉勇的留校，還真應該感謝幾十年政治運動中形成的這個傳統。至於他們兩個如何混到被人家看中的份上，只有讓他們自己“坦白”了。那裡面的林林總總，我弄不清楚，但他們兩個在人際關係上的功力，卻有目共睹。老實說，不要說我這樣的傻瓜，就是王曉明，也未必是他們的對手。至於這是否也構成了80年代中國先鋒文學的一個特色，容當後敘。

他們兩個尚且如此，其他就根本沒法說了。簡而言之，不要說坐在一起開會，就是平時在電梯裡碰見，都會讓人受不了。這並不是人家對你不禮貌，而是那種委瑣的表情，鬼頭鬼腦的樣子，不說慘不忍睹，也得說一聲不堪卒讀。長年累月的政治運動，沒完沒了的人際鬥爭，把大學教師弄得在精神上空前的委瑣，一個個都像是從精神病院裡還沒有康復就被匆匆忙忙地放出來似的。更可怕的是，他們還自我感覺良好，可能還會反過來認為我是出了毛病的人。比如齊森華就對此毫不諱言。

我在中文系的感覺，那些同事不是想把我送進監獄，就是想把我送進精神病院。事實上，我當年被弄到那個地方，發現有關我的所有罪狀，全部來自系裡和學校裡的揭發材料。有關部門對我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也許是我已經去過那個地方了，他們後來才沒有想方設法把我送進精神病院。但他們卻把一個研究生，送到了精神病院裡。因為那個研究生總說食堂裡的飯菜有毒。要是在美國，一個學生被食堂的伙食弄到這種地步，馬上就會派人調查食堂的伙食情況；可是在中國的大學裡，卻反過來把學生送到精神病院裡。那是發生的80年代的事情。我知道此事之後，曾經非常憤怒地責問過，到底是誰出了毛病？我後來將這個細節寫在了小說《麗娃河》裡。

無論是從人性上說，還是從精神狀態上說，中國一所所被政治運動折磨得面目全非的高等學府，才是真正的瘋人院。因為按照那種政治第一標準，沒有瘋掉的學生，是不可能被留校當老師的。在整個留校的師資當中，我是非常例外非常例外的一個異數。我留校的時候，系裡不知有多少教師反對，甚至以各種方式，把狀告到我的導師錢谷融那裡。要不是錢先生拿定主意，非留不可，我是根本不可能像宋琳和劉勇那樣留在華東師大中文系的。

那兩個本科留校的青年教師，有關宋耀良，我已經在前面的章節裡說過了，被上海的青年同行公認是腦子出了毛病的人，但在系裡面，他卻被那些五、六十年代和工農兵學員留校的教師一致認為，是所有青年教師當中最最出色的一個。

另一個夏中義，是個說話娘娘腔得讓人笑又不敢笑，不笑又不行的現代冬烘，一談文學就是別車杜。在我留校以後，夏中義每次見到我，彼此要麼不說話，他一開口就是系主任的口氣，叫做“我們系裡”。我們系裡認為，你的講課如何如何。我們系裡認為，你的一些想法總的來說是可取的，但有些地方比較偏激了一點。我們系裡認為，你的問題，比如住房，職稱，確實都是應該一步一步解決的。他說起話來，咬字吐音非常嚴謹，“我們系裡認為” 這六個字，不是一氣呵成的，而是一個一個地從嗓門深處蹦出來的，並且間隔著相等的距離，讓人找不到重音在哪裡。而這恰好是此君言辭和文章的特色。他說了老半天，寫了老半天，你不知道他究竟在說些什麼，寫些什麼。

錢先生好幾次跟我談起過他們兩個。他每每問我對他們的看法，我總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使勁搖頭。我搖得老頭使勁點頭，以此肯定我的搖頭。然後小聲囑咐說，千萬不要跟他們兩個學。

不過，夏中義人雖冬烘一點，害人之心倒是沒有的。他喜歡一種空頭的認真，沒有必要的認真，莫名其妙的認真，或者說，亂端架子的煞有介事。極為諷刺的是，他的這種空頭煞有介事，卻被那些從歷年的政治運動中滾打出來的教師誤以為是個最具有威脅性的人物，硬是死死地卡住他的職稱評定，死也不讓他提升副教授。這真正叫做誤打誤撞。他們根本不知道，夏中義要是升上去，或者當了官的話，不一定會成為他們的敵人，說不定成為他們的敵人的敵人。

這種例子在中文系不是沒有發生過。有個叫做王鐵仙的中年人，在系裡做普通教師的時候，老實得一拳頭打不出一個悶屁。要不是憑著他舅舅是瞿秋白，可能早被人一腳踢出中文系了。可是，他一旦做到了主管人事的副校長，回頭整治中文系起來比誰都毫不留情，整天想著要開除這個，要開除那個。不僅要開除不聽話的學生，還要開除不順眼的老師。有個跟他同樣資歷的教師，就因為出國延長了歸期，差點被他開除。那教師為此找到錢先生那裡，請錢先生出面說項，才使自己沒有被硬性除名。但王鐵仙據此對錢先生非常記恨，認為他多管閒事。我出國後的被學校強行開除，這個瞿秋白的外甥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我曾經公開說過，此公研究自己的舅舅竟然研究了一輩子，並且就靠對他舅舅的研究，當上了教授和博士導師。

當然，如今反過來想想，王鐵仙至少還有個舅舅可以研究。還有很多沒有舅舅可研究的比他更加平庸的教師，照樣也在中文系混著，照樣也做教授，並且還成為博士導師，帶了許多研究生，以火車頭和車廂倒過來的方式。不是作為火車頭的教授帶動學生，而是讓作為車廂的學生，在學術上倒拖著導師前進。我相信，這絕對不僅是我所在的中文系才有的喜劇。我敢說，在80年代，甚至以後，導師馱在學生背上指導學生，乃是中國高校和各種研究所裡的公開秘密，或者說一大景觀。

就中文系的這種學術狀況而言，夏中義的當不上教授，還真是非常不公平的。他至少對別車杜是認真研究了的。而且後來還寫過一些學術論著。不過，與王曉明在思想文化上喜歡見風使舵略有不同的是，夏中義通常在學術觀點上瞎貓亂逮死老鼠。他在論著裡說話說得不到位還在其次，而且還總是把話說反了。比如王國維明明是越到晚年越精彩，他卻說王國維越到晚年越糟糕。更好笑的是他後來寫了本論著，居然把一些互不相干的文化人物供到一起，立上牌位，然後胡亂燒香，再朝著他們胡亂磕頭。其中不該磕的，他也照磕不誤。至於那些該磕的，又恰好是不磕也無所謂的。

但不管怎麼說，他比那些從政治運動中滾出來的教授要強多了，至少比專攻舅舅的那個舅舅的外甥要強吧。但他就是當不成教授，連副的也不行。他又很想當一次系主任，可是說了好幾年的“我們系裡”，混來混去依然是個系主任助理。據說，後來他悵然離開了華東師大中文系，到其他什麼學校的中文系去了。但願他能活得如意一些。我雖然寫到夏中義時忍不住要跟他開開玩笑，但我其實覺得他很可憐。每每提起他來，我不是想起契訶夫小說裡的小公務員，就是想起魯迅筆下的孔已己。與那個小公務員不同的只是，夏中義會在將軍背過身去的時候，趕緊誇張一把，說上幾句“我們系裡”。但也依然是可憐的。

那些留校的本科生當中，心態最健康的，也就是王聖思了。王聖思的留校，可能跟老先生對他父親的尊重有關。因為都是一樣吃過苦頭的人，彼此總有些同病相憐。而王聖思本人又在學問上非常好學，刻苦認真，並且思想活躍，行事開明。她90年代成為中文系總書記的時候，斷然一掃舊習，將學生對老師講課的評分，作為年度教學獎的評判標準。結果，讓我這樣的人有機會得獎。在她主政期間，我竟然連續獲得系裡的教學獎。

在80年代，王聖思跟我一樣，是為數寥寥的留校青年教師。在一次討論中文系如何提高教學品質的會議上，她公開提出，要讓系裡的所有教師，到我的課堂裡聽我講課，以此提高自己的學術和教學水準。如此大膽的建議，就連我導師錢谷融都不敢說，王聖思竟然非常認真地說了出來。而且無論是在口氣上，還是在神情上，一點沒有開玩笑的意思。最有趣的是，她的著眼點在於提高系裡的學術和教學水準，一點私心都沒有。也就是說，她並不是認為李劼這個人有什麼了不起，而是真誠地想用這樣的方式來提高中文系科研和教學的水準。我記得剛認識她的時候，夏志厚給她介紹說，這就是李劼。王聖思非常平淡地點點頭，根本就不像一般人裝模做樣地大驚小怪。她平淡得讓夏志厚顯得說話不平淡了。在我周圍的人當中，夏志厚算得上是個說話不誇張的人了，可是王聖思的樸素使夏志厚介紹我的口氣變得有些誇張了。什麼叫做這就是李劼？說聲這位是李劼，就足夠了，沒有必要用“就是”來強調的。在我跟王聖思的交往當中，她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一句哪怕是稍微帶有點誇張的稱讚，連語氣裡的誇張意味都沒有。因此我非常理解她如此提出的動機，百分之一百是在為中文系的學術和教學水準著急，而絕對不是為了抬舉李劼這個人。反過來，假如我因此而感到自得，那麼不是她的不當，而是我的愚蠢。而我在此寫下她的這個建議，也不是為了表明我如何了不得，而是想說明王聖思的心腸和心地是如何的樸素，如何的忘我。假如她稍微有點私心的話，絕對不會說出那麼得罪人的話來。她不是不知道系裡許多教師對我的看不順眼，甚至充滿敵意。說我一句好話都意味著得罪了許多人，更何況提出這樣一個讓所有在場的人聽了、沒有一個敢介面的話來？再說，她既跟我沒有絲毫沾親帶故的關係，更沒有說我一句好話可以得到任何好處的可能性。她說出這個建議的時候，我跟她的全部交往就是她來看望夏志厚的時候，夏志厚對她說了一句，這就是李劼。從人際關係上說，她沒有任何理由冒這種得罪人的風險。這樣的無私，雖然平淡，但真正細想起來，很少人能夠做到的。比如我推薦格非小說給《鐘山》雜誌的時候，雖然覺得格非小說確實不錯，但也多少帶有推薦麻將桌上一個麻將搭子的意思在內，絕對沒有幫助《鐘山》雜誌辦好刊物的意思。

王聖思的建議從另一方面說，也是對開拓性和創造性的鼓勵。她後來在出掌中文系總支書記大權時，經常對人如此解釋她對我的看法。她說，對李劼的文章和講課，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她說她本人也並非全然同意我的許多看法。但她強調說，重要的是應該鼓勵大家在學術上有所開拓和有所創造。記得我那時在對外漢語系用英語開了一門英美文學選讀，被人非議說，前不久還聽李劼在學英語，怎麼可以讓他用英語開課？為此，她特意請對外漢語的系主任一起，到我用英語開的英美文學課上聽課。聽完之後，她和那個系主任非但沒有取消我的課，還把我的課從選修課改為必修課。這件事情給我印象很深。而且，我也確實在那堂課上下了功夫，把海明威《白象山》，福克納的《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和喬伊絲的《死者》，研究到了連一個動詞所起的作用都揭示了出來。很可惜的是，我沒有把那堂課的講義整理出來，要不，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小說賞析小著。

但這是在90年代王聖思當權的時候。在80年代，王聖思的建議再為系裡著想，也沒有被齊森華做主任的中文系所採納。齊森華不敢跨出那一步。而且，他不管對我在表面上有多麼奉承，骨子裡並不真的認為，我的文章和講課是具有開拓性的，可以被眾人所借鑒的。他那一代的教師，無論在思想上在學術上甚至在日常交往中，都無法接受我這種類型的人物。說得極端一些，在神經病的非神經病之間，有個誰也說不清楚到底誰是神經病的問題。假如系裡的那班教師都認為自己是正常的話，那麼他們怎麼可能受得了到我的課堂上聽我的課呢？同樣道理，要我去聽他們的課，也會同樣的受不了。兩種狀態，兩個世界，互相怎麼看，對方都是神經病。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深深領教過這些教師的講課。雖然我本科讀的是上海師大，但師資狀況跟華東師大卻是完全一樣的。

我記得在一堂美學課上，美學老師為了證明美是客觀的唯物論反映論美學，公然對學生如此論證說：

人人認為維納斯很美，可是維納斯在一隻癩哈蟆眼裡算得了什麼？在雄癩哈蟆的眼裡，雌癩哈蟆是最美的；而在雌癩哈蟆的眼裡，雄癩哈蟆是最美的。癩哈蟆永遠也不會認為維納斯是美麗的。

那個美學老師說得非常激動，仿佛成了全世界所有癩哈蟆的最高代表和首席發言人。我在感覺那個美學老師可能要喊出一聲激動人心的口號之前，趕緊逃出課堂。我怕他喊出，全世界癩哈蟆，聯合起來！

大學確實是個瘋子成堆的地方。美國大學裡有美國式的瘋子，中國大學裡有中國式的瘋子，雖然原因不同，但都左得出奇。所以讀大學，尤其是讀文科大學，確實是一次冒險，不說是次歷險記，至少也得火燭小心才是。

讀完研究生留校任教的我，真的就像走錯了房間一樣。除了面對學生比較開心，課堂裡總是陽光明媚；一想到要面對同事，我總有些惴惴然。我有時不得不裝出跟他們一樣的表情，做出跟他們一樣的笑容，但還是不行。他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在精神病院裡，誰不是病人，那些病人一眼就能認出來的。同病才能相憐，不同病怎麼可以一起共事？於是，我儘量不跟他們在一起。每週的政治學習，我是絕對不參加的。就是系裡或者教研室的大小會議，也是能逃則逃。我在中文系十幾年裡，最驚人的記錄恐怕就是逃會的記錄。不要說嚴肅的會議，就連春節聯歡，我都能不去就不去。在我記憶中，我只參加過一次系裡的春節聯歡會。我記得王聖思在會上唱了一首外國民歌，“小杜鵑叫咕咕”。那天見我出席聯歡會，錢先生特別高興，高興得有些糊塗，竟然私下裡問我，你怎麼不去唱唱歌？老頭好像特別希望我能跟大家打成一片。我那時靜心做得小有成就，嗓門隨之打開，經常在寢室裡唱帕瓦洛蒂的《今夜無眠》。可我怎麼能面對那些祥林嫂般的同事唱《今夜無眠》呢？

我後來看到一部美國電影，叫做《飛越瘋人院》，是那個好萊塢怪星傑克。尼科爾森演的。我看完後久久說不出一句話。因為我發現中文系也罷，整個學校也罷，跟那個瘋人院實在是太相像了。也許是這樣的感受，我特別喜歡李亞偉那首叫做《中文系》的現代打油詩。

不過，中文系的教師再不對勁，比起學校的行政部門，尤其是後勤部門，還真是讓人可憐的成份居多，憤怒卻是談不上的。儘管他們對我也夠辣手的了，讓我當了十幾年的講師，真不知他們從中獲得了什麼樣的快感。但我依然可憐他們。激起我憤怒的，是學校的行政部門和後勤部門，或者說統稱為學校當局吧。他們讓我住了十幾年的學生宿舍，並且最後那間大一些的寢室，還是我破門而入住上的。為此，被他們扣了好幾個月的工資。

那樣的宿舍，條件之差，如今回頭想想，真是不可思議。沒有廚房，沒有衛生間。不要說洗澡的地方，就是如廁，都得硬生生蹲在兩條水泥槽上，像是在練蹲功。而且公共廁所裡永遠臭不可聞。宿舍裡，夏天沒有空調，我又恰好天性怕熱。離開學校前的最後一個夏天，我硬著頭皮，拿出好不容易掙得的稿費，住在學校招待所度過了赤日炎炎的酷暑。到了冬天，宿舍情況更慘。整個樓裡沒有暖氣，外面是零下多少度，宿舍裡也零下多少度。早上起來，臉盆裡的水都結成了冰。更可惡的是，由於我住的是學生宿舍，所以得像學生一樣被管制。每天晚上，到了十一點鐘，整個宿舍就被拉閘停電，一直停到早上六點鐘，才恢復供電。還有十分噁心的是，因為是男生宿舍，不許女士隨便進入，就連學生母親來訪也不許。為了能讓女性造訪者進門，我不知跟門房吵過多少次，不知跟宿舍管理部門拍過多少次桌子，甚至跟校長跟校黨委書記都吵過架，以至這些傢伙從來不知道我在學術上的成就，只知道我在跟他們吵架上的名聲。一說起李劼，他們就會緊皺著眉頭說，哦，那個專門跟學校吵架的人。

我住的學生宿舍是真正的人間地獄。人稱筒子樓。在80年代，甚至直到90年代，凡是在中國高校裡留校的青年教師，幾乎個個都住過那樣的筒子樓。只是他們住得安安靜靜，而我住得沸沸揚揚，鬧得學校當局雞犬不寧。但這並沒有改變我的居住條件。我在筒子樓裡一直住到離校出走，遠走他鄉。

筒子樓是80年代中國高校非常重要的文化景觀，就像60年代的牛棚一樣。許多80年代崛起的青年知識份子，為什麼到了90年代居住條件稍稍一改變，馬上就變得俯首貼耳？就因為他們住過筒子樓。被殘酷的階級鬥爭嚇壞了的那代知識份子固然在精神上如同祥林嫂一樣，只剩下眼珠間或一輪，還勉強表明是個活物。但80年代被筒子樓折磨過的又一代知識份子，精神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因此，若要研究50年代、60代的知識份子，得從牛棚入手；而要研究80年代起來的那代知識份子，則應從筒子樓效應著眼。千萬不要小看這筒子樓對整整一代知識份子在文化心理上所起的作用。幾千年的極權傳統，已經把中國一代代知識份子的心理弄得相當脆弱，極權者一個眼色，一下噴嚏都可以把他們嚇得膽戰心驚，更何況讓他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住在地獄般的筒子樓裡？就此而言，極權者80年代對中國知識份子不動聲色的冷落和蔑視，在製造震攝和恐懼的效果上，並不比60年代的橫掃一切和關入牛棚差到哪裡去。

不要說那些住筒子樓住得十分聽話的同行同事和同齡的知識份子，就是我本人，回想起那十幾年的筒子樓生活，依然無法超然和平靜。我想著想著，就想像美國電影《哈裡之戰》裡的男主角那樣，開著一輛坦克，把學校的那些行政部門和後勤部門通通剷除掉。

2。在課堂和麻將桌之間的日子

把課堂和麻將桌聯到一起，是再搞笑也難以相聯的事情。但我留校以後到那年事變之間的日子，恰好就是在這兩者之間打發的。

講課和打麻將，在當時是我兩個最大的癮。我喜歡講課，站在講臺上滔滔不絕，根本不管學生聽懂沒有。但他們好像全都聽懂了，有的聽出了自由和人文意識，有的聽出了其中可利可圖的地方，悄悄地記下來，拿去做了小報告，給他們的入黨或者直升研究生留校之類的前途，鋪平了道路。

我給從大一到大四的學生講過課，也給王曉明和其他人帶的研究生講過課。上海的高校，各處的沙龍，形形色色的研討會上，我不知作了多少次演講，沒有一次寫過講稿。這不是我漫不經心，而是我沒法事先準備好稿子做演講。我早在大學實習的時候，就發現我根本無法就著講稿講課，就像我寫作從來不列提綱也不打草稿。我沒法列提綱，也無所謂草稿，一寫就是正稿，最多回頭潤色一下。

我不知道這算是什麼方式，感覺就像談戀愛一樣，無法事先設計好了，再去跟人家相談。那豈不成了騙子？我不是說那些使用講義和寫作列提綱打草稿的都是騙子，我是說，我沒有辦法把一篇文章和或者一個演講，重複成兩遍以上。

我在課堂裡或者在某個講座上，通常講著講著，就開始順當起來，而一順當，就變成了自言自語。我經常講到後來，會忘記聽眾的存在，仿佛在跟冥冥之中的什麼人對話一樣。我開始講課的時候，眼睛看著學生，講到後來，目光就直直的投在後面的牆壁上了。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在那次公安系統的講課中，誤把聽眾當作課堂裡的學生，稀裡糊塗地給他們講起了《論***現象》。

有不少學生後來以各種方式和各種筆調描繪過我的講課，其中大都是善意的，充滿溫情的。即便偶爾見到個別惡意中傷的，看到其他學生當中有人寫出下列的聽課感想，也不以為意了。真的，我沒想到當時坐在課堂裡的學生當中，還會有這樣的聽眾。在此，我引出這個學生當年寫的聽課感受，以表示我的感謝。

“一夜秋風起。”那天其實是立冬之後的第二天了。但他卻站在講臺上望著窗外說：“只此一句，足矣！”我看到他的兩隻眼睛猶如落葉，甚至其整個一個人，都像是飄落於講臺上的一瓣葉子。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我想起幾天前自己的幾行詩句------“在這個季節，因為愛，落葉都綻放如花瓣”------其實，落葉以落葉的方式存在，而花朵，則走向它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時間穿越人體，而人體佔有又切割時間，每一秒鐘，都像是人在時間之樹上新生或飄落的一瓣葉子。

人是一瓣葉子，他延著他自己的葉脈尋找生命的方位。在每一個交叉點上，他為時間取名，又為空間舞蹈。

他是一個舞蹈者。

一個可能性的舞蹈者。

他的思維之河奔湧於自己的血管------而講臺，也是他的神經元。

我看到所有的知識在他那裡被打碎又編織，他用他的思維之河做經緯，又像拋泥丸一樣灑落滿天星斗。

我看到他手執可能性的彩綢，在舞蹈。

他講自己的課，以自己的方式講課，也以自己的方式給時間命名。

在他那裡，他的存在就是時間的名字。

他是他自己的存在，也是作為一個人的存在而存在，作為一朵花蕾，一瓣落葉的存在而存在。

存在在他自己沒有彷徨。

時間在他這裡沒有彷徨。

他給每一個學生送一大本書，寫道：？，？，？。

他給每一個人（學生）送一個禮物------可能性。

------這就是他的開放性的授課；
------這就是他的創造性的授課；
------這就是他的富有人情味的授課。

他授課之時，也就是他思考之時，也就是他存在之時。

無論思考，也無論存在，在他那裡，都是時間的名字，生命的名字，也是他自己的名字。

當一名教師，一名“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在講課之時，不是在複製自己，不是在殘酷地給學生強施整容手術，而是給學生一個可能性，又一個可能性，許多可能性，只要這種種可能性是真的、善的、美的之時，就是最好的教師。

而當一名教師，以自己的生命在時間的舞臺上扮演（存在）出許多真、善、美的可能性的楷模，讓學生自己去選擇------即把方法和目的以真、善、美的形式融合之時------就是一名教師的最高境界。

後記：在師大讀研期間，我慕名聽過著名文學批評家李劼先生的許許多多課，算起來有四個學期的課（加上我畢業後的一段時間），這期間我從未缺過課。他講歌德的《浮士德》、尼采的《悲劇的誕生》、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畢卡索的《亞威農少女》、托爾斯泰和卡夫卡，以及海明威和福克納，等等，生動描述了20世紀的西方文化風景-----再加上另一道以《紅樓夢》為主的東方文化風景-----李劼的講課始終對我有著深深的吸引，以至於在近十年來的歲月中，我的生命、我的血液裡都無不流淌著他的思想和精神。他對我的影響是一生的。

這個學生提到舞蹈，讓我想起胡河清生前寫我一篇小說的評論。我那時寫過一個中篇小說，叫做《無悲無喜》。胡河清讀了之後，評論說，我的小說寫得像是在跳舞一樣。他在那篇評論裡，以癡人命名我這個作者。

講課在我確實有一種奇妙的快感，就像舞蹈家喜歡跳舞，演員迷戀舞臺或銀幕，我特別喜歡講課。

可能性的舞蹈者，真不知這個學生怎麼會想到如此一個命名。我的講課和我的著述乃至小說和戲劇，全都是對可能性的一種迷戀。甚至跟女性在一起，都是對可能性的執著。一旦發現前面沒有可能性了，我會感覺自己正在被死亡的黑暗所吞沒。我痛恨那些迂腐的學院派，也在於他們總是把諸多的可能性固定成不可能。

然而，當我把對可能性的這種追求放到麻將桌上，那麼後果就是災難性的了。因為我不在乎實際的輸贏，而是一心一意地無休無止地追求更大的可能性。賭場最喜歡這樣的賭徒，而我麻將桌上的麻友們，當然也最喜歡找我打麻將。

這幫狗娘養的麻友，沒有我坐在麻將桌上，他們就感覺不踏實，缺了個冤大頭。雖然他們說起來還是詩人，比如宋琳；是作家，比如格非；是評論家，比如吳洪森，還有是後來到廣東一個什麼鬼地方做了編輯的什麼運長，人稱小豆豆。最後一個是後來到《青年報》做了記者的哥們，袁幼鳴。這些傢伙的名字聽上去都很古怪。有的故意弄得女裡女氣，比如宋琳。有的把自己打扮成洪福齊天的大吉大利之人，叫做運長。更有甚者，明明是個五大三粗的傢伙，竟然把個名字弄得像是幼稚園裡的小姑娘，叫什麼幼鳴。只有吳洪森的名字，比較合乎邏輯，聽上去像個黑社會的什麼角色，比如青幫頭子杜月笙帳下的管家或謀士。

假如你想瞭解一個男人是怎麼回事，很簡單，約他一起去趟賭場。同樣道理，在麻將桌上日複一複，年復一年地一起混著，對方肚子裡有幾根蛔蟲彼此都是一清二楚的。冬天的時候，大家凍得渾身發抖，還在使勁砌牌；夏日裡不怕汗流夾背，不怕蚊子叮咬，一面不停地在腳上手上劈劈啪啪地拍打著蚊子，一面目光炯炯地盯著別人是不是已經挺牌。

我那時跟他們一起打麻將，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滿足一下虛榮心。因為他們雖然贏我贏得昏天黑地，但對我的尊重卻始終如一。我不許他們抽煙，他們只好不抽。我要坐自己喜歡坐的位子，他們也不忤逆我的習慣。反正我不在乎他們贏我，他們也不在乎對我保持敬意。偶爾來個幕間休息，他們一擁而出，跑到我的房間外使勁抽煙，抽完了馬上回來繼續操練。

吳洪森打麻將是頭腦最清楚的，發現誰挺了牌，打死他也不會打出那張沖牌來的，北方人叫做點炮。吳洪森從來不點炮。但他會說出引誘別人點炮的話來，儘管並非是故意的。他有一次突然說，誰要是把那個胡耀邦給殺了，這天下就好玩了。後來果然應驗，只不過不是他殺而已。其實麻將桌上的這幫傢伙，哪有那麼大的狗膽？吳洪森經常圖過個嘴癮。

格非也是從來不會犯糊塗的傢伙，而且打牌十分果斷，拿定了主意，一聲不吭。那模樣跟張藝謀很像，也跟我後來在紐約碰到的一個行為藝術家十分相近。那哥們竟然光著屁股坐到冰塊上，然後上了《紐約時報》，一舉成名。這類性格的人，通常非常堅忍，吃得起苦，也做得出事情。真正具有該出手時就出手的狠辣，也具有該妥協的時候就妥協的靈活。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但看上去好像憨頭憨腦。就像那個張藝謀，第一次帶著《紅高梁》電影到上海聽反應的時候，居然土裡土氣地披著一件軍大衣，弄得像個陝西老農民一樣。

但千萬不要以為寫詩歌的宋琳會在麻將桌上犯浪漫主義的毛病。這傢伙雖然判斷不太準確，而且經常由於女朋友跟他吵架，弄得心不在焉，動輒點炮；但只要讓他知道那張牌打出去要點炮的，他卻是寧可吃下去也不會打出來的。宋琳點炮不讓人討厭，人人都喜歡點炮的傻瓜。他讓人討厭的是，打牌的速度特別慢，經常低著頭在自己的牌陣裡看來看去，也不知道在看些什麼。為此，後來規定了打牌的速度，不許那麼浪費寶貴的時間。磨磨蹭蹭，丟三拉四，跟人約好六點鐘見面，起碼要讓人等到七點半、以後、才到。宋琳的詩人性格，主要是以這種方式體現出來的。


但宋琳也有宋琳的大事不糊塗。劉勇在一天天變成格非的時候，宋琳非常受不了。他不止一遍地問我，李劼，你真的認為劉勇的小說寫得很好麼？他故意不說格非，而說劉勇，暗示我是不是看走眼了。評論家是不好當的。不要說在複雜的文壇上，就是在朋友之間，在那張狗娘養的麻將桌上，都很難一碗水端得平的。

我記得宋琳後來與格非為了這事吵得很厲害。一個說格非小說寫得不好，另一個說宋琳寫不出那樣的小說來。為此，他們兩個弄得差點像阿慶嫂和沙老太婆那樣打起來，最後還是我這個胡傳奎，硬是把他們勸開了。宋琳氣乎乎地給我看他的胳膊，說他當過木匠，劉勇根本不是他對手。然後，宋琳拿出他寫的小說給我看。我看了老半天，只好非常誠懇地對他說，宋琳，你的詩歌寫得不錯。這是我能夠做到的最為委婉的表達了。雖然可以為朋友兩脅插刀，但做人的底線還是不能突破的。

宋琳的詩歌確實寫得不錯。當時，有許多詩人效法埃利蒂斯，但我覺得唯有宋琳的詩歌最具有那樣的感覺，如同地中海的陽光，非常燦爛。宋琳在詩歌裡的嗓子是相當迷人的，尤其是會讓一些情竇初開的女學生著迷。女孩子有誰不喜歡地中海的陽光？相比之下，同是中文系的女詩人徐芳，在詩歌上卻怎麼也達不到那麼迷人的程度。但徐芳的詩歌裡，有另外一種感覺，跟質樸相關。

後來寫《中國人可以說不》的張小波，當時也算是比較出色的詩人。語言的力度要比宋琳強，但我本人不是很喜歡。張小波的聲音太像《嚎叫》詩人金斯堡格。我後來在紐約的書店裡，特意把《嚎叫》的原版詩歌翻出來讀了讀，實在讀不下去。不過，張小波的自我評估是相當高的。有一次他到我家來，那時我還沒離婚，住在女方家裡。我請他在我的房間裡吃飯。席間，我問他說，在同代詩人當中，有哪幾個是你認為不錯的。他裝模作樣地想了老半天，然後以一種深思熟慮之後的嚴肅口吻回答說，也就是，我了。

宋琳倒是從來不跟張小波爭高低。宋琳謙虛起來，會讓人認為他是一個自甘平庸的傢伙。在那張麻將桌上，似乎沒有一個會承認自己沒有出息的。就連小豆豆，也寫了不少小說。我給他推薦過好幾次，好像還在某個不太著名的刊物上發表過。

小豆豆在麻將桌上是最具有董存端精神的人，假如我可以算作黃繼光的話。沒人願意做邱少雲，因為趴在地上時間太長，誰也等不及。小豆豆只要挺牌了，什麼牌都敢打，比誰都玩命。據說，他在生活當中也有這樣的勇氣。他看見一個叫什麼沉的女生掉在河裡，不顧一切地跳下去搶救，也不想想人家的個兒比他大好幾倍。且不說名字就叫什麼沉，人的重量更沉。後來就有了一個歇後語，叫做，小豆豆救什麼沉—誰主沉浮？我本來不相信這個故事。後來我親眼看到小豆豆和袁幼鳴兩個跳到麗娃河裡打撈被我扔掉的麻將牌，才相信那個故事不是虛構的。

但後來小豆豆好像學乖了。他有一度經常跟劉勇切磋，學了不少本事。不僅不再胡亂炸碉堡，而且懂得了如何察眼觀色。

那張麻將桌上，雖然大家都在鼓勵炸碉堡和堵槍眼，但暗地裡卻一個個都在向格非學習，向宋琳學習，沒有人向我學習。就連那個四川幼鳴，也越來越沉穩起來。漸漸地，麻將桌上的人們，牛皮與唾沫齊飛，技巧共世故一色。

也許是我越來越不喜歡麻將桌上的這種進化，一氣之下，把那副麻將牌扔進了麗娃河裡。後來他們知道後，氣急敗壞，一定要我說出，是在哪裡扔下去的。我被他們逼得沒辦法，只好走到橋上，胡亂指著河水說，大概扔在這個方位。結果，小豆豆和袁幼鳴兩個，當場脫了衣褲，奮不顧身地跳入河裡，打撈了老半天。最後凍得索索發抖地爬上來，說，可能沉到於泥裡去了。

我被他們感動得只好去買了一副新牌，讓大家繼續操練。從此以後，再也沒有間斷過，大家一直打到通通出去點炮為止。沒錯，那年的事變，可以看作是這張麻將桌上所打出的最後一副麻將。至於各人的命運，不必細說，完全可以從麻將桌上各自的表現當中推算出來。


3。從批判者變成倖存者

有關宋琳的詩歌，我本來一直想寫篇評論。當時他和張小波還有復旦大學的兩個詩人一起出了本詩集，《城市詩人》。按照我原來的寫作計畫，把新潮小說作一個總結性的論述之後，就轉到先鋒詩歌的評論上。當時，已經有許多先鋒詩人給我寄來和送來了大量的作品，包括上海那幾個詩人的油印詩集《海上》和《大陸》。但在1988年的《詩刊》舉辦的那個運河詩會之後，我完全改變了想法，尤其是改變了評論宋琳他們詩歌的計畫。

那次的詩歌討論會，從船上一路到了揚州之後，發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插曲，致使我對先鋒詩歌的先鋒性，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和眾與會者在揚州的一個賓館裡剛剛住定，我就接到了一個電話，是宋琳和朱大可打來的。他們說，他們也到了揚州。我當時楞了一下，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意思。因為在這次會議召開之前，宋琳和朱大可讓我跟唐曉渡說，他們也想參加。我後來跟曉渡說了。但曉渡請示了《詩刊》的主編之後，沒能得到同意。因此，我不知道他們來幹什麼。

他們在電話裡告訴我說，他們這次前來，是想跟與會的先鋒詩人見面，商量一下他們正在編輯的《先鋒詩歌導讀辭典》一事。他們要我給他們安排這次見面。我當時覺得非常突兀，但看在朋友面子上又不能拒絕。我答應了。我打完電話後跟曉渡商量，曉渡說，既然你已經答應他們了，那就讓他們來吧。

那天晚上，我把所有與會的先鋒詩人，也即是第三代詩人出席會議的代表，叫到我和曉渡住的房間裡，與朱大可和宋琳見面。當時在場的有韓東，廖亦武，周倫佑，歐陽江河，何小竹，苟明軍，車前子，老木等等一大批詩人。還有唐曉渡和另一個詩歌評論家陳超。

等詩人們陸陸續續地到齊之後，朱大可連寒喧的話都來不及說，就向大家宣佈，他正在主編一本《先鋒詩歌導讀辭典》。他拿出一本小本子，向眾人宣讀辭典的編委會名單。編委會裡除了他和宋琳之外，還有我和唐曉渡，還有謝冕，等等許多人。

我當時吃了一驚。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情。後來我問唐曉渡，他說他也不知道這個編委會。但礙著朋友的面子，我不好說什麼，只能聽著朱大可繼續往下說。
朱大可接下去開始宣讀入選的先鋒詩人名單，以及入選的詩歌篇目。聽他宣讀完了之後，在場眾人誰也不吭聲。當時的場面非常尷尬。多虧宋琳笑嘻嘻跟大家打了好幾個哈哈，才把氣氛緩和了一些。但氣氛剛剛有些緩和，詩人們馬上就開始發難了。首先是廖亦武說，他不想被編入辭典裡。於是又有哪個詩人說，他也不想被編進去。周倫佑表示，假如誰誰誰的詩歌也編入的話，那麼他堅決拒絕。其他詩人跟著鬧將起來，有的說，那個詩人的詩歌不行，得拿掉。有的說，那首詩是狗屁，根本不能放在辭典裡面。鬧了一陣子之後，弄得朱大可有些招架不住。他只好表示，假如有什麼想法，大家還可以商量。說後就匆匆忙忙地拉著宋琳離去了。

他們兩個一離開，那些詩人馬上圍住我，問道，你們怎麼可以如此隨便地編詩歌導讀辭典？
我搖搖頭回答說，我不知道這些事情。
你是編委，你怎麼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後來他們問曉渡，曉渡說他也不知道。

於是，有人就說，他們不相信朱大可。他們對我說，假如這本辭典由唐曉渡和你李劼來編，我們願意接受，否則就不接受。如此等等。又鬧了一陣子。然後，我忘了是歐陽江河，還是周倫佑，向我建議說，李劼，你能不能把他們兩個叫來，我們跟他們談一次。我們要看看朱大可到底懂不懂詩歌，然後再作出決定，是否答應讓他把我們的詩歌編進去。於是，我跟曉渡商量，曉渡說，那樣也好，讓他們自己商談去吧。

結果，第二天，我打了朱大可和宋琳所住旅館的電話，把他們叫來了。好像還不止朱大可和宋琳，還有另外一個人，據說是出版社方面的。

那天是在歐陽江河他們的房間裡談判的。雙方坐定之後，我說，大可，他們有些想法，要跟你談談。然後又對那些四川詩人說，好了，你們有什麼意見，現在就當著大可的面說吧。

於是，歐陽江河噌地站起來，開門見山地對朱大可說，朱大可，我們不信任你的詩歌鑒賞能力。假如你想繼續編這本辭典，能否向我們證明一下，你確實能讀懂這些先鋒詩歌。他一面說著，一面拿出一本四川的先鋒詩歌民間刊物，好像叫做《巴蜀詩群》。只見他隨手翻出其中的一首詩歌，遞給朱大可，說，請你當場給我們解讀一下。

朱大可的臉頓時漲得通紅通紅。其實，不要說朱大可沒碰到過這類事情，就是我也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面。這哪裡是詩人和評論家的會面，簡直就是金庸武俠小說裡那些江湖英雄的過招。而且如此的直截了當。說實在的，那一刻，我對歐陽江河不由刮目相看，覺得這傢伙雖然平時說話喜歡誇張，但在這樣的場合，倒也真的做得出來。

後來是宋琳給朱大可打了圓場，把刊物接了下來，說，我們現在先談導讀辭典吧，詩歌我們帶回去看。朱大可趕緊說，對，我帶回去看了之後，會給你們作解讀的。
這場談話後來是怎麼結束的，我不太清楚。因為我在他們談到一半的時候，起身離開了。我覺得很沒有意思。雖然我對朱大可的做法，非常不以為然。但又對這些詩人的如此計較，也覺得不是個味道。這實在是太江湖氣了。

那場談判當然是不歡而散。那些詩人後來又跟我和曉渡說了些什麼，但具體記不清楚了。後來我答應他們，我會和曉渡商量出一個合適的編選方式，轉告給朱大可。
當時，曉渡由於在操辦整個會議，忙得不可開交。直到會議的最後一個晚上，他才抽出空來，和我商談了一下導讀辭典的事情。我們商量的結果是，由我回去轉告朱大可，我們可以參加編委，選編詩歌，但必須要開個正式的編委會會議。在編委會的會議上，通過選舉產生主編，然後再由主編負責編選工作。此外，編委會最好由評論家和編輯組成，詩人不宜參加其中。

我們當時這麼商定，並非對主編有什麼興趣，而是想提醒朱大可，行事得有個遊戲規則，做事得按照民主程序。同時也是提醒宋琳，詩人直接參加詩歌編選，會引起不必要的非議。因為詩人都有自己的詩歌偏好，而辭典不能帶有任何這類偏好。因此，有詩人躋身于編委會，容易產生誤解，以為辭典帶有某種詩歌偏好上的傾向。
我回到上海之後，宋琳告訴我說，朱大可為了編這個辭典，特意到了華東師大的招待所裡，等著與我見面。

我當即就趕到招待所。我發現，在場的除了宋琳和朱大可，還有一個他們兩個的福建老鄉。宋琳和朱大可都是福建人。那人是個小矮個，瘦瘦的，模樣像殷國明。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只記得他曾經在福建的一個評論刊物《當代文藝探索》做過編輯。

聽我說了我和唐曉渡的意見之後，朱大可表示他知道了，並且表示他會考慮的。然後說了一會，我就離開了。

好像是第二天，宋琳又把我叫去。到了那裡，朱大可遞給我一張編委的名單，還有他們選編的詩歌，說大概就這麼定了。我問他，我和曉渡說的那些意見呢？他說，他正在考慮。但他又說，現在等不及了，出版社正等著要出版導讀辭典。

我那天回到宿舍裡，越想越不高興。早在跟朱大可一起批判謝晉電影模式的時候，我就曾經對他說過，這種事情只能鬧著玩玩的，不能當真，尤其不能當作安身立命的事業。我對他說，最終，還是自己的著書立說，才是正道。但他沒有把我的話當回事情。《文匯報》上發表批判謝晉電影模式的文章之後，他一面叫我寫了呼應他的文章，也就是我後來寫的那篇《謝晉時代應該結束》，一面又轉身接受一張什麼週報的採訪，把事情一下子弄大了，就像把個女人的肚子搞大了一樣，想收回都來不及。不止如此，他又拉著我，在《上海文化藝術報》上，作了個訪談。就那麼點小事，弄得沸沸揚揚。後來有個為謝晉辯護的女記者問我說，你們是不是想通過批判謝晉來揚名啊？我很不高興地回答她說，你搞錯了，事實上正好相反，是我抬舉了謝晉。那女人聽了，滿臉驚詫，可能覺得我狂妄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但我說的卻是實話。謝晉電影在美學上的層次，實在太低，根本不值得那麼興師動眾的。就好比我現在假如大談張藝謀電影，豈不是搞笑？誰抬舉誰呀？這道理很簡單。但由於被朱大可那麼興師動眾地一張揚，很容易讓人產生拿謝晉做文章的印象。

但朱大可卻樂此不疲，讓我十分失望。朱大可有時像個大孩子，有時又像個老謀深算的江湖人物。我覺得他骨子裡是天真的，只是他喜歡扮演一些不天真的角色，比如熱衷於做主編之類。因為當時有一股風氣，誰做了主編，誰就成了哪個山頭的座山雕似的。尤其是《走向未來叢書》的成功，使整個80年代(可能直到現在依然如此)的青年學子，將做主編當作一種風尚。因為做主編畢竟比寫文章批判別人還要省力，且在效應上，又比寫文章更加收效。就好比主持一個《重寫文學史》之類的專欄，遠比寫作一篇重寫文學史的文章來得省力並且討巧。從效果上說，確實不失為一種成名的捷徑。但我不喜歡這一套，我自己不走這種捷徑，也對走此捷徑的人不以為然。

我想了老半天，決定對朱大可說不。我那天寫了一張字條，交給宋琳，讓他轉交朱大可。我在字條上表示，退出編委會。

當天晚上，朱大可就和宋琳，還有他們那個福建老鄉，來到我的寢室裡。他們三個坐定之後，那個小矮個一個勁地勸我，說是如今能夠站在一條戰壕裡的人，越來越少了。朱大可也認為，彼此的合作非常難得。宋琳知道我要發脾氣了，坐在一旁不說話，僅僅是跟著別人的說話聲，一會兒點頭，一會搖頭，弄不清他到底是在表示贊同，還是在表示反對。

我聽他們兩個說完之後，對朱大可說了一番話，大意是，不要以為你批判謝晉，就真的比謝晉優越和高明。你很可能做出比謝晉還不如的事情來。我告訴他說，我曾經寫過一篇《傳統的批判和批判的傳統》，指出批判者很可能會反過來成為自己的批判物件，這之間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距離。我還告訴他，雖說你是在編先鋒詩歌導讀辭典，但骨子裡的意識，很可能毫無先鋒性和先鋒感。因為你竟然連起碼的民主程序和對人的尊重都不懂，隨隨便便就把別人的姓名拿來做成一個編委會。我當即問他，這種行為跟專制極權行為有什麼不同了？

我當時恨恨地說了一通，聲音不高，但用詞嚴厲。朱大可聽完之後，臉色蒼白，一言不發地從我寢室裡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宋琳在一旁嚇呆了，一個勁地嚅動著嘴唇，不知在說什麼。因為根本就沒有聲音從他嘴唇裡跑出來。

從朱大可出去的模樣上，我看出來，他並非真的是一個老謀深算的人，也不是一個真正具有專制性格的人。他只是想玩把主編，過把癮。

那時許多人都熱衷於那些個玩法。找些有影響的名字，湊出一個編委會，然後自任主編，或者編上一本書，或者策劃一套叢書，然後就成了一個人物。《走向未來叢書》那夥人，當年就是那麼做的。這夥人的成功，誘惑了許多天真爛漫，或者爛漫而不天真的學子，蜂湧著走主編道路。事實上，也真有人經由主編道路脫穎而出，出人頭地。成名成家一下子變得十分容易。誰都想試一把。一夜之間，皇城根下就可能冒出四大領袖，五大金剛，六大姑，七大姨。聽上去就像混江龍，一丈青之類的名頭，叫起來非常帶勁。國人一聽，馬上心領神會。然後再是什麼二龍山，威虎山，乳頭山。捏著一本刊物，就像是占著一個山頭。***的時候，人們忙著成立各種組織，建立各個司令部。這種狂熱到了80年代則變成了搶做主編。形式略有不同，骨子裡卻是一回事情。假如文化精英的行為可以作為衡量歷史進化的座標，那麼這個民族從60年代到80年代，也就取得了這麼一點進步。

可憐的朱大可，他也想玩一把。他哪裡知道玩這種東西，僅僅有點江湖氣是遠遠不夠的，還得會耍流氓耍無賴。還得會把寫文章的時間，全部化在玩弄權術上。裡面的名堂經可多了，哪裡是朱大可能夠學得像樣的。

自從那次談話之後，我跟朱大可就人各有志了。後來，劉曉波到上海來，好像找過朱大可。他們兩個倒是可以合作一下的，但也沒見他們合作出什麼事情來。我跟朱大可一直沒有再見面。直到那年事變發生，一群人聚首起草那個作家權利和自由宣言的時候，才重新在一塊坐了坐。至於那本導讀辭典下落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也不想知道。

1986年在北京的新時期十年會上跟劉曉波衝突之後，我寫了《傳統的批判與批判的傳統》。這年，1988年，在跟朱大可分道揚鑣之後，我進一步發現了所謂的批判，是非常靠不住的一種文化嬗變方式。我決意從批判者的角色中退出來。

我當時還沒有想到重建人文精神，更沒找到如何重建的途徑，但我意識到了問題的癥結，不止在於專制的權力，而且更在於文化心理的痼疾，也就是魯迅所說的國民性。文化批判的關鍵，不在於對權力話語說不，而在於對話語權力的警惕。因為專制不止是權力話語，而且更是一種文化病菌。文化批判不能再重演當年“五四”因為推倒什麼而最後導致的話語復辟，而應進入到對文化心理痼疾的診視上。當馬克思說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時，他沒有意識到，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文化心理的問題，只能用文化心理的診視和人文精神的重建來解決。這是對集體無意識創傷的一種醫治，而不是對話語權力的挑戰和顛覆。


生活在極權話語之下的人們，很難避免感染專制的病菌。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帶菌者，無論是站在極權的立場，還是站在反對極權的立場。專制的病菌並不因為你是一個專制的反對者，而使你免於感染。對專制的終極批判，恰好是對自身文化心理和文化人格的重新塑造。要而言之，我們不可能避免成為專制的帶菌者，但我們有可能在一場與專制病菌的搏鬥中成為倖存者。當然，嚴格來講，這個主語應該去掉們字，因為事實上並沒有我們，而只有一個孤獨的個人，我。

我由此從批判者轉向了倖存者，我由此將我第一部文化批判的論著，命名為“一個倖存者的批判手記”。

就此而言，我應該感謝劉曉波和朱大可，因為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所面臨的問題。批判者被批判。這遠比所謂的剝奪者被剝奪要有意味得多。在批判者奮勇向前的地方，我退後一步，選擇了倖存者。

有關“一個倖存者的批判手記”的寫作，直接的起因是安徽胡永年的約稿。也是在那一年，1988年，我收到剛剛在創刊的《百家》雜誌主編胡永年的來信，他希望我給該刊寫稿。他本來的意思是想約我文學評論上的稿件，但我在寫完那篇《論中國當代新潮小說》之後，對文學評論的熱情突然銳減。這原因有很多。既跟詩歌導讀辭典事件有關，也跟程德培在《文學角》發表對話後對我的不尊重有關，還跟我對整個文化氛圍的感受有關，當然更加跟我對所置身的學院和系所越來越感到失望有關。我當時的心境頗有些心灰意冷。而我又在那年接連參加的幾個會上，感覺到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好像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但又有什麼事情在前面等著。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平靜，但實際上又好像不會如此平安無事下去。在那樣的感覺當中，我告訴胡永年說，我不想再寫文學評論文章了。不料，胡永年回信說，你寫什麼文章都可以。只要你寫來，不管什麼文章，全都照發。

於是我就寫了“一個倖存者的批判手記”。其中第一篇，是《中國文化的零哲學貧困》。其中的第四篇，是《中國晚近歷史上的語言革命和語言復辟》。其中的第五篇，則是《論***現象》。

這個批判手記的前身，是我發表在上海的《青年報》上的一系列文章，諸如《悲劇意識和災難意識》，《話說“現代人”》，《我之民族危機感》，《中國知識份子的人格生構和自我選擇》。這些文章裡的意思，我也曾在一些會議的發言中表述過的。比如，在一個紀念五四多少周年的座談會上，我說，真正的民族危機感不是被日本人的刺刀架到脖子上，而是這個民族自身有沒有更新的能力。

但我那時候對開會發言，相對來說，已經冷漠得多了。記得有一次去參加文聯召開的什麼會議，當時主持者是從市委宣傳部轉到文聯去擔任秘書長的黃安國。黃安國是原來市委宣傳部那個課題組的負責人，所以跟我熟悉。在會議期間，他幾次叫人到我身邊，催我發言。但我每次都拒絕了。我不是不給他面子，而是覺得無話可說，更是覺得說了又怎麼樣呢？開會總要人發言，這與其說是為了發言而開會，不如說是因為開會而發言。言論成了會議的點綴。說得太多，再精彩，也不能改變我依然住在地獄般的筒子樓裡，也不能改變我必須面對那些彼此毫不相干的同事，也不能改變我所走錯的那個房間。

我記得餘秋雨也出席了那次會議，他還特意提到我，說我的文章很有意思。我的始終一言不發，可能也出乎眾人的意料。但我確實不想說話。再說，在當時的心境之下，很可能會說出非常尖銳的話來。我是不會說場面話的人，心裡怎麼想，嘴上就怎麼說。我不會先打量一下，這次會議來了些什麼人，大家都在說什麼，會議的主持者希望大家說什麼，如此等等。我這樣的與會者，在有些人的眼裡，很可能就是攪會者。以我當時的心情，也很可能會把話說到讓大家覺得尷尬的地步。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那天錢先生和徐先生都在會上，我不能隨便亂講話，以免讓他們也覺得尷尬。那次出席會議，還是錢先生特意叫我跟他一起去的。因為他們老先生可以叫學校裡派車接送。車到會場時，遠遠地看見餘秋雨跑過來，很熱情地跟錢先生招呼和握手。我那次是第一次見到餘秋雨，覺得他很謙恭，但又懷疑他是裝出來的。因為外面關於他在文革當中的說法，給人感覺他不會是個謙謙君子。但後來我發現，自己當時光憑流言作了判斷。90年代，餘秋雨在報紙上寫文章，公開稱讚我有關《紅樓夢》的論著。這是怎麼也裝不出來的。當時就連我周圍的朋友，都儘量躲著我，更遑論公開著文稱讚了。

我還記得當時上海一些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學子，搞過一個什麼沙龍，請我去講過一次。我忘了講了些什麼，但我記得其中有原來上海師大歷史系的劉昶，還有我所在的中文系教師程怡。程怡是上師大歷史系元老程應繆的女兒，劉昶則是程先生的學生。他當年寫過《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一文，用湯因比的挑戰和應戰理論解釋中國歷史。我讀了文章之後，還特意跟一位元與劉昶認識的同班同學去造訪過劉昶，交流過看法。80年代，還真出了許多人才，雖然其中不少轉瞬即逝。

現在想來，可能就是劉昶他們搞了那個沙龍。可能也是他們那批人當中的一部分，後來到日本去辦了《歷史研究》一刊。該刊在90年代發表了我好幾篇長文章，包括論魯迅和周作人，論曾國藩。那些都是我後來的論著《論中國晚近歷史》中的幾個章節。當然，那時候的想法比較明確了，就是重建人文精神。並且找到了一條基本的重建線索，找到了《紅樓夢》、王國維、陳寅恪那一脈的文化傳統，從一團亂麻中理出了一個頭緒。可惜的只是，那頭緒還沒理清楚，就被人攪了一下局。所幸的是，我依然倖存了下來。許多年以後，我被人提醒寫舊事回憶，由此把以前被掐斷了的線頭，重新理出來接上。現在想想，假如我當年不懂得倖存，只知道批判，可能就不會有後來的轉機。倖存確實比批判更重要。批判至多只面對專制，唯有倖存，才面對了專制的病菌，面對作為帶菌者的自身。

因此，批判是容易的，但想要倖存，卻非常不易。災難過後，革命過後，批判過後，到底能有多少人倖存下來？這與其說取決於免疫力，不如說取決於對自身心理那種專制病菌的診治。結束專制雖然不易，但人們畢竟一次又一次地嘗試過。1911年也罷，1949年也罷，先後都宣告過專制的結束。但誰敢說，專制的病菌從此被消滅了？就像吸血蟲病那樣，紙船明燭照天燒了呢？


4。我走向那個象徵性的舞臺，走向黑壓壓的觀眾

1988年，我做的另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把胡河清推薦給了錢谷融。那年，錢先生原來並不準備招收博士生。但我向他力薦了兩個人，一個是胡河清，另外一個人是當年發表《雙向同構》時，給我寫信，然後又通過什麼人介紹給我認識的。我當時聽他談了談一些看法，就推薦給了錢先生。由於我的力薦，錢先生改變了決定，繼續招生，其實也就招了他們兩個。

胡河清從大學畢業之後，被分配在靜安區業餘大學裡教書。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他拉我去那裡講課。說是給學生開開竅，學校裡也會付點講課費。我跟胡河清的正式交往，其實是從被他拉去教書開始的。

當年在上海師大同窗讀書時，胡河清很少跟班上同學交往。我當時搞不清楚他年紀有多大，看上去比我還蒼老。後來人家告訴我，他是班上年紀最小的應屆生同學之一。我有時看見他一個人噌噌噌地走到空地上，突然站定，然後就打起了太極拳。我既覺得有些好笑，又覺得這個人倒是完全活在自己世界裡的，根本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他。

我對他最深的一個印象，是有一次我在閱覽室裡看書，看見他正坐在一張空桌子上寫著什麼。我走過去看了看，發現他正在寫一篇文章。我很好奇，問他可不可以讓我看看。他一口答應。我於是拿起他寫好的稿子看了眼。大概將近20頁左右。讓我非常吃驚的是，稿子上竟然沒有一處修改的痕跡。這就是說，他是一口氣寫出來的，一字不改，也一字不誤，就像人家打好草稿以後謄寫的一樣。他那篇文章寫的是關於當時有個叫潘曉的、在青年報上發起的一場人生討論。

胡河清給我的另一個印象，就是他的畢業論文。當時年級裡組織交流畢業論文提綱時，我特意去聽了他的發言。他從權利和義務衝突的角度，分析《哈姆雷特》中的王子角色。這在當時的同學當中，其思路之與眾不同，可說絕無僅有。

我在大學時的那個班級，百分之九十的學生是歷屆生。這些同學都有一定的社會經歷，當然也相當世故，並且勢利。上海小市民通常所有的毛病，在班上同學當中一點不少。不要說胡河清，就是像我這樣的人，在班上都是吃不開的。我是直到大學畢業的時候，同學當中才有人半真半假地對我說，將來若干年以後，你將成為一棵參天大樹。也有人誠心誠意地對我說，我們班上將來就指望你了。但同時，他們當中又有人把我長篇小說如何如何描寫社會主義陰暗面報告了系總支。

基於這樣的氛圍，班級裡沒有人把胡河清當回事情。偶爾有人會提及他的父母，因為都是當年北大哲學系畢業的。或者提及他的外祖父，是當年北大的西語系主任。後來胡河清告訴我說，他母親這一系是個大家族，祖上官至中堂。他外祖父當年留洋歸來，在北大與蔡元培共過事。蔡元培還是他祖父祖母的證婚人。

我向錢先生推薦胡河清的時候，不僅提到了胡河清的才華，而且也提到了他的世家背景。我聽錢先生告訴我說，他後來托人給胡河清的母親捎過話，告訴她，胡河清在他這裡讀書。可是，錢先生告訴我說，胡河清母親冷冷地回答說，我兒子在他那裡讀書，是我兒子的事情，跟我不相干。

我不知道後來錢先生在胡河清畢業的時候，一度要他走人，不想把他留在學校，是否與此有關。但我知道胡河清的母親，確實在家庭上不想承擔過多的責任。胡河清給我看過他母親寫給他的信。他母親在信上說，她已經為了這個家庭，承擔得太多太多，心力交瘁。她希望胡河清完全自立，完全獨立，不要再讓她操心了。

胡河清的性格，像他母親一樣剛烈，陽剛之氣十足。但他內心深處卻又非常敏感和細膩，宛如一個貴族少女。我後來在紐約林肯中心觀看《歐根。奧涅金》的時候，看著臺上的達吉雅娜，不知怎麼的會突然想起胡河清。胡河清內心那種貴族少女一般的清純，與他不無蒼老的長相，實在是個巨大的反差。沒人會想到，在胡河清蒼蒼然的外表底下，會深藏著一顆達吉雅娜式的心靈。當然，像這樣的性格和氣質，無論是生為鬚眉還是生為粉黛，都是不合時宜的。尤其是生為鬚眉的外表，卻深藏著粉黛的柔婉，一旦碰上流氓便是大凶大禍。就此而言，《歐根。奧尼金》裡的男主角拒絕達吉雅娜，無形之中是救了她。但胡河清卻沒

（接上）有這麼幸運。胡河清的命運正好相反。假如上帝在冥冥之中也設有法庭的話，那麼我希望上帝能夠聽見我的聲音，就算胡河清命當如此，至少也應該懲罰作惡的流氓。
胡河清當年曾經報考過戲劇學院的研究生，但被人擠掉了。也就是聽他憤憤不平地說了那樣的經過，我才決意把他推薦給錢先生。我是想為朋友做件好事，哪裡想到他最後會被流氓所傷。
我對中文系那種人際環境的憎惡絕對不是無緣無故的。當我說那個學府像個瘋人院的時候，我同時想說的是，也是一座精神監獄。這個監獄的本性就是要扼殺所有不想成為囚徒的人，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
假如明白了這樣的事實真相，那麼80年代風起雲湧的學潮也就可以得到一個直接的解釋了。不說別的，就以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就可以說明，當時的學生心中，憋了多大的憤懣。
我有一次在食堂排隊買菜，前面是個從外地來讀書的女生。那女生不知抱怨了句什麼，裡面打菜的上海女工，馬上張開血盆大口，臭駡那個女生。其用詞之下流之骯髒，讓人分不清是從嘴裡出來的還是從胯下出來的。
而同樣的下流話，我後來的隔壁鄰居，一個校房產科員的岳母，也曾扔到過我的頭上。原因是我指責她的男人半夜三更躲在窗下偷聽我和女朋友談情說愛。那個老太婆僅僅仗著其女婿在房產科，就可以把我這樣的教師不放在眼裡。由此可以想見，學校裡的等級觀念顛倒到了什麼地步。一場場的政治運動，把教師打到了學校的底層，而被壓在更底層的則是可憐的學生。想想看吧，一個看大門的保安人員，都可以動輒朝著老師破口大駡，更何況他們面對學生時的窮凶極惡。
麻將桌上的四川幼鳴畢業去了《青年報》之後，特地為此做過我一個題為《法律與權益：新個人主義的核心》的採訪，讓我痛痛快快地說了一通教師學生在學校裡應有的權益。這個採訪記錄，後來發表在《青年報》上，再後來，被收錄在我那五卷本思想文化文集的最後一卷裡。
80年代的學生風潮，當然有許多原因。但更為直接的原因，與其說是政治上的動盪，不如說是學校那種荒唐之極的被顛倒過來的等級觀念和學校制度對學生的壓制和迫害。學生考上大學時的風光和自信，進了學校之後，被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侮辱，打消得乾乾淨淨。他們就是沒有藉口，都想大聲叫喊幾下，更不用說找到理由上街了。學生喜歡上街，其實並不是對國家大事有多麼的關心，而是他們發現，唯有在上街的時候，他們才能在學校裡得到尊重。或者說，那些平時欺負他們的班主任輔導員尤其是那些學校勤雜人員，才不敢對他們窮凶極惡。換句話說，他們只有通過上街，來換取他們的尊嚴，同時享受一下自由的美妙。他們上街的時候，人人感覺到做人的快樂，感到一種空前的解放。
中國學生喜歡上街的秘密不在於政治變革，而在於學校裡面的種種不公。中國學生在學校裡，從來沒有主人的感覺。學生是學校的主人。這樣的道理恐怕直到今天，還沒有被學校當局或者政府當局真正認識到。1986年底1987年初上海那場學潮的起因，就是交大的學生在一個演唱會上跳到臺上跟歌唱者共舞，結果被保安毒打，從而引起風潮。其實，那樣的衝突，幾乎每天每時每刻地發生在校園裡，只是程度不同罷了。
那年的學潮，我幾乎置若罔聞。我當時正被戀愛和離婚糾纏得昏天黑地，一會兒甜蜜，一會兒痛苦，分不清是日是夜。
但我通過吳洪森，知道一些情況。我也見過那個由於作為學生代表和校方談判而被開除的學生。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在學校後門的一個小餐廳裡。吳洪森特意把我叫去，安慰那個學生。那個學生告訴我，開除他的是當時的教務長，王鐵仙，也就是後來當上了副校長的那個瞿秋白的外甥。我感覺這個傢伙很像周恩來的那個養子，看上去像個白癡，但面對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毫不留情。
那個學生說著說著，眼睛裡濕潤起來，聲音也有些哽咽。吳洪森不住地安慰他。我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裡憋得很難受。我當然不會想到，許多年以後，我也會像這個學生一樣，被瞿秋白的外甥開除出華東師大。
當然，畢竟時代不同了。要在以往，這樣的開除意味著整個一生完蛋了。但既然改革開放的大門已經打開，想要關也關不住了。那個學生經過十年奮鬥，最後在生意上有成。我離開學校的時候，他已經是個大款，並且還在雄心勃勃地準備進一步的發展。
至於我接到學校的開除通知時，我對朋友如此形容那張開除令說，這就好比他們看著老虎跑進山林，然後在老虎背後朝著老虎尖叫，你被動物園開除了！
有關華東師大那年的學潮，我後來還是聽紐約的一個記者跟我說的。因為她當年曾經去學校秘密採訪過。其實說白了，學生想要的無非是自由和受到尊重。雖然那樣的要求通常被訴諸改善伙食之類的經濟訴求。因為學生懂得，在不能提政治訴求的前提之下，只有通過提出經濟訴求，來爭取得到校方的尊重。
然而，不管我如何同情和理解學生的處境和要求，但我對學生運動，卻一直是消極的。我天性不喜歡群眾運動。我是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假如要以上街和不上街做劃分，前者是左派，後者是右派的話，那麼我肯定是個右派，而不是左派。我不喜歡法國三流作家薩特，除了他的作品不上檯面之外，另外一個作品之外的原因則是，這傢伙動不動就上街，並且特別喜歡作秀。就連人家給他諾貝爾獎，他也不放過作秀的機會。據諾獎評委透露，薩特先是拒絕諾獎，後來又悄悄地向委員會討錢，要他們給他那筆獎金。當然，人家不可能給他。但人家也不在外面抖露此事。總之，我不喜歡扮演薩特所熱衷的文化角色。
胡耀邦逝世的那天，我在校園裡看見出現了許多悼念性的大字報。我感覺又要起學潮了。但我根本就沒有把學潮跟我聯繫到一起。
第二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樣，去第一學生宿舍找麻將桌上那些狗娘養的麻友們打麻將。我走到門口的時候，突然就看見了這群傢伙，一個個十分激動地沖出來。我以為他們在跟什麼人打群架。不同尋常的只是，宋琳沖在第一個，見了我，招呼說，李劼，一起去吧。由於有過那次導讀辭典的不快，宋琳不敢對我多說什麼。而我也被他弄得有些莫名其妙，怎麼跟人打架也叫我一起去？接著是格非走過來，拉著我說，走，走，走，李劼，一起去，一起去。我本想告訴格非說，我不會打架的，我最多只能在旁邊看看。我甚至還抱著等他們打完架，再回來打麻將也不遲的心理。而且，到時候還可以一面打麻將，一面說著打架中的趣聞逗樂。
我沒想到，他們根本不是去打架的。他們風風火火地湧進了大禮堂。大禮堂裡是學校請來的交響樂團，正在演出音樂會。並且已經演到了最後一個節目，好像是高唱國歌，還是高唱什麼。
一群人湧到後臺時，節目正好演完，觀眾紛紛站起來，準備離去。這時，宋琳突然沖到臺上，朝著準備離去的觀眾大聲喊道，大家不要走，不要走，我們接下去為胡耀邦舉行追悼會！於是，不僅是觀眾坐下來了，而且從外面又湧起來了許多學生和其他人等。
這時，格非對我說道，李劼，不能讓宋琳一個人在臺上。他的意思是，叫我也站出去。我當時被這突發的事情完全給弄懵了，根本來不及從打麻將的閒情逸志裡迅速地轉入如此火爆的場面。
緊接著，宋琳噌噌噌地走回後臺，直截了當地對我說，李劼，你第一個發言，只有你說話，才能讓大家安靜下來。
格非也連忙說，對，對，李劼第一個講，第一個講。
要是這是一場打架，我肯定一點也不會沾邊的。但這是一場演講，我卻怎麼也推脫不掉了。確實，麻將桌上的這群人裡，沒有人比我更會演講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義不容辭的。就好比突然有人病倒，做大夫的肯定應當履行一下職責。
我當時根本沒有想過，他們到底商量了些什麼，他們的行動方案又是什麼？他們為什麼事先一點沒跟我商量？為什麼連個信兒都沒有透露給我？
直到今天，我都沒問過他們一聲，他們當時究竟商量了些什麼？是怎麼商量的？假如天底下還有比我更糊塗的人的話，那麼只有《紅樓夢》裡那個呆瓜了。
當時，沒等我反應過來，宋琳已經再度沖到臺上，高聲宣佈這次會議的籌備委員會名單。宋琳念出的名單中，第一個就是我，李劼。我一下子成了整個行動的最高領袖，名列前茅，還第一個演講，比黎元洪當年突然做上大總統還要快。
整個戲劇性場面中最富戲劇性的，是我那該死的口才。我是在宋琳宣佈接下去請著名評論家李劼給大家演講之後，才從懵懂中醒過來，意識到我要站到黑壓壓的人群面前講話去了。從宋琳把話筒塞到我手裡，到我走到台前，在僅僅一分鐘不到的時間裡，我竟然能夠飛快地進入角色，講出了一番連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精彩的話來。
我先是表明自己從來不喜歡群眾運動，接著指出胡耀邦是中國知識份子最親密的朋友，他的逝世，將成為中國知識份子一個標記性的損失。然後指出，整個中國歷史已經處在一個關鍵性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很可能不在當權者手裡。也即是說，歷史的主動權很可能已經轉到了我們的手裡。歷史將由我們來創造。我們將創造歷史。如此等等。
整個演講，完全像是一篇準備好的宣言。我不僅以自己的演講證明了在宋琳宣佈的籌備名單裡我為什麼排在第一個，而且證明了宋琳為什麼請我第一個發言的緣由。假如我告訴別人說，整個籌備過程，我一無所知，任何人都不會相信的。因為我講得那麼明確，那麼清楚，聽上去一切都是有備而來的，一切都像真的一樣。
我實在搞不清楚，自己怎麼會有這種本事。我在平時講課也這樣，從來不作任何準備，只要走到講臺上，一開口就是一篇完整的演講。
這可能真的是天意。不管我多麼不情願捲入學生運動，不管別人事先作了什麼樣的籌畫，我只要走到臺上，一切都成了鐵板釘釘的事實，無論如何也賴不掉了。
麻將桌上的炸碉堡堵槍眼，只要我一出現，就全部由我承包了。而且承包得如此徹底，什麼人都不連累。後來他們一再問起，當時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只好全部承認下來。因為那些最富有煽動性的話，確實是我說的。
時過境遷，沒有人會覺得我為他們承擔了什麼。格非後來乾淨得一塵不染，並且平步青雲，成為當紅作家，最後順利抵達文學博士和清華大學教授。
事後想起來，我當時被他推上去的時候，竟然忘了他在《迷舟》裡的那句警告：小心你的酒盅！
這在我的故事裡，卻是，小心你的演講！
我一直沒有弄明白的是，格非為什麼那麼積極？他當時正在出名的時候，萬事如意的時候，應該沒有什麼不平之氣要出呀？他憑什麼要像宋琳那樣豁出去呢？
宋琳的衝動，可能跟他的家世有關。他的父親是因為政治原因被槍殺的。他曾經有過刻骨銘心的經歷，深夜裡，拉著板車，把父親的屍體拉到荒山野地裡埋葬。那時他還很小，不到十歲吧。
我必須承認的是，我當時確實被他們感動了。尤其是被宋琳。他平時可是知道要點炮的話，絕對不肯打出那張要闖禍的麻將牌的。他那麼的不顧一切，就算是在跟人打架，我也只好走上前去。至於格非，一個打麻將絕對不肯點炮的人，竟然也變得那麼堅決。就算是他的一念之差，我也認了。
那一步跨出去，一切都將改變，永遠也退不回去。但我想都不想地跨了出去。所謂的承擔，是無法細想的事情。而且我根本就沒想過我去拯救什麼。我是個逍遙慣的人，以十分逍遙的方式，以極其逍遙的步調，走向一個沒有了逍遙的世界。至於前面是什麼樣的後果在等著我，我不在乎，也無法在乎。我覺得自己要做的那個演講是很平常的，一點沒覺得有什麼大不了。就像平時講課一樣，就像走進課堂裡，走到講臺跟前一樣，我走向那個十分具有象徵性的舞臺，走向黑壓壓的觀眾。

李劼：《中國80年代文學歷史備忘》 臺灣秀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