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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颂
——悼念广陵琴家林友仁先生并记二三事
秋日是肃杀的季节。2013年10月13日夜，我刚回到家，便惊闻林师——著名广陵派古琴家，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林友仁先生，于昨日晚间（2013年10月12日）9点40分去世，享年75岁。老林，你就这么走了？这些年对我都没个交代。
记得十几年前，我在上海开了第一家琴馆，琴庐草顶，横街如幻，就位于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门口。弹琴者素知江南藏龙卧虎，自明清以来，更为琴史之中流砥柱。非独有虞山、广陵之盛，民间俊逸也多云集。琴在边缘，何况边缘之缘？人本微尘，岂论尘中之尘？尘缘有尽而琴心无穷，但即便是神仙一流人物，也无法改变世态炎凉之落寞，故寄情于酒者大有人在。如家曾在上音宿舍的已故琴家和琵琶家卫仲乐先生，平生好酒与美食，每月将薪水尽数宴请友人，上海滩珍馐野味之所，无一不经卫通吃甚至赊帐。而卫当年对音乐界勾心斗角之琐事，社交行政之龌龊，如掸土灰。文革中受难流离，大小便都只好在街上。但潦倒长恨中，卫亦不改洒脱酒风，继续在集权山水下醉渔唱晚。
另如年轻时，也曾在上音跟卫仲乐学过琴，后留校并也住在上音后面宿舍院中的广陵派著名古琴家林友仁先生，更是一位酒仙神隐之人物。
2002年冬日的上海琴馆时期，经常有不少琴人来品茶闲聊。一日，一个披旧着旧军大衣，嘴里叼着一支香烟的“小老头”，忽然推门进来。他笑嘻嘻地看着我说：“噫，这个地方不错，可以弹琴”。他的军大衣内，罩着一件传统的浅蓝色粗布对襟衫，一看就知道是穿了多年的，因已经洗得发了白。我因见过照片，立刻认出他便是林友仁先生。
据林先生云：“最近有个女弟子告诉我，说有个年轻人，在我的家门口开了个琴馆，所以我来‘到此一游’”。
我忙请先生入座，倒茶，并热烈地攀谈起来。林先生家即上音宿舍楼内，离琴馆步行也不超过三分钟，非常近。自此，林先生便常来我那琴庐小酌美饮，醉中抚琴，时至深夜，与我、与琴庐众友人笑谈纵论，甚陶然之。
最初，我们请林先生弹琴，他最常用的口头禅是：“不会”。广陵散？不会。潇湘水云？不会。离骚？不会。樵歌？不会。其实不是他“不会”，是他全会，但不想弹时就不弹。酒若喝多了，喝得兴起，没人请他弹，他也会自己走到琴边上弹起来，旁若无人。姚公白师曾云：“琴曲不要会得太多，太多了没用。你们看林友仁，他一生会很多曲子，可他最常弹的就那么六、七首，但首首都是精品”。
我认识林先生时，他才六十岁出头，精神尚矍铄。你说他是“大师”，他便说：“什么大师，我是大厨师，因我经常在家里做饭，请学生喝酒”。
林先生爱酒如琴，尤其黄酒。你说请他喝酒，他便说：“我们来‘扫黄’”。他最爱喝的黄酒有两种：太雕、和酒。为啥要喝和酒？林说：“‘和’是明人徐青山《溪山琴况》的第一个字呀。琴酒不分家。喝了这个酒，你就算会弹琴了”。后来我们在琴馆专门放了一箱子和酒，他来时便打开来痛饮。林先生是一个来酒不拒的人，一个经常醉醺醺的散仙。大约有那么两三个月，我们几乎每两三天便在泡一起喝酒。
他看见我琴馆有一张黑白老照片，是民国某女子摆拍的。照片中的人显然不会弹琴，只是那时的大家闺秀拿古琴做个姿势照相而已。因女子的手势怪异，且假弹的右手放在了琴的四五徽之内。林说：“谁说她不会。我看这个女子会弹琴，而且是广陵派的”
“广陵派，何以见得？”我问。
“广陵派可以在徽内弹琴呀”。林的话，令在场者皆忍俊不禁。
后来上海琴馆离散（参阅拙文《虫天记》），但“古琴传习班”（这个名字也是林先生当时起的）已经招完生。我离开上海前，曾请林先生到琴馆上课。这也算是后来林先生责怪我的原因之一。因林先生本来反对古琴上大课。但因为我的主动请求，他不得不第一次有了上大课的行为。我那时太年轻了，没有真正理解古琴是不能“上大课”的，只是想到既然在大街上开馆，能有更多的人关心和学习古琴，毕竟是件好事。但古琴其实绝不能大众化。大众化是古琴的死路。在此，我必须再一次为此事忏悔。林先生是对的。在上海期间，我们长夜饮酒，推杯换盏，说过不少知心话。几杯酒下肚，他像个老顽童，说话起来不拘礼节，我也有时没大没小，和他一起“撒酒疯”。
林曾说：“你这琴馆应该是我们琴人的秘密集散地”。
我问：“那我该如何做呢”。
他答道：“这个需要从长计议，我们慢慢商量”。
的确，虽然我们为一些小事争论过，也为琴馆的发展曾一度成为“忘年交”。但在我心里，林先生始终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诤友。这是很多别人难以理解的。很多人认为我不该和老先生如此随便。但林先生从未因我的放肆和狂狷而生气。他生气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杨典，你怎么开了琴馆，把学生扔给我上大课，你自己就先回北京了！我一辈子没上过大课。就这一回，我算是栽在你手里了”。
但说完之后，他便又放声大笑起来。
先生还说到一些事，因涉及某些具体的人，在此先暂不提了。
真正值得回忆的是林先生的幽默和乐观。譬如有一次，一个学生向先生借阅了他的《道德经》，经年不还。林先生后来忍不住了，便对他说：“道德你可以留下，把经还我”。譬如上课时，林先生首先教他的“松一钟功”，即放松、三一与撞钟。他常说：“撞钟的时候就是咣地一声，很长时间才有第二声，不会两声紧紧相连。慢慢撞钟，咣……咣……一直到咣就是这个你，你就是这个咣”。譬如林先生曾戏曰：“泛音也可以吟猱”。并示范之，即弹泛音后，再揉弦，余音犹在。譬如上完课后，他还会强调一句：“你不照我这个弹，下次再教你的就不是林友仁了，而是‘另有人’”。
再譬如，林先生在雅集时，往往总是不断调弦，故意极慢。有时他恨不得调弦十几分钟，本来弦是准的，他还会再把琴轸扭松了重新调。直到看见底下的观众全都茫然地看着他——也就是都完全静下来时，他才会开始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他在上音讲古琴公开课。他先拿着一个录音机走进教室，然后播放起流行音乐的磁带，不是邓丽君，便是摇滚之类。播放了很长时间，大家都不知他究竟要做什么。待录音机的喧嚣压过了众人的喧嚣时，他才关掉录音机。这时，教室里已经寂静下来。然后他把古琴放好，慢慢弹起来。众人立刻便感受到了喧嚣和静的巨大差异，古琴的独有魅力更加清晰了。
他有太多的气息和气质，是我们现在的琴人最缺乏的。
林友仁（1938—2013）本祖籍台湾，属虎，长于金陵南京，民国后又居上海，在古琴上自幼从师颇多。但他的第一主要师承是近代广陵派宗师刘少椿先生。林先生也先后接触过金陵、广陵、蜀川、梅庵等各派琴学，渊源一身。他曾对我说：“我跟很多老师都学过。所谓‘学过’，也就是学了，然后就‘过了’，简称‘学过’。惟有刘少椿先生，还有上音过去的教授卫仲乐，永远是我的老师。”
林后又邀常驻上海的著名浙派琴家姚炳炎之二位公子：姚公白、姚公敬同来雅集，纵酒论琴。记得第一次，我们便一起到淮海中路的一家酒楼上喝酒。林先生对我说：“你要把琴弹好，就得跟姚公白学。他弹曲最多。大凡《西麓堂琴统》里，你们会的曲子，不会的曲子，或者想会的曲子，他全都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今之又一琴学大家姚公白先生，始有后师（关于姚师之事可参阅拙文《老鬼》）。
林先生无疑是我师从姚师的唯一介绍人。
在上海的那些日子，我也常去林先生家中弹琴。林家非常朴素，是上音教师宿舍里的最普通的两间。走到门口，就常能看见他穿着汗衫，独自在厨房里忙活着做饭。穿过短短的走廊，里面左边一间屋即为琴室，屋中有一香案，放着恩师刘少椿先生的遗像；另一边是一书柜，放满书与音乐资料。窗前还有一张单人床，床边放着两排书和女儿林晨的画像。窗下放着一张琴案，一张旧琴。
林先生几乎只弹丝弦琴。问他为何不弹钢弦，他便说：“手疼”。
但是没弹过丝弦的年轻人，若忽然去弹丝弦，恐怕也会说同样的话：“手疼”。
另一间屋内，有一张吃饭的桌子和一张双人床。是他和学生喝酒之处。
我记得林家的被褥或窗帘等都很陈旧，家具也多积尘。先生平时的状态看似颓废，而内心中却有着奇特的天赋。他那一大堆宋元明清的藏琴，全都像“柴禾”一样堆在墙角。仿佛这都是些不值钱的废品。其中便有大家如雷贯耳的宋琴“鸣泉”。我在林先生家中弹过不少琴，印象中最好的，却不是“鸣泉”，而是他所藏两张无名明琴中的一张。那张琴，音色尤其的滋润和幽雅，通体亚光，牛毛断。林先生说：“古琴并不是越老越好，上千年的唐琴未必就好，最好的就是五百年左右的明琴”。
琴室桌上，放着一册几乎是翻烂了的旧线装空白册页。打开一看，里面是林先生自己用毛笔手抄的《钟颂》。这是一首林先生为学生（也为自己）所写的一首小曲。因通篇都是用的“撮”这一个指法，类似《普安咒》，但比后者要简短很多。作此曲，即是为了练习“松一钟功”，故名《钟颂》。整个册页中也只有这一首曲子。曲名倒过来念，就像“送终”。
老聃云：“圣人病病，是以不病”。
过去，林先生听我弹琴时，常有宣泄激越之声。我请先生教我，先生对我说：“你觉得你这是毛病还是风格？若是风格，那一切可以不论；若是毛病，我可点拨你一二”。后多蒙先生教诲，我算是改掉了一些焦躁的毛病。
当时，林先生虽尚未到古稀之年，但已鹤发童颜。论性格，现在也很难得有林先生这样卓尔不群，刘伶意气的旧式古琴家了。他从生活到教琴都是刘少椿传统真正的继承者，也是罕见的坚持者。他反对过度在大众中宣传古琴，讽刺那种宣传叫“民乐”，即人民音乐。古琴不是民乐，而是一个人的音乐。因在演奏中，用他的说法：“人多不一定‘势众’。你是一架钢琴来，我也一张琴，你拿一个交响乐队来，我这里也还是一张琴。谁更有气势？很难说。因为古琴从来没有曲式，如作曲家王震亚写《古琴曲分析》，用德奥曲式分析的方式来诠释古琴曲的结构，这就是错误。曲式是西方音乐的产物。古琴每一个曲子都有一个独立的结构，哪里来的曲式？”
多少年来，林先生独自身幽旧楼之中，屋内昏暗孤寂，却也多僧道与红颜生徒等往来，每日伴其心者还有琴书与恩师刘少椿先生之像。他从不参加任何古琴界的活动，包括一切纪念活动。2005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纪念吴景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活动，连姚公白师都到场了，但林却请不动，拒不到场。我知道：这并非是林先生不知道吴景略先生的伟大成就和意义，且林先生与吴文光师也有深厚的友谊（林曾对我言：“吴文光是第一等天才，非但古琴是天才，早年在琵琶乃至小提琴上的演奏都是天才。你能跟他学，就是大福气”。）而是他不想见到那些他鄙视的人。除非是实在不得已。林先生厌恶琴界大多数的人与事、浮躁的现状、盗得虚名的名家和乌烟瘴气的世俗化宣传。除了吾师吴文光先生和常年隐居的姚公白先生，林先生是我在琴界中看到的最清高的人。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跳出三界外’。就是琴界、音乐界和艺术界”。
在先生罹患病痛之前，便常去浙江天台山寺院或福建某寺庙小住，或弹琴养心，或参禅悟道，但也从不耽误吃肉喝酒。2007年夏天，我去上海探亲，顺路去拜访林先生。这算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的居室依然焚香，青灯黄卷，残榻云梦，皓首疏狂。每次听他送我的古琴CD《中有真味》（江苏省出版总社）和《鹤鸣九皋》（林友仁、姚公白先生古琴雅集，西安德音），想起他最爱弹的曲子《醉渔唱晚》《流水》和《秋夜读易》《忆故人》等，都能感到他与别的琴家截然不同的风骨。相对时下古琴界的“群魔乱舞”，林先生朴素的琴风长天孤高，深山古洞，时如烟云漫泻，孤鹜乱点山林；偶尔鱼翔浅水，意在波浪之间。林师是一个爱音乐、爱女人、爱天才、爱美食的人。他不屑于别人多么理解他。只要大家能在一起饮酒品茶，便是人生第一大痛快事。相对而言，琴反倒是“次要”的。这也是他独立不羁之真性情使然。
犹如那年冬夜，他常常一个人来琴馆相聚，喝得醉醺醺后，又一个人离开。
庄子云：“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此正林先生之流亚也。
……
以上这篇文字，是早在十年前写的一份初稿，始终没有写完。林先生也看过。但2003年我去上海看望他时，他曾对我说：“杨典，我死前，你最好还是不要写或发表关于我的文章。我死了，就管不了你了，反正我活着时你别写。为什么不写，以后我再告诉你”。
我暂时答应他了，故后来出版《琴殉》时未收入此文。
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结束这篇文字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现在，老林，这一次我大概又要失约了。就像当初离开上海，把大课留给你一个人。
为何失约？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人。你什么都不要——不要虚名，不要学生，不要看很多人的脸，也不要我写你，甚至不要自己的骨灰和追悼会。但你没有告诉我原因。而我要让你的名字和你的气息被记住。不仅被我们记住，还必须被古琴界之外人的记住，就像当年过度酗酒而去世的琴家彭祉卿先生。这些年，你曾在北京与上海两地往来，但期间我们只见过一次面。你一直没再来找我喝酒。你欠我的。
为何失约？因为昨天，即2013年10月13日，我出门一天。晚间到家后，便意外接到了琴友们的消息：林友仁先生于昨日去世了。怎么？老林，你就这么走了？这些年对我都没个交代。老林，我们“过去的一切还在前头”。我不敢相信。但打开微信，见网上确有不少消息，都是琴人间在散布。广陵刘少椿先生外孙，鉴藏家和琴家陶艺兄也在发布你去世的消息。各地许多琴人都在吊唁林师。
突然的悲伤之下，众多往事浮上心头。
我旋即与姚公白师联系，但香港与上海电话均无人接听。又给恩师吴文光先生发去短消息告知，吴老师回信如下：“杨典，承蒙告知，友仁兄的谢世不胜哀悼！相识半个世纪，一旦永别，怆然涕下！我给林晨发了悼信，谢谢，吴文光”。
然后，我又与洛阳琴人曹珑（他与我都曾随林、姚二师学琴，有师兄弟之谊）通电话，曹说：“是真的。我此刻在机场，马上去上海去见老林最后一面”。
我说：“我太难过了。虽然早已知道他病重，也在意料中，但仍难过”。
曹说：“别难过了。其实，我们和老林玩也玩了，琴也弹了，酒也喝够了。林师住院时我去看过他。他自己也说：‘我这辈子其实过得挺好的。吃了太多想吃的，和大家玩也玩得很高兴，没什么遗憾的’”。
曹说得对。旋即我又与上海琴友池洋通电话，说我应该去送先生。于是我终于得知了林师最后的情况。池洋本是中医，擅针灸，多年来一直为林师看病，也与我是多年好友。林师最后的日子，身边大约没有一个他在上音的正式学生，只有如池洋这样的私人弟子在身边陪伴。池洋正在喝酒，并哽咽着压着嗓音说：“没事。都不用来了，因昨晚我们已送林师走了。是我给他洗的身体，换的衣服。我现在正在喝酒，专门要了一壶林师最爱喝的太雕”。
“那追悼会呢？何时能开？”我问。
“林师要求不葬墓地、不开追悼会、甚至不留骨灰”。她说。
“那骨灰放哪里？撒了吗？”
“也许吧。这个还是由林晨来定吧”。
“我记得他手抄在一本线装白册页上的《钟颂》，这琴谱你们应该弹出来，让他广为流传下去。因这或是林师唯一自己作的琴曲，很有意义”。
“是的，我们都会弹。林师的学生都会弹《钟颂》。今夜我们就会再弹。我会把琴谱复印给你”。
“好，这个曲子我过去在林师家也弹过，但当时没记谱，所以弹不全。林师最后情况究竟如何？”
“他这些年本患的是食道癌，加之别的老年病痛，心脏病，系统衰竭，后来直到血管破裂，吐了很多血，浑身都是血……但都洗干净了”
“我觉得还是跟他喝酒太多有关系。林晨还好吗？”
“还好。其实林师走，对林晨也是一种解脱。最后这段时间，大家都太累了”。
“林师最后是否走得很痛苦？”
“不，林师走得很安详，跟睡着了一样，脸上像是笑着走的”。
听到“笑”这个字时，我已再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想起那个冬天，林师第一次披着军大衣推门走进我琴馆时，他笑的样子，我忽然哭了。
2003（初稿）——2013、10、14（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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