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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写作
萧轶
下午没事，在网络上看到朋友在微博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略萨在《情爱笔记》的扉页中引用蒙田名言：“我根据我的想象力来记录我的生活。”而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他则引用福楼拜：“谁要是掌握写作这种美好而耗费精力的才能，他就不是为生活而写作，而是活着为了写作。”
记得福楼拜还曾说过这么一句关于写作的话语：“写作的生活就像是狗过的生活，但却是生命中唯一值得过的生活。”这句话不仅道出了写作之于写作者的地位，还吐露了写作者的生活境遇，正如乔治·奥威尔对写作的认识那般：“写一本书是一桩消耗精力的苦差事，就像生一场痛苦的大病一样。”这倒还不是对写作最坏的描述，王小波在《时代三部曲》总序《我为什么写作》中对写作的调侃更加刺骨：“写书在那里也不是个挣钱的行当，不信你到美国书店里看看，各种各样的书涨了架子，和超级市场里陈列的卫生纸一样多——假如有人出售苦心积虑一页页写出的卫生纸，肯定不是好行当。”即使如此，奥威尔对于写作的热情依旧无法消退：“你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无法抗拒或无法明白的恶魔的驱使，你是绝不会从事这样的事的。你知道这个恶魔就是那个令婴儿哭闹要人注意的同一本能。”也就是说，写作之于写作者，完全出于一本本能性质的冲动，让你必须一直写下去，如同呼吸那般无法停止。似乎可以成为一种终身为之奋斗，甚至献身的事情。譬如，鲁迅、就曾经对自己的写作发出如此感慨：“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我所获得的乃是我灵魂中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它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之中的瘢痕。”而大抵一个真实的写作者，他们在认知与灵魂这两项上高于他人。鲁迅上面所说的那种“所获得的乃是我灵魂中的荒凉和粗糙”，大抵是其笔端溢出的是一份对社会丑恶的揭露。写作，必定都带着某些目的，如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对自己的写作下了如此的定：“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奥威尔还不忘重点强调一次：“回顾刚才写的几页，我发现自己好像在表示我的写作活动完全出于公益精神的驱使。”
写作，似乎被人们看做是低投入、高产出的工作。恰恰相反的是，写作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事物。钱锺书对于那些认为写作是低投入、高产出的工作的现象，说过一句至理名言，笔者一直作为自己的写作底线。钱锺书说：“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写作的低门槛让每个知道如何敲击键盘的人，都可以成为世间的一位写作者。低门槛的介入，也造就了网络文学这一新型文学。而网络文学上，也不乏真知灼见，甚至比纸媒专栏的文章好看千百倍者也有，学者谢泳就曾这么说过：“好文章都在网上。”这句话当然带着一定的政治背景与学术环境。但是，门槛低的介入，带来的泡沫垃圾如城市垃圾般喷涌而出。年轻人在名利双收的利益驱动之下，应该听取舍斯托夫在《无根据颂：非教条主义思维的一次尝试》中的劝告：“人在年轻时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觉得，他所发现的似乎就是最新的、极端重要的真理，所以他必须尽快地把它宣告给可怜而又无知的人类。嗣后，在他变得更有经验也更谦虚，便对自己的真理产生了怀疑，只不过到了这时，他写作才是为了检验自己。又过了若干年，他已经知道自己从根上就错了，而且，也根本没必要检验自己。但是，他依旧还是在写东西，因为他除此之外不会干别的行当，而拥有百无一用的‘多余人’的名声，则是可怕的。”这句话虽然有着近乎残酷的釜底抽薪之感，然对于门槛越来越低的写作世界来说，却是一种不可否决的忠告。
态度，决定着写作的分量。写作的态度，可以是写作的目的，也可以是写作的底线，更是写作的意义。在一个盛产泡沫垃圾的网络文学世界中，尽管不能全盘否定所有写作者们的写作态度，却也不能否定部分写作者们的写作态度。回到乔治·奥威尔的《我为什么写作》，他在文章中将自己最重要的四项写作动机归纳为纯粹的个人主义、审美方面的热情、历史方面的冲动与政治方面的目的。在经历了贫困与失败之后，奥威尔写作的政治方向成为他最具对抗性的理由。相比于奥威尔宣言式的写作态度，博尔赫斯却是如此简单：“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特定的读者，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而以良心批判为宿命的萨义德，却将写作视为自己的居住之所，以写作来寻找自己的故乡。文学大师卡尔维诺则希望借助写作，“以精神秩序战胜世纪的混乱”。可以看出的是，作家们都大抵有着救世之心，他们把写作视为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类的一种担当、责任与使命。许知远在速食主义的吞吐中，加上游荡世界的行走，他也将自己的写作看作是解读中国、解读世界的担当。
一位真正的写作者，永远不会停止对写作意义的叩问，如米兰·昆德拉对写作意义的探讨：“作家把他自己铭刻在他的时代、他的国家的精神地图上，铭刻在思想史的地图上。”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我一直无法找到一种让自己信服的理由。或许，是根本无法定义自己写作的态度，用一句话概括，我的写作动机是我有话要说。无论是长文为主的博客，还是碎片式发言的微博，我都尽量做到为他人为写字，而非为自己。每一个字句，每一段言语，每一篇文章，我都把这些或长或短的写作当成是一种自我的救赎与他人的启蒙。或许这种态度过分地夸大了我作为一位写作者的能力，但这构不成我对自己的写作态度的否认。当我还在象牙塔中不断阅读的时候，更大的驱动力在于余杰、韩寒他们的功名双收，然随着我阅读量的扩大，我对自己的写作态度也随之更改：从以前的希冀借助文字成名，到现在的试图解读与认清所生活的国家与社会，辅以自诩能够给他人一些启蒙性的教育目的。正如徐贲在《公共生活的点滴写作》中说的那般，艾迪生对自己的公共随笔写作有自觉的启蒙意识：“人们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了人间；我希望人们会说我把哲学从国王议事厅和图书馆、学校和学院搬进俱乐部、公民议会、茶桌和咖啡馆。”如今，我也更多地将自己的写作当成一种公共性质的写作，而非一种私人化的写作。在写作的时候，我不在去考虑读者能否如余杰、韩寒那般如潮如风，而仅仅是给那些我能够读到的人哪怕最微小的影响，我想我的写作公共性也算是我写作的完成式。即使剩下一位读者，或许她是我以后生活在一起的妻子，我想，我的写作也能够坚持下去。在写作的时候，也尽量谨慎地去说话，生怕自己的思想被殖民地化，生怕自己的文字无形之中就成就了助纣为劣的耻辱。对于自己写下的文字，更多地希望能够着眼于“诉诸于常识理性，它不像政党宣传那么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像文学那么优雅精致，也不像学院写作那么抽象奥涩、故作高深”。
而写作的热情，也一直不曾减少，这是我一直引以为豪的。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斗胆借用王小波在《时代三部曲》的总序中的结语：“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但是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自己没杀人一样不可信。所以信不信由你罢。”
2011年9月24日18: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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