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上)

李零


　　近来，因为“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恐怖主义成为热门话题。有人说(我听一位专家从电视上说，名字忘记了)，历史上没有恐怖主义，即使你能举出相同的事，他也说，这有本质不同，似乎恐怖主义是一件新鲜事。事情真是这样吗?
　　希腊的哲人尝云，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人不能涉于同一条河流。中国的古人也说，刻舟求剑不可取，抽刀断水水更流。人都是在时间的长流中分辨差异。可现代人的现代感却不一样，他们喜欢到处画线，特别是以我画线，以现在画线(既是开始，也是结束)，把古今当天壤之别，好像什么都前无古人，是直接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一往无前，也一往无后，永远运动，也永远静止，就像在跑步机上的样子。

　　我看，这种方法要重新反省，恐怖主义便是例子之一。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下面，让我们讲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

　　主题是刺杀和劫持。

　　一、恐怖主义一锅粥

　　恐怖主义，英文叫Terrorism，词根是terror(恐怖)，加上ism(主义)，只是显得正经一点，专指有政治目的让你想不到、吓一跳的恐怖活动。它不像资本主义的“主义”是一套制度，或马克思主义的“主义”有一堆理论。在西语中，它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词，翻成东北话，就是“唉呦我的妈呀主义”。大家千万别拿它当什么高深术语，见着“主义”就肃然起敬。

　　有人说“怕死比死更可怕”，谈论恐怖主义，也是剑拔弩张，比恐怖主义还恐怖。

　　现在，所有人都在谈“恐怖主义”，而且是在“反恐”的前提下谈这个主义。“恐”在“反”下，当然是负面的东西。大家对“反恐”的正当性几乎毫不怀疑，但谁反反谁，反什么怎么反，却言人人殊。它是一个运用极其广泛，但指谓极不确定的概念。惟一可以确定，就是说话人极其厌恶，赋予对方的“邪恶(evil)”含义，这就像我们气急了乱骂，说别人是“混蛋”。“混蛋”是什么意思，本身就很糊涂。我们都知道，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在西方都是骂人话，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时也差不多，但没有一个字眼比它更为模糊。布什用恐怖主义表示所有眼下(注意：只是眼下)美国讨厌的国家、组织和个人，最具代表性。普京则用它指车臣武装分子(或其他分离主义者)，我国则指东突。阿拉伯世界(不是全部)和欧美的左翼团体则反唇相讥，说最大的恐怖分子有呀，那正是美英两国自己，布什、克莱尔再加沙龙或什么人。这真像庄子说的“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所不在”，“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天下大乱，人心大乱，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可指的却不是同一回事：说谁是谁，谁说谁，谁就是谁。我们只能说，美国财大气粗腰杆壮，树敌最多，要反的恐怖主义也最多，如此而已。事实上，这里根本就没有统一的定义，或者也可以说，有太多的定义。定义到底有多少?有人统计，光是一九九九年，就有一百六十多种(以后有多少，不知道)。大家都以为，恐怖主义是耍光棍，但前不久《读书》杂志讨论，又搬出个“国家恐怖主义”，更凸现了问题的纷乱如麻。我叫“恐怖主义一锅粥”。

　　本文无意给时下的定义逐一评判，只想梳理一下“恐怖主义”的使用范围，粗线条地捋一捋。为了讨论的方便，大家不妨翻一下现有中文译本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下简称《不列颠》)，不是当作权威，只是用作参考，看看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大概是什么样。

　　首先，《不列颠》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对政府、公众或个人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各种右翼和左翼的政治组织、民族主义团体、民族集团、革命者以及军队和政府秘密警察都有利用恐怖主义者”。

　　这个定义比较宽泛，可以称为“广义的恐怖主义”。它的特点，是把政治目的诉诸“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实施主体，可以是政府的军队、警察，也可以是革命者或民族主义者，可以是左翼，也可以是右翼，什么政治组织、团体和个人都有可能。实施对象也一样。可见，在作者看来，恐怖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价值判断(当然，从下述例子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作者的好恶)。虽然总的印象和感觉，这不是一个好词(比“战争贩子”还糟，总是让人联想到最低级的犯罪)，很少有人乐意拿这顶帽子扣自个儿头上，说我就是恐怖分子。

　　其次，是具体例子。《不列颠》说，色诺芬笔下的“攻心战”是恐怖主义，罗马暴君的暴行是恐怖主义，中世纪的宗教审判是恐怖主义，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是恐怖主义，美国三K党的种种暴行是恐怖主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风靡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暗杀是恐怖主义，纳粹统治是恐怖主义，现代社会、种族、教派冲突中的一方或双方也经常使用恐怖主义等等。然后，说到大家关心的现在，它提到全世界的一系列极端组织，如红色旅和赤军等等，其中也包括“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组织”[案：对此类组织，照美国原则，该绝不妥协，干吗还谈判，玩什么“和平路线图”呢]。它说，现代恐怖主义和过去不同，它的最大特点是以暴力行动代替合法政治，喜欢搞绑架、暗杀、劫机、爆炸和劫持，最像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而且被害者经常是偶然置身现场的无辜百姓等等。 　　我们且不管这些例子是否全都合适，作者的理解有无偏颇。这里，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恐怖主义这类事，乃自古有之，于今为烈(将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这个词是外来语，咱们有点陌生，但它绝不是“九一一”以后才有，也不是近一两个世纪才有，甚至也不是近五百年才有。它不过是一个老掉牙的普通词汇：凡是蓄意使用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的一切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

　　这里我用“可能”，是想有所限定，避免用大家拒绝接受的统一标准强加于大家各自坚持的主观感受，即从说话人的立场(立场和信仰是不能讨论的)，他们可能会被谴责这类行动的人称之为恐怖分子。但如果不谴责呢，当然也就不是了。

　　我们要看说话人是谁。

　　这是广义的恐怖主义。

　　二、刺杀

　　历史上的恐怖手段很多，酷刑虐囚是，大规模杀戮的战争也是；刺杀政要、权贵是，屠杀平民、战俘也是(白起和李广都坑过降卒)；桀纣幽厉的苛政暴行是，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也是；亚述、蒙古式的屠城是，欧洲征服世界的种族灭绝也是(如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注意：美洲的征服还包括绑架)；日本用零式飞机撞美国航母是(属于自杀式攻击)，美国用原子弹炸平广岛、长崎也是(属于直接攻击平民)[案：一九九五年，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形成有趣对比的是，美国纪念的是珍珠港事件，日本纪念的是广岛、长崎“原爆”]。它们可粗分两大类型：一类是以刺杀、劫持和流窜游击的非常手段做困兽之斗，一类是以绝对优势对前者做斩尽杀绝的大规模报复。以巴冲突是这两大类型的现代缩影。两者具有同质和对等的性质，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循环相报，莫知其极。这是《旧约》时代的基本精神，也是伊斯兰圣战的古老原则。凭借强大实力，对一切反抗做斩草除根的彻底消灭(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种族灭绝)，是古代一切征服者都很强调的基本原则，也是西方战略传统的基本特点(参看(《读书》杂志前年发表的拙作(《读〈剑桥战争史〉》)。对付一切刺杀、劫持和流窜游击，它是最有效的手段。但亚述、蒙古式的“斩草除根”(如越战中所见)却受制于现代西方的道德准则，即当今国际主流用以谴责“恐怖主义”的道德准则，非但不能随便使用，畅行无阻，反而经常遭受舆论的谴责，这是“反恐”的最大困境，即使是以十报一(或以百以千以万报一)，也还是要有所限制，不可能将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也“斩草除根”(连讲都不敢讲)。所以，当今国际主流的合理说法，就是要把前一种恐怖定义为“恐怖主义”，而把后一种恐怖定义为“反恐”。对比于“广义的恐怖主义”，我们可把这种恐怖主义叫做“狭义的恐怖主义”。因为这种“恐怖主义”的对立面，肯定是反对这种“恐怖主义”的。但不用恐怖能反恐吗?这是现代人的困惑。

　　这里，我们不妨按最狭窄的定义来讨论恐怖主义。中国历史上最接近这种定义的恐怖活动，不用说，还是刺杀和劫持。它们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怖手段，也是人类最现代的恐怖手段。

　　我们就从刺杀说起吧。

　　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刺客是六大刺客，即曹沫、专诸、要离、豫让、聂政、荆轲。他们在汉代名气很大。

　　下面介绍一下：

　　 (一)曹沫。

　　春秋早期人，是鲁国的刺客。在六大刺客中，年代最早。古书对他的名字有许多不同写法，其中一种是曹刿。这两个名字是属于同一个人(详拙作《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过去，我们在《左传》中见过这位先生，名作曹刿。他曾在长勺之战，为鲁庄公出谋划策，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治气之术，出人意外地打败了齐桓公，因而受到***的称赞。此人出身卑贱，但足智多谋，想为鲁庄公献计献策。他的老乡说，打仗是人家贵族的事，你不要多管闲事，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一定要插手，结果证明，他确实是优秀的军事家。***说“卑贱者最聪明”，举例很多，其中就有他。这是一种记载。另一种记载，是《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司马迁笔下的曹沫主要是勇士，他“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任为将。鲁与齐战，三战皆北，被迫在柯地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庄严的仪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顶住齐桓公，逼他退还鲁国的土地。在死亡的威胁下，桓公被迫答应。一经承诺，曹沫立刻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脸不变色心不跳，说话和原来一模一样。 　　这些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曹沫不是贵族，而是卑贱者中的聪明人，他不会像贵族那么死心眼(如相信“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卑贱者爱使用非常手段，即贵族不耻的糙招，特别是在实力悬殊、强弱不敌的战争中；第二，曹沫参加的战争，正是这样的战争，齐国非常强大，鲁国非常弱小，他以奇谋侥幸打败齐桓公，但三战皆北，不能扭转战局，万般无奈，才铤而走险。他的成功是靠两点：一是齐桓公地位高，名气大，他老人家怕死，曹沫不怕死；二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说话非同小可，不便在庄严的会盟仪式上出尔反尔，管仲劝他不可背约。这两条都是抓住了贵族的弱点。当然，在其他古书中，还有汉画像石中，这次劫持，参加者还有鲁庄公。逼急眼了，鲁庄公也放得下架子。 　　道理很简单，穿鞋的打不过光脚的(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现在，在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中，我们发现了曹沫的兵法，名叫《散蔑之陈》。它的出土有一个意义，就是证明了我的看法，恐怖活动和兵法有不解之缘，两者不一定是对立的东西。

　　正规的战法是战法，不正规的战法也是战法。

　　(二)专诸。

　　年代比曹沫晚，是春秋晚期人，事见《刺客列传》，乃吴国的刺客。他和曹沫不同，只是个重诺轻死的亡命徒，类似侠客。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闾)善遇专诸，答应死后为他赡养老母弱子，目的很明确，就是派他搞刺杀。刺杀是为了政变。其结果，必然是一死。这些都很清楚。但他和曹沫不同，曹沫所行，其实是劫持，不是刺杀，严格讲，是属于下面要谈的另一类。劫持，是以被劫持者为人质，提出各种要求(如赎金)，杀人并不是最终目的(虽然其结果，常常和刺杀一样，人质还是死于非命)。

　　专诸和曹沫，共同点是不要命，勇敢。孙子讲御兵之法，说吴、越世仇，同舟共济，也会齐心协力，关键是死无退路。人心都是肉长的，勇是逼出来的。当兵的也是人，没有多余的命，令发之日，泪流满面，效死拼命靠什么?曰“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孙子兵法·九地》)，“诸”就是专诸，“刿”就是曹刿(即曹沫)。他们是春秋时期最有名的刺客(注意，劫持者也算刺客)。

　　(三)要离。

　　也是吴王阖闾的刺客。吴王派他刺杀另一个吴公子，名叫庆忌。要离是个枯黄干瘦风吹都要倒的弱者，庆忌是个武艺非凡膂力过人的壮汉。要离断臂刺庆忌，事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刺客列传》不载)，也是惊天动地。这事在战国时期很有名。如唐且使秦，拒绝秦王的无礼要求。秦王威胁说，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天子之怒”吗?“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反问说，那大王听说过“布衣之怒”吗?“布衣之怒”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当时，他举了三个刺客，一个是专诸，一个是要离，一个是聂政，其中就有要离。说罢“挺剑而起”。结果是“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日：‘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战国策·魏四》)。

　　(四)豫让。

　　战国早期人，是晋国的刺客。此人也是亡命徒，他受过智伯的大恩，非常忠诚。赵襄子杀智伯，漆其头骨以为饮器，他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为此，不惜残身毁容，隐姓埋名。先装受过刑的残废，给厕所刷墙。后装麻风病人，把自己弄成哑巴。两次刺杀都不成功。襄子感其诚，解衣令之刺，让他撒气，然后伏剑自杀。这是决意恩仇的个人行为(和《游侠列传》有交叉)，不是由政治家导演，也许够不上“主义”。但刺杀和劫持，从法律角度讲，是最低级的犯罪形式，它们和称为“主义”的活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

　　(五)聂政。

　　战国中期人，是韩国的刺客。聂政刺韩累(韩国的相邦)，也属于快意恩仇。事见《刺客列传》，不必多谈。他的故事之所以出名，是烈士背后还有烈女，即聂政的姐姐，名叫聂荣(也作“聂嫈”)。弟弟死了，无人收尸，姐姐发现，终举其名，最后哭死在尸体旁边。郭沫若写过一个剧本，叫《棠棣之花》，就是歌颂聂政和他姐姐。

　　(六)荆轲。

　　战国末年人，是燕国的刺客(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又入燕)，也见于《刺客列传》。这是距司马迁最近，他亲自做过调查(向熟悉此事的公孙季功、董生和夏无且请教)，着墨最多，记述最详，也最震撼人心的刺客。故事比较复杂，大家都很熟悉，这里不必多谈。有趣的是，最近陈凯歌拍了《刺秦》，正是讲荆轲刺秦王。电影主题很前卫(但艺术水准不怎么样，窃以为)，秦王要搞“全球化”，但杀人盈野，太残酷，荆轲代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祖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想去除掉这个暴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乃千古绝唱的慷慨悲歌。但他这么干，岂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人会提傻问题。

　　春秋战国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养士之风盛于一时，故刺客特别多。秦代法制严苛，此类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之，全部属于奸人歹徒之列。其流风余韵，反而见重于汉代(原来的歹徒都成了英雄)。比如上面的六大刺客，就经常出现于汉画像石。当时人对刺客是抱欣赏态度，非但不以成败论英雄，还充满怜惜之情。大众有大众的逻辑，法制拗不过文学。司马迁也说，他们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更何况汉初功臣，位同宰辅的张良，本来就是在逃的刺客。博浪一击，天地震动，暴秦垮台，顿成英雄。当官的都如此，老百姓还忌讳什么。这是那时的风气。 　　中国的刺客史，这里不能详谈。汉代以后，可歌可泣的事似乎不多。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新一轮的刺杀高潮，其时，正值无政府主义暗杀风靡全球，热血青年，奉为时髦。“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我国留学生和革命党纷纷投身洪流(如徐锡麟、秋瑾和汪精卫)。现在的说法，是叫“和国际接轨”。

　　鲁迅说，中国也有“脊梁”，他说的“脊梁”，后面的影子就是刺客(徐锡麟和秋瑾都是他的老乡)，或如聂荣，属于抚哭叛亡的人。他的小说《铸剑》也是歌颂刺客。

　　中国历史上的刺杀，目标明确，主要是政要和权贵，普通百姓不值得杀；手段也非常简单，往往只是一把匕首。但它突发性强，威慑力大，有攻心夺志的奇效。

　　恐怖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在心理，是在心理的杀伤。刺杀是暴力的基础形式，刑律属于人身伤害罪，而且是故意伤害罪，逮住就是个死，最低级、最原始，但“擒贼擒王”、“攻心为上”，又是兵法的最高境界。即使是大规模报复，也是重在心理威慑[案：如“二战”中美国对柏林和广岛、长崎的毁灭性打击。“二战”后的美国战略就叫“大规模报复战略”，参看麦克纳马拉《音调不定的号角》]。

　　小太监和老佛爷下棋。小太监说，对不起，我杀您一个马。老佛爷说，我杀你全家。古代的有限报复(低于种族灭绝的报复)，大抵如是。比如诛夷九族或满门抄斩，就是古代常用的办法。兵刑是一个道理。

　　原载《读书》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