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王国维去世85周年祭

王国维去世85周年祭：对重建一个安稳的生活世界 他是完全悲观的

　　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12月3日生。彼时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1927年6月2日留下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当日在北京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陈寅恪在他的纪念碑文中写下“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更提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学者张春田认为王国维像哈姆雷特。“他敏感忧郁，不断追问人生的意义，不知如何在历史情势中自处。清廷的衰亡，标志着儒家通过建制化的配置而支配中国人生活秩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一个时间陷落、意义链条崩塌的时刻……对重建一个安稳整一的生活世界，他是完全悲观的。”他的隐忧值得人们深思……


　　王国维先生1901年在罗振玉主持的农务学堂译授，后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1907年起在北京任学部图书局编译，从事中国戏曲史与词曲研究，著有《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1912年旅日时整理成《宋元戏曲考》)和《人间词话》，开研究戏曲史之风。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旅日4年，考释甲骨文与流沙坠简，著有《简牍检署考》、《流沙坠简考释序》、《殷虚书契考释序》等。自1916年至1923年在上海，著述甚丰，主要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改写为《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等，重视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对史学界有较深影响。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1927年6月2日留下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当日在北京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

　　同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亲撰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关于王国维的死因至今说法不一。唯陈寅恪坚定地认为是为独立自由意志的以死抗争。所以在碑文中有“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更盛赞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见在陈与王等一代学术大师心中，学术之独立自由、学者之独立自由意志是何等珍贵，甚至贵于生命。



李零：他是对当时的政治绝望才死心塌地做学问的
　　关于王国维，李零在“我读《观堂集林》”一文中提到：对王国维先生死因的各种推测中，除政治原因和精神苦闷，也有强调“长子之丧，挚友之绝”。台湾出过《王国维之死》，罗列众说，始终没有考清楚。而诸说之中，当以“罗振玉逼债”说最难置信。然而无独有偶，学术界却至今还在流传罗振玉剽窃王国维作《殷墟书契考释》的谣言。加之王体弱多病、木讷寡言，予人以“老实可欺”之相，更引人同情。他死后的评价多是理想之辞。郭沫若“抑罗扬王”，一心想把学问很大的王国维和罗振玉划分开来（《鲁迅与王国维》），其实办不到。我们应该划分的倒是同一个人的政治与学术，对罗对王都是如此，对所有历史人物都如此。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

　　在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中，辛亥革命是转折点。辛亥革命前，他治西学，主要是想解决自己的人生苦恼（虽然，最初也有改革教育的目的），但他出哲学入文学，始终徘徊不定，“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怀疑将来的选择或在“二者之间”（《三十自序》二）。辛亥革命后，王尽弃前学（据说，为了表决心，还把旧作拿出来烧掉），改治国学，折衷感情理智，最后归宿是史学。他治国学，是此年随罗振玉东渡才开始，和后来的郭沫若一样，也是蛰居日本，才学问大进。这种选择应与遗老派“拒食周粟”的态度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有关。沈曾植曾跟他开玩笑，说“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见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一文的回忆），可见他是“无聊才读书”。

　　王国维是反对革命、绝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学问。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不以“天下为己任”，而以“文化为己任”，好像古代失其官守、抱器而逃的史官，对保存和延续文化有功。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虽然碰巧同西方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合了拍，但却不是明识时务，自觉自愿，而是情不得已，充满痛苦。如果说，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该向他们学习，置民水火于不顾，那不仅是没有良心，而且是绝对昏聩（“何不食肉糜”）。我们尊敬“大师”，但不必美化“大师”，更不必用西方知识分子的“可怜下场”安慰自己，赋予“大师”太多“学问”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伟大意义”（李零“我读《观堂集林》”）。


张春田：对重建一个安稳的生活世界 他是完全悲观的
　　对于王国维的思想，张春田在《王国维与情感政治》一文中做了解读：王国维自沉十九年后，郭沫若在一篇为纪念鲁迅而作的文章中，第一次把鲁迅与王国维并列放在一起。郭认为“两人的思想历程和治学的方法及态度”存在令人惊异的相似，但他们在“大节”上却有区别：“那便是鲁迅先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先生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竟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又说：“王国维停顿在了旧写实主义的阶段上，受着重重的束缚不能自拔，最后只好以死来解决自己的苦闷，事实上成了苦闷的俘虏。”

　　张春田则认为，王国维很多学术文化的思考，都跟五四新文化人不无相通之处：他引西洋哲学来重新审视中国经典，已略开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路径；他关于文体代变升降的说法，此后有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相继承；他反对文绣的文学、模仿的文学，也颇似陈独秀“三个推倒”（《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八不主义”的先声；还有他治戏曲史的方法，一定程度上也被鲁迅借鉴而用到小说史研究里。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的学术确实呈现出“现代”面貌。但是，“现代”并不只是具体的知识论述，更意味着线性的时间意识，去魅的价值立场，启蒙/革命的行动方向，还有民族国家的建构，主客体的明确分化等一整套的社会文化规划。王国维对于这样一整套“社会现代性”，有着高度的敏感，而他确实又是终身疑惧和抵制的。

　　王国维更像哈姆雷特。他敏感忧郁，不断追问人生的意义，不知如何在历史情势中自处。清廷的衰亡，标志着儒家通过建制化的配置而支配中国人生活秩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一个时间陷落，意义链条崩塌的时刻，他远离创制现代民族国家的冲动，也无法相信以激烈反传统为前提的新文化所预设的未来。对重建一个安稳整一的生活世界，他是完全悲观的。

　　在王国维这里，忧郁不是自恋自怜，更不是简单的心理病态。忧郁是对“创伤”的铭刻，也是对文化认同的坚守。以承担人生之苦为代价的忧郁，是王国维知行合一的终极显现。王国维以他的忧郁书写，承继和发展了中国抒情传统；并为整个二十世纪的抒情论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那种忧郁也不断化身为动态的存在：从郁达夫忏悔“沉沦”的感伤，到沈从文寄托“边城”的牧歌，从张爱玲“（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隐忧，到白先勇“旧时王谢”重温“游园惊梦”的悲悯，忧郁的影子挥之不去。在这样一条忧郁现代性的脉络里，有着强烈的历史哀悼和救赎的期待。如果我们不是以一种胜者为王的逻辑——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运动，还是马克思的阶级革命的历史决定论——进入历史，那么，深深为忧郁的历史观所影响的王国维以及忧郁现代性，对于今日文化论述，是否能提供某些启示？（张春田《王国维与情感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