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作为意志与表象的良心”
当代国人谁不曾读过《伪自由书》呢?这一点先不说了吧。或许有对《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看不下去的,因那毕竟行话太多,厚得砖头一样。但若说到著名的《观斗》一文,想必是耳熟能详的。
因这现象不是民国特有,自古至今,也未尝过去。
大约是因为户口制度绑得人性太久了吧,中国人总是向往着有一个走到哪里都能过关的通行证。从文化上而言,便是词语。先秦的人谈形势、魏晋的人谈风度、明清之际谈遗民、清末民初谈革命……轮到发达资本主义和话语权了,便开始谈良心。好像有了这个词,就算是有了当今全球通的文化绿卡了。似乎良心二字,在古代都是没有的,最近才刚开始。
然则窃以为,这只是作为意志与表象的良心。
为何这么说呢?我等只看那些对“良心”的滥用便知了。
最典型的就是良心与金钱的悖论:即有钱的作家大多是缺了良心,有良心的作家大多不会关心版税、房子或经济效益云。按此推理,大约托尔斯泰、艾略特或普鲁斯特似不算是有良心的作家了。鲁迅住在日本租界、虹口三层小洋房、拿着国*民党的津贴、本有原配夫人还和女学生谈恋爱,站着说话不腰疼地批判国民性,他更是良心何在也?
按此逻辑,现如今被上访的、被和谐的、被封杀的人多了,作家便都该放下笔,去和他们同住桥下,或拿起另外一支笔,去为他们写状纸,而不是去写小说和诗(就算写,也得是写的他们的事),那才算是有良心的吧。总之,要写当下的现在的眼前的不公平的受苦受难的……除了索尔仁尼琴,余者皆不算文学。如果不写黑煤窑、黑哨、股市内幕、腐*败问题或流亡者的境遇,那你便是鸳鸯蝴蝶派、便是高蹈派、便是封建主义、便是小资情调、便是“不革命的”、便是没良心了。其中若义愤填膺者,颇有些《新约》中众人拿起石头砸妓女的气势,恨不得与你几成顺昌逆亡之敌我。若再上溯史册上的没出息文字,那汉赋、唐诗、志怪、太史公、施、曹、蒲、吴甚至汤显祖、李卓吾、金圣叹或张爱玲之辈,因也都是写的前朝逸事,甚或妖魔鬼怪,风花雪月,实并无多少批判现实主义之作品,便都该划归此类背德者的地狱了。
若如此,整个汉语哪里还有文学在?都是些“卑鄙的文献”罢了。
转念一想,此良心之论,实与诛心之论,恐相差无几耳。
时至今日,如近日在香港书展上,中国那些只要会写字的人(未必作家)都在一窝蜂地、争先恐后地要当中国的良心。譬如以写足球黑幕为绝活儿的李承鹏先生,便依然在谈“作家应该为人民写作”、“文学家不接地气”、“不关心大学生就业问题”或“公共知识分子”等时髦语言,这就如四、五十多年前一窝蜂地谈万岁和革命一样。文化一窝蜂的惯性,本质上并无进步。什么时候大家才能认可并接受文学不是政治行为,不是社会道义学,而只是个人的行为呢?关于此,我在《艺术与示众》一文中也都谈了。但何时写作者才能真正独立于自我,不再去追逐那些过眼烟云的一窝蜂(无论是倡导革命还是强调良心)?虽然关于“王蒙是个官员”、“余秋雨很装”或“郭敬明擦粉”都批判得很对,兰花指、互相吹捧或如北岛认为“韩寒在文学上还是个新手”之论,也无不可。但说到底,这些也并不会抵消或遮蔽那些好的文学创作之合理存在吧?因为在中国,自己躲在家里秘密写作的人还多得很,那才是汉语文学最核心的力量,而不是任何浮在上面大谈良心的名家。现象学并不能代替文学。可看到太多的良心选手在汉语的车站争相挤车,只为拼得一个座位,恍若批判同性恋一样批判一切非现实主义写作,此一幕幕,也着实令我想起李碧华之“揭发姹紫嫣红,揭发断壁残垣”来了。程蝶衣若活在今日,也未必不自杀。
良心实是一种行为,而非话语权,更非口号、文字或宣传方式。“不革命的就一定是反革命”吗?不写现实题材的作家,就一定是搞“纯文学”(这个词已被贬义化了,似急待一场文学中的和平演变)的、且麻木不仁、丧尽天良、对众生苦难不闻不问的坏作家吗?这种单向度的、总是企盼着某个所谓“代言人”(如古代草民之渴望青天大老爷、或八十年代的诗人之企盼能当救世主)出现的、弱势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就像毛文体一样,曾一度把我们变成了语言的城狐社鼠。而到了商业、网络、权力与媚俗互相勾结,以谋求更多回头率的时代,我们似乎还得当一回狐狸和耗子。因为,甚至连对文学良心的世俗判断,如今也几乎被升级为一种新的思想罪了,实可谓旷古未有之奇观也。
一个连平常心都没有的大环境里,会生出一颗良心吗?
总之我是有大怀疑的。那个发明了“良知或知行合一”带兵打仗的王阳明写过什么“批判现实”的文学?他的语录、奏疏、信札、传习录、诗或心学,有多少讲的是当时朝廷或社会黑幕?其实一切好的文学,无论现实抽象,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但在这个好的文学家通常被因故缺席,而一般文学爱好者们却通常被视为“意见领袖”并大谈文学要有良心的时代,我们自然是无什么书可读的。恐怕也将一事无成。因大家反正都浮游在情绪化的词语间,也都认为唯自己的写作是个例外。更显然的是,社会依然如故地在没良心下去,而那些有良心,但从不写“纯文学”的作家们,便因有了道德审判,于是也能收获了更多的版税,尔等奈何?因这时代就是一个作为意志与表象的时代。这国家与人,也就只是作为意志与表象的国家与人。
2011-7-24夜
当代国人谁不曾读过《伪自由书》呢?这一点先不说了吧。或许有对《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看不下去的,因那毕竟行话太多,厚得砖头一样。但若说到著名的《观斗》一文,想必是耳熟能详的。
因这现象不是民国特有,自古至今,也未尝过去。
大约是因为户口制度绑得人性太久了吧,中国人总是向往着有一个走到哪里都能过关的通行证。从文化上而言,便是词语。先秦的人谈形势、魏晋的人谈风度、明清之际谈遗民、清末民初谈革命……轮到发达资本主义和话语权了,便开始谈良心。好像有了这个词,就算是有了当今全球通的文化绿卡了。似乎良心二字,在古代都是没有的,最近才刚开始。
然则窃以为,这只是作为意志与表象的良心。
为何这么说呢?我等只看那些对“良心”的滥用便知了。
最典型的就是良心与金钱的悖论:即有钱的作家大多是缺了良心,有良心的作家大多不会关心版税、房子或经济效益云。按此推理,大约托尔斯泰、艾略特或普鲁斯特似不算是有良心的作家了。鲁迅住在日本租界、虹口三层小洋房、拿着国*民党的津贴、本有原配夫人还和女学生谈恋爱,站着说话不腰疼地批判国民性,他更是良心何在也?
按此逻辑,现如今被上访的、被和谐的、被封杀的人多了,作家便都该放下笔,去和他们同住桥下,或拿起另外一支笔,去为他们写状纸,而不是去写小说和诗(就算写,也得是写的他们的事),那才算是有良心的吧。总之,要写当下的现在的眼前的不公平的受苦受难的……除了索尔仁尼琴,余者皆不算文学。如果不写黑煤窑、黑哨、股市内幕、腐*败问题或流亡者的境遇,那你便是鸳鸯蝴蝶派、便是高蹈派、便是封建主义、便是小资情调、便是“不革命的”、便是没良心了。其中若义愤填膺者,颇有些《新约》中众人拿起石头砸妓女的气势,恨不得与你几成顺昌逆亡之敌我。若再上溯史册上的没出息文字,那汉赋、唐诗、志怪、太史公、施、曹、蒲、吴甚至汤显祖、李卓吾、金圣叹或张爱玲之辈,因也都是写的前朝逸事,甚或妖魔鬼怪,风花雪月,实并无多少批判现实主义之作品,便都该划归此类背德者的地狱了。
若如此,整个汉语哪里还有文学在?都是些“卑鄙的文献”罢了。
转念一想,此良心之论,实与诛心之论,恐相差无几耳。
时至今日,如近日在香港书展上,中国那些只要会写字的人(未必作家)都在一窝蜂地、争先恐后地要当中国的良心。譬如以写足球黑幕为绝活儿的李承鹏先生,便依然在谈“作家应该为人民写作”、“文学家不接地气”、“不关心大学生就业问题”或“公共知识分子”等时髦语言,这就如四、五十多年前一窝蜂地谈万岁和革命一样。文化一窝蜂的惯性,本质上并无进步。什么时候大家才能认可并接受文学不是政治行为,不是社会道义学,而只是个人的行为呢?关于此,我在《艺术与示众》一文中也都谈了。但何时写作者才能真正独立于自我,不再去追逐那些过眼烟云的一窝蜂(无论是倡导革命还是强调良心)?虽然关于“王蒙是个官员”、“余秋雨很装”或“郭敬明擦粉”都批判得很对,兰花指、互相吹捧或如北岛认为“韩寒在文学上还是个新手”之论,也无不可。但说到底,这些也并不会抵消或遮蔽那些好的文学创作之合理存在吧?因为在中国,自己躲在家里秘密写作的人还多得很,那才是汉语文学最核心的力量,而不是任何浮在上面大谈良心的名家。现象学并不能代替文学。可看到太多的良心选手在汉语的车站争相挤车,只为拼得一个座位,恍若批判同性恋一样批判一切非现实主义写作,此一幕幕,也着实令我想起李碧华之“揭发姹紫嫣红,揭发断壁残垣”来了。程蝶衣若活在今日,也未必不自杀。
良心实是一种行为,而非话语权,更非口号、文字或宣传方式。“不革命的就一定是反革命”吗?不写现实题材的作家,就一定是搞“纯文学”(这个词已被贬义化了,似急待一场文学中的和平演变)的、且麻木不仁、丧尽天良、对众生苦难不闻不问的坏作家吗?这种单向度的、总是企盼着某个所谓“代言人”(如古代草民之渴望青天大老爷、或八十年代的诗人之企盼能当救世主)出现的、弱势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就像毛文体一样,曾一度把我们变成了语言的城狐社鼠。而到了商业、网络、权力与媚俗互相勾结,以谋求更多回头率的时代,我们似乎还得当一回狐狸和耗子。因为,甚至连对文学良心的世俗判断,如今也几乎被升级为一种新的思想罪了,实可谓旷古未有之奇观也。
一个连平常心都没有的大环境里,会生出一颗良心吗?
总之我是有大怀疑的。那个发明了“良知或知行合一”带兵打仗的王阳明写过什么“批判现实”的文学?他的语录、奏疏、信札、传习录、诗或心学,有多少讲的是当时朝廷或社会黑幕?其实一切好的文学,无论现实抽象,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但在这个好的文学家通常被因故缺席,而一般文学爱好者们却通常被视为“意见领袖”并大谈文学要有良心的时代,我们自然是无什么书可读的。恐怕也将一事无成。因大家反正都浮游在情绪化的词语间,也都认为唯自己的写作是个例外。更显然的是,社会依然如故地在没良心下去,而那些有良心,但从不写“纯文学”的作家们,便因有了道德审判,于是也能收获了更多的版税,尔等奈何?因这时代就是一个作为意志与表象的时代。这国家与人,也就只是作为意志与表象的国家与人。
2011-7-24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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