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壁录

偏僻的文献很有意思，野史往往最真实。期待下文。望从龙兄继续。

见微知著，世说新语手法，更见主人公性格。

今日购书：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旧版《野火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高兴），《蒋经国在赣南》（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杜尔凯姆《自杀论》，巴蜀书社《全本阅微草堂笔记》，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版），中华书局《清人考订笔记七种》，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Jin Pingmei》（齐鲁书社精装，1987年一版一印，品相极好）。其中Jin Pingmei颇为意外，昨夜有梦，独身故里，入于老宅，见此书于几案上灼灼生光。醒后犹真，果然得之。

继续来看《传家》。

庐山三陪领导人的日子即将结束。周恩来向歌舞团的演员们致谢，特地在宴会上敬酒，深得人心。并邀请演员们去北京，又说：“到了北京，由我们这些人接待你们。”一个星期后，歌舞团便直奔北京，一如周恩来说的那样，到北京之后，李银桥，吕正操，罗瑞卿，李先念，习仲勋，陈正人，贺龙等人先后宴请接见了歌舞团演员。最后，周恩来在紫光阁宴请。邹氏写道：“紫光阁及所在中南海院内，是典型的黄家园林，是皇亲国戚们休闲养性的地方，像我们这样一些百姓子弟能到此赴宴，当是万幸之事。”宴会上，周恩来“频频举杯，喝了许多茅台酒”。

邹氏亲见毛游泳的本领：“他能在水面久浮不沉，甚至可以再26度的水温中漂上2-3小时，直是苍茫大地，唯他主沉浮。他确实喜欢开玩笑，经常在庐山水坝的深水中，用脚勾去他人手中的游泳圈，他的观点是：不呛几口水，不可能学会游泳。每次游泳结束，他会为我们每个陪同人员倒上一杯四特酒，然后说声：‘我睡觉去了。’”

1966年，印尼***，中国认为这是美国的支持。“于是乎就有了中国外长陈毅的一篇慷慨激昂、引起中华民族振奋的讲话，其中两句：‘你们来吧，老子头发都等白了！’让中国人民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该书第94页，未知属实。

文革爆发，邹氏也加入到了红卫兵队伍中，他回忆了监禁当时江西第一书记杨尚奎的经过：“我只记得有一次从江医红卫兵手中接来了杨尚奎，在江工住了两天，又在文化宫影院二楼住了一天，我怕出大事，因此和警卫员马库成跟在他身边，直到在南昌剧场文艺界开了一次会，他当众表了一个态后，把他安全送回了省委，为做到万无一失，我把杨的情况，每天向他家报告了一次健康状况。”此情是否属实，极其可疑。邹氏讲到文革，语言极其模糊，态度也十分含糊，从回忆来看，他明显地偏袒了自己。

文革升级到武斗，流血事件经常发生。邹氏回忆，当时有一个同事，叫沈宝春。有一天晚上他在包家巷隔壁学校的凉台上睡觉，本来所有的人头都朝南，只有他朝北。子夜，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结果，一颗流弹正好击中了沈的脑袋，当场死亡，时年27岁。

本书笔记完。

沈宝春的事很有趣，我可直接抄来入诗或随身卷子。

从龙的文章越写越好了，深刻犀利，不乏引证谨慎。赞。

今日访书，共得：《古今钱略》、《晴韵馆收藏古钱述记》、《泉史》、《古泉汇》、《观古阁丛刊九种》、《红藕花轩泉品》、《宋黄山谷先生全集》复印本（31册）、《辛亥革命时期货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三种、《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乡（镇）分布地图集》、《在七里屯人民公社里》、《中国作家梦》（马原）、《朱氏宗谱》（共23卷，1987年湖北朱氏重修）、《经史百家杂抄》、《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澳大利亚：文青云）、《花冈事件》、《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三种）、《中国刀币汇考》、《古尊宿语录》、《宋史》（40本）。花费甚大。

其中《宋黄山谷先生全集》复印本（31册）开价1800元，尚在斟酌中。此书世间行复印本者，恐怕无多。

另得：《访书见闻录》送余姚商略。得《燃灯者》、《巨流河》、《乡关何处》、《江城》送我启蒙恩师，故土偏远，难得时著，特赠几册略尽心意。

早间淘书，计得：胡耀邦照片一帧（印刷品）；狄金森诗钞；历史文物基础知识；一共6块钱。其中《狄金森诗钞》花了一块钱，在孔网上却要卖90元，还只有一本。这情况，根本看不懂。

写的很好，打扰了，想打听下云从龙老师的书一般在哪里淘的，如果方便的话能否提供下地址？

piggy 写道:写的很好，打扰了，想打听下云从龙老师的书一般在哪里淘的，如果方便的话能否提供下地址？

每个城市都有不大不小的书市，我经常在这些地方转悠。你也可以按图索骥去看看。

知晓了，谢谢云从龙老师！

先秦之前，如孔孟所说的那样，邦无道，则隐，“乘桴浮于海”，隐士并不需要承担太多的国家责任。所以隐士即使面对君主，关系也不像后来那么紧张和森严。《庄子》鲁哀公就曾隐约地承认：“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但时代到了龚遂那里，则发生了明显的不同，他说“古制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恐知，身死为世戮，奈何?”在他那里，自由的尺度已经很窄。

有了这样一层意义，先秦之后的隐者大多面临这样的困境，要么被征召做官，要么拒绝，但后者往往伴随着一些代价，有的十分惨重。这里能够看出，先秦之后，隐者已经不能听任自己去选择个人生活的道路，体制之大，莫非王法。

刘邦大位之后，孙叔通建议他从鲁地邀请一批儒生前来定制礼仪，其中有两位不愿意来，回信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

时间走到王莽的时代，就变的有些戏剧了。当时的士大夫，争相隐居而不愿意被王莽请去做官，民间的隐者更是公开抗拒。公元9年王莽登基，派人去请龚胜，但龚称疾不出，使者无奈对其施加压力，意图胁迫上路。龚胜最后说除非自己死掉之后才肯出去。他对儿子说：“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十四天之后绝食而亡。

根据现代学者饶宗颐的考证，当时像龚胜这样在王莽执政期间选择隐居而不愿做官的人达到了78人之多你（遗憾的是，他未收录进孔奋和大名鼎鼎的严光，见《西汉节义传》），其中26人宁死也不肯出仕。这一数字令人印象深刻。

这些人比较有意思的是郅恽。这位老兄是个典型的朝天嘴巴。王莽当政后，他大胆上书说：“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于窃位也。且尧、舜不以天显自与，故禅天下，陛下何贪非天显以自累也？天为陛下严父，臣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废，子谏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意思大致是说，王莽违背了天意，破坏了秩序，如果不及时改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此言一出，王莽狂怒，将他投到了监狱里。但有忌惮郅恽精通经典和谶纬，不敢杀他。于是又派使者去求郅恽，暗示说前几天脑子被驴踢了，才说了不该说的话，只要写个忏悔书，就能出来做官。没想到郅恽根本不领情，大骂：“所陈皆天文圣意，非狂人所能造。”王莽无奈，只好将他关起来，后来遇到大赦，才捡了一条命。

王莽垮台，郅恽被在积弩将军傅俊手下干了几年幕府，期间做了一件牛逼事，就是屡次规谏傅俊整肃军队，禁止盗墓和暴尸。四年后，他觉得那日子实在无趣，就回到了家中。正好其友人董子张的父亲和叔父为乡里盛氏杀害，董也大病将终，郅恽去看望他，对他说：“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复也。子在，吾忧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忧也。” 郅恽说到做到，随即带着宾客找到仇人，取其头拿给董，董见而气绝。郅恽最后县里去自首，说：“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县吏听闻，居然不想追究，拔刃自向要挟郅恽，郅恽才肯离去。

后来，郅恽又跑到太守欧阳歙手下去做事，刚开始很愉快，后来大嘴巴的老毛病又犯了。一次太守设宴，大家争相拍马屁，最后太守表彰了一个叫繇延的邮督，说他根正苗红，是个好干部，可以考虑树立典型。所有人都没意见，只有郅恽不乐意了，随即大骂一通，太守登时傻了眼，慌忙说自己错了，但郅恽依旧不依不饶，按他的性格，好戏才开始，你甭想草草收场。就这样，一场饭局被弄的不欢而散，他也因此冒犯了顶头上司欧阳歙。当时郅恽有一个基友叫郑敬，他实在看不下去郅恽的狂傲，一发狠独自辞职跑到弋阳山去隐居。几个月之后，郅恽也一起来了。然而，仅仅一个月之后，乡间寡淡的生活就令郅恽烦透了，他对郑敬说，我俩是要效法伊尹和吕尚呢还是效法巢夫和许由，你自己看着办。郑敬选择了后者，郅恽则跑到了江夏，先是教书，再被举为“孝廉”，当了一个看城门的城管头儿，又一次过起了体制内的生活。有一次夜黑风高，皇帝刘秀打猎回来，要进城。这大概打扰了郅恽的酒兴或者约炮事宜，令他大为光火，任凭怎么理论，郅恽就是不开门。刘秀没办法，只好绕道中门。第二天，郅恽还觉得不解气，又写奏折批评刘秀，说白天玩，晚上也玩，玩的那么晚，那皇帝不用当了。“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时值乱世初治，刘秀虽然生气，但必须装逼，只好奖赏郅恽布匹一百，还将那个放他进来的中门侯给降了职。

牛逼的郅恽，后来又去了长沙，晚年写书，患了中风，不好不坏地就去了。他有个儿子叫郅寿，也是个倔牛犊子。这是后话了。

最近购书：

《保罗·策兰诗文选》、《希尼诗文集》、《青年诗选1985-1986》、《第三代诗人探索诗选》、《布拉热洛纳子爵》（上下缺中），单田芳评书两本。《摇落的风情》、《三峡日志》。后面两本在拾得书屋购得。另外赠《今天》飘风号一本给拾得书屋。18日晚间寄出给商略的《访书见闻录》。

很多人都追捧策兰，但是我读了几夜，实在觉得生涩难懂，不知道是否与自己的阅历或悟性有关，我甚至不认为策兰是优秀的诗人，整本书只有几行句子令我印象深刻。

喜欢终归有喜欢的理由，不喜欢也便是不喜欢。今日看不懂，未必来日看不懂，来日仍然看不懂，也就是看不懂。诗是直通心灵的语言，最不必强求。

再略记述一件事情。


在赣州出差七天，早晨出去办事，中午回来睡觉，晚上躺在床上读《保罗·策兰诗选》。这座城里没有我认识的任何朋友，只能读书度日。

最后一天，早晨六点起床，赶去拍摄建春门浮桥，结果还是错过了最佳时间。建春门向北，就是著名的八镜台，再后面，是螺蛳岭，一边住着辛幼安，一边住着蒋经国。

八点多的时候，一个人在桥上散步，看东看西，忽然看见一个女子和一位老人用一只袋子提着几只乌龟站在桥边。女子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穿着一件蓝色水衫，白色裤子，个子不高，齐耳短发，嘴里似乎念念有词，老人蹲在桥边，解开袋子，捧出乌龟。我看懂了，他们在放生。

我总喜欢围观，这样的事情断然不能错过。走近了去看，才知道女子念的是大悲咒，经文写在张纸上，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一字一句地往下念，老人随即将几只乌龟送下了水。这时候走过来两位中年女人，她们不知道对女子说了什么，我只听懂了几个字，大意是最好去江里放生。于是老人将取出的乌龟又装回去，由女子拎起来向码头走去，我想看她们放生，也跟了过去。

浮桥是用竹筏搭成的，上面铺着木板，由钢索拉着，踩上去嘎吱嘎吱直响。女子走到码头上，老人没有再跟过去，他推着自行车兀自回去了。女子也不理他，便和几位船工搭讪起来，请船工带她去江心。

每个船工看上去都是黝黑的皮肤，笑的时候牙齿露了出来，很白。一位大约三十来岁的船工爽快地答应了女子的请求。这时候，我站在桥边上看着他们。女子回头看了我一眼，对我说：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我说：我正想呢。

我们一起上了船，这下乌龟由我拎着，端在一个脸盆里，一共有五只，每只都有牛肉拉面的碗口那么大，龟背上的纹路清晰可见。女子说，这是巴西龟。我问她，你为什么做这个？她说她是放生会的，我不知道放生会是一个什么组织，但隐隐觉得她是一个佛教徒。

船开了，船工招呼我们坐稳一点，这时候我听见船工叫了一声阿朱。

阿朱站在船头上，随着船速放快，两边的青山绿水从我们身后飞去。我想起辛弃疾当年在此写下的诗句：“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如果不是亲临江上，我无法体会出这诗中的境界。

一股凉风扑面而来，她张开双臂，闭上眼睛，陶醉在这短暂的旅程里，我想拿起相机为她拍张照片，她马上转过头去，连说不要拍，不要拍。我只好停了下来。

船走了大概十分钟，终于走到了江心。这里是章江和贡江的交汇处，两条江汇合之后流向鄱阳湖，便是赣江。江西称“赣”，便由“章”、“贡”组合而来。

船停在江心里，阿朱催促我赶紧解开袋子，将乌龟倒出来。我照她的话做了。然后又抓着龟背，轻轻将这些小家伙拎到船舷上，第一只刚落地，就扑通一下跳进了江里，打起的水花，溅到了我的眼镜上。阿朱激动地惊叫起来，身体前扑后仰，江风将她的短发吹得很碎。

剩下最后一只，停在船舷上，一动不动，就像死了一样，怎么也不肯“跳水”，阿朱嘴里念念有词，好像在哄小乌龟听话一样，但它还是不买账。阿朱看了看表，她还要上班去，便叫我拨一下小东西。我轻轻拨弄一下，一个趔趄，就栽了下去。船工师傅开心地笑了。

五只乌龟全部放完了，阿朱似乎轻松了许多。她招呼船工掉头上岸。很快就靠了岸。这是江的另一边。阿朱向船工道谢，问要不要给路费钱，船工连连摆手。临走的时候，船工对阿朱说，以后有事就找我。

到了岸上，阿朱问我是不是这里人，我说我是来出差的。她忽然瞪大了眼睛，说，她还以为我是这里人。我笑而不语。接着她问我是不是住宾馆，我说是的。又问我住哪里？我说住在山水大厦。她说她正好在那旁边上班。我不知道说什么，她问我，要一起回去吗？我说可以。她说她有电动车。我说我会开，我带你。

于是我带着她，在这座陌生的小城里，感觉迎面吹来的夏风，热乎乎的。

我问她，你算不算是一个佛教徒？她说目前还不完全是。我说怎么会去想到放生。她说她在吃素，吃素可以保护环境，放生让她感到一种宽容。我说这种宽容是什么呢？她顿了顿，说，暂时还说不上来。

我又问她，你为什么去吃素呢？她说一年前她的一个朋友带她去听了一堂国学课程，专门讲孔孟之道，礼义廉耻，那里主张吃素。她觉得很合她的心意。于是就选择吃素了。我说我也喜欢孔孟和传统文化，她于是鼓励我也可以尝试一下吃素。我说我做不到，不过我身边这样的朋友倒不少，也有信教的。她于是和我讨论起了信仰，她说吃素除了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令人有敬畏之心。

“敬畏之心最重要了。”她忽然说了这样一句。

接下来我知道了她是一位妇科护士。她说她每天看到那么多的病人，她们有太多的痛苦，很多其实都是吃出来的。如果吃素的话，就会好一点。

你有没有二十岁？

远远不止，我二十五岁了。这个回答令我大吃一惊。

车子绕了几条街道，阳光恍惚，很快就到了她工作的单位门口，果真离我住的宾馆很近。我将车子交给她，本来想给她一张名片，最终没有。

我们说了声再见，就此别过。我们肯定再也不会遇见。因为我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当晚，我又去了八镜台。一个人看完了黄昏，忽而有点累，就枕着背包躺在在江边一棵百年老榕树下的石凳上睡着了，梦里我居然变成了一只乌龟，往复在江上渡人。

深夜，我坐着火车回到南昌，途中仔细回忆这段经历，发现有一个环节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们放完乌龟，船工将船靠到了对岸。而我记得很清楚，阿朱的电动车是在河的那一边。可是，我们是怎样走到我遇见她的地方的。那个浮桥，离我们还很远。

直到现在，我都回想不起来这个过程。也许，这就是事物的秘密。
（文章地址及图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69d1c01014m1x.html）

从龙的文字真的越来越好了，这一篇我尤其喜欢，写得好（幽美，曲折而又具有含蓄的思想）。

处处都有谎言。每天上班都要穿过一条长长的步行街，这是这座城市里最繁华的商业街，从早到晚，都会看到各家店铺竭斯底里的叫卖，各种促销应接不暇。有一天，我听到这样一句：

因厂房搬迁，导致大量库存，现全部降价处理。

我就这样走着，根本没有想什么。但是这句话钻进了我的耳朵。略微一想，分明是假话。

我在工厂里呆过那么久，处理库存是企业常有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听过因为厂房搬迁而导致大量库存的。厂房时不动产，产品是流通物，这两种物品在权属上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考虑生产流通环节的各个要素，厂房搬迁导致产品紧缺倒是十分有可能的，这很好理解，比如说厂房搬迁使得生产停顿，市场供应拉低了库存，畅销的产品因此而缺货。

这样看起来，这句话根本就是一句假话。

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想，都愿意相信。并且随着这句话不断地传播，不断地轰炸，店里的人不见得会少，而是大量涌入。大家都想要去做慈善一样，纷纷跑进店里，挑选上几件，心里美滋滋的：看呀，我多好呀，我在帮你消耗库存啊。

这是国人善于使用的促销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不计其数。有时侯你会看到一家商店，四周贴满了“店面到期，最后三天，不惜成本，狂甩到底”的广告，你或许心动了，真以为捡到了便宜，但是三天、一个月、半年之后，你发现他们还在这样。这时候你也视而不见，因为你早忘了你购买的经历。

为什么要用撒谎或欺骗的方式去营销呢？一家玉石饰品店里，所有的玉石首饰样样五元，老板在店里高悬铭牌：假一赔十。你能相信五块钱就能买到真的玉石吗？如果有人较真，那岂不是赔的很惨。

我有时候分不清是谁在撒谎，或者这事情到底有没有错。但是，用一些明显听上去就错误百出的话去行销，我总觉得不是那么正常。现代社会里，商业精神有时候会主导一个时代的观念和价值判断。可是，谎言行销术通常会令我们对谎言失去抵抗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一效应如果扩散到日常生活中，就很容易滋生问题。糟糕的是，我们已经成了这样。

对于谎言视而不见，见怪不怪，就像和鬼生活在一起一样。

天气酷热之后，很少去逛书店，能不到外面走动就不走动。这几本书，大多是在上下班路上走过废纸收购店门口发现的：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三联书店，1971，内部参考）
这本书排版有些像大字本，可能是给一些领导或特别的研究单位特供的，看起来很舒服。翻开之后戳着一枚公章：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如是我闻：走火入魔启示录》（何士光，海南出版社）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它似乎要为90年代的气功热推波助澜，又似乎要提醒人们不要误入歧途，而作者本人当年又是贵州文学界的显赫人物，这样的身份，令这本书有些扑朔迷离。更加扑朔迷离的是90年代的中国气功以及特异功能，如今看来这更像一个笑话，但鸟瞰那些参与者，居然连国家领袖也乐在其中，由是而观，所谓五四之魂，民主，科学，根本就是扯淡。何其权威的中科院，在那个时候居然在为各种神童、气功大师、特异功能做权威鉴定，1999年，铺天盖地的取缔轮子，如今看来也是一场叫魂。
《人论》（【德】恩斯特·卡西尔，上海译文）这是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中的一种。这套书我快齐活了。
《三刻拍案惊奇》（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个本子是根据北大图书馆的善本整理的，与书市上常见的本子完全不一样。
《野火集》（湖南文艺，1988，龙应台）
《石头镇》（中国社会出版社，江西诗人杨瑾的诗集，马策写的序言。）
买这本书，纯属因为看到了序言，可以作为办公室的笑谈。
《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刘德中等翻译）
这个本子的网格本在孔网上价格惊人，这本书品相不错，加之又是中短篇，便买下了。我自己还有一套2006年上海译文托马斯·曼的精装本。
《续新齐谐》
这是一个石印本，品相很差，书口有三分之一多被虫子吃掉了，所幸的是单页文字完好，共上中下三卷，从目录看，缺少了最后十二则。卷上开始时写有“随园老人戏编”字样，即知是袁枚作品。但具体的出版年代完全看不出来。我凭借纸张、排版等推测，这本书的年代可能在民国二十年左右，风格非常像上海广益书局的手法，但用纸略好。在孔网上查阅，看到这个本子只有木刻本，石印的没有，无法做更细致的比较。
《续新齐谐》，顾名思义，就是《新齐谐》的续编，《新齐谐》可能陌生了点，但《子不语》但凡读书人都知道。我当时在废品店里一眼盯着这本书，生怕主人识货，没想到最后只给了2块钱。
对于爱书之人，尤其是掏旧书，废纸收购店应该是个不错的去处。一则非常便宜，二则很多废品店都是旧书店老板们的货源，从这里找点东西，有时候会令人眼睛大亮。
《布拉热洛纳子爵》，上海译文，大仲马
这是厚厚的三大本，第一次看到大仲马的这套书，可惜只有上下，没有中卷，我还得再配一本。

这本书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的博客里经常迎来一位叫应宗强的先生，日子久了，我略略知道他和我在同一个城里，也是好书之人。但我以为我们从未谋面。就在我买大仲马的这套书当日，我们很偶然地相遇在一个书店里，他先看到我，说，你是云从龙？我回答是，您是……，他说你昨晚还在我的博客里留过言。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应老师，应宗强。这时我才隐约想起来，我们似曾见过，他说我开书店时他来过，但我印象不深了，我问他你是不是一个会计？他说他是叫财会的。这下我记起来了。两年前的冬天，在薛源的读者见面会上，他在场，开场介绍时有人说他是搞会计的，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
那是我第一次去青苑书店，那一次在座的很多人，后来都和我成了或近或远的朋友甚至兄弟，比如卜雨。我还记得那一晚下着小雨，卜雨带着萧轶、赵老板到了我的书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萧轶和赵老板，对萧轶的印象并不深，后者身上却有一股空灵的气场扑面而来，挡也挡不住。我一眼看去他的打扮和状态，便知道他是参禅的人。
赵请我们仨吃饭，因为书店里还有读者，我一直走不开，害的卜雨过来喊了好几次。终于人都走了，我关了门，过去吃饭，送他们每人一本《今天：纪念张枣专辑》。我记得特别清楚，赵当时给我递了名片，说自己打算做一个书吧。几个菜里面有个红烧猪蹄，我十指并用，吃的满手是油，头上直冒汗。
这才是一个故事的开始。那晚在去青苑书店的路上，萧轶和卜雨两人一直嘀嘀咕咕，他们说的很多人我都不怎么知道，后来说到了马克思的中国化问题，我插了几句，那时候我觉得，萧轶和卜雨关系非常好，可谓志同道合。
先说到这里，再回头说说应兄。博客上互粉日久，现实里却没见过面，如今一遇，自然高兴。这本《布拉热洛纳子爵》正是在他的指点下买的。离开那个书店后，我又拉他去有龙看了看，然后他送我到了拾得书屋，约定有时间去看张国功的藏书。

《青年诗选：1985-1986》
《第三代诗人探索诗选》，中国文联，1988
该书的封底写着一段话：“你想了解中国当代诗坛吗？你想知道继北岛、舒婷之后诗歌界谁领风骚吗？本诗集将向你展示……”如今不禁哑然失笑。
最后，8月3日晚在蔡天新的读者见面会上托同事签了四本两种书，留一套，卖一套：《飞行：一个诗人的旅行笔记》，《小回忆》，前一本已经翻完，无聊之作。这个时代出不了张衡，一个数学家，还是好好理理人类的逻辑问题吧。

相关书影图片见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69d1c010151fl.html

这里有一个关于书籍各个部位名称的图解我认为很有意思，尤其对于书籍修复就显得专业而科学了，值得了解。
链接如下：http://hi.baidu.com/pgy090944/item/87f6ce3646c47cf2e6bb7aba

1959年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处于大动荡的前夜。历史上著名的“三年饥荒”也从这一年开始发端。闭幕于1959年8月16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所发出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有意挽救当年大面积溃败的经济状况，同时也是为响应***在前半年关于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的表态。该年2月，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以人民公社会核心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最终，会议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特别规定，在清理“共产风”问题时，旧账一般不算。但仅仅两个月之后，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又决定“旧账”都要算，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两个重大决议。其中《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指出“工农业总产值计划为2870亿元，比1958年的2050亿元增长40％，即增加820亿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和手工业产值计划为1650亿元，比1958年的1170亿元增长41％；农业总产值计划为1220亿元，比1958年的880亿元增长39％。”这一草案通过后，诸多硬性指标陆续分摊到各省，全党全民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被调动了起来，但实际上，该年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受到了“重创”，尤其是“大跃进”中出现的各类虚假、浮夸以及大量违背市场和自然规律的“生产事件”，使得国民经济损失严重。这一年四月底，***甚至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机械化、讲真话等六个问题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信》。“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等表述一时成为“伟大而正确”的行动指南。对于当年的实际情况以及全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困难，毛究竟看得入木三分还是雾里看花，很难评判，但从这篇《党内通信》中，多少能看出毛的隐忧。身为最高领袖，要亲自写文章“检修”国家机器中最不起眼的螺丝钉，显然本末倒置了。毛的专制和独裁隐约可见。

6月，中共中央听取陈云的意见，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指示降低了钢及其他产品的计划指标，实行稳增长方针，但就全国而言，宏观经济面上的全线溃烂和“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持续深入并没有丝毫停顿或减弱；另一方面，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更大的政治运动正在酝酿中。1959年夏季，中共政权的核心领导人集聚庐山，彭德怀首次公开批评***，遭到后者严厉而毒辣的反击，毛狂妄地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由此，中共开始走向一党独大，党内外民主生活遭受了空前破坏。

在庐山，除了毛与彭的较量，还检讨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并相应地对主要生产指标做了调整，要求“节约增产”，同时，又发动新一轮的生产高潮，企图超额完成任务。古老而自大的帝国，仍然狂奔在钢丝上。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8月16日闭幕的八届八中全会发出并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这个决议应该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较为有意义的判断，它预见到了当前民生的巨大困难和各方面的不利因素，但并未拿出有效的方案，除了开源，便是节流。因此，决议中明确表述：“国家机关应该首先作模范，克勤克俭，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对于粮食、煤炭和其他供应还不算富裕的消费品，一定要在一切居民中提倡节约，克服浪费。农村各人民公社要普遍注意把粮食管好用好，对粮食、薯类、瓜菜、饲料、燃料等的生产和消费，要根据有备无患、细水长流的精神，作好长时期的统筹安排。对鱼、肉、鸡、鸭、蛋、食油等副食品，应该努力增加其中的商品部分，以便保证增加社员收入，增加城市供应和出口，支援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城乡居民中都要大力提倡储蓄，使个人暂时可以不用的现金，在建设事业中得到合理的、有效的利用，既有利于国，又有利于家。要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不但要善于安排生产，而且要善于安排生活，会过日子，精打细算，留有后备。”

随着八届八中全会的闭幕，这个决议被下发到地方，围绕增产节约，各省迅速行动了起来。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张“定期储蓄存单”。很难估量这两块钱对一个国家能有多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此，中国的噩梦开始了。即使在第二年，熊九金拿到了相应的一角二分利息，都有可能卖不到东西吃。（以上内容还将继续补充，相关图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69d1c010164k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