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儒家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

王康：儒家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现代新儒家自梁漱溟开派以后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成了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之一，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今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背景之下，儒学受到了世界性的关注，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再一次被人们提起。从传统儒学到现代儒学，儒学的核心价值得到了怎样的沿袭和发展？现代新儒学经历过的争议困惑又是由何而来？未来前途又会怎么样？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民间学者王康先生，让我们掌声欢迎。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王康先生的短片。


　　王康小传


　　晚孔子2500年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十而学，六十而立，天命未尽解，人世已略知。大学时即组织儒学小组，以恢复中华再造共和自命，深信东西方文明正面遇合之时，便是中国新生世界和谐之日。


　　孔子所创儒家成为中国人心性道德基础


　　主持人：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有90年过去了，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产生了三大影响中国的这个思潮，一个就是激进主义、一个就是自由主义，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为保守主义的这个新儒家。过去一直认为这个三大思潮是彼此是水火不容的，但是现在也有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它们其实这三大思潮可能是在一个中国思想文化争论的一个共同的框架里头，是一个互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嘉宾：孔子开创的中国的儒家的作为中国一个心性道德的这么一个本体论的哲学，把它作为一个背景和基础。就像宋明理学一样，把佛学和道家儒释道三家，进行一种综摄，然后产生出宋明理学，中国文化第二次高峰吧。现在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我觉得它的本体的它的背景的基准的可能是儒学作为基础，因为它是兼容并包的，它是道并行不悖的，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我不是说自由主义或者是激进主义不具备这些素质，但是儒家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几千年以来，它本身的它的哲学的精义或者它的历史的记录，它可以做这个基础和背景。


　　主持人：为什么在进入现代以后，很多的这个学人包括一些思想界的一些人士，都会把中国的这个过去的这种所谓这个裹足不前，包括中国没有赶上现代化的步伐或者中国没有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转型的责任会算到儒家身上？


　　嘉宾：这是“五四”的一个很经典的表述。中国如果要完成现代转型，那么他必须厚今薄古，他必须进行全盘的重新的怀疑和批判和反传统。现在持这种理论的人可能是越来越少，在90年的风风雨雨一个最大的我们付出了很高昂的代价得出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正面的结论就是，传统和现代肯定不是对立的。古代和今天东方和西方绝对不是完全冲突水火不容的。恰恰相反，尤其待会儿我们讲到那儒家的，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古今中外它是某种意义上它是多元一体的，它是浑然一致的，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那些成分。


　　主持人：那么儒家为什么新儒家会有这样一种兼容并包的一种理性，它并不决绝地去反对自由主义，甚至它对激进主义都采取了某种一定的宽容的立场？


　　嘉宾：儒家的自信，一个是来自它两千多年的它的历史记录，一个是儒家知识分子内在的一种担当精神。哪怕在极其孤绝的情况下，像梁漱溟、熊梁这些老先生们，都是极有自信的。更重要的是就是现代化的记录本身，让儒家们有了一些希望和底气。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比如冷战、比如中国的***，这一系列东西某种意义上都是跟儒家的主张相背离的。因此在儒家来看不仅仅是不能背弃传统，而且恰恰相反中国的传统极富现代性。


　　而现代文明尤其是西方的文明已经显示了很深刻的危机了，斯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他们西方人早就在检讨，而且很深刻了。亨廷顿的那个《文明的冲突》也包含这个意思。儒家也早就来提出这个告诫了，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毕竟不是西方，中国在吸纳西方的这个过程里边付出的代价很高，走的弯路不少，那么这个时候听听儒家的先贤们的那些聪明的无私的告诫，至少是有好处的。最重要的是从梁漱溟先生开始，他们就一直认为，将来世界文化要得力于中国文化的复兴，那当然其中有很多的阐述和转换。


　　主持人：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在中国的复兴从80年代后期开始，其实从海外开始浸润重返大陆。那么这样一个复兴的运动，在您看起来的话是不是觉得和当年唐君毅先生他们飘零到海外的时候，那样一种比较凄惶凄凉的状态相比，你感觉到是不是有点，这个有一种好像隔世之慨。


　　嘉宾：钱穆、张君劢、唐君毅他们1949年漂流到海外避走港台的时候，那个心情按他们的话是“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现在过了60年刚刚一个一个甲子多一点点，整个的中国的在接纳儒学，接纳孔子的那些智慧的时候现在已经没有障碍，不管是哪种意义上的障碍，包括法律、政治的障碍，意识形态都没有了。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变化，我特别要强调而且这种变化正在进行当中。我还会预言它正在方兴未艾，它才开始。


　　主持人：在这里说一下唐君毅是王康的亲舅舅。唐君毅老先生当年在台湾的时候，他预言儒学的返本开新就会从海外逐渐地在某一个历史时间段里头，会重返大陆。现在看起来他的预言是实现了。好了，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康先生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大家欢迎。


　　导视：


　　时世演变，传统儒学遭遇现代社会，命运如何？


　　世事无常，西方文化与东方文明重新遇合，前景如何？


　　现代新儒家，在乱世变局中沉思，感悟出什么？


　　风雨沧桑巨劫奇变，新儒学筚路褴褛，坚守着什么？


　　著名民间学者，思想家王康做客世纪大讲堂，神情讲述《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


　　嘉宾：“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之后中国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所走的将近90年的这个路程，它既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又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又是一个让人非常沉重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先谈一下人人都知道的一些的历史的表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焚书坑儒，过了2917年，孔子被世界的最权威的著作给予极高的评价，有两书，1988年，一个是美国的《世界名人大辞典》，一个是英国的《人民年鉴》，两本书推选了“十大思想家”全世界范围内的，孔子在两本书中均居首位。


　　我们四川的那个无行文人吴虞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第一次喊出打倒孔家店。过了六七十年，瑞典的一个天文学家汉斯·阿尔文，在巴黎的世界诺贝尔获奖者首届大会上公开地呼吁，如果人类到21世纪要存在下去，那么他们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向孔夫子请教，吸收他的智慧。


　　我所举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对孔子对儒家的这么高度的评价恰恰不是他的同胞们，而是西方的，而是国际性的组织。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的执政党，终于公开地提出来，“全面地建设小康社会”，郑重地承诺要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相继又提出来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等。


　　这是一个历史的巨大的深刻的，而且正在变化的这种进步和改观。


　　儒家通过与佛道融合建立绝对道德主体


　　那么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新儒家，这个“现代”两个字显然是个时间概念，这个现代指的是，以汇通中西，转化和实现中国儒家学说的现代化而奋斗的一个儒家学派。这个学派是上承融汇佛老重建孔孟道统的宋明儒学这个传统。


　　1937年沈有鼎先生在“中国哲学会第三届联合会”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哲学今天的开展》。他把中国的文化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夏、商、周三代到秦汉的，这是第一期文化。这个第一期文化是以儒家的穷性尽理的哲学为命脉的；第二期是魏晋六朝隋唐一直到宋元明清的这个时期发生的，它是以道家的返本开新作为它的命脉来展开；第三期文化沈有鼎先生认为是，1919年之后的以儒学的自觉和复兴为动因的，这个文化正在展开。


　　50年代牟宗三先生曾经在一本书里面叫做《儒家学术的发展及其使命》里边也曾经提到所谓这个三期文化。他认为第一期文化是由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完成的，它主要是一个塑造典型的时代，它的效应就是汉帝国的建构。那么第二期就是宋明诸子，周敦颐、张载、二陈、陆九渊、王阳明，这些宋明诸先生们经过600年的对于佛老的这种跟佛家道家的这种辩难、批判、渗透、融合，然后完成了道德的绝对主体性的建立，它的效应就是移风易俗，培育和强化内圣的哲学。第三期，牟宗三认为就是他所属的这个时代，那就是在中国儒家精神道德文化的基础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完成民主建国的事业。


　　中国现代的儒学如果和第一期的或者第二期的或先秦儒学或者宋明理学如果要比较的话，它有很大的不一样。孔子开创的这个儒学它带领着中国的“九流百家”的这个潮流，后来对日本对朝鲜对越南对东南亚国家影响巨大，那可以说儒家肯定是东亚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盟主。18世纪远绍欧洲，助成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宋明理学是在民族危亡，佛老泛滥的情况下，士大夫士气不振的时候融汇了佛老之后重建的孔孟的心性之学。


　　现代新儒家面临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第一个是第二期的新儒家宋明理学，他们虽然和印度传过来的佛家有冲突、有分歧、有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分歧和冲突是在整个东方中印两大民族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佛家的很多观念、很多价值甚至很多术语和道家的、和名家的、和阴阳家的、和墨家的，甚至和儒家的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他们的交融不是太困难的地方，他们在根本上不会冲突。


　　那么现代新儒家面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首先就是面临欧风美雨、西学东渐。这个西学可不是宋明理学所面临的佛学了。经过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社会政治大革命一直到地理大发现，新儒家在“五四运动”左右产生的时候西方已经开始，已经基本上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都面临着西方的强势的挑战，中国不过是这个挑战过程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特别艰难。


　　这种挑战对新儒家意味着什么？首先新儒家面临着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双重合击。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都反儒都批孔，但他们并不是像林毓生所说的全盘的反传统，不是，对道家、对佛家、对名家、阴阳兵家农家都不反，他们只反儒家。中国的自由主义它外面有整个西方自由主义的学理上的支撑，也有国民政府和***的英美派的实际上的支持。那么中国的激进主义或者上升为马列主义，在外有苏联作为一个整个国家的支持，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呼应，在国内有中共的武装斗争和强大的左翼力量的支撑。而作为保守主义核心的儒家，那完全是孤独的。尽管这个保守主义不仅仅是儒家。《东方杂志》主编主张中西冲突里面的“持中调和”的杜亚泉，写了那个《欧游心影录》，主张东方救世主义的梁启超，以及像《学衡杂志》的吴宓、梅光迪他们，他们也是用西方的理论来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儒家，现代新儒家是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双方夹击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对象。


　　当时儒家的处境绝不是杜维明所说的那八个字：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它不是淡薄的问题，它根本就是九死一生。在这个背景下面，中国的现代新儒家是做狮子吼，是绝地而生。


　　刚才提到自由主义也好，激进主义也好，它是世界范围内的强大思潮。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代表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整体的意欲和一种想象或一种希望。希望把中国改造成要么西方式的国家，要么苏俄式的国家。只有儒家，现代新儒家坚持，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有它的内在根据，必须建立在中国的传统道德、心性文化精神的基础之上。那么当然还是一种所谓中学为本，这个本位他们是不会摆脱的。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处境我们现在来回顾90多年以来，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这种民族性、国家性，最根本的特性能不能保住。从更宽泛的意义来说，就是整个世界现代化，西方的这种强势文化，西方的整个现代的这一套理论，在中国会以什么形态来出现？或者中国对西方的整个现代的这种强势的这种扩张和进入采取何种态度？如果是自由主义的那就是全盘西化，如果是激进主义的那就是全盘苏化。不管西化也好苏化也好，中国人就丧失了中国人的本性，丧失了中国人的特质，丧失了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文化的一个基础。同时也使人类的整个现代化里边，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命脉。


　　中国现代新儒家大体上可以和中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从1919年到1949年这30年间可以看做现代新儒家的第一阶段，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大争论的30年。尽管反复地被两次世界大战、被十月革命、被国共两次内战以及抗日战争所打断，但实际上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大的争论一直在进行。


　　第二个阶段应该是从1949年到1978年，1978年唐君毅在香港去世，导致了一场“悼唐风波”。唐君毅去世之后媒体发表了很多文章在悼念他，也有批评唐君毅的，然后双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称为“悼唐风波”将近30年。第三阶段应该是1979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大概就是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将近30年。这三个阶段恰恰也是中国历史20世纪历史到现在为止的比较完整的、比较独立的也有内在联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王康：梁漱溟学贯中西印文化开创“新儒家”


　　那么第一个阶段它的代表人物，开启山林的人物首先是梁漱溟。


　　梁漱溟


　　最后一名唐吉诃德式的儒家大丈夫


　　中西印三大文明路向的问道人


　　拥有世界声誉的现代儒家圣贤


　　梁漱溟到北大去任教的时候，第一天他就问蔡元培，说蔡先生你们对孔子的态度怎么样，持何态度？蔡校长就告诉说，蔡元培沉吟了一会儿才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马上就说，我在北大来就只是为孔子和释迦为他们发挥的，其他我统统都没有兴趣。


　　1921年他发表了新儒家的开山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后来被很多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人嘲笑，但是在当时它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本书发表之后全国有100多篇文章有十几本小册子来批判它反对它来和它论战，而且被翻译成12国文字4次再版。世界哲学界都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出现的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足以让西方的思想家们认真地来看一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说来好像也很简单，梁先生把中西印三种文化，把它归为三类，都是人类生存、人类精神的一种表现。

梁漱溟深受唯识学的影响，他们这一代对佛家都不陌生。梁漱溟认为只有中国的调和持中的儒家的这个态度是最合理的。印度的向后转身的这种路径这种路向太消极太虚无，西方的一味地向前追逐，将来会产生很多危机和很多烦恼，只有中国调和持中的儒家这种态度是最合理的。所以他说他一生的研究，他人生的目的就是劝导中国和世界走儒家的路，走至美至好的孔子的路。


　　梁漱溟，他是一个一生宗奉孔子和儒家的人物，他是高度的言行合一的人物。儒家的学者必须完成人生和道德的实践，他不能离开这个社会、这个历史。***结束，梁先生居然以90岁的高龄重登讲坛宣讲中国文化。以我的这个陋见，世界思想史上、中国思想史上没有这种奇观。而且把他的《人心与人生》、《中国学术概观》两本书又重新出版。像梁先生这种纯粹的儒家知识分子，给我们的启示太多了。


　　梁先生的终身挚友也是他北大的同事就是熊十力先生，是新儒家的另一位开启山林的人物。


　　熊十力


　　形上体系和道德本体论的创立者


　　中国现代儒学的启导人物


　　中国千年以降最具原创性的儒家哲人


　　熊十力先生是湖北黄冈人，18岁就参加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战争，一直到1918年他才猛然发现那些革命党人争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他就猛然告诫自己必须全力地投入学术，给人群以“正见”。从那个时候开始，熊先生一直到84岁高龄离开人世，从来没有一天懈怠过。


　　熊先生在中国现代新儒家的贡献，最根本的是他把哲学本体论建立在孔孟的心性之学的基础之上，他为现代新儒家建立了一个道德本体的一个系统。他所说的这个本体指的是即是心又是外在，无二分别。所以熊先生就说这个本体这个体，它也不是虚寂不动的，它就是所谓中国《大易》的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这样熊十力就赋予了这个宇宙和生命本体一种伦理的意义、一种能动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儒家的君子人格的一种表述。在那个时候熊十力这种生命本体、道德本体的建立，对于新儒家意味着什么？


　　因为新儒家是面临着排山倒海的文化危机，为什么新儒家始终向宋明儒向他们去请教？最根本的是这个情况下中国现代新儒家极其孤独的时候，什么力量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只能重建内圣的工夫，他们必须把道德本体建立起来，这个工夫如果完成不了，儒家要救世谈都谈不上。那么熊先生的这个道德本体论把哲学本体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他为后来的新儒家又建立了一个能稳住自我，而且能够把有限的自我注入无限的圆融的大生命的这么一个开始。


　　熊先生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一个在哲学本体论上的一个启导性的核心人物。他跟梁先生约有不同，梁先生是更关注文化跟社会的问题，他更关心的是形而上和道德本体的问题。这两个人物是新儒家的像父亲一般的开启山林的人物，而且他们俩人的一生，他们的道德、他们的为人、他们的人生的全部的记录都很光明，都很了不起。


　　下面我要谈有四个人，熊、梁是没有留洋的也不懂什么外语，但是现代新儒家绝对不是抱残守缺的冬烘先生。你比如张君劢、冯友兰、贺鳞、方东美，这四个先生，他们就是对西方文化非常了解的，而且直接到过西方，受过专业的西方哲学训练的人物，他们仍然皈依儒家。


　　张君劢，这是一个一生徘徊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人物，也是个传奇般的人物。


　　张君劢


　　引领20世纪人生观和科玄之争


　　中国现代宪政思想开路先锋


　　终身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儒家君子


　　1921年他陪同梁启超游历欧洲，亲自拜会了德国的大哲学家倭伊铿和法国大哲柏格森。张君劢是北洋政府的重要的领导人物之一，而且他是中国政治大学的开创者，他是校长。他3是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创立者，国社党的创立者，他是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主要起草者，他也是1945年中国政府代表团远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主要代表。1949年之后张君劢离开大陆，他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去宣传儒学。


　　冯友兰


　　会通东西，旧邦新命


　　与时偕行，为道屡迁


　　现代新理学创立者


　　冯友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亲自受过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和新实在主义的一个权威人士蒙塔古的熏陶。冯友兰先生是1949年之后非常惹眼的中国哲学界的人物。陈荣捷先生在50年代曾经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宗教的发展》，第一次承认冯友兰不管他的政治立场有多少变化，但他在30年代他所发表的《贞元六书》、他所开创的新理学仍然是现代新儒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范畴，他是现代新儒家的一个重镇之一。


　　贺鳞


　　贵神人而一物我超时空而齐后先


　　黑格尔的中国传人


　　现代新心学创立者


　　贺麟先生因为向往德国古典哲学，居然从哈佛大学又转学到了柏林大学，一辈子以研究、传播和弘扬黑格尔哲学为使命。但贺鳞最大的一个贡献主要是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哲学著作。49年之后，贺鳞先生一度还自称自己是唯心主义者，他被称为“中国的费希特”。但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里边，贺鳞先生也有些自我批判也批判儒家，后来他干脆放弃掉一些哲学的思考和写作，专事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演讲录》等等主要是他翻译的，他是《黑格尔全集》编辑委员会的名誉主席。这位老先生在***也饱受冲击，但是他总能以一个哲学家的冷静和理性面对邪恶。


　　方东美


　　由西方返归东方


　　融汇儒释道属意真善美


　　中国现代生命哲学创立者


　　方东美是个才子，是安徽方苞那个望族的后代，18岁就在金陵大学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叫“中国哲学会”。19岁杜威到南京讲学，他19岁就是向杜威表示致欢迎辞的代表。1921年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哲学、学柏格森的哲学。


　　方东美先生他是一个高度西化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抗战期间他曾经就只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这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被激发起来。方先生是口才极好，他在东西方哲学家会议里面发表的演讲倾倒了很多西方哲学家，尤其是日本的铃木大拙，日本哲学家的泰斗，对他是佩服得要命。他也经常用英语向世界讲述儒家学术。


　　第二代新儒家，1949年不仅仅是改姓移号江山易手不仅仅是这样的，它意味着所谓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到了1949年，尤其儒家文化，它的合法地位或者它的正宗地位不复存在，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社会本身都被摧毁，把它犁庭扫穴，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屋顶。


　　相反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一直到抗战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再度恢复中华之后，但是因为国共内战，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国共走向内战，最后经过苏联领导人改变的西方的最激进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升华为国家学说。这个时候一批中国文化的孤臣孽子避走港台，流亡海外，这也是第二代的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们，比他们的第一代又有完全不同的环境。


　　首先他们到的是比如香港，那是英国的殖民地，中国的文化基本上在那儿没有根。第二他们作为流亡者，他们离开中国文化的母体，他们只能在一个作为文化殖民地的香港在那个地方重新为捍卫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国的文化而奋斗，其艰难可想而知。


　　但是第二代新儒家在第一代新儒家的这个道德本体的建立的基础上，他们没有辜负时代，他们建立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庞大的极富中国智慧和时代良知的这么一个哲学体系。我待会会简单说一下。


　　王康：儒家道统已被确立 政统学统有待开发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康先生精彩的演讲


　　我们中国常说我们20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西方的思想的这个中国化。其实在新儒家这个地方其实也一直在做这样一个思想的融摄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援西入儒，然后尽可能地把一种新学的东西，西学的东西加以儒化，这就是新儒家之所新的地方。那么在援西入儒把西学教育儒化方面，您觉得这个新儒家做得最好的是哪一方面？


　　嘉宾：做得最不成功的是表面的，就是民主和科学始终儒家，他们实际上承认中国的文化组织里边有这个……


　　主持人：有。


　　嘉宾：但是做得太不好，基本上没有做。做得最好的应该是他们后来，尤其是贺鳞先生在40年代就开始鼓吹的，就是中国的儒家向西方学习主要三种形式：一个是基督教的牺牲精神、拯救意识，一个是希腊的科学态度、一个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的批判品性。


　　这个儒家他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走过来了，但是儒家是要建立的是首先是道统，它的政统和学统，它始终没有开发出来。这个我觉得不是这些先生们他们没有意识到，而是他们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在道德和和人生实践的过程里面，他们的舞台太小，他们基本上是学院派的人物。


　　主持人：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道统、学统和政统，我觉得这个是牟宗三先生他所谓的三统说，他把这一个他整个的新儒学最后他归结为这个三统，也就是把内圣和外王变成三统。道统的话呢其实就是内圣，就是讲的是我们中国的哲学特别是儒家的哲学早就在世界的这一个思想史上在世界的文明史上，已经开出了一个极高的一个道德的圣贤境界，在这一点上这个道统的境界是无古今中外之分的，它是永远的是普世的。在这一点上的话呢，我们中国没有所谓需要援西入儒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是他也确实承认，我们中国的学问特别是儒家，在学统和政统上头有极大的欠缺。


　　那么在这一点上他觉得恰恰是我们现在的新儒学或者中国以后的自己的新的文化生命需要进行开掘的地方。但是他们您刚刚说了他们是秀才，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只能去说这个事情。但是学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起去做的，去养成一种新的一种学统的精神，政统那是一个政治实践，那么在这一点上头他们只能指望于未来。


　　嘉宾：其实他们这种悲剧也好或者就无奈也好，孔子就已经开始了。孔子周游列国一样地到处碰壁嘛。


　　主持人：对。


　　嘉宾：如丧家之犬一样，但是这也是儒家的精彩之处。所谓“五四”，后来林毓生他们所说的所谓文化决定论，你说这些知识分子们他们承担的他们的角色他们就是建立道统。


　　主持人：对。


　　嘉宾：他们如果这个道统很幸运，刚好能够延伸出政统，就是政治人物能够接受，就像那个君士坦丁大帝一样接受基督教为国教，那当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可能就苛刻地要求秀才们要做这个事情，其实文化决定论仅仅是儒家知识分子，其实自由派和激进主义都不完全是文化绝定论。那个激进主义绝对要掌握最高国家权利，政治权利、经济发展等等等等这些远比文化更重要。自由主义其实也是接近如此，只有这个儒家学问他们真是迂腐，他们就相信这一点，他们在书斋里边的苦思冥想的，他们内心体验的这个大道这个真理，应该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有好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开出，除了生命道德本体之外，所谓政治本体、知识本体、经济本体、甚至实用的本体，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无奈我觉得会永远地存在。


　　主持人：好，下面我们进入现场提问。


　　提问：王康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宗教的影响力在于它的彼岸世界，因为有了彼岸世界才对人有约束，从他的行为、从他的思维到他的行为。那么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实行这个新儒学或者新儒教的复兴，我们的路径是什么？谢谢


　　嘉宾：儒家虽然不是一种宗教，但是儒家极富宗教感。宗教的情怀真正的儒者是完全有的。不管梁漱溟也好、熊十力也好、唐君毅也好，他们对基督教对佛教都怀着极大的敬意.


　　中国最高的境界是天德合流，是天人在最高意义上的在终极意义上的一种同一，它当然也包括彼岸，但是绝不放弃此岸。某种意义上，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人怎知鬼，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套，强调的是儒家的积极入世的关怀现实人生的这一方面。但是儒者关怀前生的那个此生和此岸，他也有一个背景。三代的文化到了儒家的时候，从原始的宗教已经关注到了天地上的天下的这个人生问题，但它不是没有宗教传统和宗教背景，这个里边儒家有大量的论述和人生的担当和实践。在这一点上实际刚才我还说了，我感到的儒家，尤其前两代，有基督教的三大教义的其中的两点，因信称义和道成肉身，他们有极高的凡事能够超越能够担当，能够在不朽和永恒的背景里边来思考自己的人生问题，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宗教情怀了。但它又没有一神教的惟我独尊和异端审判的那种偏执性，它避免了这种宗教一神论、宗教不可避免的那些弊端。


　　至于你说具体的路径我觉得这个儒家的它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这种高度的积极入世，它是一种人生实践和内心体验的工夫，它不是一种现代所谓我们所谓的那种策划、那种设计或者那种理性的一种预期它不是。


　　第二代新儒家无愧于历史没有交白卷


　　1949年之后在香港和台湾开始了捍卫和复兴中国文化的一场运动。这个运动坦率地说不可避免地有***的色彩，不可避免地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指向。但是我基本上看完他们的所有著作，我觉得他们继续走的仍然是熊、梁在大陆开创的第一代新儒家的那个道路，就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孔孟的这个道统。然后来面对和解决中国的现代化，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这个前所未有的大难题。


　　他们是一代很纯粹的知识分子，都是大学老师。熊、梁是第一代新儒家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第二代应该主要是唐、牟。唐君毅，《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唐君毅是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700年间最有成就的儒家哲学家。


　　唐君毅


　　中华人文意识宇宙巨人，


　　守死善道，毕生弘扬中华文化


　　全幅精神，纯心融通人类价值


　　他晚年的一部著作叫《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这本书被认为是可以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相媲美的一部了不起的哲学著作。


　　“花果飘零”这个概念是唐君毅提出来的。60年代前后东南亚各国，印尼、泰国、菲律宾、缅甸包括新加坡掀起了***浪潮，华人社会一片惊恐，不管怎么归化怎么表示忠诚都不行，受了很多虐待。同时香港本身是殖民地，大学老师聚会全是中国人绝对不讲一句中文，都只讲英文或者讲其他的西方语言。台湾自由派在台湾公开呼吁老百姓，烧掉祖宗和孔子的牌位。香港中文大学，就是唐君毅本身所在那个大学，有一个政府送了一个孔子铜像，那个大学为了避免被人攻击，居然把孔子铜像藏在地下室里面。


　1962年唐君毅在《祖国》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叫《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他这篇文章当时引起了很强烈的共鸣，《论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就像一个园里面有一棵大树摧折了，花果飘零，随风散去。中国人在文化中国的心灵再也找不到一种凝摄自固的力量，只能寄托在他人的屋檐下，遮风避雨，求得苟安，花果飘零，非常沉痛。


　　唐君毅在香港的一个贡献是，1958年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这四个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发表了一篇宣言，叫做《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标题很长：“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之命运的共同认识”，1958年元旦那一天发表出来。这个宣言被称为是港台新儒家的一个历史性的宣言。


　　这个宣言特别提到，中国占人类四分之一，当时世界第三次大战的呼声，东西方都有这个呼声，甚嚣尘上，美国人确实也有想向中国释放原子弹的，军方有这种想法。


　　罗素先生在1957年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说东西方，苏美两国可以做一笔交易，西方要承认中国***统治的合法性，他没有说出来就是黄种人或者中国人他们就可以接受共产主义，来换取苏联从东德的撤出。德国人、日耳曼人、白种人，他们是天生的自由高贵的民族。这种文章对唐君毅他们刺激太深了，唐君毅他们就感到西方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太不了解，误解太深，所以写了这么一个文章。


　　这个宣言很长，大概我记得有几条，第一就是强调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活的生命，它是宇宙精神的一种客观存在，中国是人类一部分。这种理论当然是西方听得懂，科林武德那个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就很接受这个，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意大利的大思想家克罗齐，一切历史是当代史，都能够接受。


　　第一，中国的精神是一种活的生命；第二，中国的历史是可久可远的，这是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当中；第三，希望西方的研究中国文化要有敬意和温情，温情和敬意多一分智慧和了解也就多一分；第四，中国的文化富含宗教意识，拯救的能力并不排斥基督教的这种宗教的情怀；第五，中国确实是短于西方近代的民主科学，但中国文化不反对西方，不反对这些。相反，发展科学和民主正是中国文化现代重建的一个内在的要求。


　　然后他们就提出来东西方文化应该互相平等、互相欣赏和互相尊重、互相交流。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希伯来的宗教精神、学习希腊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学习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对人性的尊重，西方也应该了解东方的那种圆而神的智慧、当下即是的态度、天下一家的情怀和世界大同的理想等等。


　　这个宣言发表现在过去了50多年，应该坦率地说，应该公正地说，这个宣言所蕴含的所透露的这种儒家的这种理想和情怀，确实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这篇宣言如果我们把它联系到50多年以来，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这个社会演变，历史的演变来看的话，它实际上道出了很多很多的它预见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发展。应该说这些书生们是很天真，有些迂阔的地方，但是根本点上就是要求世界要求西方尊重中国的文化，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的孤臣孽子。


　　唐君毅晚年这本《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写得很苦，他也是著述等身，将近2000万字的这个著述。我看他的书看得很困难，不可能全看，他的语言风格也不太适合阅读。最后一本书出的时候他已经肺癌晚期了，在医院里边，右手握笔左手拿一叠纸巾，改几行字就吐一口血出来，然后把它揩掉。一直到他几乎是去世之前大概一个礼拜，他这本书才出来。1978年的2月1号，他看见了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为孔子诛少正卯辩诬的一篇文章，欣慰不已。唐君毅终于发现，大陆最权威的官方的报纸，终于出现了一篇为孔子辩诬的一篇文章，欣慰不已。他马上就嘱托他的夫人，把他所有的著作寄赠给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第二天溘然长逝。


　　牟宗三


　　上通道德本体下开人间现象


　　方继孔孟心性义理外接康德形上哲学


　　三统并立现代新儒学集大成者


　　牟宗三性子很烈，他是一个智者型的一个新儒家。牟宗三是熊十力的高足，熊十力曾经说过北大有哲学系以来就此一人可造。这个对青年人确实是太大的鼓舞。以熊十力的至尊的地位，给年轻的牟宗三这么一个期许，可以想象对他一生的影响。


　　牟宗三，他的名字就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名字。他在台湾教学40年，他的学生遍布士林，他曾经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文人学会，他的宗旨就是：开导当代学术病痛之所在，找出这个症结之所在，重开价值世界，重建人文社会。隔了很多年，坚持了若干年，海外的那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去演讲过。


　　牟宗三在哲学上的一大贡献就是他的判教。他的判教和通融，他用很集中的很简约的语言把他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到了世界几大宗教上。他认为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是圆盈之教，而儒教是正圆正盈，而佛教和道教是偏盈。这三教基本东西都是主体与客体不分离。他认为西方的文化包括基督教是离盈，就是离开的分离的，主客体分离，永远有痛苦、永远有危机、永远不见道。他的这个判教气魄是非常大的


　　港台新儒家的唐、牟二人都不约而同地在晚年用佛教的判教的方式来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综摄.他们完成了没有，还有待学术界和后人来评价。但是这种气魄之大悲愿之宏理想之高，是西方的哲学家望尘莫及的。西方哲学家早就不干这个事情了，同时他们也坐不下来，因为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对中国的历史传统他们了解的太少。


　　徐复观


　　独立特行大器晚成


　　至善至美升进不止


　　为中国文化作现代疏释


　　徐复观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早年在日本学军事、学经济，后来追随孙中山，抗战时期投笔从戎。他的遗嘱里面说自己45岁之后才觉悟到，孔孟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命运所寄。他一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亲自到去拜见孔陵，没有回去。


　　徐复观的主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办了那个《民主评论》和《学原》的这两个杂志，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的理论阵地。


　　第二代新儒家应该说他们无愧于历史，他们没有交白卷。他们真是第一代熊、梁的弟子们。那个衣钵的传承真是一以贯之，真是没有变化。有人说第二代新儒家和第一代新儒家一样，没有开出外王。他们有内圣，他们确实都是君子甚至有圣贤之气，但没有为中国的现代化导出一个方案出来，这个太苛刻了。如果说梁漱溟还能够和国共两党的那些领袖们坦率地谈中国的去路的问题的话，熊十力还可以非常有个性的话，第二代新儒家们在港台他们完全没有这个基本的条件和可能。他们要做的事情就跟宋明儒学一样，只能重新“灵根自植”。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不能轻看，港台新儒家第二代新儒家们在海外建立的一个庞大的现代新儒家的学术体系。他们一边高度地关注着祖国的演变，他们一边也同时也在，全面地和西方的哲学界进行对话，应该说硕果累累。


　　现在他们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被介绍到大陆来了，当然阅读的圈落可能还不大。接下来就是所谓第三代。


　　陈寅恪在中国近现代思想中有典型意义


　　第三代的新儒家和第二代的新儒家之间有两个重要人物我得说一下，都是历史研究的大家，一个是钱穆先生。


　　钱穆


　　中国现代新儒家的史学代表


　　忧患抗时俗热忱招国魂


　　中华民族人格尊严与道德精神卫道士


　　天人合一宇宙大生命体证人


　　钱穆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儒家的人物，但是钱穆所坚持的恰恰是在现代新儒家在史学领域的第一人。他在1937年发表《中国近300年学术》这本书里面就明确地提出来，要高标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是正宗儒学的口号和旗帜。1940年发表《国史大纲》。《国史大纲》他就明确地提出来，中华民族是一个统贯的这么一个生命共同体。研究中国的历史一定要将研究中国历史的独特的性质它的特质所在。钱穆在1949年和唐君毅、张丕介几位老先生到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这个新亚书院的校歌是钱穆先生写的，很简单但是很动人？“手空空，无一物”，“路迢迢，无止境”。“上下十万里一片锦绣，古往今来一片光明。”


　　新亚书院的宗旨就是，上溯宋元书院的讲学，旁采西方的学院导师制度，汇通中西文明，以人类的福利和平为宗旨。


　　钱先生教学75年，教学75年最后他告别论坛的时候曾经告诉他的弟子们，千万不要低估更不能抹煞中国文化，将来人类的文化恐怕是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宗主。


　　另外一个就是更不自称是思想家也不称自己是儒家思想家的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孤怀遗恨驾心志于浩劫奇变


　　昭示民族盛衰学术兴废中国历史文化殉道者


　　陈寅恪早就把家国兴旺融会贯通，他是一个有极高的文化悲情的，甚至有文化遗民的心态的这么一个殉道者。他经常以孔夫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事事的演变，逝者如斯夫。


　　余英时先生曾经认为，陈寅恪先生这种史家的智慧，从历史中求得教训的智慧高过儒家那些思想家的水平。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很难做简单的高低的比较，但是陈寅恪所表达的那种就是中国的文化，不管是北美的，北美的指的实际上是西方的，还是东欧的，东欧的实际上指的苏联的指的马克思主义，不管是北美还是东欧的，进入中国都会像魏晋以后的那种佛学一样，不会永远居于统治地位，终有歇绝的一天。陈寅恪不是一个思想家，但他在中国的近现代思想里面他有一种典型的意义，他是一个特殊人物。


　　第三代新儒家提到余英时先生。


　　余英时


　　转移多师通释古今


　　内在超越轴心突破


　　享誉世界心系故土


　　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余英时从来不认为他是个儒家哲学家，确实余英时1955年到了美国，在哈佛大学。余英时他确实是受了良好的西方的史学训练，他总是用西方的一种概念、逻辑和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但是我认为，余英时先生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仍然是属于儒家知识分子的这个范围。


　　第一他本来就是钱、唐包括牟、徐的弟子，他是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第二他在2007年1月份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那个“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越来越认识到，我现在更加地强烈地认为，中国儒家所追求的那个道和西方的上帝、逻各斯和真理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一旦中国回到它的大道回到它的正统，中国和西方的冲突就自然消失了。


　　余英时先生在新亚书院和中国文化这个演讲里面2000年曾经说过，当年的钱穆和唐君毅诸先生，在新亚书院的旗帜下汇合在一起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潜在已久的历史的必然。


　　和余英时几乎同辈的稍微晚的就是，现在在海外非常活跃的一个杜维明、刘述先、吴森、霍韬晦等等。杜维明1966年的时候他22岁中国发动***，他在台湾对自己提出要求，终身探究儒家精神道德的价值，作为自己终身的学术事业，他确实也这样做了。


　　杜维明


　　颠沛造次问学于东西之间


　　苦心孤诣寄情于文化中国


　　创造性转化现代新儒学阐发弘扬一代传人


　　他当然因为良好的西学的这个中西学的基础和训练，他成为最早的进入大陆的那么一个美国的华裔学者。1978年秋就进入大陆了，参加过无数次在大陆在全世界各地的，关于中国文化、关于儒家文化的学术讨论会。


　　杜维明先生他认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持开放的心灵，要厘清儒家的那些符号那些象征符号的意义，要接过西方的那种词汇来充实和丰富中国的文法。他在里面透露的还是本位问题。杜维明现在可以说还是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非常勤勉地介绍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介绍第三期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并且尽量促进东西方的这个交流，这个真是功不可没。


　　东亚所谓的儒家工业文明对于儒家的这么好的历史的支撑，冷战的结束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事变，第三代新儒家基本上没有思考。所谓一个现代制度的构建，这个应该是历史性的落在大陆的正在发生的所谓第四代或者大陆的复新儒学的这叫运动也好思潮也好这种存在也好他们的身上。


　　1989年台湾《鹅湖月刊》发表了蒋庆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很长大概是“大陆复兴儒学的意义和它所面临的问题”。蒋庆先生是认同新儒家，尤其港台新儒家对于宋明理学的道德继承，但是他认为他们偏废了更重要的汉儒的这种政治儒学。这个跟第三代新儒家对于第二代的那种苛求差不多。第二代新儒家只能在宋明理学那儿吸取营养，他们根本不可能在董仲舒一类的汉儒那个地方去，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可能性。但是蒋庆提出来，越过宋明儒学，走向汉儒政治儒学。这个也不是蒋庆突发奇想，不是他个人的痴人说梦，它是中国历史走到今天，这个历史过程里面所提出来的要求，它是一种内在的要求。


　　中华民族需“公约数”以实现终极统一


　　20世纪我们曾经面临两次轴心时代，类似的轴心时代。第一次是德、意、日为首的33个法西斯国家和中美英苏法五个国家所代表的反法西斯国家56个国家，这两个轴心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这个对抗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5千多万生命倾覆了。第二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国家之间的冷战对抗，这次对抗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有将近1亿人口死于非命。有几次大概有三次，人类走到核浩劫的边缘。


　　这个和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公元前500年的轴心突破可不是一回事情，但它呈现的那种形态有接近的地方。我们现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会不会出现，会不会重新面临一个新的一个轴心时代或者轴心对抗时代？很难说。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也与日俱增。但是人类自我约束、人类通向和平的、通向温情、通向仁爱的道路始终没被打开。中国现代新儒家或者中国整个2500多年的儒家传统，究竟在当下和未来有什么地位和意义？


　　我想首先，至少在这个文明冲突、宗教对峙、恐怖主义、极权主义、末世主义甚嚣尘上很难解决的世界上，如果儒家的主张和我们中国的民意和一部分国家的意愿结合在一起，至少孔子说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最消极的意义上如果中国人，我们这些儒家的中华民族多多少少的绝大部分认同了孔子的教诲，至少我们可以免予人类毁灭之虞，至少可以做个斡旋者。显然基督教也好穆斯林也好，其他的宗教冲突也好，很难在他们宗教教义内部，在这个教派之间达成一个妥协，这是没完没了的。教义本身都是一神教都是惟我独尊，都有巨大的现实的物质力量，没完没了。儒家在这个过程里面，至少可以扮演一个斡旋持中调和的作用。


第二，30年改革开放，物质经济的迅速的膨胀和发展谁都知道，同时我们确实面临礼崩乐坏的局面，从上到下都很忧虑。岂止是媚俗、恶俗、低俗，岂止是这些东西，应该确实说我们应该承认到了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道德重建的一个公约数？在中国从中国历史来看肯定只有儒家传统，其他的不是不能起作用，它确实是主位、主流和主体。


　　我们大陆需要一个公约数，两岸之间需要一个公约数，将来中华民族总要走向终极统一，总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复兴，靠什么作为公约数？苏联解体之后，利加乔夫就是俄国最后一个史学大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他非常感叹，苏联解体有各种原因，但是很重要有一点，他说我们没有你们中国的那位孔夫子，我们没有凝聚人心的、民族精神的，能够凝摄在一起的那么一个文化符号和象征。


　　中国将来总要讨论总要走向终极的统一和它的复兴，它的核心、它的公约数当然是这个。更大的公约数，全球是不是处于一个同样的礼崩乐坏的一个局面，处于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尽管有联合国、有世界伦理大会、有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但这个冲突力量和约束的力量，显然冲突的可能性和力量占了上峰。要找到人类共同存在的就像汉斯·阿尔文所说的一样，人类在21世纪如果要存在下去的话，总得找到一个认同的基本东西。也可以说人类认同的普世价值，它不是最高原则它不是神圣原理，它是基本的普世的东西。


　　那么我想儒家，孔子有几点至少可以提出来，第一中庸之道，择两取中，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这一套中庸之道在方法论上，在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关系里边采取调和持中的态度。


　　第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刚才说过了，这是世界伦理大会的黄金道德律的第一条。某种意义上西方的文化如果内在有危机的话，就是它刚好反过来，它是己所欲施于人。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被施的对象的不悦、不适和反感。尽管你认为是很好的，人家不一定会接受。


　　第四，协和万邦。我一点不想冒充中国的好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地位的这么一个代言人，但是中国确实有协和万邦的伟大的传统。汤因比反复地说过，中国2000多年从政治上和文化上把亿万民众团结在一起，这是无与伦比的经验，这种经验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当然汤因比马上补充说中国的这种统一主要靠的是一种暴力和一种专制的力量。但不管靠什么力量至少中国这个所谓“天下一统”的这种智慧和这种传统，如果把它给予一个现代性的一个改造，它通过经济、贸易、文化、艺术、科学、人员交往，总之通过一种文明的形态，它能够把世界合众为一。


　　最后我想用两个比喻，来结束我的这个演讲。现代新儒家有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应该是很伟岸的、很发人深思的。一个比喻是：这个世界就像上帝精神的一个表达，就像一个巨人一样行走在地球上。它的右手就是印度文化，它的左手是回教的是伊斯兰文化，都是极富宗教性的文化。它的右足是中国文化，它的左足是西方文化。两手从来不落地，预示着一种宗教的企慕。它的左脚西方文化是一往无前，从希腊到罗马到中世纪到现代。它的右脚就是中华文化，从夏商周一直到近代，它是一步一徘徊。


　　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在天地之间，上面有天道、有太极、有最高的真理所在。下面是人文主义的世界，百川归海，是人极的境界。在这个天道和人极之间缺少了一个金字塔，缺少一个巴比伦塔、缺少一把伞。而人类在天地之间如果不能立于天地之间的话人类永远是彷徨的，永远有很多很多的苦闷。这个伞没有打开，这个伞的打开对中国人来看就是要借助西方的援入，要援入西方的文明。但是援入西方的文明绝不等于就是把中国那只脚穿了鞋的脚履鞋的脚也变成一往无前。西方这只脚是赤脚没有穿鞋的脚，整个脚都充满了血泥，因为它太声张，它太不节制自己。希望西方这只脚进来之后，也穿上一只鞋，这个鞋就是中国文化的鞋。


　　援西方进入东方穿上这两只鞋，然后这两只鞋就可以同步地有协调地把人类带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比喻就出本人的大舅自唐君毅。最后我想不管是先秦儒还是宋明儒还是现代新儒家，他们都有一以贯之的伟大的理想。这个伟大理想就是张横渠那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生计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谢谢大家的耐心。


　　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康先生精彩的演讲。那么在50年代的那一种特殊的花果飘零的那样一个时代，其实当时候的这个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他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坚守一种儒家的一种道德的勇气。所以在当时候唐君毅先生其实在那样一种绝境之中，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要建立一个新宗教。他要建立一种新宗教，那么他比较了这一个基督教比较了佛教也比较了我们中国的儒家，他认为未来我们人类很可能要走向大同世界，因为大同世界是儒家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是他们不可放弃的。那么这样一个世界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大同的宗教。这个新的大同世界的宗教在唐君毅先生看起来，必须是立于儒教参照佛教，然后，而与基督教不同。那么这样一种新的宗教，在您看起来唐君毅先生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思考？为什么一定要立于儒教然后参照佛教而与基督教不同？


　　嘉宾：不光是唐君毅，几乎所有的儒家尤其是第二代都有这种认同。他们都认为将来世界文化的这种综摄这种融合，儒家文化起码是最重要的成分，甚至就是宗主，就是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复兴就是世界的文化，或者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我觉得他们的理据在于，从梁漱溟的那个《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开始，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认识到了，西方的文化或者全世界的其他的文化，没有中国这种人文主义基础的，道德本体论的这种从君子到圣贤的这个道德自我期许和建立的这么一套东西，他们这个时代咱们别忘了是20世纪呀，20世纪某种意义上是西方整个的危机全面地展现的时候。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儒家们是不管多么寂寞他们，但是他们都不断地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单靠西方的基督教和西方的现代文明确实可能把人类推向毁灭。尽管它极其地精彩，而不精彩的儒家恰恰可能保住，保住人之为人的人文主义的，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以人为本位的这么一种文化，这是我觉得他们最主要的一个东西。


　　你再缩小范围来看，他们所属的这个时代这个国家一次一次地反儒批孔，但是一次一次地遭殃倒霉，至少从反面上证明了他们坚持的是正确的。一直到改革开放，当然那很不幸，他们基本上都没有，除了牟宗三活得晚一点90年代去世，都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但他们已经预见到了，我在演讲里面也反复提到。即使像熊十力1967年的时候，如此地孤绝的时候，他还在说，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博的天地，为世界的文明开出新生命。刚才我在说我很难体验这些老先生，在如此苦难的时候他们怎么还抱着这种文化的自信？


　　主持人：好，下面我们进入现场提问。


　　提问：您觉得蒋庆和那个张祥平他们代表的新儒家，他们代表的儒家跟新儒家什么关系？能不能算新儒家的第四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您最近访问台湾很成功，您感觉台湾的那个儒家的地位和影响怎么样？


　　嘉宾：我这次去台湾我专门到了牟宗三和唐君毅的墓地去看了一下，到胡适和邓丽君的墓也看了一下。邓丽君的墓呢当然修得非常好，我个人也很欣赏这位歌者，胡适在一个公园里边，在中央研究院的旁边。最惨的是牟宗三和唐君毅这两位港台新儒家的重镇，最惨的是唐君毅，破败不堪几乎无迹可寻。


　　我的强烈的感觉这是很直观，台湾有今天这种状态，主要原因是因为历史的演变造成的一种可悲的局面。因为李登辉和陈水扁20年的执政，民进党的“去中国化”非常成功。唐、牟他们当然是中国文化本位毫无疑问，所以他们被冷落这是20年“去中国化”的一个非常直观的具体的一个后果。


　　我作为这么一个人物我去看了以后我百感交集。但是这个是一个历史的演变的这个阶段性的东西，我不认为它会长久存在。


　　蒋庆、张祥平我们都是老朋友，我可以坦率地说，我赞成蒋庆越过宋明理学，宋明儒到汉儒，我赞成他的观点，后来听说他们又有些改变。张祥平先生呢他的儒学我觉得有点偏执，他的儒学的趋向有点偏执。我们一再说孔子所开创的这种儒家学问，他是人文主义的他是上帝缺席的，这个下的一种道德的一种趋向的稀少。所以它首先是为己之学，它首先是君子成教之学，它首先是对自己而来的，而不是对外在对他人的东西，这个太重要了。


　　就像余英时先生在获奖时候曾经说过，他说了一句很不起眼的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现代是个高度多元化的个性化的时代，你不能强求所有人都接受一种思潮。儒家之所为，像我王康，我也是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我也不是不懂西方文化那种深邃的那种含义对中国的巨大的意义。就是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正宗它是一个为己之学。我不能改造世界我至少可以坚守我自己的东西。


　　主持人：那么我想在本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引述唐君毅先生的几句话与大家共鸣：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是善，然后人之不断发展其善才可能；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是善，然后了解人类之崇高与尊严，而后对人类有虔敬之情；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是善，然后我们对于人类之前途之光明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是善，然后相信人能不断地实践其性中所具之善，而使现实宇宙改善，使现实宇宙日趋于完满可贵。


　　好，让我们再一次对王康先生的精彩的演讲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今天在座的老师同学，以及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