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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翻检旧年遗存，竟翻检出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读了几段，不禁哈哈大笑。文字的粗率、思想的幼稚简单且不说了，主要是依稀看到了当年那个留着撇小胡子、总是眉毛攒在一起装思想家、总喜欢拿自己的脑袋当跑马场任各种生熟话语践踏且不自知的自己。
中国大学，多出此类奇才——可惜的是，区区正入其列，还是大学中最无聊、最不知所谓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念至此，怎不大笑当哭，怎不心伤若癫呢？将此小文贴与诸君共赏，或者共伤，共笑，共癫。无他，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也。
正如巴赫金总结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复调小说。所谓的复调小说 “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互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充单组成真正的复调”，而以此原则建构的小说，它所描绘的并不是以具体思想为指导原则的人物，相反，在小说中，思想成了所要描绘的对象，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交锋，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得到了实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仅仅是一位哲理小说家，复调小说也不是一种叙述思想思辨发展以及成熟、和谐的小说。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并没有获得时间的延续，它只是空间的一个点，在同一个空间中还同时存在着许多这样的点——许多思想共存，争辩、交锋，或者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说“赞同与反对”。以这样的原则结构起来的小说无疑获得了巨大的容量与内涵，但与之俱来的问题是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本，它自身必然要求一种整体结构，要在形式与内容、叙事与内涵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因为是以思想间的交锋为对象，其张力太过巨大，又是怎样容纳于一个事件的叙述当中呢？换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怎样取得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协调、平衡与和谐呢？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创作的巅峰。在这部小说中，他创作中所有的特点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也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最完美之作。而实际上，已有人将这部小说说成是一部史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很难阐释的作家，以往许多评论家——马克思主义经典评论也好，存在主义评论也好——都不免以己度人，以一种自以为是的真理来总结全文，不免颠倒主客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反而成为某一种理论的有效注解。本文认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诗学问题，只有结合文本的细读，才能真正进入作家的创作核心，而文本细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莫过于特色最显明、内涵最阔大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一、 思想“永恒的问题”
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这句名言得到了印证。在小说中，即便不是所有的人物，几位联系全文的主人公，也是为思想而活着的。罪与罚，上帝的有与无，耶稣与真理，人能否成为超人并最终成为人神，可以说这几个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为之焦虑、困惑、探索以及追寻的核心。这几个问题，其本身的内涵容量也是巨大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写成几十册厚厚的巨著。而实际上，西方的一部哲学史，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这几个问题的论述建构起来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首先是一位文学家，他一生的兴趣所在也只在文学创作中，无意建构一座哲学大厦。思想，只是他所要描述的对象，并不是他要论述的课题，他一生的理想是建构“真正、本质的现实主义，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对于思想的抽象思维，并不是他追求的目标。
但思想是怎样获得现实的品格呢？换言之，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原罪与惩罚，堕落与拯救，上帝与超人，耶稣与地狱、撒旦是怎样结合在一个有些惊险、戏剧化因而对经典小说家来说也许过就于媚俗、平庸的关于“弑父”的叙事当中呢？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叙事主要是构架在费多尔·卡拉马佐夫被亲生儿子所杀这一情节之上，作为某种异常题材，这样的叙事情节应该说有一定的张力。“弑父”，无疑带有一种血红的颜色，对人伦道德的冲击也非常激烈；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伴随着“弑父”的还有父子俩为同一女人争风吃醋这一情节。对于佛洛依德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揭示人身上潜意识和无意识的情节。“力比多”的释放与爆发在这样的情节的叙事中，当然占据主要地位，而实际上，佛洛依德也正是依据“俄狄浦斯情节”来解读、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上去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小说当中对于梦魇的描写，对于心理的揭示，占了很大的比重。也难怪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看做“意识流小说”的先驱者。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对否认他是心理学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德米特里的预审和开庭审讯中，作家对心理学采取了讽刺性描写。公诉人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依据他所谓的犯罪心理学对于卡拉马佐夫家庭也好，对于俄罗斯民族也好，对于德米特里雅也好，都做了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但最后，却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而这位“心理学家”，作家是怎样描述他的呢？“开始公诉人演说的时候，浑身神经质地颤抖起来……”，“他自认为这篇演说是他的杰作，是他的天鹅之歌”，而九个月以后，他真的得了急性肺痨死了。真是莫大的讽刺。归根到底，作家对心理学是鄙视的，他认为心理学把人的心灵物化，因而也就贬低了人，“无视人类永恒问题的思考。”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于人物心理描写确实不少，但如果细读本文我们会发现，在作家的叙述中，对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并不多，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多都是在人物的对话当中自我提示出来的，因而，这种心理活动，进入对话中的心理活动，都带有明确的指向性。伊凡的梦魇那一段，是文学史中经典的心理描写场面，但那段描写中心理描写更多的是以对话出现。小说里，伊凡虽然清楚“他好像在发梦呓…..,自然是在发梦呓……”，但实际上，魔鬼并不是一个幻想，不是如伊凡所说“这是我，我自己在哪里说话，而不是你！”。
魔鬼并不是伊凡心理意识的一个反照，是所谓的双重人格，这里出现的魔鬼，实际上是伊凡思想中的一个反讽性关照，是对伊凡思想的一个模拟，魔鬼自己也说了“我并不是重复你的思想” ，它并不是从伊凡意识中涌出来的无意识，而归根结底是结合了形象的思想。伊凡梦魇中的这个魔鬼，具有确实的现实品格，而不是心理幻想——或者幻象。
以此可见，作者关照的并不是人物的心理活动，而是思想，是“永恒”的问题。而对于一个观照思想的文本来说，“弑父”的情节就未免显得过于离奇、媚俗了。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就有人评论他更像个小品文作家，哗众取宠，这样的评论当然是离题万里，但在小说中，作家怎样将自己与惊险小说家区分开来呢？怎样与德福科那样的作家区分开来呢？换而言之，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交锋是怎样容纳在“弑父”这一叙事架构中呢？
只有在小说中寻找答案。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是，小说叙述有很大一分部游离于情节之外。在小说中，费多尔卡拉马佐夫的被杀在第一卷中就已经提到了，但直到全书过了一半的第二卷第三部分才发生，这期间，他的被杀虽然也不断地暗示与提示，但文本的重点在于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的错综复杂，以及随着人物出场而来的人物之间面对面的交谈——对话。可以说，“弑父”作为一个事件，为“对话”所延宕了下去，而当“弑父”完成以后，对于真实凶杀的追寻也没有成为事件的中心——在小说中，真实的凶手是昭然若揭、没有悬念的——甚至对于“弑父”这一事件的伦理思考，也没有成为叙述的中心。中心还是对话，是对于“永恒的问题”的争辩。事件虽然发生了，但事情的意义在于叙述中却仍然无期限地延宕了下去，看起来，小说的主要情节竟成了多余，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或者就像费多尔·卡拉马佐夫对自己的评语：“可笑的丑角”。
如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建构真是如此，那这部小说就成了一部很滑稽的作品了。就像一个二十世纪的现代青年穿上了古装袍子，或者是白领阶层上班时穿了一条破了洞的牛仔裤一样，在感观上给人以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感觉。但《卡拉马佐夫兄弟》却并不是这样一个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白领”，“弑父”这一情节也不是古装袍子或破了洞的牛仔裤。思想与思想的交锋固然引人入胜、使人着迷，但思想本身却没有能力与另一种思想去交锋争辩。两个处于不同空间的思想，只有在人们的幻想之中，才能产生对话、交锋，但幻想不是又创造了一个处于同一平面的空间吗？实际上，前人也提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多种思想汇聚于同一时空的问题，但他们多半在文本中去寻找这一空间，而没有看到文本的建构本生就是一个大的空间。“弑父”情节为卡拉马佐夫家庭的出场，为卡拉马佐夫家庭有关的一些人物的发展，提供一种了契机。而时间的发展，也为佐西马长老，公诉人等一些人物的出场提供了另一种契机，而离开了这些人物的出场，思想与思想的交锋是无从实现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并不是一部“实验小说”，在小说中也没有可有可无的情节与叙述，可以说作家为思想与思想的交锋搭建好了平台，剩下的事情就是思想自己如何去展现了。思想间的交锋只有走到这个平台上，其交锋才有了现实的品格。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思想之间的这种交锋是以还原为声音间的对话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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