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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台之恶
乘凉是一个愈发远去的词了。儿时，我家住在大院子里，每到夏日，成群的大人们便走到坝子里乘凉，搭上凉席、凉板或凉棍，摇着蒲扇，喝着浓茶，看月下草长莺飞，孩子们坐得满地都是。有吃西瓜的、有溜旱冰的、有打仗的或讲鬼故事互相吓唬着玩的。那夜色，那重庆人的“喧哗与骚动”，真是要印一辈子了。不仅院子里有乘凉的，露台上，天台上也都有。只要哪座屋顶上能爬上去，也少不了会有人在上面去搭上一张凉床，或搬去一把凉椅，享受一点伏日子夜里那比银子更贵的微风。譬如，过去重庆歌舞团的主楼上就有个飞檐，飞檐边是一片较大的天台（露台）。有一年暑假，我和几个朋友就睡在上面乘凉。点了蚊香，便可一觉睡到天亮，八月天里裹着被子，竟还觉得丝丝寒意呢。
如今高楼空调遍野，露台密集，也没了大院子可去。乘凉是个什么情景，再过若干年，恐怕得跟我们的孩子们去解释了。
说到露台，读书人也总会有些感慨的。即便在七、八十年代，中国人还没有几户人家有露台，大家还全都住在胡同、杂院或筒子楼里时，“露台”这个词也是具有刻骨魔力的。尤其在道听途说的书或诗中，无论是东坡诗云：“月上九门开，星河绕露台”，让•热内的戏剧《阳台》或波德莱尔的诗《露台》，都容易引人“瞎想”。
所谓露天台榭，自唐时便有，或称天台、仙台、戏台（因演戏时搭得棚也是露天的土台子）。纯粹之露台，在古代是宫苑里修来给皇帝家眷乘凉、或用于占卜者“夜观乾象”之用的。近代西方建筑东渐后，露台便普及开来，似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场所。但大约由于过去东方建筑（尤其中国与日本）多为封闭式，而江南之私家园林、庭院或庙堂也非一般庶民所能居住，故露台也成了今人眺望与扩展生存空间之奢侈品。
现代建筑学中，露台(Balcony)象征着开放的、地上的空间。而与之相反的便是地下的空间：如地下室、地铁、地牢、或下水道系统。准确提出这一观念的应该是日本建筑学家饭岛洋一的著作《从三岛到奥姆：三岛由纪夫与近代》（《<ミシマ>から<オウム>——三島由紀夫と近代》）。这本怪书我是1998年在日本偶然买到的，后来一直读着，也一直在思考。在饭岛洋一看来，露台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最风靡的西化建筑形式。而1970年作家三岛剖腹事件的内因，竟是从他私邸露台之写作，走到市谷自卫队驻地的露台上去演讲的全过程。书中言：“三岛将自己最后显现于人前的身姿，选在了露台这一地点，他在露台上做了最后演讲。因为三岛事件完全是以露台为中心而发生的。他剖腹时，也就是告别了露台，背对露台而进到了屋里”。三岛的演讲也是想通过露台的美，向大家呼吁回归日本传统空间。饭岛洋一的见解，打通了文学与建筑、或曰心灵空间与物质空间之间的通道。而且他还认为，1995年著名的“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杀人事件”，则是因当代日本人在失去了传统的双重空间后，转入无地上、无空间的一种秘密行为和寓意。而地铁正是这样一个笼子。地铁的拥挤、速度和封闭性，即是我们当代人最狭隘的一种心理象征与实际环境。
饭岛洋一曾言：“在奥姆真理教徒看来，‘露台’实际上是向‘地下’空间的反馈。说地铁沙林事件只是奥姆追求的心理恐惧，那显然是肤浅的。奥姆从露台转向地铁（地下）行为，其实正是三岛当年在露台上呼喊东方的传统消失之后，便只得转生为用恐怖毒气去反对现实。‘地下’其实是近代残存的一种反语”。并且，这种“转生=反复“的时间轮回和传统反刍现象，被设定为25年：即日本战败到三岛自杀为25年，从三岛自杀到奥姆事件，也是25年。
用了半个世纪，露台上的英雄竟蜕变成了地铁里的心魔。
无疑，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学说有点异端，不置可否。但每天当看到地铁高峰期汹涌的人流时，我便会想，难道这其中就全无道理吗？过去人的生活是接近自然的。哪怕是平房、吊脚楼或弄堂，邻里之间总还算是互相敞开的。虽然世俗街坊的空气也有“窥视他人隐私”之嫌，但终归不似今日社区这般形同陌路，互不往来。在集权制度时期，地下空间往往也只属于那些不认同现政权的隐秘圈子，甚或国家机器的押解运输线。如索尔仁尼琴所谓的古拉格犯人之流量、斯托雷平列车罐装的囚徒或“我国的下水道历史”。而露台所意味着的阳光与空气，则自然只属于那些把疗养所修在海边的屠夫或佯装麻木的人。
但至少，大院子和飞檐上还有一部分人在乘凉。
但象征终归只是现实里的象征。钉子一旦钉入桌子里后，人们便会不再关心钉子的渺小存在了，而把桌子和钉子一起都唤作“桌子”。
在被资本主义异化的空间里，机械化复制的露台，也已然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凌空处突兀出来，状若一个个漂浮的器官。虽也有如徐迟或张国荣那样的人，选择直接从露台跳下去，但终究没有挡住我们的居所急于离开地面，奔向经济泡沫这场火星人般的加速度。况且，大家住得越来越高，即便有露台，也是不太爱出去晒太阳的。更没人会去引用“君子登高必赋”的古训。那里只是房地产商的额外面积，或者猫、花盆和晾衣服的家庭主妇们的天空之城。
我个人记忆中最好的露台，是九十年代初，在重庆枇杷山图书馆内，小说家费声当时借住的一间阁楼的露台。那是一座大约有四十来平米的石头露台。因其建筑是民国陪都时期修建的仿巴洛克建筑，露台就尤为讲究。我记得露台上长满苔藓，远方能看见长江、水塔和满山错落的吊脚楼屋顶。露台侧面还接了自来水管，可冲凉水澡、也可养鱼养鸟、杀鸡切肉、或喝茶发呆、坐着读一天书。每晚月到天心时，我们便会在露台上饮酒闲聊。望着茫茫暮色，蝙蝠漫天 ，恍若空城计里坐在城楼上的孔明，叹一句大家都“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奈何好景不长，后来费声搬走了，我也就再也未去过那里。
失去了的真环境，就只好用文献里的假修辞去弥补。
当然，若说中国传统中也有“露台”，那便是古代城楼了。皇帝或守城者站着上面，主要也是为了宣谕圣旨，或对城下的人问话。但他们下去后，总是要回到自己家的后花园中去的。所以从建筑心理学的本质上讲，城楼式的露台与地下室的封闭是一样的。如令所有人都刻骨的、既不是为了乘凉，也不是为了饮酒的露台，恐怕要数天安门城楼了罢。1966年，“全人类最伟大得导师”曾连续七八次登上这座“紫禁城第一Balcony”，为的只是向数千万赶来瞻仰他的少年少女们挥手。当时万众雀跃、哭泣、喊叫、沉醉、癫狂。论演讲现场之震撼度，三岛与毛相比，只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而这种看似人性正处于大释放（开放）的空间内，其根源却又来自于极度封闭的制度和神权建筑。若用饭岛洋一的建筑心理学来论证：从那时起，那座大露台，也的确把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秘密“转生”成了地下的人。他们从此再没有属于私人的语言露台和行为空间。甚至他们至今都仍生活在一列已没有传统可靠站、全程密封了心灵、且环境黑暗而依旧甘愿加速度前行的地铁之中。
2011-8-3（初稿）
乘凉是一个愈发远去的词了。儿时，我家住在大院子里，每到夏日，成群的大人们便走到坝子里乘凉，搭上凉席、凉板或凉棍，摇着蒲扇，喝着浓茶，看月下草长莺飞，孩子们坐得满地都是。有吃西瓜的、有溜旱冰的、有打仗的或讲鬼故事互相吓唬着玩的。那夜色，那重庆人的“喧哗与骚动”，真是要印一辈子了。不仅院子里有乘凉的，露台上，天台上也都有。只要哪座屋顶上能爬上去，也少不了会有人在上面去搭上一张凉床，或搬去一把凉椅，享受一点伏日子夜里那比银子更贵的微风。譬如，过去重庆歌舞团的主楼上就有个飞檐，飞檐边是一片较大的天台（露台）。有一年暑假，我和几个朋友就睡在上面乘凉。点了蚊香，便可一觉睡到天亮，八月天里裹着被子，竟还觉得丝丝寒意呢。
如今高楼空调遍野，露台密集，也没了大院子可去。乘凉是个什么情景，再过若干年，恐怕得跟我们的孩子们去解释了。
说到露台，读书人也总会有些感慨的。即便在七、八十年代，中国人还没有几户人家有露台，大家还全都住在胡同、杂院或筒子楼里时，“露台”这个词也是具有刻骨魔力的。尤其在道听途说的书或诗中，无论是东坡诗云：“月上九门开，星河绕露台”，让•热内的戏剧《阳台》或波德莱尔的诗《露台》，都容易引人“瞎想”。
所谓露天台榭，自唐时便有，或称天台、仙台、戏台（因演戏时搭得棚也是露天的土台子）。纯粹之露台，在古代是宫苑里修来给皇帝家眷乘凉、或用于占卜者“夜观乾象”之用的。近代西方建筑东渐后，露台便普及开来，似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场所。但大约由于过去东方建筑（尤其中国与日本）多为封闭式，而江南之私家园林、庭院或庙堂也非一般庶民所能居住，故露台也成了今人眺望与扩展生存空间之奢侈品。
现代建筑学中，露台(Balcony)象征着开放的、地上的空间。而与之相反的便是地下的空间：如地下室、地铁、地牢、或下水道系统。准确提出这一观念的应该是日本建筑学家饭岛洋一的著作《从三岛到奥姆：三岛由纪夫与近代》（《<ミシマ>から<オウム>——三島由紀夫と近代》）。这本怪书我是1998年在日本偶然买到的，后来一直读着，也一直在思考。在饭岛洋一看来，露台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最风靡的西化建筑形式。而1970年作家三岛剖腹事件的内因，竟是从他私邸露台之写作，走到市谷自卫队驻地的露台上去演讲的全过程。书中言：“三岛将自己最后显现于人前的身姿，选在了露台这一地点，他在露台上做了最后演讲。因为三岛事件完全是以露台为中心而发生的。他剖腹时，也就是告别了露台，背对露台而进到了屋里”。三岛的演讲也是想通过露台的美，向大家呼吁回归日本传统空间。饭岛洋一的见解，打通了文学与建筑、或曰心灵空间与物质空间之间的通道。而且他还认为，1995年著名的“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杀人事件”，则是因当代日本人在失去了传统的双重空间后，转入无地上、无空间的一种秘密行为和寓意。而地铁正是这样一个笼子。地铁的拥挤、速度和封闭性，即是我们当代人最狭隘的一种心理象征与实际环境。
饭岛洋一曾言：“在奥姆真理教徒看来，‘露台’实际上是向‘地下’空间的反馈。说地铁沙林事件只是奥姆追求的心理恐惧，那显然是肤浅的。奥姆从露台转向地铁（地下）行为，其实正是三岛当年在露台上呼喊东方的传统消失之后，便只得转生为用恐怖毒气去反对现实。‘地下’其实是近代残存的一种反语”。并且，这种“转生=反复“的时间轮回和传统反刍现象，被设定为25年：即日本战败到三岛自杀为25年，从三岛自杀到奥姆事件，也是25年。
用了半个世纪，露台上的英雄竟蜕变成了地铁里的心魔。
无疑，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学说有点异端，不置可否。但每天当看到地铁高峰期汹涌的人流时，我便会想，难道这其中就全无道理吗？过去人的生活是接近自然的。哪怕是平房、吊脚楼或弄堂，邻里之间总还算是互相敞开的。虽然世俗街坊的空气也有“窥视他人隐私”之嫌，但终归不似今日社区这般形同陌路，互不往来。在集权制度时期，地下空间往往也只属于那些不认同现政权的隐秘圈子，甚或国家机器的押解运输线。如索尔仁尼琴所谓的古拉格犯人之流量、斯托雷平列车罐装的囚徒或“我国的下水道历史”。而露台所意味着的阳光与空气，则自然只属于那些把疗养所修在海边的屠夫或佯装麻木的人。
但至少，大院子和飞檐上还有一部分人在乘凉。
但象征终归只是现实里的象征。钉子一旦钉入桌子里后，人们便会不再关心钉子的渺小存在了，而把桌子和钉子一起都唤作“桌子”。
在被资本主义异化的空间里，机械化复制的露台，也已然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凌空处突兀出来，状若一个个漂浮的器官。虽也有如徐迟或张国荣那样的人，选择直接从露台跳下去，但终究没有挡住我们的居所急于离开地面，奔向经济泡沫这场火星人般的加速度。况且，大家住得越来越高，即便有露台，也是不太爱出去晒太阳的。更没人会去引用“君子登高必赋”的古训。那里只是房地产商的额外面积，或者猫、花盆和晾衣服的家庭主妇们的天空之城。
我个人记忆中最好的露台，是九十年代初，在重庆枇杷山图书馆内，小说家费声当时借住的一间阁楼的露台。那是一座大约有四十来平米的石头露台。因其建筑是民国陪都时期修建的仿巴洛克建筑，露台就尤为讲究。我记得露台上长满苔藓，远方能看见长江、水塔和满山错落的吊脚楼屋顶。露台侧面还接了自来水管，可冲凉水澡、也可养鱼养鸟、杀鸡切肉、或喝茶发呆、坐着读一天书。每晚月到天心时，我们便会在露台上饮酒闲聊。望着茫茫暮色，蝙蝠漫天 ，恍若空城计里坐在城楼上的孔明，叹一句大家都“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奈何好景不长，后来费声搬走了，我也就再也未去过那里。
失去了的真环境，就只好用文献里的假修辞去弥补。
当然，若说中国传统中也有“露台”，那便是古代城楼了。皇帝或守城者站着上面，主要也是为了宣谕圣旨，或对城下的人问话。但他们下去后，总是要回到自己家的后花园中去的。所以从建筑心理学的本质上讲，城楼式的露台与地下室的封闭是一样的。如令所有人都刻骨的、既不是为了乘凉，也不是为了饮酒的露台，恐怕要数天安门城楼了罢。1966年，“全人类最伟大得导师”曾连续七八次登上这座“紫禁城第一Balcony”，为的只是向数千万赶来瞻仰他的少年少女们挥手。当时万众雀跃、哭泣、喊叫、沉醉、癫狂。论演讲现场之震撼度，三岛与毛相比，只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而这种看似人性正处于大释放（开放）的空间内，其根源却又来自于极度封闭的制度和神权建筑。若用饭岛洋一的建筑心理学来论证：从那时起，那座大露台，也的确把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秘密“转生”成了地下的人。他们从此再没有属于私人的语言露台和行为空间。甚至他们至今都仍生活在一列已没有传统可靠站、全程密封了心灵、且环境黑暗而依旧甘愿加速度前行的地铁之中。
2011-8-3（初稿）
由杨典于2011-08-03, 23:45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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