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花：小波和王二：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阴阳两界

似水流年，要是王小波还活着，他今年刚好六十岁。


小波大概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有这样接近苍老的一天。时间回到四十年前，他让王二在二十一岁生日那天说，虽然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但是“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更在几年之前，也是这样的仲夏时分，十七岁的王二和初恋情人线条半夜里爬到实验楼顶上，看到漫天星斗，口出狂言：“假如有一百个王二和一百个线条联手，一定可以震惊世界！”王二的人生到达的最远时间是2020年，即使在那时，他还是在写小说，清晨里王二开车去一个“写作公司”上班，柏油地湿得好像刚被水洗过，又黑又亮。停车场上到处是参天巨树，叶子黑得像深秋的腐叶，树皮往下淌着水。在此情此景中，依然没有被生活锤倒的王二来来回回地为一篇小说寻找开头，就像穿越到现实世界里的王小波，他最后的作品《黑铁时代》在反复修改重写中始终未能定稿。


王小波死后这十五年，他不断地被重复标签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早就说过：知识分子活在世上，除自由主义外，无它种立场可取。仿佛一种命运的暗示，今年刚好也是胡适逝世五十周年，作为中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有媒体说，胡适与自由主义，那是“一种思想和错位的时代”。这句话大抵也能原封不动地用以评价王小波那始终未能被主流话语圈认可的一生，在1997年的4月2日，王小波还在家里向好友李静展示几个月前他拿到的货车驾照，他说，“真的混不下去了，我就干这个。”那个时候李静是《北京文学》的编辑，她被王小波肆意浪漫的《红拂夜奔》所震惊，但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王小波的小说在那个并不遥远的时代里“它就是发不了。”


九天之后，王小波死于心脏病。他的哥哥王小平后来说，小波对自己的心脏毛病心里有数，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天，所以他一向认为只有四十岁前的人生才值得一过。这个自由主义者一生都在阴阳两界里纠结挣扎，像周伯通一样左右互搏，王二知道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必然格格不入，二十一岁的时候他说“我天真的时候想过，我们应该享受一个光荣的失败”，后来他又提到关汉卿，“他是蒸不熟煮不烂碾不扁磨不碎整吃整屙的—颗铜豌豆。我很赞赏这种精神，但我也知道，这样的豆子是没有的。生活可以改变一切。”但是在王小波的这一边，生活并没有真正改变他，即使过了四十四岁的生日，他还是说：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诗人这个行当应该取消，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诗人。
　　 ——《三十而立》
　　
我们习惯性地把与李银河相遇作为认识王小波的起点。那是在1977年，王小波二十五岁，他写的《绿毛水怪》在小圈子内传来传去，李银河看完之后，“觉得早晚一定会跟这个人发生点什么。”在这篇小说中，王小波作品中的诗意开始展现魔力，比如陈辉和妖妖走在昏黄的路灯下时，陈辉说：“我们好象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直到现在，还有作家以“绿妖”为笔名，向这部并不完全成熟的作品致敬。即使还那样年轻，王小波那种对生命和对虚无的紧张感也已经像时钟一样滴答摆动：“我永远也忘不了叶菲莫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涅朵琦卡》中的人物）的遭遇，它使我日夜不安。并且我灵魂里好象从此有了一个恶魔，它不停地对我说：人生不可空过，伙计！可是人生，尤其是我的人生就要空过了，简直让人发狂。”


写《绿毛水怪》时的王小波已经走完了云南兵团的三年劳动、在母亲老家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的三年插队，以及终于回京后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和西城区半导体厂的数年工人生涯，这十年间的经历将成为他日后创作最重要的来源，王二的故事也就此开始。在王小平看来，那个时候的王小波和李银河并不般配，李银河从山西大学毕业后分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工作地点是中南海。更重要的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时，李银河与人合写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简直成为了青年偶像，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得用麻袋才能装下。而王小波，还是一个街道厂的工人，写着没地方发表的小说，小说里的王二在豆腐厂工作，无聊的时候就在厕所里画淫画，被人吐口水。


但是王小波身上的自由与诗意打动了一直过着最为体制化生活的李银河，他们的通信后来以《爱你就像爱生命》的书名出版。这些信里，李银河一开始是那样中规中矩，就像那个时代中最常见的进步女青年，她劝王小波戒烟，又用社论体说“中国的春天来了，最近社会科学院要办一本刊物《中国社会科学》，这多令人感到鼓舞呵，中国解放的步子终于迈起来了”，用这样正经的语句写情信，有点像王小波在杂文里多次嘲讽过的，《庐山恋》的男女主角谈恋爱，站在风景如画的庐山上，不喊I love you，而是惊天动地地喊I love my motherland！所以小波打趣她：“你的信真好玩，你把所有的英文词都写错了，只有‘党员’写对了，这件事儿真有趣。”


这些信除了那些已经被奉为经典的柔情蜜意之外（最著名的大概是王小波把信写在五线谱上，然后说“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也已经处处显露了他没有办法跟时代的齿轮咬合，在前面那个关于“党员”的笑话之后，王小波真诚地说“银河，我离党的要求越来越远啦。真的，我简直成了个社会生活中的叛逆。怎么说呢？我越来越认为，平庸的生活、为社会扮演角色，把人都榨干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尽义务，我们自己的价值标准也是被规定了的。作人的乐趣不是太可怜了吗？难怪有人情愿作一只疯狗呢。”有一封信里李银河感慨“我看报看参考，越来越感到海誓山盟的时代过去了”，这句话立刻引发了王小波的反感，他用很少见的严厉语气反驳：“为什么要看报看参考看时代呢？我觉得这些完全与我们无关。不光美国人怎么做与我们关系不大，就是中国人怎么做也不用去考虑它。我就讨厌在这个问题上参考别人。”这种孤独感在王二那里表达得更为清晰，《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王二说过：我是今之古人。我是阿基米德，我是米开朗齐罗。我和眼前的一切都没有关系。


1978年，王小波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他提到自己大学生涯的文字不多，只在十几年后开玩笑式地说过入学体检的时候“我的肺活量在两千人里排第一，可以长嚎一分钟不换气”。1982年他大学毕业，留在学校教书，和已经成为妻子的李银河比，王小波过得并不顺心，王二出不了国，分房子打了半天报告才分到一间地下室，又湿又黑，养蘑菇正合适，政治鉴定上写着“王二同志，品行恶劣。政治上思想反动，工作上吊儿郎当，生活上品行恶劣。”


虽然几乎没有留下诗歌作品，王小波从来都知道自己骨子里是诗人，王二狂妄地说过自己“作画时是个颜色诗人，写程序时是个软件诗人”，《三十而立》里他还第一次提到“行吟诗人”这个后来常常被用来形容他的词语。他也知道自己彼时的中国并不需要他这样用生命写诗的人，但是这是他不可逃避的命运，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王二在墙上凿洞，并且亲手把每一块窗玻璃都打掉，他说：“我一个诗人就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假如遍地都是，那还得了吗？但是不做诗人，我又不能活。所以到底怎么办，这是问题。”
　　
人活着总要有个主题，使你魂梦系之。
　　 ——《革命时期的爱情》


1984年，王小波跟着李银河去了美国，在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王小波来说，自由精神与金钱名利之间的冲突，开始真正的困扰他，这是那样界限分明的阴阳两界，并不是仅仅用诗人般的意念就可与之对抗。


在写给同在美国的好友刘晓阳的信里，王小波说“我们背井离乡，到这儿来无非为了名利二字。既然为名为利，就说不上清高。既然不清高，就不配要面子。豁出面皮来撞就是了。”他还非常具体地关心了中央关于工资改革的文件“基本工资40，职务工资，助工70，工程师130，高工200.还有工龄工资”，然后立志“我们出来一趟，好歹拿个MS、PhD回去，据说PhD再熬一年就给副教授。我觉得阳公的话有理，非混个人模狗样不可，就是苦死也抓挠个PhD，至不济也搞个MS，不成就跳太平洋自杀。”他在美国的孤独和挫败感远甚于国内，王二也说过，在美国他和老婆住在一个阁楼上，“我们不理别人，别人也不理我们，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


王小平后来回忆过，当年李银河一个月有400美元的奖学金，还要扣除20美元健康保险。王小波则身无分文，百事不如意，连最简单的英语也听不懂。王二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哀叹：“到了美国才知道，原来想要活着就要挣钱。本来挣钱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我偏把它想得很浪漫。”王二浪漫的方式是写把写软件写出诗意，但是王小波其实没有软件可写，他又没有财政资助，成天惶惶然不可终日，只能从事中国人在美国的传统职业：刷碗。


王小波给刘晓阳说，他刷碗一天，挣了二十块钱，累得不善。虽然拿钱的时候心情不错，但是一想到这么干，一星期干六天也挣不出学费来，于是又闷闷不乐了。在这封信的结尾，王小波用他那让人哭笑不得的文字写到：“今天老婆通过了资格考试，气焰万丈。从泔水桶边归来，益发不乐也。”王二开始意识到，他和别人一样，得爱他恨的人，挣钱吃饭，成家立业，养家活口，“总而言之，除非有奇迹发生，苦多乐少，而奇迹却总是不发生。”


在有阳光的那一边，即使如此捉襟见肘，王小波和李银河还是游遍了美国和欧洲，他们有张照片是挽着手站在草地上，旁边是一口袋拣的苹果，两个人都是一脸傻笑。他眼中的卢浮宫已经被烟熏黑了、意大利到处是古迹和贼、奥地利和德国没有不守规矩的人、荷兰干净漂亮、比利时又破又烂。王小波还对刘晓阳打趣说，他们夫妻以后要是同游欧洲，有几处去不得，比如法国的尼斯（法国女郎游泳不着上装的），还有希腊、南斯拉夫的裸体浴场，因为“晓阳到了那儿就回不来了”。王二也喜欢这些旅程，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王二和老婆在英格兰的一片树林里“享受一个带有雾气，青草气息和寂静无声的性”。


同样是《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王二早早就知道“人活着总要有个主题，使你魂梦系之”，在美国的王小波在各种颓然中已经找到了这个主题，那就是写小说。在匹兹堡，他通过李银河认识了来自台湾许倬云，挂在他的名下注册上课，虽然许倬云一直认为王小波应该把当时创作的《唐人密传故事》一直写下去，但他后来还是把风格体裁完全迥异的《黄金时代》推荐给台湾《联合报》，这篇前后写了十年的小说得了1991年《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奖金是25万新台币，比他数年的工资还要多点，得奖消息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还被改名为《王二风流记》在香港出版，封面上是裸体的王二和陈清扬，一站一躺在他们“搞破鞋”的云南山林之中。


这一切让王小波在1992年9月辞职，专心写作。
　　
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刚回国的时候没有去成人大，李银河在北大做副教授，他在北大帮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老婆当教授，我狗屁不是。哀乐中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罢”。而在《黄金时代》得了大奖、他辞职后的这一年，第一次真正脱离体制依然让他恐慌，他给刘晓阳写信说“我这一年混得不好，成绩不能和去年比。在港台出的书卖得都不太好。国内有些东西交了稿，但还没出来。现在情绪最糟糕。”他开始异常地对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感到忧虑，信里他提到刘晓阳的一部丰田车，建议他“其实如果安顿得下，有钱不如买房，买车不值。或者买辆住家车，省得找不着住处。”


1993年3月15日的信里王小波提到有编辑找他，因为邹韬奋的生活周刊要复刊，他后期的杂文生涯是从这里起步，写小说并没有真正带给他多大的名声，他始终是在小圈子内的接头暗号，到1994年他也自嘲过“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1995年张元介绍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安德烈去拍摄王小波，他拍之前想看点王小波的小说，但是书店里买不到，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书只在地摊上卖，都是盗版。后来不少人都回忆过，在个人电脑刚刚在中国内地开始出现的时候，《黄金时代》和古龙金庸温瑞安这些人的小说一起被组合在一张小小的A盘里，大家都要问：王小波是谁？


但是这一系列比小说相对直露地展示他思想的杂文给他带来了一些真正的名声，《沉默的大多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些都成为当中名篇，不少人都在网上坦承，看过他的杂文，但是没有读过显然更加耗费他心血的小说。他的杂文里密集出现的那些关键词，比如自由、有趣、参差多态等等，让很多习惯了整齐划一的人感到陌生而兴奋。1993年王小波把《红拂夜奔》、《寻找无双》和《革命时期的爱情》三部小说编成《怀疑三部曲》，序言里写到“这是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有趣在混沌中存在”，这种混沌，就是王小波孜孜以念的自由，他说起云南那只奋力从安逸的猪圈出走、重回山林的猪兄，“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摆脱生活的设置，则是王小波提供的实现自由的路径，虽然他自己也不见得能完全做到。


杂文给王小波带来了一些相对稳定的收入，但是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如果仔细阅读他最后几年的作品，不难发现他几乎已经枯竭，他读过的文学作品其实有限，反复提及的作家只有卡尔维诺、尤瑟纳尔、杜拉斯几个人。思想性著作更非他的长项，罗素那几本书几乎是他唯一的来源，以至于“大贤罗素说过……”这样的句式在他的作品中鬼打墙一样地出现，仿佛不如此就无以进行论述。他四处写稿，几乎来者不拒，作品发表在《辽宁青年》、《演艺圈》这样籍籍无名的杂志上，作品也粗糙重复，李静也说过，在王小波真正看重的小说发表不出来的时候，他后来交给她的小说“实在写得不怎么样”。


《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后来回忆，他明显感觉到王小波越写越为思想繁衍能力的不足而焦虑，而且理性纠缠带给他的是小说的想象力枯竭，越来越缺少血肉，在他看来，王小波“死于心力交瘁”。在给王小平的最后一封email里，王小波说感到情绪灰暗，觉得自己是个worm，也就是洋拉子一样的蠕虫，什么都做不好。他还和一个北京的朋友说：我觉得我要死了。


王小平回忆过他和王小波在双榆树走过的一条路：两旁高大的白杨夹道，空中落叶飘坠，脚下是厚厚的一层。脚下的路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他们也愿意永远这样走下去，好像可以一直走到天国。“那是一个令人沉溺的境界。我们在不息的穿越空间中陷入梦境，一切都没入薄暮之中，空气也变得粘稠而滞重……当从梦境中醒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不传之秘，那就是天国和人间、王子与贫儿、古代和现代的间距其实其薄如纸，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在两重世界间自由穿行。”这大概就是小波或者说王二精神家园的唯一通关密码：在此生此世和诗意世界这样的阴阳两界中，他总能用自由穿行。

正是，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