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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经济观察报》
必读书目，一直是争议话题。民国时代，因列必读书目就引起文坛争吵。在这场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书目事件”中，梁遇春讽刺梁启超是“青天白日当街杀人刽子手的行为”；俞平伯则直接以“白卷”来讽刺；鲁迅更是直接写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事件”无从定论孰是孰非，便已说明“必读”这类绝对化的行为只有傻逼才会去干。去国的余杰在北大读书期间，曾经说过：当一个学者思想枯竭的时候，也就是他在报纸上给青年学生开“必读书目”的时候。
比学者列举“必读书目”更为可恶的，是除去商业利益之外的行政权威制定的“必读书目”。写作方面，有学院一派；读书方面，有体制一脉。在权威性与强制性的互动之下，政府出版与行政审订之下的“经典”，以一种强烈的导向性，从阅读书目上建构起中小学生课堂之外的又一次洗脑运动。故而，课本教学是课堂上的灌输，必读书目则是课余的洗脑。运用时下盛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正如当年梁遇春所言：“这十种既是青年所必读，那么不去读的就不好算做青年了。年纪青青就失掉了做青年的资格，这岂不是等于不得保首级。”
也罢，在拆迁悲剧、皮鞋零食、三聚氰胺牛奶等生活环境之下，我们的首级本来就悬在腰带之上，也就无所谓读不读“必读书目”了。无聊之时，读读“不必读书目”也罢，至少在首级被拿掉之前，头脑多少还能保证免受三聚氰胺的污染。刀尔登，素以诙谐老辣著称，手起刀落之处亦能不留痕迹。他便是不要首级，反动而行，将几十部“必读书目”活活打入“不必读书目”。书名固然危言耸听，读罢却真真感觉小小的类似“盛世危言”。
正如“好刻书而书亡”，时下的“国学热”也就成为“好国学而国学亡”了，纷繁而难辨其真假。以刀尔登的才学，“不必读书目”当然无法沦落至列举书目这等下流事业当中。其所欲者，无非“借尸还魂”，尔后“回光返照”。
书，除去不被人读这一悲剧之外，还有千古帝王的焚书之悲。“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是战乱之下的书籍厄劫。然而，还有一些帝王自身爱书而焚书，实在是中国文化之悲。张国功先生在《纸醉书迷》一书中，梳理了两位爱书皇帝的焚书之事，实在让人读后生出无限感叹。公元555年，西魏大军将梁元帝萧绎围困于江陵城内。梁元帝走投无路，丧心病狂地将宫中十四万册图书付之一炬。这位“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的帝王，一边因亡国之痛而捶胸顿足，一边为焚毁的书籍而哀号：“儒雅之道，今夜穷矣！” 被俘的梁元帝回答别人对焚书的质问时，给出了令人齿寒的回答：“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江陵一炬，毁灭了此前传世书籍的一半，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焚书罪恶。梁元帝此举，必然遭受万世骂名。王夫之对此极力批判：“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而之后被后世捧爱与怜悯的才子皇帝李煜，于957年宋军兵临金陵城下之时，江山不保，竟然也下令宫娥黄氏：“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尔可毁之，无使散佚！”于是，“黄氏皆焚之”，一时“文籍尽炀”，“靡有遗者”。对于李煜来说，藏书易主似乎比江山易主还要让他无法接受。只是，这种爱书如命的变态心理，让他走上了罪不可赦的文化犯罪之道。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们，历来就対书籍有着恐惧心理。时间的河流到了“***”时代。在《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书中，陈凯歌书写了“文革”焚书的感受：“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的和其他少数几位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了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正的生活。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国文化是在创造文明与毁灭文明之间互相博弈，在天灾人祸中艰难地爬行着。焚书，毁掉了文化的载体，对于文化的传承，无疑是巨大的厄劫。当然，极权统治者焚毁档案，让中国历史断层，让民众处于被愚状态，后世无法从档案中获取历史的真相，为极权统治的合法性书写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同样是罪大恶极的焚书。
古书已传千百年，解读也有千百年。除去焚书和毁档案毁灭形式之外，中国帝王对书籍的删节毁弃、读书人自身为效忠帝皇求富贵而对书籍的删改，以及历代文人有意无意地对前世书籍的误解与误读，也是另一形式的焚书。最著名的，无疑是董仲舒改造儒学。历代文人，争风吃醋，为夺得帝皇垂青，删改传世书籍，为帝皇的统治提供神话的基础与愚民的生态。从古至今，多少文人参与帝皇统治极刑的文化毁灭之中。对此，刀尔登在《不读四六》一文中，在批判当代人随意使用文言文作为书写形式的时候，有段话语可以借来化用一下，送给那些御用文人们：“至少，要做到三不写。家里但凡还有一斗米，不要写；就算是家里断粮了，没人拿枪指着脑袋，不要写；就算是家里没米了，且有人拿枪逼着……死也别写。”唐朝以前，中国的修史制度，“或是个人的私学，或是史官的家学，至隋文帝禁绝私史，并无时效”，而至唐太宗时代，“正式设立官方的史馆，垄断了档案，虽未禁绝私史而私史几于绝也”。 李世民可为开创了禁私史之风，而让后世帝皇一再继承。后世的各种文字狱，同样也让文化遭受悲惨的命运。而至四九之后，“反右”、“思想改造”、“***”等多次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洗澡”，并让知识分子对历史进行“洗脸”。历史书写受雇于马列主义、唯物主义等官方史观，并对教科书实行统一规划，正如钱锺书说的那样：“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像你们的报纸宣传品、训练干部讲义之类。”在一言堂的威权之下，中国文化又以整齐划一的大一统形式，再次沦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厄运。
时值如今，文化方面依旧存在很大部分的禁区，越来越多的后人对前世的文化变得模糊起来。在经济建设高潮之下，消费欲望再次盖过求知欲望，在这样一个喧嚣难静、真理难容的时代，传统备受冷落，快餐大行其道；精神价值逐渐失落，欲望符号大肆流行。观念受雇于欲望与无知之后，百家讲坛之上，千人著述之下，指鹿为马也就不只是赵高的专利了。刀尔登以其博览群书的姿态，不仅检点被诬陷的观念，还介绍成书的经历，让读者于冷笑之下，既明白了古书所呈现的观念是如何被诬谤的，还让我们反省自身是如何诬蔑古书的。当然，正如古人著书也带有为帝皇服务的求荣目的，今人为市场服务的解读也就理所当然成为刀尔登杀伐的对象了。故而，与其说刀尔登是在鞭笞今人对古书的误解，毋宁说其以一种苦笑的哀叹，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进行招魂。
此书借古书发言，揍极权而不出现极权，损今人而让今人自损，处处与当下为敌，时时向今人反讽。譬如，刀尔登在《不读尧曰》中掺杂的一段话：“我们现在重读先秦诸子的著作，常觉温暖，一批思想者，货真价实地关心人民的命运，他们思考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已至极限，如无后来的思想大统一，孔墨庄荀的脉络，但延伸到更远，但君主明察秋毫，哪里会让这种事发生？汉武之后，尧舜，在孔墨时代尚为寓言的，就坐实为帝王的护身神，道德合法性的象征了。”《不读〈孙子〉》的最后一段，如是写道：“为什么说不读《孙子》呢？曰不用读。咱们这里，人人都是兵法家，至少现在是这样；在兵法盛行的社会里，不懂兵法的人，早已把基因还给上帝，彻彻底底地绝种了。不用读《墩子》，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使别人不幸福的种种智慧，至于如何使自己幸福，可以参考这条格言——它没有卸载任何一本书里，只写在一切书里：别人的不幸，就是我的幸福。”诸如此类鞭笞今世之言，时常于说书之余，偶然劈来一刀，虽不至一剑封喉，也让人心口生疼。
生活这一战场给今人提供的观念，于古书中找，或百中无一，然则从人心中寻，却是万无一失。传统的反智特性之于国人的浸淫之深，可谓决嘉陵之波，流恶难尽；罄歌乐之竹，难书其罪。不必读《老子》，乃因后世读者或将其“无为”理念作为不求上进之借口；不必读《庄子》，实在怕今人读后成为“不谴是非，与世俗处”的犬儒；不必读《孙子》，完全因为当今除引力场与磁场之外的官场、商场、情场等皆已沦落为战场，实战之下，《孙子》多余；不必读《论衡》，意在害怕今人得其“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之精髓，成为书写“纵做鬼，也幸福”的马屁精；不必读《世说》，实在是不愿看到更多人以装疯卖傻来附庸风雅；甚至“四大名著”也不必读，这是为何，还请读者自己翻书。不必读王维，乃因其将彻彻底底的犬儒主义将理想主义污染成现实主义；不必读韩愈，实在是因为不能接受其发起的“古文运动”这一整风运动，让文人不仅行为统一，思想统一，连文风也统一起来了……
从上可知，刀尔登并非批判古书过于糟粕，而在今人生了眼疾，从而患了心病。刀尔登文笔一向让人忍俊不禁，颠倒看历史，刁钻说古人，笔锋暗藏坏笑，正经并肩反讽。一方面，刀尔登对当下读者对于传统文化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进行了嘲讽；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权力靠拢或其本身的一些专制极权思维来上几刃。在戏谑式的文字之下，潜伏着刀尔登既对古代文人或其著作的神坛地位进行了祛魅，又对当代汉语被污染或中国文化被“革命”进行了贬斥。全书读来，刀尔登是一位行走在读书正道上的“反革命分子”。只是，在刀尔登的诙谐之下，多少人能够看到他的苦笑呢？时间本无必读书，亦无不必读书；古人观念或许令人费解，然今人解读或许更加令人无语。无论是必读，还是不必读，全在于别把读书错为毁书。全书无非想说一句话：“一本无辜的书，在几千年里，被欺骗和自我欺骗萦绕，被浸泡在反智的肥料中，生长为参天的愚昧之树，荫蔽着文明社会中反文明的古老动机。”然而，“今人的不智，是不能记在前人账上的”。当然，你若读毕全书，从此不再阅读“不必读书目”，也就成为刀尔登陷阱里的猎物了：“若要文学，读些十次，若要知典故，读带注解的选本，若要显得博杂，翻翻类书，若要知晓事物源委，或谈史说兵，省事的办法都是读今人的著作，头绪清楚，费时也少，这些都是修养的捷径，谈资的渊泉，聪明人不走捷径，还走哪里呢？”
刀尔登说：“世界上最愚昧的事，是允许自己处在愚昧中。”此正如刀尔登说的“人民如你我者，日盼夜望，等待尧舜这样的圣贤，来做主子，细一想，也是挺可怜的，换一种跪姿，便自以为站起来了”那般，我们读书何尝不是呢？与其让于丹、南怀瑾之流的注满三聚氰胺的流行语录遍布我们血管，还不如向刀尔登写作此书之前那般，追本溯源，认认真真地读读原典。或许，你也就可以学着刀尔登那样，将他人谈书论道之时的书目统统打入“十八层地狱”，给对方一个脸色。管他是南怀瑾，还是于丹，或者是刀尔登。我们要想得到真正的学问，不如正本清源，重读那些原典，少吃别人嚼过的饭菜。所以，刀尔登的这本《不必读书目》也可以算是“不必读书”。
必读书目，一直是争议话题。民国时代，因列必读书目就引起文坛争吵。在这场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书目事件”中，梁遇春讽刺梁启超是“青天白日当街杀人刽子手的行为”；俞平伯则直接以“白卷”来讽刺；鲁迅更是直接写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事件”无从定论孰是孰非，便已说明“必读”这类绝对化的行为只有傻逼才会去干。去国的余杰在北大读书期间，曾经说过：当一个学者思想枯竭的时候，也就是他在报纸上给青年学生开“必读书目”的时候。
比学者列举“必读书目”更为可恶的，是除去商业利益之外的行政权威制定的“必读书目”。写作方面，有学院一派；读书方面，有体制一脉。在权威性与强制性的互动之下，政府出版与行政审订之下的“经典”，以一种强烈的导向性，从阅读书目上建构起中小学生课堂之外的又一次洗脑运动。故而，课本教学是课堂上的灌输，必读书目则是课余的洗脑。运用时下盛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正如当年梁遇春所言：“这十种既是青年所必读，那么不去读的就不好算做青年了。年纪青青就失掉了做青年的资格，这岂不是等于不得保首级。”
也罢，在拆迁悲剧、皮鞋零食、三聚氰胺牛奶等生活环境之下，我们的首级本来就悬在腰带之上，也就无所谓读不读“必读书目”了。无聊之时，读读“不必读书目”也罢，至少在首级被拿掉之前，头脑多少还能保证免受三聚氰胺的污染。刀尔登，素以诙谐老辣著称，手起刀落之处亦能不留痕迹。他便是不要首级，反动而行，将几十部“必读书目”活活打入“不必读书目”。书名固然危言耸听，读罢却真真感觉小小的类似“盛世危言”。
正如“好刻书而书亡”，时下的“国学热”也就成为“好国学而国学亡”了，纷繁而难辨其真假。以刀尔登的才学，“不必读书目”当然无法沦落至列举书目这等下流事业当中。其所欲者，无非“借尸还魂”，尔后“回光返照”。
书，除去不被人读这一悲剧之外，还有千古帝王的焚书之悲。“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是战乱之下的书籍厄劫。然而，还有一些帝王自身爱书而焚书，实在是中国文化之悲。张国功先生在《纸醉书迷》一书中，梳理了两位爱书皇帝的焚书之事，实在让人读后生出无限感叹。公元555年，西魏大军将梁元帝萧绎围困于江陵城内。梁元帝走投无路，丧心病狂地将宫中十四万册图书付之一炬。这位“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的帝王，一边因亡国之痛而捶胸顿足，一边为焚毁的书籍而哀号：“儒雅之道，今夜穷矣！” 被俘的梁元帝回答别人对焚书的质问时，给出了令人齿寒的回答：“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江陵一炬，毁灭了此前传世书籍的一半，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焚书罪恶。梁元帝此举，必然遭受万世骂名。王夫之对此极力批判：“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而之后被后世捧爱与怜悯的才子皇帝李煜，于957年宋军兵临金陵城下之时，江山不保，竟然也下令宫娥黄氏：“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尔可毁之，无使散佚！”于是，“黄氏皆焚之”，一时“文籍尽炀”，“靡有遗者”。对于李煜来说，藏书易主似乎比江山易主还要让他无法接受。只是，这种爱书如命的变态心理，让他走上了罪不可赦的文化犯罪之道。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们，历来就対书籍有着恐惧心理。时间的河流到了“***”时代。在《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书中，陈凯歌书写了“文革”焚书的感受：“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的和其他少数几位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了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正的生活。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国文化是在创造文明与毁灭文明之间互相博弈，在天灾人祸中艰难地爬行着。焚书，毁掉了文化的载体，对于文化的传承，无疑是巨大的厄劫。当然，极权统治者焚毁档案，让中国历史断层，让民众处于被愚状态，后世无法从档案中获取历史的真相，为极权统治的合法性书写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同样是罪大恶极的焚书。
古书已传千百年，解读也有千百年。除去焚书和毁档案毁灭形式之外，中国帝王对书籍的删节毁弃、读书人自身为效忠帝皇求富贵而对书籍的删改，以及历代文人有意无意地对前世书籍的误解与误读，也是另一形式的焚书。最著名的，无疑是董仲舒改造儒学。历代文人，争风吃醋，为夺得帝皇垂青，删改传世书籍，为帝皇的统治提供神话的基础与愚民的生态。从古至今，多少文人参与帝皇统治极刑的文化毁灭之中。对此，刀尔登在《不读四六》一文中，在批判当代人随意使用文言文作为书写形式的时候，有段话语可以借来化用一下，送给那些御用文人们：“至少，要做到三不写。家里但凡还有一斗米，不要写；就算是家里断粮了，没人拿枪指着脑袋，不要写；就算是家里没米了，且有人拿枪逼着……死也别写。”唐朝以前，中国的修史制度，“或是个人的私学，或是史官的家学，至隋文帝禁绝私史，并无时效”，而至唐太宗时代，“正式设立官方的史馆，垄断了档案，虽未禁绝私史而私史几于绝也”。 李世民可为开创了禁私史之风，而让后世帝皇一再继承。后世的各种文字狱，同样也让文化遭受悲惨的命运。而至四九之后，“反右”、“思想改造”、“***”等多次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洗澡”，并让知识分子对历史进行“洗脸”。历史书写受雇于马列主义、唯物主义等官方史观，并对教科书实行统一规划，正如钱锺书说的那样：“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像你们的报纸宣传品、训练干部讲义之类。”在一言堂的威权之下，中国文化又以整齐划一的大一统形式，再次沦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厄运。
时值如今，文化方面依旧存在很大部分的禁区，越来越多的后人对前世的文化变得模糊起来。在经济建设高潮之下，消费欲望再次盖过求知欲望，在这样一个喧嚣难静、真理难容的时代，传统备受冷落，快餐大行其道；精神价值逐渐失落，欲望符号大肆流行。观念受雇于欲望与无知之后，百家讲坛之上，千人著述之下，指鹿为马也就不只是赵高的专利了。刀尔登以其博览群书的姿态，不仅检点被诬陷的观念，还介绍成书的经历，让读者于冷笑之下，既明白了古书所呈现的观念是如何被诬谤的，还让我们反省自身是如何诬蔑古书的。当然，正如古人著书也带有为帝皇服务的求荣目的，今人为市场服务的解读也就理所当然成为刀尔登杀伐的对象了。故而，与其说刀尔登是在鞭笞今人对古书的误解，毋宁说其以一种苦笑的哀叹，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进行招魂。
此书借古书发言，揍极权而不出现极权，损今人而让今人自损，处处与当下为敌，时时向今人反讽。譬如，刀尔登在《不读尧曰》中掺杂的一段话：“我们现在重读先秦诸子的著作，常觉温暖，一批思想者，货真价实地关心人民的命运，他们思考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已至极限，如无后来的思想大统一，孔墨庄荀的脉络，但延伸到更远，但君主明察秋毫，哪里会让这种事发生？汉武之后，尧舜，在孔墨时代尚为寓言的，就坐实为帝王的护身神，道德合法性的象征了。”《不读〈孙子〉》的最后一段，如是写道：“为什么说不读《孙子》呢？曰不用读。咱们这里，人人都是兵法家，至少现在是这样；在兵法盛行的社会里，不懂兵法的人，早已把基因还给上帝，彻彻底底地绝种了。不用读《墩子》，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使别人不幸福的种种智慧，至于如何使自己幸福，可以参考这条格言——它没有卸载任何一本书里，只写在一切书里：别人的不幸，就是我的幸福。”诸如此类鞭笞今世之言，时常于说书之余，偶然劈来一刀，虽不至一剑封喉，也让人心口生疼。
生活这一战场给今人提供的观念，于古书中找，或百中无一，然则从人心中寻，却是万无一失。传统的反智特性之于国人的浸淫之深，可谓决嘉陵之波，流恶难尽；罄歌乐之竹，难书其罪。不必读《老子》，乃因后世读者或将其“无为”理念作为不求上进之借口；不必读《庄子》，实在怕今人读后成为“不谴是非，与世俗处”的犬儒；不必读《孙子》，完全因为当今除引力场与磁场之外的官场、商场、情场等皆已沦落为战场，实战之下，《孙子》多余；不必读《论衡》，意在害怕今人得其“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之精髓，成为书写“纵做鬼，也幸福”的马屁精；不必读《世说》，实在是不愿看到更多人以装疯卖傻来附庸风雅；甚至“四大名著”也不必读，这是为何，还请读者自己翻书。不必读王维，乃因其将彻彻底底的犬儒主义将理想主义污染成现实主义；不必读韩愈，实在是因为不能接受其发起的“古文运动”这一整风运动，让文人不仅行为统一，思想统一，连文风也统一起来了……
从上可知，刀尔登并非批判古书过于糟粕，而在今人生了眼疾，从而患了心病。刀尔登文笔一向让人忍俊不禁，颠倒看历史，刁钻说古人，笔锋暗藏坏笑，正经并肩反讽。一方面，刀尔登对当下读者对于传统文化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进行了嘲讽；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权力靠拢或其本身的一些专制极权思维来上几刃。在戏谑式的文字之下，潜伏着刀尔登既对古代文人或其著作的神坛地位进行了祛魅，又对当代汉语被污染或中国文化被“革命”进行了贬斥。全书读来，刀尔登是一位行走在读书正道上的“反革命分子”。只是，在刀尔登的诙谐之下，多少人能够看到他的苦笑呢？时间本无必读书，亦无不必读书；古人观念或许令人费解，然今人解读或许更加令人无语。无论是必读，还是不必读，全在于别把读书错为毁书。全书无非想说一句话：“一本无辜的书，在几千年里，被欺骗和自我欺骗萦绕，被浸泡在反智的肥料中，生长为参天的愚昧之树，荫蔽着文明社会中反文明的古老动机。”然而，“今人的不智，是不能记在前人账上的”。当然，你若读毕全书，从此不再阅读“不必读书目”，也就成为刀尔登陷阱里的猎物了：“若要文学，读些十次，若要知典故，读带注解的选本，若要显得博杂，翻翻类书，若要知晓事物源委，或谈史说兵，省事的办法都是读今人的著作，头绪清楚，费时也少，这些都是修养的捷径，谈资的渊泉，聪明人不走捷径，还走哪里呢？”
刀尔登说：“世界上最愚昧的事，是允许自己处在愚昧中。”此正如刀尔登说的“人民如你我者，日盼夜望，等待尧舜这样的圣贤，来做主子，细一想，也是挺可怜的，换一种跪姿，便自以为站起来了”那般，我们读书何尝不是呢？与其让于丹、南怀瑾之流的注满三聚氰胺的流行语录遍布我们血管，还不如向刀尔登写作此书之前那般，追本溯源，认认真真地读读原典。或许，你也就可以学着刀尔登那样，将他人谈书论道之时的书目统统打入“十八层地狱”，给对方一个脸色。管他是南怀瑾，还是于丹，或者是刀尔登。我们要想得到真正的学问，不如正本清源，重读那些原典，少吃别人嚼过的饭菜。所以，刀尔登的这本《不必读书目》也可以算是“不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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