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目前不宜夸大文人的作用

资中筠：目前不宜夸大文人的作用


发布时间：2012-05-21 10:02:58 来源：羊城晚报 阅读：阅读：199


　　5月17日，第三届（2011）在场主义散文奖在江苏苏州大学颁出。本届散文大奖空缺，作家资中筠、夏榆、冯秋子获提名奖。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1930 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她参与创办了《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著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等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专业著述，撰有《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等随笔集，并译有《啊，拓荒者》等著作多种。

　　我本人一直努力远离政治

　　傅小平：您在《我国现代图书馆的先驱》一文中，曾感慨，近年周作人的名字在文坛颇为热闹，其附逆并不妨碍他的文学成就得到肯定，甚至宣扬。我们并不主张因人废文，但毕竟为人与为文很难截然分开。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一个作家，也关系到我们要给后世留下什么样的人格典范。近年，周作人曾沦为汉奸的不堪史实，确乎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相比而言，很多西方国家对待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持更为复杂的态度。

　　资中筠：关于周作人，有时文章和人品是一致的，有时并非如此。古来就对某些著名人物有“文人无行”的评论。人无完人，所以还有大节小节、私德公义之分。许多文章漂亮、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在私生活中表现不那么完美，这不必苛求。但是在大节、公义方面，就不能不顾。这就是中国士大夫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气节。

　　中国近代史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就是日寇侵略、全民抗战。这是几代人的伤痛，在民族危亡之际，作为读书人，不可能回避。在那个时期，民族大义是底线。正如西方，对待法西斯暴行的态度，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历史评判的底线。若曾依附纳粹，即使学术或艺术上有很大成就，也仍然不能掩盖其污点，我觉得在这点上东西方没有什么区别。例如诺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最终还是坦白了自己这一经历，哪怕只是轻微不足道的身份。这不是“政见”的问题，而是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被屠杀的情况下，自己的良心归属问题。

　　周作人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文章的高水平和早期对新文化的贡献与他后来的附逆成鲜明反差。我认为他在文学史上是应该有一席地位的，既不能以后者全盘否定前者，也不能以前者为后者人品的欠缺辩护，否则的确会对青年的道德取向留下不好的影响。

　　傅小平：谈到知识分子与政治或时局的关系。我们发现，在现代文学史上远离政治的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乃至钱钟书、陈寅恪等学者，一度被边缘和遗忘后重新热了起来。而较多介入政治的郭沫若、茅盾等则越来越淡出。这似乎也在警示有志于文化创造的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不要过度介入政治。

　　资中筠：关于政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事实上，我本人一直是努力远离政治的，而且希望学者、作家超脱于政治，甚至不止一次表示过学者要保持独立性，不必亟亟于做“智囊”，做“帝王师”。这个“政治”是指官场沉浮、权力斗争、还有不在其位无能为力的政治决策。即使是在民主国家，我也不喜欢那种党派斗争。以我的性格，如果在西方国家，大概也不会从政。但是，人都有是非之心，有正义感。对社会不公、民间疾苦以及民族前途乃至人类命运的关心和忧虑是发自内心的。有些看似具体的、个别事件，却牵扯到大的政策和体制背景，一不小心就会与政治沾边，这是广义的政治，谁也逃脱不了。当然人各有志，每个人对正义与非正义的敏感度是不同的，社会责任感也不相同。在我看来难以容忍的，在某些人看来司空见惯。

　　傅小平：事实上，当下的作家大多有意无意与政治、时局保持距离，以至于其写作更多局限于狭隘的个人空间，而无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资中筠：其实当代文学中也有尖锐批判现实，表现作者的眼光和深刻的人道关怀的优秀作品，不过往往受到禁锢。另一方面，一些当红青年作家的作品率多脱离时代，脱离现实，充满自恋和无聊，一时之间也能名利双收。还有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读书人、文人，衣食无忧，用俗话说，“活得很滋润”，不必或不愿关注身外之事。宁愿埋头做“注六经”的学问。

　　当然这都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范围。但是如果为恶政做帮凶，无视受害者的苦难，凭借自己的话语权，为各种***和非正义现象找“理论根据”辩护，甚至如鲁迅所说，把溃烂处说成艳若桃李，那就越过底线了。这条底线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只是体现在不同的问题上而已。

　　了解真相才能自我启蒙乃至互相启蒙

　　傅小平：当下社会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这在大部分知识群体中已经达成共识。当然在大的共识下，实际上隐含了一些矛盾和困惑。首先，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当中有一些始终以自己的真诚和良知守护精神家园，也有小部分还没能根本上从旧思维中转换过来，更不能忽视的现实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缺乏起码的诚实，他们表面上附和的，未必是心里真正认同的，其表达更多服从于自己的实际利益。而没有身体力行，又谈何肩负启蒙的重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进而言之，启蒙具体所指到底是什么？该怎样进行启蒙？

　　资中筠：启蒙的对立面是蒙昧。正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蒙昧的时代，被剥夺了解真相的权利——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需要启蒙，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第一步是要了解真相。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互相启蒙。我本人近年来读到许多好文章对我很有启发，这也是“启蒙”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无法完全控制，给群众性的启蒙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条件。

　　傅小平：您说到了群众性的启蒙。实际上，启蒙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面向大众的启蒙。对启蒙如何面向大众这个问题，我是感到疑惑的。您曾说过的，启蒙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怎么理解？

　　资中筠：我的意思是启蒙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也不是一部分人高高在上对另一部分人说教，而是大家都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脑子按常识思考。首先需要不断地拆穿谎言，探明真相。

　　傅小平：现在被视为启蒙“先锋”的，是一些活跃于网络的意见领袖。他们追随者众，备受推崇。但在我感觉里，诸如“意见”是怎样被代表的？“领袖”是如何生成的？等问题并不清晰。而且，此称谓突出了其代表某一人群观点的天然正当性，但其中是否已经预设了独立、自由的价值立场，是大有可疑的。

　　资中筠：我不太喜欢“意见领袖”的说法。当然，“闻道有先后”。有些人先了解了真相，先作了深入的思考，想通了一些问题，有责任与大家分享，消除流传的误区，如果说所谓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大概就是指这个。还有，启蒙不能“定于一尊”，某些人自以为是权威，掌握真理，不容别人质疑，这样又会进入新的蒙昧。只要是基于事实真相，凭借理性的独立思考得出的看法，都应该充分表达，互相交流，甚至争论，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启蒙时代”。不过前提是大家都有平等的、充分表达的机会。这在目前还是理想，不是近期就能实现的。


制度和法律的问题

　　不该让文化来承担

　　傅小平：从欧美国家发展的经验看，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文化一般都起了先导作用。在中国，现在的情形是，在社会主流层面，很少感受到文化、文学的影响。

　　资中筠：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那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当前主要是制度问题，不能指望文化起先导作用。现在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把制度和法律应该承担的问题让文化来承担。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大家对奸商深恶痛绝，都从道德层面谴责，人心大坏，干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但是如果不能用法律严加治理，使那些往食品或药品中掺毒的商人和与之勾结的贪官得到严惩，那么那些有道德、守规矩的同行只能因竞争不过而破产。无论文人写多少文章和小说都没有用，何况在与权势结合的情况下，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大多会被禁止发表。把孔夫子和雷锋请出来也没用。所以目前不宜夸大文人的作用。

　　傅小平：但知识分子未必甘于这种边缘地位，他们向往五四时期，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迸发出来的活力和***。近读几位学界中人的文章，他们不约而同提到，我们当下讨论的一些话题，实际上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被一些学者讨论过，而且相比讨论更为深入。这感慨声中，有欣慰也有颇多无奈。

　　资中筠：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固然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那些言论之得以充分发表，也有赖于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所提供的言论空间。如果还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能出现这样的运动吗？我认为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不如说是后来的革命压倒了启蒙。

　　我认为启蒙原来是与救亡一致的，而且启蒙就是为了救亡。从鸦片战争之后，无数仁人志士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才开始向外寻求强国之道。由枪炮到声光化电到政治制度到立宪，然后发现“民智之未开，何以共和为？”（严复语）于是以开启民智为己任。这个思路是很清晰的。即使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文化的建设并没有中断。后来是由于以一种思想指导革命，再次“定于一尊”罢黜百家，而且即使那定于一尊的思想也只能由一个人解释，所有的人，包括硕学大儒，都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或者干脆丧失了这个能力，这才彻底压倒了启蒙，全民陷入蒙昧。民族也又一次遇到了危机。所以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与思想解放同时进行的。也就是重新启蒙。这个过程还没有完。

　　与潜规则同流合污的“海归”们更可怕

　　傅小平：您一直关注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问题，并为此忧心不已。前不久，北大教授钱理群在一次会议上称，北大等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您怎么看?

　　资中筠：我基本上同意钱理群教授对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忧思。青年人太多实用主义，太少理想主义的问题。当然钱老师在大学多年，体会更深。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次思想解放、新启蒙的时代，那时的大学生意气风发，求知欲旺盛，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可望继承五四传统。北大尤其是重镇。可惜这种精神被扼杀了。九十年代经济起飞而人文环境逆向而行，造成物质生活改善而精神萎缩。关于现行教育制度，批评的意见已经很多，我不想多说了。总之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各个方面把青年学子引向钱理群教授所说的那种精明、实用的取向。我有时也有点同情当代的学生。

　　还有留学生。过去的留学生学成回国，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的精神，真心诚意要用所学改造中国。现在多数留学生到国外寻求自己的发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无可厚非。有人还愿意回来做些贡献，当然很好。但是有些“海归”不满意在国外的地位，回来谋求个人的发展，不但不能推动社会前进，而且有意投权势之所好，与潜规则同流合污。由于其特殊身份有更大的话语权，比钱理群教授所提到的那种中国大学生可能起到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还要严重。

　　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

　　傅小平：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诚信危机等问题，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有人甚至发出了“拯救人心”的疾呼。对于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主流官方包括部分知识界人士，认为要建立核心价值观。但在是否有普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核心价值观所指为何，及如何真正达成等问题上有争论有分歧，难以形成共识。

　　资中筠：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是有普遍的共同的追求的，这就是普适性的价值观。它存在于各民族的宗教、哲学和社会公认的善恶标准之中。如果不带偏见的话，把每一个民族精神的精华抽出来，包括儒学的精华部分，你就会发现其实同多于异。越进入现代，人类共同的追求就越多。你无论走到哪一个陌生的国家，就会发现其实一般的善、恶，好人、坏人的标准都是相同的。另外，要自由是人的本性，也不会因国界民族而异，否则为什么古今中外不约而同都把监狱（剥夺自由）作为惩罚？那么，没有法律根据，无端侵犯或剥夺别人自由就是恶行。所以最高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普适的。

　　傅小平：的确如此,但具体到特定的国家、民族，一般领导层都强调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因此，普世的观念在施行过程中会有很大差异。在一些情况下，就会变得有名无实。相比而言，文化有更大的通约性，您怎么理解？

　　资中筠：第二层的文化，例如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等是各民族、各地域都各有特色，在漫长的历史中免不了互相交流、渗透、影响，但不必求同，也不可能完全趋同。当然有些陋习、恶俗是应该淘汰的，各民族都一样。每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有自己的表现特色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但不可能从上而下强行设计出一套来让大家认同。

　　傅小平：我想这方面很难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所以要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去吸取精神资源。长期占据我国思想正统的儒家文化，正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得以盛行。以您的观察，从中能否提炼出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资中筠：如果要发扬儒家的精神，那么儒家首先提倡的是倡导道德价值的在位君子要“以身作则”，然后感化民众（小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只能沦于伪善。其实归根结底，现在强调“有特色”的价值观，实际还是制度问题。我想不出来为什么自由、民主、人权只能属于西方，中国人——确切地说，中国大陆的人——就不配享有？说穿了，抵制所谓“西化”，实际上抵制的还是某种制度，不过拿文化说事罢了。（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