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11111.jpg 
标题借用何帆主持的“燃灯者”书系广告语“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让我想起萧瀚博客里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是太阳，如果你遇见黑暗，就请照亮它。”后来，看到北京大学的未名BBS上有一张图，上面也写着：“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我们怎样，中国的未来便怎样。”当然，更多人或许记住的是柴静在某次演讲时的那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在那次被网友不断转发的演讲中，柴静最后一段话着实让人感动：“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恰巧的是，在今年的阅读生活中，对我印象最深的几本书，要么书写者属于“燃灯者”，要么被书写者属于“燃灯者”。在一个转型的大变革时代，赶死美学造就的荒诞悲剧，善于培养民众日渐麻木的心灵和犬儒的姿态，平庸之恶极其容易受雇于此，为暴政的精致外表继续镀金。另外，大规模经济建设所提供的成功，正如米沃什所言：“成功对人的想象力的控制十分有力，以至于这胜利显得不是源于人的设计和有利的条件，而是显示了时代的最高法则。”很多人身处其中，迷惘，浮躁，焦虑，他们如同航海的水手，在茫茫大海中需要寻找指引方向的灯塔。所以，无论是书写者，还是被书写者，都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正是他们的书写，或者他们的被书写，给垮掉的社会与迷惘的一代人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既然说到“燃灯者”书系，大概读者都已经猜到我所推荐的书籍中必然有《批评官员的尺度》。何帆谈及那套丛书的时候，如此说道：“任何人都有职业或生活上的迷惘期，而某个人物或某部作品，或许能提供一些知识启蒙或思考角度。”《批评官员的尺度》讲述的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却没有仅仅局限于该案件，而是将视角跨越了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民权运动、“水门事件”等各个历史事件，又涉及最高法院的人事变迁和判决内幕，刻画出一连串的美国政法人物群像，以及梳理了美国言论自由史。在中国的语境之下读来，往往让读者发出种种惊叹：法官可以那样去写判词，可以那样去辩驳问题，对宪法本义的探讨可以如此细致、严谨……刘易斯作为知名记者，并未站在媒体立场上，渲染绝对的新闻自由，反而结合此案，对现代媒体的角色与伦理进行了全面反思，甚至自我批评。在刘易斯的以化繁为简的文笔之下，经过何帆的译介，就言论自由的议题，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很多值得思考与借鉴的启蒙：“言论自由不是恶毒污蔑的通行证”、“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一个社会对批评之声有多大的容忍限度，往往标志着这个社会有多高的民主程度。对人民如此，对新闻界亦然”……这本书，无论是对大变革时代的公民，还是对转型时代的媒体角色，都具有很大的启蒙、思考与借鉴意义。
如果说媒体在在转型时代需要摆正自己的角色与认清自身的伦理的话，那么作为个体的公民亦然。今年年初有一本被媒体遗漏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讲述的是被辞退的伊朗女教授阿扎尔•纳菲西组织家庭读书会，培养学生“想象的自由”，以摆脱“与狱卒共舞，参与自己的行刑”。借用文化批评家王晓渔的话语，整本书都在讨论“如何摆脱与狱卒共舞的局面”。阿扎尔•纳菲西被大学辞退后，挑选了七位最优秀用功的学生，邀请他们每周日早晨到她家里，带领着他们共同阅读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和奥斯汀的书籍。对于四位文豪的阅读，正好分别对应着伊朗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和记忆。在这个“已成为我们保护壳的起居室和屋外审查官的妖魔世界之间所形成的漏洞”般的家庭课堂里，他们抛开道德纠察队的纠缠与高压政治的钳制，以纯真的心情去阅读文学作品，透过小说的魔力，一起“摆脱时间与政治的钳制”，构建着内心的自由，体验着化腐朽为神奇的美妙。这种私密阅读构成的亲昵，让他们互相之间“不仅最平凡的活动散发出新的光彩，就连日常生活也染上虚幻想象的特质”。对于这些学生来说，阿扎尔•纳菲西教授不正是极权专制的黑暗时代中的“燃灯者”吗？私密阅读带来的“微小的开口”，成为了他们内心极大的自由，这种自由便是阿扎尔•纳菲西“反复幻想着《权利法案》中多加一条”的“想象的自由”：“一个人若要拥有完整的生命，必须能够公开塑造和表达内心的世界、梦想、思想与欲望，并时常能在公众与私人领域之间进行对话。不然我们怎知自己存在过，有感觉，有欲望，会怨恨，也会恐惧？”想象，是专制的天敌，“以虚构世界创造出的无限可能去对抗现实世界”。为什么需要想象？诚如阿扎尔•纳菲西所言：“对抗专制并非一场政治之战，而是一场生存之战。”
赵越胜的《燃灯者》（作者注：港版介绍了三位赵越胜的师友，大陆版仅将周辅成作为书写对象），三十年师生交谊，六万字悲情长文，读来如亲临教诲。在赵越胜高贵的文笔之下，每一个字里都渗透着孤独而高贵的精神与心灵。于牛鬼蛇神的时代中，周辅成通过给周辅成听课、赠书、通信，与自己喝茶闲聊等方式，循循善诱，让年少气盛的赵越胜，一步步地趋近西方哲学传统中最精义的核心，穿行于古今中外传统哲学的殿堂之中，随风潜入夜般地濡染着赵越胜的心灵与精神，塑造着赵越胜的治学与为人之高贵姿态，体现的是一种道学续接的人文传统。惜墨如金的赵越胜，用燃烛明道的心灵文字，书写着这位身处斯文扫地时代却能“鹤衣散影”的“燃灯者”，为这个光怪陆离的荒谬时代挖掘出一份令人汗颜的精神、气节与风骨。周辅成与赵越胜二人般身处学统断裂时代而又心灵相续的知己，伴随着教益与请益的精神气节，穿越了被历史尘埃所遮蔽的时空，淬炼着赵越胜的精神世界，也淬炼着读者的心灵世界。一种谦恭为怀、淳厚为学的精神标杆，于今下这个学统断裂的光怪陆离之时代，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却又多么的让人心生羡慕。一部《燃灯者》，便是一部学人相续的心灵史诗，再现着一代大师的独立人格、自由情怀与苍生意识，在悲壮地为读者叙述着与师交流的心迹之时，为当今不学无术、***透顶的学术界树立了一座不可磨灭的精神丰碑，也为世人传达着一份反思、理想与追求。薪火不绝，地火不息，尽管每个时代都有荒谬绝伦的凌烈寒风，但终有智慧、学识与精神，高贵地屹立于时代的漩涡之中，为后世之人通浚阻塞，唤醒着那个时代或者下一个时代的青年。周辅成先生与赵越胜先生之间的三十年师生情，不正是“破愚暗以明斯道”的典范么？
除此之外，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燃灯者”，江勇振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也值得说一下。和以往的胡适传记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江勇振先生的传记，给人一种如数家珍之感，材料的深广到位，胡适的扑朔迷离，加上江勇振先生的后天勤奋，最终成就了《舍我其谁：胡适》。在写作本书之前，就已经考证了胡适著作的不同版本、不同时期的修订，通过这些细微之处走出胡适制造的“罗生门”，解读胡适人生，以求展现一个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的学者笔下的胡适。通过比勘不同版本，阐释《四十自述》里脍炙人口的故事背后的真相；重新塑造上海时期胡适的思想状态，挖出被胡适淡出乃致完全湮灭的狭隘而狂热的民族主义，以及他修身进德的焦虑。或许因为江勇振先生没有国内生活的经历，使得该传记显得更多的是细节的八卦情怀，而无法深入胡适的时代进行时代精神与时代所带来的深度思考，以及胡适在时代潮流中的思想性挖掘也缺乏深入，笔墨局限在胡适本人身上，似乎缺乏历史与时代的写作角度。所以，此书离经典还有很长的距离，希望后面的四部能够对这些不足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努力，或者在往后的修订之中进行深度的补充或修改，以期成为最为经典的胡适传记。
《舍我其谁：胡适》的编辑是饶佳荣先生。值得一说的是，饶佳荣先生除去编辑之外，还翻译了被何柄棣先生称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饶佳荣在翻译的时候，为了翻译好这本西南联大校史甚至专门辞职，并亲身请教了很多联大校友们与联大研究学者们。是书英文版自问世以来，十一年后中文版方才问世，原因众所周知。因为易社强先生追崇西南联大师生的风骨，不愿删节一字。饶佳荣自己说：“要了解虚拟的浪漫的联大，可以看鹿桥的《未央歌》；要对联大有个通盘的了解，可以看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要看当年学生眼中的联大，则必读《联大八年》。”《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译笔精到，功底深厚，序言及后记皆谈及翻译之事，真可谓“《联大》一书破费周折的中译本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之前读过的关于西南联大的书籍，大多喜谈联大风流轶闻，而忘乎真实历史及其背景。而此书，是大学史、战争史、知识史、自由主义史……西南联大对于中国大学在现代性大学的转型之路上，无疑是本土最好的“燃灯者”。
作为战争与革命中树立起来的大学丰碑，西南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值得中国大学追忆与学习。而并非所有的战争中都能够树立一所西南联大起来，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除去人类的悲痛之外，建筑物的摧毁也是目标之一。建筑物被其日常承载的功能、在城市风景中的地位和外在形式被赋予一定的意义。每一种作用都可以唤起记忆，它可以勾起对过往的怀想，形成一种特殊的依恋感，并拥有一种归属感。当人们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对一个人来说就意味着从熟悉的环境所唤起的记忆中被流放并迷失方向，威胁着人们丧失集体身份认同，丧失它们身份认同的稳定持续性。在有象征性建筑物被拆除之后，后代往往希望能够得到重建，希望借此将被粗暴撕裂的伤口固定下来，或者将原来的生活线条重新编织起来，以恢复以前的生活，也为保存共同记忆提供了新的参照物。但是重建真的可以回归到从前的建筑物所具有的意义吗？在发生了通过消灭物质文化而进行的强迫忘却之下，重建的过程往往具有欺骗性，重建的建筑真的可以表达真相吗？如果说书写历史是胜利者的特权，那么成功地重新书写历史也是胜利者的特权。重建建筑都有一种庸俗和造假的气质。因为重建的历史看似是对过去的真实记载，实际上却不真实，重建的过程中，会根据建筑被毁后的风俗习惯和官方的历史记录植入错误的记忆，建筑的形式也往往被权势集团所左右，这其实是以建筑形式表达的历史记录来强迫性地压抑记忆。但是如果这些建筑不被重建，在娱乐化的生活中，记忆又会被轻而易举地遗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建筑保护好，不轻易对建筑物开枪放炮，因为古老的建筑物是身份记忆的“燃灯者”。这就是《记忆的毁灭：战争中的建筑》一书所带来的忠告。
在以上书籍之外，立论牵强的《立宪时刻》从一直未被史家注重的《清帝逊位诏书》翻检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在作者看来，清帝以和平方式退位，同时“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对上继承了古老的传统文明，对下开启了现代政治，使得革命建国的激进主义内容大为削减。立论虽好，但史实瞎扯，年度烂书一册，竟被各大媒体评为年度好书。而另一本由李冬君、刘刚夫妇一起撰写的《通往立宪之路》，却可称为年度最具个性的历史著作。哈维尔年底去世，但是东欧的转型历史一直被转型年代的中国作为殷鉴或经验教训，当然值得关注。金雁的《从“中欧”到“新欧洲”：20年轨迹再回首》，夜间翻阅时，赫然发现序言的日期是2010年6月4日。这又让我想起了赵越胜《燃灯者》，书中所提到的一个时间，让我对周辅成先生倍加尊敬：二○○一年六月四日，周辅成先生在家中手书条幅：“殷鉴不远，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公民社会的建设道路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它给我带来的思维方式，无疑需要建立起来。对时下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畅销书籍，反而让我生出警惕之感。对自由民主概念过度书写，拿民主自由不断抒情，恰如波兹曼所言，会让人堕落在娱乐之中，而不提供一种立人的思维，反而丧失其意义。所有严肃真诚的学者，都会对理论保持一定的质疑，对意义固定的名词保持一定的敌意。判断一个学者是否真诚，就看他是否会在文中对某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不厌其烦地作一次其意义发展的追溯。所以，时下的公知出版的某些书籍，确实没很大的必要推荐给大家，尤其在哲学教育缺乏的中国。
无论如何，如同《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那样，阅读能够构建内心的自由，造就想象的自由。阅读，就是对点燃灯火，照亮自身发展的最好方式之一。“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每个人都是太阳，在燃亮自己时，也照亮着别人。如果每一位公民都能够拥有这种互相进步的“燃灯”式姿态，我们完全有理由借用北岛的诗句来回答我们对未来的质疑：“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2011年12月19日18:04:23
刊《人物》
恰巧的是，在今年的阅读生活中，对我印象最深的几本书，要么书写者属于“燃灯者”，要么被书写者属于“燃灯者”。在一个转型的大变革时代，赶死美学造就的荒诞悲剧，善于培养民众日渐麻木的心灵和犬儒的姿态，平庸之恶极其容易受雇于此，为暴政的精致外表继续镀金。另外，大规模经济建设所提供的成功，正如米沃什所言：“成功对人的想象力的控制十分有力，以至于这胜利显得不是源于人的设计和有利的条件，而是显示了时代的最高法则。”很多人身处其中，迷惘，浮躁，焦虑，他们如同航海的水手，在茫茫大海中需要寻找指引方向的灯塔。所以，无论是书写者，还是被书写者，都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正是他们的书写，或者他们的被书写，给垮掉的社会与迷惘的一代人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既然说到“燃灯者”书系，大概读者都已经猜到我所推荐的书籍中必然有《批评官员的尺度》。何帆谈及那套丛书的时候，如此说道：“任何人都有职业或生活上的迷惘期，而某个人物或某部作品，或许能提供一些知识启蒙或思考角度。”《批评官员的尺度》讲述的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却没有仅仅局限于该案件，而是将视角跨越了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民权运动、“水门事件”等各个历史事件，又涉及最高法院的人事变迁和判决内幕，刻画出一连串的美国政法人物群像，以及梳理了美国言论自由史。在中国的语境之下读来，往往让读者发出种种惊叹：法官可以那样去写判词，可以那样去辩驳问题，对宪法本义的探讨可以如此细致、严谨……刘易斯作为知名记者，并未站在媒体立场上，渲染绝对的新闻自由，反而结合此案，对现代媒体的角色与伦理进行了全面反思，甚至自我批评。在刘易斯的以化繁为简的文笔之下，经过何帆的译介，就言论自由的议题，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很多值得思考与借鉴的启蒙：“言论自由不是恶毒污蔑的通行证”、“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一个社会对批评之声有多大的容忍限度，往往标志着这个社会有多高的民主程度。对人民如此，对新闻界亦然”……这本书，无论是对大变革时代的公民，还是对转型时代的媒体角色，都具有很大的启蒙、思考与借鉴意义。
如果说媒体在在转型时代需要摆正自己的角色与认清自身的伦理的话，那么作为个体的公民亦然。今年年初有一本被媒体遗漏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讲述的是被辞退的伊朗女教授阿扎尔•纳菲西组织家庭读书会，培养学生“想象的自由”，以摆脱“与狱卒共舞，参与自己的行刑”。借用文化批评家王晓渔的话语，整本书都在讨论“如何摆脱与狱卒共舞的局面”。阿扎尔•纳菲西被大学辞退后，挑选了七位最优秀用功的学生，邀请他们每周日早晨到她家里，带领着他们共同阅读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和奥斯汀的书籍。对于四位文豪的阅读，正好分别对应着伊朗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和记忆。在这个“已成为我们保护壳的起居室和屋外审查官的妖魔世界之间所形成的漏洞”般的家庭课堂里，他们抛开道德纠察队的纠缠与高压政治的钳制，以纯真的心情去阅读文学作品，透过小说的魔力，一起“摆脱时间与政治的钳制”，构建着内心的自由，体验着化腐朽为神奇的美妙。这种私密阅读构成的亲昵，让他们互相之间“不仅最平凡的活动散发出新的光彩，就连日常生活也染上虚幻想象的特质”。对于这些学生来说，阿扎尔•纳菲西教授不正是极权专制的黑暗时代中的“燃灯者”吗？私密阅读带来的“微小的开口”，成为了他们内心极大的自由，这种自由便是阿扎尔•纳菲西“反复幻想着《权利法案》中多加一条”的“想象的自由”：“一个人若要拥有完整的生命，必须能够公开塑造和表达内心的世界、梦想、思想与欲望，并时常能在公众与私人领域之间进行对话。不然我们怎知自己存在过，有感觉，有欲望，会怨恨，也会恐惧？”想象，是专制的天敌，“以虚构世界创造出的无限可能去对抗现实世界”。为什么需要想象？诚如阿扎尔•纳菲西所言：“对抗专制并非一场政治之战，而是一场生存之战。”
赵越胜的《燃灯者》（作者注：港版介绍了三位赵越胜的师友，大陆版仅将周辅成作为书写对象），三十年师生交谊，六万字悲情长文，读来如亲临教诲。在赵越胜高贵的文笔之下，每一个字里都渗透着孤独而高贵的精神与心灵。于牛鬼蛇神的时代中，周辅成通过给周辅成听课、赠书、通信，与自己喝茶闲聊等方式，循循善诱，让年少气盛的赵越胜，一步步地趋近西方哲学传统中最精义的核心，穿行于古今中外传统哲学的殿堂之中，随风潜入夜般地濡染着赵越胜的心灵与精神，塑造着赵越胜的治学与为人之高贵姿态，体现的是一种道学续接的人文传统。惜墨如金的赵越胜，用燃烛明道的心灵文字，书写着这位身处斯文扫地时代却能“鹤衣散影”的“燃灯者”，为这个光怪陆离的荒谬时代挖掘出一份令人汗颜的精神、气节与风骨。周辅成与赵越胜二人般身处学统断裂时代而又心灵相续的知己，伴随着教益与请益的精神气节，穿越了被历史尘埃所遮蔽的时空，淬炼着赵越胜的精神世界，也淬炼着读者的心灵世界。一种谦恭为怀、淳厚为学的精神标杆，于今下这个学统断裂的光怪陆离之时代，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却又多么的让人心生羡慕。一部《燃灯者》，便是一部学人相续的心灵史诗，再现着一代大师的独立人格、自由情怀与苍生意识，在悲壮地为读者叙述着与师交流的心迹之时，为当今不学无术、***透顶的学术界树立了一座不可磨灭的精神丰碑，也为世人传达着一份反思、理想与追求。薪火不绝，地火不息，尽管每个时代都有荒谬绝伦的凌烈寒风，但终有智慧、学识与精神，高贵地屹立于时代的漩涡之中，为后世之人通浚阻塞，唤醒着那个时代或者下一个时代的青年。周辅成先生与赵越胜先生之间的三十年师生情，不正是“破愚暗以明斯道”的典范么？
除此之外，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燃灯者”，江勇振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也值得说一下。和以往的胡适传记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江勇振先生的传记，给人一种如数家珍之感，材料的深广到位，胡适的扑朔迷离，加上江勇振先生的后天勤奋，最终成就了《舍我其谁：胡适》。在写作本书之前，就已经考证了胡适著作的不同版本、不同时期的修订，通过这些细微之处走出胡适制造的“罗生门”，解读胡适人生，以求展现一个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的学者笔下的胡适。通过比勘不同版本，阐释《四十自述》里脍炙人口的故事背后的真相；重新塑造上海时期胡适的思想状态，挖出被胡适淡出乃致完全湮灭的狭隘而狂热的民族主义，以及他修身进德的焦虑。或许因为江勇振先生没有国内生活的经历，使得该传记显得更多的是细节的八卦情怀，而无法深入胡适的时代进行时代精神与时代所带来的深度思考，以及胡适在时代潮流中的思想性挖掘也缺乏深入，笔墨局限在胡适本人身上，似乎缺乏历史与时代的写作角度。所以，此书离经典还有很长的距离，希望后面的四部能够对这些不足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努力，或者在往后的修订之中进行深度的补充或修改，以期成为最为经典的胡适传记。
《舍我其谁：胡适》的编辑是饶佳荣先生。值得一说的是，饶佳荣先生除去编辑之外，还翻译了被何柄棣先生称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饶佳荣在翻译的时候，为了翻译好这本西南联大校史甚至专门辞职，并亲身请教了很多联大校友们与联大研究学者们。是书英文版自问世以来，十一年后中文版方才问世，原因众所周知。因为易社强先生追崇西南联大师生的风骨，不愿删节一字。饶佳荣自己说：“要了解虚拟的浪漫的联大，可以看鹿桥的《未央歌》；要对联大有个通盘的了解，可以看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要看当年学生眼中的联大，则必读《联大八年》。”《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译笔精到，功底深厚，序言及后记皆谈及翻译之事，真可谓“《联大》一书破费周折的中译本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之前读过的关于西南联大的书籍，大多喜谈联大风流轶闻，而忘乎真实历史及其背景。而此书，是大学史、战争史、知识史、自由主义史……西南联大对于中国大学在现代性大学的转型之路上，无疑是本土最好的“燃灯者”。
作为战争与革命中树立起来的大学丰碑，西南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值得中国大学追忆与学习。而并非所有的战争中都能够树立一所西南联大起来，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除去人类的悲痛之外，建筑物的摧毁也是目标之一。建筑物被其日常承载的功能、在城市风景中的地位和外在形式被赋予一定的意义。每一种作用都可以唤起记忆，它可以勾起对过往的怀想，形成一种特殊的依恋感，并拥有一种归属感。当人们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对一个人来说就意味着从熟悉的环境所唤起的记忆中被流放并迷失方向，威胁着人们丧失集体身份认同，丧失它们身份认同的稳定持续性。在有象征性建筑物被拆除之后，后代往往希望能够得到重建，希望借此将被粗暴撕裂的伤口固定下来，或者将原来的生活线条重新编织起来，以恢复以前的生活，也为保存共同记忆提供了新的参照物。但是重建真的可以回归到从前的建筑物所具有的意义吗？在发生了通过消灭物质文化而进行的强迫忘却之下，重建的过程往往具有欺骗性，重建的建筑真的可以表达真相吗？如果说书写历史是胜利者的特权，那么成功地重新书写历史也是胜利者的特权。重建建筑都有一种庸俗和造假的气质。因为重建的历史看似是对过去的真实记载，实际上却不真实，重建的过程中，会根据建筑被毁后的风俗习惯和官方的历史记录植入错误的记忆，建筑的形式也往往被权势集团所左右，这其实是以建筑形式表达的历史记录来强迫性地压抑记忆。但是如果这些建筑不被重建，在娱乐化的生活中，记忆又会被轻而易举地遗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建筑保护好，不轻易对建筑物开枪放炮，因为古老的建筑物是身份记忆的“燃灯者”。这就是《记忆的毁灭：战争中的建筑》一书所带来的忠告。
在以上书籍之外，立论牵强的《立宪时刻》从一直未被史家注重的《清帝逊位诏书》翻检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在作者看来，清帝以和平方式退位，同时“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对上继承了古老的传统文明，对下开启了现代政治，使得革命建国的激进主义内容大为削减。立论虽好，但史实瞎扯，年度烂书一册，竟被各大媒体评为年度好书。而另一本由李冬君、刘刚夫妇一起撰写的《通往立宪之路》，却可称为年度最具个性的历史著作。哈维尔年底去世，但是东欧的转型历史一直被转型年代的中国作为殷鉴或经验教训，当然值得关注。金雁的《从“中欧”到“新欧洲”：20年轨迹再回首》，夜间翻阅时，赫然发现序言的日期是2010年6月4日。这又让我想起了赵越胜《燃灯者》，书中所提到的一个时间，让我对周辅成先生倍加尊敬：二○○一年六月四日，周辅成先生在家中手书条幅：“殷鉴不远，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公民社会的建设道路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它给我带来的思维方式，无疑需要建立起来。对时下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畅销书籍，反而让我生出警惕之感。对自由民主概念过度书写，拿民主自由不断抒情，恰如波兹曼所言，会让人堕落在娱乐之中，而不提供一种立人的思维，反而丧失其意义。所有严肃真诚的学者，都会对理论保持一定的质疑，对意义固定的名词保持一定的敌意。判断一个学者是否真诚，就看他是否会在文中对某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不厌其烦地作一次其意义发展的追溯。所以，时下的公知出版的某些书籍，确实没很大的必要推荐给大家，尤其在哲学教育缺乏的中国。
无论如何，如同《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那样，阅读能够构建内心的自由，造就想象的自由。阅读，就是对点燃灯火，照亮自身发展的最好方式之一。“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每个人都是太阳，在燃亮自己时，也照亮着别人。如果每一位公民都能够拥有这种互相进步的“燃灯”式姿态，我们完全有理由借用北岛的诗句来回答我们对未来的质疑：“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2011年12月19日18:04:23
刊《人物》
» 人生在世，所为何来？（空我道旨要）
» 以茶送走的一天
» 较量：中国和日本的第一首白话诗
» 即兴《无题之诗》（朵渔诗集《最后的黑暗》悦读中。。。）
» 我的宇宙观：创一新字，代替老子的道，成就我今生的修行
» 四滴茶
» 女史（二十六）：茅司
» 一首好诗的凄美传说
» 逍遥谷游心录
» 随身卷子（乙本）1
» 钟颂——悼念广陵琴家林友仁先生并记二三事
» 薛仁明：太史公與孔子覿面相逢
» 新书《随身卷子：百衲本笔记野史、诗、念头与妖灯鬼火录》出版、目录、序言与预售地址
» 单鹄寡凫——汉人刘歆与宋人虞汝明对琴史的误读
» 展览馆不会空空的
» 十三首摇荡心目的微型诗
» 《知觉》2013年8月刊总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