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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骑士”
骑士原本是一个令人肃然和向往的名词。但是，如果在它前面再加上一个时间定语——末代骑士，那么感觉立马会变味，在我们广阔的生活里，就有这样一个被称为“末代骑士”的群体，他们就是“摩的”师傅。你可以叫他们“摩哥”，也可以叫她们“摩姐”，但摆脱不了的，是“末代”这两个字投射在他们身上的艰辛与坎坷。
资料显示，中国大中城市成批出现摩的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左右，那时候一方面由于国企改革引发下岗再就业高潮，很多人迫于生计而开起了“摩的”，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持续繁荣，城市交通状况与营运需求不相匹配，给“摩的”提供了生存空间。新世纪以降，城市化进程加快，“摩的”非法运营的现状与公共管理政策背道而驰，同时“摩的”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一些地方相继开始“禁摩”，2007年1月1日，广州全面“禁摩”，这意味着，这个走在改革开放最前面的城市与“摩的”时代彻底告别。如今，对广州而言，即便“末代骑士”这样拉风的字眼，对“摩的”来说，也成为了一段传说。
很难有数据澄清中国现今到底有多少“摩的”司机，也鲜有行业之外的人了解这一群体的真实生活。检索网络资料，仅在2006年一位署名陈洪的“摩的”司机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他在文章中写道：“十年下岗，通过自学，我学会了电脑操作及名片排版印制工艺。靠白天接送名片，晚上在家排版印制名片，过了几年‘清煮白菜稀炖粥，一天只吃二餐饭’的清苦日子。如今要吃饭的人太多，名片制作已毫无利润可言，本人也只能另找谋生渠道。在‘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无缘，社保无份，官埸无人，情埸无妻’的情况下，不跑‘摩的’我吃什么？”可谓道尽了这一群体的艰难。
南昌是全国不在少数的没有“禁摩”的省会城市。根据业内估算，当前南昌的摩的数量大约在五万辆左右，也就是说，有五万多人在靠“摩的”谋生，这一数字，占据了南昌市常住人口的1%。
然而，随着地铁的开建，城市交通的不断改善，这座城里的“摩的”还能“跑”多久？也许，黄昏已然来临了，等待“骑士”们的，是未知的谢幕。
夹缝中求生存
宴师傅今年42岁，戴上雷朋眼镜，有点“大哥”的派头。他从事过的职业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楚了，但打“摩的”却是他累计下来从事时间最长的活计。
15岁那年，宴师傅进了印刷厂，作为一名国企职工，那时候走在马路上抬头挺胸、一笑一怒之间，甭提有多威风。几年后，厂里一位漂亮的姑娘看上了勤劳肯干的他，有意永好，可是他想都没想就把人家给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喜欢我的人排着队呢。那段生活，宴师傅如今回忆起来，有点恍如隔世。因为他觉得，自从下岗之后，再也找不到从前的那种安逸和自在，不管做什么，都好像有人在逼着自己，不干，就得饿肚皮。
1990年，印刷厂开始改革裁员，他成了厂里的第一批下岗工人。彼时的他，人还年轻，并没有觉得日子有多糟糕。一番折腾后，他在艺术剧院旁边开起了镭射录像厅，专门放映兴时的香港彩色武打功夫片，生意倒也不错，几年下来就小有积蓄。可是，他并不甘于只做个买门票的录像厅老板，于是将录像厅关了，又开始做服装生意，结果，这一次好运没再照顾到自己，没几个月就赔的血惨。年轻气盛的小宴熬不住了，迅速收铺走人。
从那时候起，他就打起了“摩的”。可是这个生意赚不了什么大钱，抽烟、喝酒勉勉强强，要是讨老婆，恐怕得“打”一辈子。但是，小宴机智灵活，他很快发现“打”摩的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可以观察街面上的行情，寻找商机。于是，他心一横，索性辛苦个把月，没有客人载的时候就骑着摩托车到处跑，看看这，看看那，一心想着咸鱼翻身。
终于，机会来了，他看中了建筑行业。1996年夏天，他扔下摩托车，拉了二三朋友南下深圳，去做建材装饰生意，这一回还算靠谱，虽然辛苦，但钱赚的还稳妥。两年后，荷包鼓鼓地他回到了南昌。可是，成就感催生了他的惰性和骄傲，他觉得，反正我赚了钱，先在家里歇一阵子，再出去做事。没想到这一歇，就歇了整整两年，期间实在无聊至极，重操旧业，又去打“摩的”。2000年前后的生意比较好做，每天跑六七个小时，情况好的时候就能赚上近百元。
2000年秋天，30岁的宴师傅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结婚。婚后不久，他便被朋友招徕到了当时的瑶湖师大工地上，给“大老板”们供材料，这个生意前后干了三年，用宴师傅的话说，日进斗金，人生迎来了高峰。
赚的多，花的也多。材料运过去，人家要拿回扣，不给就没有下次的生意。老朋友有了，还得结识新朋友，拿什么结识：钱。宴师傅记得，那几年里场子、馆子、面子、甚至窑子他都见识了，人生经此，也算没有白活。
三年之后，工程结束了。“大老板”转战外地，自己又失业了。于是，“摩的”又一次成了他的不二职业，但真正的算盘，是在街上盯梢，看生意。
这一次打“摩的”的时间比较长，前后整整两年时间。2005年，他看中了农家土菜馆，于是跑到吉安乡下，折腾了一个农家乐，开餐馆，搞旅游。结果，一年半后，又亏到了腰子上，而且，这一次是历次做生意亏的最多的一次。老婆火了：再不回来，就不跟你过了。
宴师傅再次走回原点，第N次打起了“摩的”，这一次时间忒长，直到2009年，他才从“马背“上走下来。然而，这一次，神使鬼差，他看中了咖啡馆，雄心勃勃地入股到一个朋友的事业里，一起做咖啡馆，结果，半年天气，就亏了万把元。经过几次波折的宴师傅这次变的聪明了，他没有等妻子发话就自己撤了出来。
2010年，宴师傅40岁。虽然多年的拼搏和折腾，使得两鬓已经添上了白发，但面目依旧英俊威武。俗话说，男人四十一朵花，从咖啡馆退出来后，宴师傅毫不犹豫地重新“跨上马背”，打着“摩的”再次征战人生。
现在，他每天只跑8个小时不到。早晨送完女儿上学，就停在珠宝街的巷子口上，到了中午，回去吃饭，休息，给车子充电，下午五点以后再出来，晚上十点回家。在宴师傅眼里，打“摩的”给自己换点烟酒钱就足够了，重要的是要发现商机，东山再起。
说起这十多年的经历，宴师傅觉得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人不能闲得太久，不然会饿肚子，自己什么都会一点，又什么都不精，只好出来打“摩的”，因为“摩的”成本小，见效快。今天上午买辆车子开出去，下午就会有进项，“短平快”，莫过于此。但是，要想靠它发大财，那是不可能的。打一天“摩的”，生意好到顶点，也就百把块钱，大多数时候都是几十块钱收入，用南昌话来讲，这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宴师傅觉得，自己就在这个夹缝中。
虽然这样，有些事情还是让他记忆犹新。他记得刚刚打“摩的”的时候，遇到过一位女孩，经常会坐自己的车子，一来二去相熟了，他知道那女孩在夜总会里坐台，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会在固定的时间里将车子停到女孩楼下，专门送她去上班，女孩被感动了，甚至有以身相许的打算。但是，苦苦思索之下，他拒绝了。“不是因为我看不起她，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她，我们是两条路上的人。”宴师傅这样总结这段故事。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个女孩，几次去她楼下等候，都杳无音讯。可是，惊险的事情倒是发生了几桩。有一个晚上，一个小年青打他的车子去筷子巷，刚刚转进去，对面就走过来两个男子故意碰瓷。机灵的宴师傅就知道三个人是一伙的。但是，他脾气天生强硬，狭路相逢，从来都要拼到底。于是他说，你们仨站好，让我再撞一次，然后我就拿钱给你们。这是明显的挑衅。于是，一场“三英战吕布”就地展开。噼里啪啦一阵后，三个小混混被他打的狼狈而逃，自己只是擦破了点皮。
“我做人好硬啊，看着这些人就想摆平他们，但是，我又不会去喊我的朋友来帮忙，那样会牵扯别人，所以，我只好自己来解决。”宴师傅说完这句话，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他的左臂上，纹着一只褐色的蜘蛛。
或许因为这些，宴师傅说他从心底里不喜欢打“摩的”，有时候看着都头痛，赚钱赚不到，还要和交警躲猫猫，还要堤防被抢劫。但是，现实又不能被改变，只能说，摩的是他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
“我肯定不会做（指打“摩的”——笔者注）的很长，但现在做什么都难，不知道商机在哪里。”宴师傅说完这句话，和我匆匆告别，发动车子，疾驰而去。为了能尽快告别摩的，他需要不断地奔波。
“我管你吃什么！”
老傅比宴师傅大整整22岁，他们是老邻居，他看着宴师傅从一个小毛孩变了成今天这样一个大龄男人。说起这一点，老傅感慨良多。而在宴师傅看来，老傅的人生，更像一部传奇。
老傅从小在珠宝街上长大，家族里世代靠打铁维生。“珠宝街上以前全是打铁铺子啊，你以为是现在这个样子？”老傅跟我讲起他的经历，记忆又回到了从前。
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跟着父辈们开始学习打铁。鼎革之后，公私合营，大的打铁铺子被国家收购去了，自己家的小摊子，还能照常经营。那时候工农建设刚刚开始，打铁铺子的生意异常红火。可是，1968年，“***”来了，和众多同龄人一样，老傅被迫“下乡”回到了老家，这是他人生噩梦的开始。先是自己和家人下乡接受改造，再后来连打铁铺子也被闹事的红卫兵付之一炬，世代基业就此毁于一旦。
1974年，老傅的家人通过各种关系，战战兢兢回到了南昌。可是，彼时的珠宝街早已面目全非，他只好四处奔走，周借资金，勉强又将打铁铺子开了起来，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了1988年左右才算有了一些改观。那时候“万寿宫”市场刚刚开业，他在其中有一间店面，自产自销各种铁器。
日子虽然不算红火，倒也景气。他以为，生活从此就稳定下来了。可是，1993年，“万寿宫”市场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一夜之间烧毁了无数店面，这其中就包括自己的门面。按道理说，这种意外事故国家会给予业主一定的赔偿，但最终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和众多业主上访无数次，都没有结果，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苦苦起诉，可是，领导都换过好几茬了，有的人甚至已经仙游去了，想要为这桩事情翻案，恐怕没有可能了。
大火将刚刚顺畅起来的老傅又拉回到了低谷。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了“摩的”生涯。他和老伴都没有工作，也没有编制，必须靠自己挣钱养家。就这样，翻身上马，当上“骑士”，一干就是十多年。
回忆刚开始的那段生活，老傅觉得摩的还算一种不错的职业。因为那时候车子少，挣钱容易，不像现在，人固然多了，但车子更多，每天能挣六七十块钱，已经很不错了。
“就像今天，我早晨七点就出来了，到现在一毛钱都没有。你说，我怨谁？”老傅对我比划着。
不论生活好不好过，有一个影子，始终尾随着自己，让他心有余悸：交警。
从90年代到现在，摩的就一直扮演着非法营运的角色。2006年，长沙摩的司机陈洪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引来中国人大研究生郭锋的指责：“你不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卑鄙的行径吗？”陈洪当即回应：“我只认为你是一个当今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我看你的书都是从***里面读进去的。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你们这样的蠢材给办坏的！”顷刻间，这场“摩的”司机与“精英学者”的论战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引来各阶层人们的广泛关注，被称为“社会断裂的鲜活标本”。而这一事件的真正起源，则是因为陈洪在一次拉客中摩托车遭到了交警的查扣，陈洪上前理论，想不到一个管理人员来了这样一句：“我管你吃什么？”事情由是得到社会关注。
“我管你吃什么？”这一直是交警和摩的师傅们对抗的焦点。对于很多摩的师傅来说，他们都知道自己是非法营运，但是生活所迫，不干这个，又能去干什么呢？
年迈的老傅已经记不清自己的车子被查扣过多少次了。在最初的记忆里，城管、交警简直就是他们的索命阎王，躲避不及，一旦被抓住，就会将人和车一起拖走，罚款，教育，没收车辆，甚至被“教训”，这些经历，在他和同行中数不胜数。不过近几年的情况明显好多了，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被逮到，也只是罚点款，不会没收车子。另外一点是现在的警察们不会再动粗，文明执法，行为还算规范。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去会被交警逮住，谁也不知道。这同样是交警们的头疼的事情，电动车方便灵活，而且非法运营的数量十分庞大，想要规范管理，除非全面禁止，负责永远难以根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交警们也常常打马虎眼，领导有指示，就查严一点，领导没指示，就将就着过去。
“交警也是人啊，他们也知道我们日子难过。”老傅说。两个月前，他有一个朋友刑满释放回家，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找不到什么事情做，就开起了“摩的”，没想到刚刚开了不到一周，就遇到了交警。任凭他说破了嘴巴，交警也不松手，理由很简单：一个刚刚劳教出来的人就开始知法犯法，这算怎么回事。最后，缴了一千多罚款，车子才算要了回来。
可是，这位朋友一点也想不通，他怎么就犯法了。“我违法不犯法啊。”此后，这位朋友逢人便是这句话。
老傅粗算了一下，这么多年交给交警的罚款少说也能买辆新的车子了。“想起来就心疼。但是，有办法吗？”
老傅这样问我，我也答不上来。
党员老程
和老傅不同，谭师傅将“摩的”当成一种业余工作。说到这一点，得先说说他跟“摩的”的渊源。
有一次他骑电动车下班回家，在一个路口上等一个朋友，左等右等不见他来。这时候，走来一个女子，问他：“师傅，走不？”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居然说：“走哦”。就这样，他将女子送到了目的地，赚了十块钱。那时，他心里乐滋滋地，心想，这下有的事情做了。
从这以后，每天下班后，只要有空闲，他就出来打“摩的”，有时候心情好，就做的长一点，有时候心情不好，就短一点。这比他平时坐在家里看电视好多了。
“看电视能看出钱来呀，摩的跑一趟，少说也挣包烟钱吧。”谭师傅今年35岁，是一个电信光缆检修工，妻子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孩子由父母带，每个月收入不高不低，日子过的平平常常。但是，人总想多赚一点，因为等孩子长大了，用钱的地方还很多。
“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很多，大家都是下班后没事干，出来跑跑路。”谭师傅对我说。但是，他并不同意“业余骑士”削弱了那些借此维生的“职业骑士”的收入。
“我们收入也不高啊，摩的永远是个底层的工作，如果我收入很好，我肯定不会来干这个。再说了，他们每天要跑十多个小时，高峰期生意不知道多好。我每天也就两三个小时，怎么会影响他们！”
对这个说法，56岁的程师傅无法接受。他激动地说：“我们现在是要饭啊，他们还要来抢！这是什么道理嘛？”
程师傅也是一名老摩的，他过去是省“三建”公司的职工，下岗后就一直靠摩的生活。他有一个儿子，今年刚刚从江西财经大学九江分校毕业，这几年，他所有的辛苦都是为了孩子读书。
早晨七点多，程师傅就会开车上路，他一般都会守候在棉花街口，渴了就喝点自带的开水，困了抽根烟，有生意的时候就专心载客，没生意的时候和同伴们聊天，这样的生活，刮风下雨，从不中断。
“我违法不犯法，你知道吗？这都是为了生存，没有办法的事情。”和我遇见的其他摩的师傅相比，老程说起这些，情绪有些激动。他眼睛不好，戴着一副近视镜，可能由于烟瘾大，牙齿已经有些发黑了。他说，他根本无法理解现在的社会怎么成了这样子，有钱的人特别有钱，没钱的人喝稀饭都要拼上老命。
“干着违法的营生，要防警察，还要防小偷。”有一次，他送一个男子去布巷，刚到那里，腰眼就被一把刀顶住，对面也上来了三个人。他立马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抢劫的，于是连忙求饶，不要动手，要钱，自己身上百来块钱都给你，还有手机，车子，全部给你们。最后那几个人只拿了钱，一溜烟撒野而去。
在他看来，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又不能报警。不是害怕，而是自己本身干的就是非法行当，有理都说不清。有一次，一个同行被抢，跑去报警，警察录了口供，说，就这样吧，类似的案子堆了一尺厚，到哪里去找嫌疑人！老程觉得，警察不抓坏人，还要罚自己的款，让自己怎么能够开心！不过，他赞同类似于深圳那样的联防制度，让所有的摩的成为监督社会治安的联防队员，这样既能让摩的脱去非法营运的马甲，也能对社会治安起到作用。
“这只是一个梦想罢了。”只要警察不来找自己的麻烦就万事大吉了。我问他，你觉得过去好不好？他说，过去当然好了，那时候虽然日子苦，但没有压力，现在日子好了，可什么都要钱，“没有钱，怎么开心？”这个话题好像打开了老程的心门，他一下子给我讲了很多与摩的没有关系的事情，比如当前的社会现实，国内的政治风云，这些，都是他所关心的。
“不要小看我们这些连饭都吃不饱的人，风吹草动，我们都看得到。”他说，他是一名党员，至今有三十多岁的党龄了，滑稽的是，他却没有参加过一次真正的选举。他不知道现在的领导都在忙什么，大家完全是两条路上的人。
说这些的时候，棉花街口上迎来了它每天的下班高峰，我不愿意再去打搅这个有些“愤怒”的老骑士，只希望这个下午，他的生意会比平常好一点。
我站在远处，默默望着这一群人。棉花街口宽不过十米的样子，两边却停满了各种小商小贩，水果、凉皮、花草、烧烤、冷饮、栀子花、手包、猪脚、贴膜等等各种小摊看的人有些眼花，我粗略数了一下，停在两边的摩的多达十六辆，他们看上去全是五十岁以上的人，皮肤黝黑，衣着不修，有人为了能拉到生意，一点一点地将车子向马路上移动，以至于都要影响到过往车辆了，生意还是没有来。
老程在这一群人中是那么地不起眼。天色暗下来了，有一个女子终于搭了他的车子，很快消失在拥挤繁杂的人群中。（全文完）
骑士原本是一个令人肃然和向往的名词。但是，如果在它前面再加上一个时间定语——末代骑士，那么感觉立马会变味，在我们广阔的生活里，就有这样一个被称为“末代骑士”的群体，他们就是“摩的”师傅。你可以叫他们“摩哥”，也可以叫她们“摩姐”，但摆脱不了的，是“末代”这两个字投射在他们身上的艰辛与坎坷。
资料显示，中国大中城市成批出现摩的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左右，那时候一方面由于国企改革引发下岗再就业高潮，很多人迫于生计而开起了“摩的”，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持续繁荣，城市交通状况与营运需求不相匹配，给“摩的”提供了生存空间。新世纪以降，城市化进程加快，“摩的”非法运营的现状与公共管理政策背道而驰，同时“摩的”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一些地方相继开始“禁摩”，2007年1月1日，广州全面“禁摩”，这意味着，这个走在改革开放最前面的城市与“摩的”时代彻底告别。如今，对广州而言，即便“末代骑士”这样拉风的字眼，对“摩的”来说，也成为了一段传说。
很难有数据澄清中国现今到底有多少“摩的”司机，也鲜有行业之外的人了解这一群体的真实生活。检索网络资料，仅在2006年一位署名陈洪的“摩的”司机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他在文章中写道：“十年下岗，通过自学，我学会了电脑操作及名片排版印制工艺。靠白天接送名片，晚上在家排版印制名片，过了几年‘清煮白菜稀炖粥，一天只吃二餐饭’的清苦日子。如今要吃饭的人太多，名片制作已毫无利润可言，本人也只能另找谋生渠道。在‘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无缘，社保无份，官埸无人，情埸无妻’的情况下，不跑‘摩的’我吃什么？”可谓道尽了这一群体的艰难。
南昌是全国不在少数的没有“禁摩”的省会城市。根据业内估算，当前南昌的摩的数量大约在五万辆左右，也就是说，有五万多人在靠“摩的”谋生，这一数字，占据了南昌市常住人口的1%。
然而，随着地铁的开建，城市交通的不断改善，这座城里的“摩的”还能“跑”多久？也许，黄昏已然来临了，等待“骑士”们的，是未知的谢幕。
夹缝中求生存
宴师傅今年42岁，戴上雷朋眼镜，有点“大哥”的派头。他从事过的职业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楚了，但打“摩的”却是他累计下来从事时间最长的活计。
15岁那年，宴师傅进了印刷厂，作为一名国企职工，那时候走在马路上抬头挺胸、一笑一怒之间，甭提有多威风。几年后，厂里一位漂亮的姑娘看上了勤劳肯干的他，有意永好，可是他想都没想就把人家给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喜欢我的人排着队呢。那段生活，宴师傅如今回忆起来，有点恍如隔世。因为他觉得，自从下岗之后，再也找不到从前的那种安逸和自在，不管做什么，都好像有人在逼着自己，不干，就得饿肚皮。
1990年，印刷厂开始改革裁员，他成了厂里的第一批下岗工人。彼时的他，人还年轻，并没有觉得日子有多糟糕。一番折腾后，他在艺术剧院旁边开起了镭射录像厅，专门放映兴时的香港彩色武打功夫片，生意倒也不错，几年下来就小有积蓄。可是，他并不甘于只做个买门票的录像厅老板，于是将录像厅关了，又开始做服装生意，结果，这一次好运没再照顾到自己，没几个月就赔的血惨。年轻气盛的小宴熬不住了，迅速收铺走人。
从那时候起，他就打起了“摩的”。可是这个生意赚不了什么大钱，抽烟、喝酒勉勉强强，要是讨老婆，恐怕得“打”一辈子。但是，小宴机智灵活，他很快发现“打”摩的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可以观察街面上的行情，寻找商机。于是，他心一横，索性辛苦个把月，没有客人载的时候就骑着摩托车到处跑，看看这，看看那，一心想着咸鱼翻身。
终于，机会来了，他看中了建筑行业。1996年夏天，他扔下摩托车，拉了二三朋友南下深圳，去做建材装饰生意，这一回还算靠谱，虽然辛苦，但钱赚的还稳妥。两年后，荷包鼓鼓地他回到了南昌。可是，成就感催生了他的惰性和骄傲，他觉得，反正我赚了钱，先在家里歇一阵子，再出去做事。没想到这一歇，就歇了整整两年，期间实在无聊至极，重操旧业，又去打“摩的”。2000年前后的生意比较好做，每天跑六七个小时，情况好的时候就能赚上近百元。
2000年秋天，30岁的宴师傅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结婚。婚后不久，他便被朋友招徕到了当时的瑶湖师大工地上，给“大老板”们供材料，这个生意前后干了三年，用宴师傅的话说，日进斗金，人生迎来了高峰。
赚的多，花的也多。材料运过去，人家要拿回扣，不给就没有下次的生意。老朋友有了，还得结识新朋友，拿什么结识：钱。宴师傅记得，那几年里场子、馆子、面子、甚至窑子他都见识了，人生经此，也算没有白活。
三年之后，工程结束了。“大老板”转战外地，自己又失业了。于是，“摩的”又一次成了他的不二职业，但真正的算盘，是在街上盯梢，看生意。
这一次打“摩的”的时间比较长，前后整整两年时间。2005年，他看中了农家土菜馆，于是跑到吉安乡下，折腾了一个农家乐，开餐馆，搞旅游。结果，一年半后，又亏到了腰子上，而且，这一次是历次做生意亏的最多的一次。老婆火了：再不回来，就不跟你过了。
宴师傅再次走回原点，第N次打起了“摩的”，这一次时间忒长，直到2009年，他才从“马背“上走下来。然而，这一次，神使鬼差，他看中了咖啡馆，雄心勃勃地入股到一个朋友的事业里，一起做咖啡馆，结果，半年天气，就亏了万把元。经过几次波折的宴师傅这次变的聪明了，他没有等妻子发话就自己撤了出来。
2010年，宴师傅40岁。虽然多年的拼搏和折腾，使得两鬓已经添上了白发，但面目依旧英俊威武。俗话说，男人四十一朵花，从咖啡馆退出来后，宴师傅毫不犹豫地重新“跨上马背”，打着“摩的”再次征战人生。
现在，他每天只跑8个小时不到。早晨送完女儿上学，就停在珠宝街的巷子口上，到了中午，回去吃饭，休息，给车子充电，下午五点以后再出来，晚上十点回家。在宴师傅眼里，打“摩的”给自己换点烟酒钱就足够了，重要的是要发现商机，东山再起。
说起这十多年的经历，宴师傅觉得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人不能闲得太久，不然会饿肚子，自己什么都会一点，又什么都不精，只好出来打“摩的”，因为“摩的”成本小，见效快。今天上午买辆车子开出去，下午就会有进项，“短平快”，莫过于此。但是，要想靠它发大财，那是不可能的。打一天“摩的”，生意好到顶点，也就百把块钱，大多数时候都是几十块钱收入，用南昌话来讲，这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宴师傅觉得，自己就在这个夹缝中。
虽然这样，有些事情还是让他记忆犹新。他记得刚刚打“摩的”的时候，遇到过一位女孩，经常会坐自己的车子，一来二去相熟了，他知道那女孩在夜总会里坐台，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会在固定的时间里将车子停到女孩楼下，专门送她去上班，女孩被感动了，甚至有以身相许的打算。但是，苦苦思索之下，他拒绝了。“不是因为我看不起她，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她，我们是两条路上的人。”宴师傅这样总结这段故事。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个女孩，几次去她楼下等候，都杳无音讯。可是，惊险的事情倒是发生了几桩。有一个晚上，一个小年青打他的车子去筷子巷，刚刚转进去，对面就走过来两个男子故意碰瓷。机灵的宴师傅就知道三个人是一伙的。但是，他脾气天生强硬，狭路相逢，从来都要拼到底。于是他说，你们仨站好，让我再撞一次，然后我就拿钱给你们。这是明显的挑衅。于是，一场“三英战吕布”就地展开。噼里啪啦一阵后，三个小混混被他打的狼狈而逃，自己只是擦破了点皮。
“我做人好硬啊，看着这些人就想摆平他们，但是，我又不会去喊我的朋友来帮忙，那样会牵扯别人，所以，我只好自己来解决。”宴师傅说完这句话，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他的左臂上，纹着一只褐色的蜘蛛。
或许因为这些，宴师傅说他从心底里不喜欢打“摩的”，有时候看着都头痛，赚钱赚不到，还要和交警躲猫猫，还要堤防被抢劫。但是，现实又不能被改变，只能说，摩的是他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
“我肯定不会做（指打“摩的”——笔者注）的很长，但现在做什么都难，不知道商机在哪里。”宴师傅说完这句话，和我匆匆告别，发动车子，疾驰而去。为了能尽快告别摩的，他需要不断地奔波。
“我管你吃什么！”
老傅比宴师傅大整整22岁，他们是老邻居，他看着宴师傅从一个小毛孩变了成今天这样一个大龄男人。说起这一点，老傅感慨良多。而在宴师傅看来，老傅的人生，更像一部传奇。
老傅从小在珠宝街上长大，家族里世代靠打铁维生。“珠宝街上以前全是打铁铺子啊，你以为是现在这个样子？”老傅跟我讲起他的经历，记忆又回到了从前。
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跟着父辈们开始学习打铁。鼎革之后，公私合营，大的打铁铺子被国家收购去了，自己家的小摊子，还能照常经营。那时候工农建设刚刚开始，打铁铺子的生意异常红火。可是，1968年，“***”来了，和众多同龄人一样，老傅被迫“下乡”回到了老家，这是他人生噩梦的开始。先是自己和家人下乡接受改造，再后来连打铁铺子也被闹事的红卫兵付之一炬，世代基业就此毁于一旦。
1974年，老傅的家人通过各种关系，战战兢兢回到了南昌。可是，彼时的珠宝街早已面目全非，他只好四处奔走，周借资金，勉强又将打铁铺子开了起来，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了1988年左右才算有了一些改观。那时候“万寿宫”市场刚刚开业，他在其中有一间店面，自产自销各种铁器。
日子虽然不算红火，倒也景气。他以为，生活从此就稳定下来了。可是，1993年，“万寿宫”市场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一夜之间烧毁了无数店面，这其中就包括自己的门面。按道理说，这种意外事故国家会给予业主一定的赔偿，但最终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和众多业主上访无数次，都没有结果，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苦苦起诉，可是，领导都换过好几茬了，有的人甚至已经仙游去了，想要为这桩事情翻案，恐怕没有可能了。
大火将刚刚顺畅起来的老傅又拉回到了低谷。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了“摩的”生涯。他和老伴都没有工作，也没有编制，必须靠自己挣钱养家。就这样，翻身上马，当上“骑士”，一干就是十多年。
回忆刚开始的那段生活，老傅觉得摩的还算一种不错的职业。因为那时候车子少，挣钱容易，不像现在，人固然多了，但车子更多，每天能挣六七十块钱，已经很不错了。
“就像今天，我早晨七点就出来了，到现在一毛钱都没有。你说，我怨谁？”老傅对我比划着。
不论生活好不好过，有一个影子，始终尾随着自己，让他心有余悸：交警。
从90年代到现在，摩的就一直扮演着非法营运的角色。2006年，长沙摩的司机陈洪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引来中国人大研究生郭锋的指责：“你不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卑鄙的行径吗？”陈洪当即回应：“我只认为你是一个当今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我看你的书都是从***里面读进去的。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你们这样的蠢材给办坏的！”顷刻间，这场“摩的”司机与“精英学者”的论战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引来各阶层人们的广泛关注，被称为“社会断裂的鲜活标本”。而这一事件的真正起源，则是因为陈洪在一次拉客中摩托车遭到了交警的查扣，陈洪上前理论，想不到一个管理人员来了这样一句：“我管你吃什么？”事情由是得到社会关注。
“我管你吃什么？”这一直是交警和摩的师傅们对抗的焦点。对于很多摩的师傅来说，他们都知道自己是非法营运，但是生活所迫，不干这个，又能去干什么呢？
年迈的老傅已经记不清自己的车子被查扣过多少次了。在最初的记忆里，城管、交警简直就是他们的索命阎王，躲避不及，一旦被抓住，就会将人和车一起拖走，罚款，教育，没收车辆，甚至被“教训”，这些经历，在他和同行中数不胜数。不过近几年的情况明显好多了，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被逮到，也只是罚点款，不会没收车子。另外一点是现在的警察们不会再动粗，文明执法，行为还算规范。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去会被交警逮住，谁也不知道。这同样是交警们的头疼的事情，电动车方便灵活，而且非法运营的数量十分庞大，想要规范管理，除非全面禁止，负责永远难以根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交警们也常常打马虎眼，领导有指示，就查严一点，领导没指示，就将就着过去。
“交警也是人啊，他们也知道我们日子难过。”老傅说。两个月前，他有一个朋友刑满释放回家，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找不到什么事情做，就开起了“摩的”，没想到刚刚开了不到一周，就遇到了交警。任凭他说破了嘴巴，交警也不松手，理由很简单：一个刚刚劳教出来的人就开始知法犯法，这算怎么回事。最后，缴了一千多罚款，车子才算要了回来。
可是，这位朋友一点也想不通，他怎么就犯法了。“我违法不犯法啊。”此后，这位朋友逢人便是这句话。
老傅粗算了一下，这么多年交给交警的罚款少说也能买辆新的车子了。“想起来就心疼。但是，有办法吗？”
老傅这样问我，我也答不上来。
党员老程
和老傅不同，谭师傅将“摩的”当成一种业余工作。说到这一点，得先说说他跟“摩的”的渊源。
有一次他骑电动车下班回家，在一个路口上等一个朋友，左等右等不见他来。这时候，走来一个女子，问他：“师傅，走不？”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居然说：“走哦”。就这样，他将女子送到了目的地，赚了十块钱。那时，他心里乐滋滋地，心想，这下有的事情做了。
从这以后，每天下班后，只要有空闲，他就出来打“摩的”，有时候心情好，就做的长一点，有时候心情不好，就短一点。这比他平时坐在家里看电视好多了。
“看电视能看出钱来呀，摩的跑一趟，少说也挣包烟钱吧。”谭师傅今年35岁，是一个电信光缆检修工，妻子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孩子由父母带，每个月收入不高不低，日子过的平平常常。但是，人总想多赚一点，因为等孩子长大了，用钱的地方还很多。
“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很多，大家都是下班后没事干，出来跑跑路。”谭师傅对我说。但是，他并不同意“业余骑士”削弱了那些借此维生的“职业骑士”的收入。
“我们收入也不高啊，摩的永远是个底层的工作，如果我收入很好，我肯定不会来干这个。再说了，他们每天要跑十多个小时，高峰期生意不知道多好。我每天也就两三个小时，怎么会影响他们！”
对这个说法，56岁的程师傅无法接受。他激动地说：“我们现在是要饭啊，他们还要来抢！这是什么道理嘛？”
程师傅也是一名老摩的，他过去是省“三建”公司的职工，下岗后就一直靠摩的生活。他有一个儿子，今年刚刚从江西财经大学九江分校毕业，这几年，他所有的辛苦都是为了孩子读书。
早晨七点多，程师傅就会开车上路，他一般都会守候在棉花街口，渴了就喝点自带的开水，困了抽根烟，有生意的时候就专心载客，没生意的时候和同伴们聊天，这样的生活，刮风下雨，从不中断。
“我违法不犯法，你知道吗？这都是为了生存，没有办法的事情。”和我遇见的其他摩的师傅相比，老程说起这些，情绪有些激动。他眼睛不好，戴着一副近视镜，可能由于烟瘾大，牙齿已经有些发黑了。他说，他根本无法理解现在的社会怎么成了这样子，有钱的人特别有钱，没钱的人喝稀饭都要拼上老命。
“干着违法的营生，要防警察，还要防小偷。”有一次，他送一个男子去布巷，刚到那里，腰眼就被一把刀顶住，对面也上来了三个人。他立马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抢劫的，于是连忙求饶，不要动手，要钱，自己身上百来块钱都给你，还有手机，车子，全部给你们。最后那几个人只拿了钱，一溜烟撒野而去。
在他看来，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又不能报警。不是害怕，而是自己本身干的就是非法行当，有理都说不清。有一次，一个同行被抢，跑去报警，警察录了口供，说，就这样吧，类似的案子堆了一尺厚，到哪里去找嫌疑人！老程觉得，警察不抓坏人，还要罚自己的款，让自己怎么能够开心！不过，他赞同类似于深圳那样的联防制度，让所有的摩的成为监督社会治安的联防队员，这样既能让摩的脱去非法营运的马甲，也能对社会治安起到作用。
“这只是一个梦想罢了。”只要警察不来找自己的麻烦就万事大吉了。我问他，你觉得过去好不好？他说，过去当然好了，那时候虽然日子苦，但没有压力，现在日子好了，可什么都要钱，“没有钱，怎么开心？”这个话题好像打开了老程的心门，他一下子给我讲了很多与摩的没有关系的事情，比如当前的社会现实，国内的政治风云，这些，都是他所关心的。
“不要小看我们这些连饭都吃不饱的人，风吹草动，我们都看得到。”他说，他是一名党员，至今有三十多岁的党龄了，滑稽的是，他却没有参加过一次真正的选举。他不知道现在的领导都在忙什么，大家完全是两条路上的人。
说这些的时候，棉花街口上迎来了它每天的下班高峰，我不愿意再去打搅这个有些“愤怒”的老骑士，只希望这个下午，他的生意会比平常好一点。
我站在远处，默默望着这一群人。棉花街口宽不过十米的样子，两边却停满了各种小商小贩，水果、凉皮、花草、烧烤、冷饮、栀子花、手包、猪脚、贴膜等等各种小摊看的人有些眼花，我粗略数了一下，停在两边的摩的多达十六辆，他们看上去全是五十岁以上的人，皮肤黝黑，衣着不修，有人为了能拉到生意，一点一点地将车子向马路上移动，以至于都要影响到过往车辆了，生意还是没有来。
老程在这一群人中是那么地不起眼。天色暗下来了，有一个女子终于搭了他的车子，很快消失在拥挤繁杂的人群中。（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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