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沈浩波论》

对于“70后”诗人而言，如今他们的写作群体已经愈益庞大，甚至随着博客、网络、同仁刊物以及个人经验的日益成熟等多重因素的刺激这个群体的数字仍在不断激增和攀升。但是谈论这一代人的诗歌写作甚至回溯到1999年世纪末的诗歌论争，沈浩波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沈浩波在网络上的活跃与他在学院批评家那里的“冷淡”反应，甚至时至今日人们对他诗歌的偏见、误解以及对他多年来诗歌写作变化的熟视无睹甚至仍然用“下半身”和“口语”来予以搪塞或回击都呈现了汉语诗歌批评仍然严重脱离诗歌现场和诗人写作的惯性机制和沉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悲哀！因为这些人的阅读视野仍停留于10多年前。当我们翻开从2000年至今的那些可以代表沈浩波的写作轨迹的诗作，从《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我们那儿的男女关系》到《棉花厂》、《文楼村记事》、《致马雅可夫斯基》再到《祖国的星空》、《秋风颂》、《她叫左慧》、《天下无戏言》、《西安为证》和长诗《蝴蝶》，精神、城市、乡村、现实、历史、生存等广阔而繁杂的空间都以空前强烈和个性化的姿态进入了诗人的视野，这是无可争议的现实。也正如沈浩波自己所言，先锋、自省、创造、个性甚至叛逆性是一以贯之的的诗歌追求，“我出生于温暖湿润的南方乡村，但我没有成为一个乡村抒情者；我出身于学院，在学院派知识分子语境下开始写诗，但我没有成为一个热爱修辞的学院派”[①]。在一个居心叵测的时代，我看到了一个诗人的内心和某种挣扎。





说到对沈浩波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是2007年1月作为评委去内蒙古边陲额尔古纳参加第二届“明天·额尔古纳诗歌奖”颁奖的情形。当北京灰蒙蒙的冬日烟尘被转换为额尔古纳广阔的草原和莽莽的白桦林，我几乎是以近乎狂醉的心情呼吸着这里的一切。海拉尔车站广场，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我在斯琴格日勒、韩红和凤凰传奇的歌声中不停在雪地上来回走动好去除周身的寒气。在去额尔古纳的路上，雪原、白桦、牛群和蓝得让人生疑的天空以及美丽的蒙古族姑娘让我感受到诗歌带给我的快乐。临近半夜，我和江非因为劳累几已进入梦乡，但是曹五木和沈浩波、小引喝酒回来后显然是喝高了。曹五木一进门就直奔床铺而去，他将整个床都压了下去，他不断地大嗓门地打电话，接电话，来回在房间里折腾。后来他不说话了，但是呼噜声惊天动地。我睡不着，江非靠在床上点上一支又一支烟，黑暗中淡红的烟头闪闪烁烁……。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李亚伟在饭桌上大发牢骚，痛骂昨天晚上两个不好好睡觉的家伙“像野驴”似的在房顶上折腾。深夜赶来的沈浩波给我的印象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不容乐观”，正如沈浩波在《自画像》中所自我描述的：“又圆又秃 / 是我大好的头颅 / 泛着青光 / 中间是锥状的隆起 / 仿佛不毛的荒原上 / 拱起一块穷山恶岭 / 外界所传闻的 / 我那狰狞的面目 / 多半是缘于此处 / 绕过大片的额头 /（我老婆说我 / 额头占地太多 / 用排版的专业术语 / 这叫留白太大）/ 你将会看到 / 伊沙所说的 / 斗鸡似的两道眉毛 / 它使我的脸部 / 呈现斗鸡的形状 / 是不是也使我 / 拥有了一只斗鸡般的命运 / 十年之前 / 人们说我‘尖嘴猴腮’ / 而现在 / 却已经是‘肥头大耳’了 / 一只肥硕而多油的鼻头 / 彻底摧毁了我少年时 / 拥有一副俊朗容颜的梦想”。额尔古纳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不只是这块干净、纯粹、阔大得叫人下跪的美妙神圣之地给我的震撼，更在于江非、沈浩波等一些同时代诗人朋友的出现让我热度满怀。沈浩波，时而“大大咧咧”又时而冷静细心，他对诗歌写作怀有“鬼胎”和“野心”。额尔古纳，他全副武装的里三层外三层的装束以及那双巨大厚实的皮靴印证了雪原的寒冷，而他的大皮靴和泛着青光的脑袋也不能不让我感受到了诗人们的天生异相。我还记得在大兴安岭，当我和一行人穿越山林下山的路上。沈浩波一时兴起对着一棵白桦树就是一脚，嘴里还嘟囔着什么，树上的雪正簌簌飘落下来……。

作为江苏人，吴越文化的勇武、斗狠在沈浩波尤其在他早期的诗歌中得到了对应和呈现，而从现在来看，一路走来的沈浩波留给我们的是繁复多变的诗歌气象和精神征候。尽管时至今日人们对沈浩波的诗歌仍认用“口语”和“身体”了事，但实际上沈浩波是一个难以用任何的诗歌概念和各种诗歌主义进行解读的诗人，他的诗歌写作总是能够给人以阅读的快感和不期而遇的震动，在不同阶段都呈现了诗歌强大的“现实感”、想象力和强硬的先锋精神和诗性情怀。当然，沈浩波早期的诗歌确实有某种作秀和因为过于宣扬诗歌立场而导致的诗歌成色的一些不纯和某种变形。如果当一个诗人从青春期的冲动和背叛的行列中走出来而逐渐加入到所谓的成熟和世故的队伍中的时候，先锋精神肯定在诗歌写作中慢慢丧失甚至最终沦亡。正基于此，先锋对于任何一代人而言都不能不是重要的，但是这种重要性的前提又恰恰在于很少有诗人能够维持这种恒久的创造意识与先锋精神，而沈浩波对先锋诗歌的认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2000年我与巫昂、尹丽川、朵渔、南人一起创办《下半身》诗歌杂志开始，这种声音就在催化着中国现代性诗歌精神的发育，我们从反叛、反抗、质疑甚至是粗暴的推翻开始加速着这一进程。从那时起，我的写作就是自觉的置身于强大现实中的写作，就是带有坚硬精神背景的先锋写作。多年过去了，多少当年和我一起先锋过的青年已经完全无力为继的时候，我自豪于自己没有背离写作的初衷。也曾经犹豫和停滞过，也曾经由于乡村生活的背景而放任过那种浪漫主义的软弱抒情的一面，但最终我却更为坚定的成为一个年近中年的‘先锋派’”[②]。此时的沈浩波已由早期的集体狂欢、表演性、抢占座位和青春期荷尔蒙时代的写作更多的转向了个人心灵与繁复现实的碰撞时所高强度爆发出来的诗歌写作。因为“70后”诗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对自我心灵和命运的强化和追问，反思和怀疑，才能构成真正强大的内心，才能使一代人可以不依赖和臣服于任何宗教或者既成的公共价值谱系去认识世界和从事具有无限创造力和个性情怀的“真实”写作。同时，沈浩波也是一个大力鼓吹“70后”诗歌的人，为一代人诗歌命名的热望使得沈浩波时时有着清算和洗牌的冲动（尤其是在盘峰论争和创办“下半身”那几年），他的一些文章曾对包括北岛在内的当代“大腕”诗人进行了批判。





1976年国庆节的第二天（1976年文革结束，国庆节，多么赋予出生以重大意义的一刻），沈浩波出生于江苏泰兴。1995年沈浩波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许多“70后”诗人一样，沈浩波的大学时代就是恋爱异性也恋爱诗歌的时代，也是一开始就迷恋上抒情的文学青年（当时曾用笔名“仇水”），“我记得诗中提到了岛屿 / 我将它比喻成我的心 / 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 / 那个戴眼镜的女生 / 却为她写下了 / 生命中第一首诗”（《蝴蝶·第一辑》）。北师大读书期间（1997年），沈浩波成为“五四文学社”社长，1998年年底沈浩波与朵渔、亢霖、南人、高晓涛、杨志等人创办了同仁刊物《朋友们》（共出两期，1999年停刊）。显然《朋友们》和1980年代韩东等人创办的《他们》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关联，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显现出“70后”诗人影响的焦虑意识，前代诗人不无庞大的身影笼罩在这些后起诗人身上。尤其是在“70后”诗人的学步和成长阶段，这种影响和焦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最初的诗歌练笔到最终“沈浩波”风格的形成，沈浩波用了相当短的时间。他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在跃进。

2009年5月，后海。在这次聚会上诗人侯马席间谈到了当年北京师范大学诗人群的往事。谈到当时和沈浩波的交往，涉及沈浩波早年对欧阳江河诗歌的仿写和学徒期，赞许沈浩波在诗歌上的聪明与才华。也谈到1999年沈浩波和李红旗、朵渔等人创办“下半身”的事情。当时侯马是反对“下半身”这个称呼的，而沈浩波当场就否定了侯马，这让侯马感到很意外。而不久“下半身”就如火如荼的创办起来，今天看来，沈浩波的聪明才智在“下半身”的创办上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如果当年的沈浩波使用“下半身”之外所有的称呼可能早就被历史所遗忘了，正是“下半身”这个大逆不道、耸人听闻的说法恰恰迎合了人们的逆反心理，在诗歌史进程中谋得一个席位。沈浩波等人的“下半身”诗歌主张在诗歌学理上已经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甚至“90年代”先锋诗歌一起站在了当代诗歌历史的地平线上，尽管“下半身”诗歌理论提出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有着发起者强烈的诗歌史焦虑情绪和策略式的反抗企图，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在上个世纪末的诗坛甚至文学界的空前焦虑和相应的文学论争中，沈浩波等人的“下半身”诗歌无疑是新一轮话语革命开始的代表，其实这种关于身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话语权力的争取也不同程度存在于其他一些诗人，包括一些女性诗人的写作中。而沈浩波和一些“70后”诗人对“身体”的重新认识和鼓吹在另一个向度上暗合了后社会主义时代个体合理性欲望的诉求，但是很快这种诉求被另外一些“不明就里”的诗人作为廉价的工具，走向了反面。更多的诗人的偏颇在于他们在很小的面积上找到身体的同时，急切而功利的对欲望的奔走却恰恰使灵魂再度受到忽略和沉沦，人的灵魂比身体更无知更极端也更卑贱而不值一提。以沈浩波为代表的“70后”诗人开始放弃身体与灵魂、情欲与政治、欲望与禁忌这些古老的二元对立并以此来重新认识自我、身体和欲望以及写作的合理性、合法化，并试图打破那些传统的禁忌，让身体性成为精神的救赎和一种现实维度，但是悖论和反讽的是这种救赎却在“70后”诗人这里不得不最终还是呈现为身体与欲望、灵魂与记忆之、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强大冲突，甚至在最为强调身体叙事的沈浩波那里，“身体”也呈现为在生存与历史的夹缝中尴尬的一面，“我活了三十一岁了居然想不到 / 一件特别悲伤的事 / 我急得都快出汗 / 身体愚蠢的拱动 / 大脑飞快的旋转 / 突然 / 头脑中画面定格 / 一具尸体 / 仰天躺在狭窄的手推床上 / 满头白发 / 没牙的嘴大张 / 一阵悲伤汹涌的袭来 / 身下的女人疯狂迎合 / 这是生命诡异的一瞬 / 满脑袋都是奶奶去世时那张干瘪的脸 / 身体却在颤抖中达到了高潮”（《祖国的星空·我能想到最悲伤的事》）。这就是，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诗歌想象中，“70后”都永远是不能彻底“洒脱”的一代人，即使到了充满白花花女性身体的奔放的海边和高级夜总会，仍然会谨慎地穿着那条历史记忆后遗症的肥大短裤。人在动物的层面上离不开性，但性决非身体的全部，性本身既不高贵也不低下。弗罗依德的“泛性论”和中国传统伪道学的“意淫”对这些极端的肉身化写作（离真正的身体性诗歌写作相去甚远）影响（危害？）颇深。弗洛伊德将一切归结为性未免太过于神经质，这种带有敏识和偏激的见解导致一些精神分析家和诗人，尤其是女性诗人把一切凹形圆、洞（花朵，杯子，洞穴，水湖，嘴巴）视为女性特征，而把一切长形，柱状东西（树，钢笔，塔，剑，筷子）看作男性特征，这种性的泛化却大大缩减了性的合法性，导致性的教条主义。同时我想强调的是“下半身”诗歌写作除了我所强调的重要的不容忽视的诗学意义之外，最大的不足也可能是危险之处在于一些偏狭化的诗人在将身体作为合理性依据的同时也宣告其他写作方式的非法化，这无疑是长期的中国诗歌集团化、帮派化、江湖化立场和惯性思维的显现。一些诗人（不是全部）不仅在“意淫”的假想和冲动中将性尊为诗歌唯一的合法性依据，而且使性在诗歌题材上透支了优先的“道德”优势，取消个人与人性而以群体口淫的无效狂欢而导致中国诗歌的身体神话与身体乌托邦，在身体这个问题上作家和诗人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陷阱。

在众多普通读者和专业评论者在看来沈浩波的一些诗歌会被不假思索的认定为色情诗，下流诗和垃圾诗。我也敢说其中的一些诗作确实是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诗人的急于强烈的表达欲望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诗歌的成色。但是有一点值得强调，即很多人可能没有真正意识到沈浩波的初衷，或者说与身体直接相关的文化因素和表达策略被一些不明就里和和武断的道学家式的批评者们所遮蔽掉了。我想强调的是应该全面和正确认识沈浩波一些有关“身体”的诗歌叙事，我在相关文本中我看到了强大而繁复的、陌生的身体的力量、语言的力量和想像的力量。沈浩波的诗歌写作在我看来多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误解甚至歪曲，尽管在沈浩波的诗歌地图上也有一些相对失败和不太成熟的东西，但总体而言沈浩波特殊的发声方式对他个体乃至一段特殊的诗歌历史而言都是相当有效的。换言之在中国2000年以来的先锋诗歌版图上，在不断涌现和崛起的“70后”诗人群落中应该注意到在暧昧的时代沈浩波这个充满活力、制造事端、不无尖锐的聚讼纷纭的“光头”猛汉。

有研究者认为沈浩波是伊沙的翻版，我却不以为然。沈浩波遭人诟病也好，受人追捧也罢，沈浩波诗歌中的“善”和“恶”是毫不遮掩、相当分明的。只有一个沈浩波，也只有一个伊沙。如果一个人的写作能够被另一个人所置换和覆盖，这显然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显然沈浩波不在此列，起码在我看来是如此。沈浩波曾自我解嘲将自己称为“心藏大恶”的诗人，就诗论诗，沈浩波的一些早期诗作确实有“做秀”的嫌疑，尤其是提出“下半身”写作的那个阶段，有着为“身体”而“身体”的写作倾向。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一些诗作在审美的惯性阅读和成见中被最终“妖魔化”和“窄化”了。沈浩波的一些诗歌尽管处理的题材和用语有着“不洁”的冒犯，但是这种“不洁”的背后所呈现的更为复杂的文化、历史、社会因素却被过滤和忽略掉了。《我们拉》这首诗显然为很多读者和评论家所“蹙眉”，但是当我删掉“我们拉”这个反复出现的词语之后，这首诗就会相当容易为人接受，并且其复杂的情感内蕴就更有力地显露出来了，“流动红旗插在黑板的右上角 / 大红花佩带在老师们的胸前 / 好孩子们手里拿着金色的喇叭 / 骄傲的女生挺起她们没有发育的胸膛 / 而我们并排蹲在学校后面的茅坑 / 嘴里衔着草叶，抬头望着蓝天 / 春天的河堤属于打猪草的少年 / 公园的长椅属于拥有爱情的男女 / 摩天大厦是事业有成者们的天下 / 温暖的炉火边没有异乡人的位置 / 而我们蹲在公共厕所里一声不吭 / 夹紧手中的皮包，看着灯心绒的裤脚 / 有多少孩子在广场上放风筝，就有多少 / 妻子和母亲在深夜里红杏出墙 / 有多少男人在酒吧里吐出胆汁，就有多少 / 少女用丝绸的睡衣遮住半只乳房 / 而我们坐在狭窄的抽水马桶上 / 看着镜子中那个脸色蜡黄的男人 / 总是这样，在街的拐角出现的 / 不是疯子就是警察 / 总是这样，连跳脱衣舞的女郎都以为 / 通往天国的路是金色的 / 总是这样，人们都在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 总是这样，天气一旦晴朗 / 我们就会咧开嘴巴 / 而我们将在这样的天气携带诗稿 / 冲上大学的阶梯教室，齐声朗诵”。在这个经过笔者删除的“洁本”《我们拉》中，诗人的青春期的冲动、反叛，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异乡的城市、校园生活的自我嘲弄，对生存世象和社会的深切洞察，都通过准确的语言酣畅淋漓的呈现出来。而我们的阅读者所关注的恰恰不是这些更为重要的文本内容，而是将眼睛死死盯在了“我们拉”这三个字上。当我们一再反思文革文学和十七年的政治文学，在当下的阅读和批评中这种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的阅读思维仍在不同程度的惯性延续，甚至重新找到了种种“有力”的借口和托词。





如果我给当下的读者、诗人和批评家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会哑口无言：除了你所知道的“口语”和“下半身”，沈浩波还有其他的特征吗？而这个未了的问题正呈现了多年来中国的诗歌阅读和诗歌批评仍有着脱离诗歌现场的惯性弊端。那么，在诗歌阅读层面，真实的沈浩波是什么样的呢？

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诗歌写作有回到日常生活现场和存在细节倾向，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诗歌写作简单回到现场和当下的扫描或者沉溺，而是诗人在当下的体验和抒写中坚持了“历史的个人化”叙事和“求真意志”的表述。这种日常化写作语境实际上对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众多的“70后”诗人的乡村经验对他们的诗歌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有着乡村经验的沈浩波则是在更为个人化和极端性的意义上呈现了乡村经验的黑色质地。在《外婆去世》这首诗中，沈浩波呈现了对乡村生命死亡的无奈，而可贵的是这种无奈的体验与想像是与诗人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家族命运脐带式的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关注的不只是故乡亲人的一个个死亡，而是对这些卑微生命，这些乡村的亲人生前的饥饿、贫穷和一生都未曾有过的幸福的揭示以及对父母一辈人整体性的“在谎言中长大”“在空洞中衰老”的命运予以了无情的剖析，社会风雨所带来的生命枯竭与寒冷，“外婆去世了 / 故乡的亲人 / 在一场瓢泼大雨中 / 为她送葬 // 送葬的路说长不长 / 用去了我30年的时光 / 我花了整整30年功夫 / 才把童年时认识的那些老人 / 一一送进坟地 // 一个都不剩了 / 战火 / 死亡 / 饥饿 / 批斗 / 贫穷 / 他们的一生从未幸福 // 连思维 / 也被烧成骨灰 // 再花30年工夫 / 为现在的老人 / 我的父母辈们送葬 // 他们从出生开始 / 就被剥夺了灵魂”。如果我们不是弱智的将全部阅读的赌注都放在被狭隘化、妖魔化的诗歌中的“身体”和对所谓的“色情”的关注和诅咒上，沈浩波的诗学价值才有可能得到重新的认识。在《坠落》这首诗中，诗人以类似于金斯堡的“嚎叫”式的具有强大势能的铁链式的长句式呈现出属于中国本土的呼喊和愤怒，“云集的迪厅喝着啤酒扭着屁股越飞越高 / 如果一声刺耳的枪响把我们吓得从云端坠落 / 如果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扛着冲锋枪冲了进来 / 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是天使而他们却用枪拖顶住我的臀部 / 如果我和一大群人一起被带到深山中的戒毒中心 / 如果一桶桶冰凉的水浇到我的身上溅起来像大朵盛开的花 / 如果我瑟瑟发抖却因为发了牢骚被他们狠扇大耳刮 / 如果我穿着单薄的衣衫徘徊在春寒料峭中的病房 / 如果我像囚徒被关了三个月再也上不了天堂”。《坠落》全诗从始至终都是以强烈假设意味的“如果”贯穿于更为真实、残酷的现实图景之中，在这首诗中诗人对于一种强大权力的反抗是相当强烈的，而诗歌中所涉及到的几个核心形象就是身处底层的被折磨的面目全非的影像。沈浩波的这首承担的诗歌、“暴动”的诗歌让我想到了这两年的关于诗歌伦理的争论。在沈浩波的诗歌写作中关于对诗歌伦理、底层写作、诗歌与当代的问题就不能不被提出来，这也是近两年来诗坛争论的一个热点。换言之诗人该如何处理好个人与时代、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个争论可能有些多余，因为对于真正的诗人而言，承担、道义是不可丧失的诗歌良知之一，尽管诗歌的技艺和多元性维度同样重要。而沈浩波的诗歌文本大体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为人所“诟病”甚至误解的的所谓性欲和身体的诗歌，而另一个层面则往往被忽略了，这就是沈浩波对现实社会和生存现场的毫不犹疑的、大张旗鼓的介入和表态。在这些“不洁”的容留性的场景中，一种社会的晦暗与刺痛被相当真实和尖锐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点上沈浩波的诗无疑具有强大的不容质疑的“现实性”和“历史感”的诗人。只是这种现实性和历史感的呈现方式是极其个人化的，是属于沈浩波自己的特殊方式，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大大咧咧、满嘴粗口。沈浩波诗歌呈现给我们的场景看起来是如此荒诞、夸张、滑稽，但是它们又是如此让人心生寒意、胆战心惊，它们让我们一再追问，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真实”——“姑娘站在小旅店的庭院深处 / 一棵大树底下 / 小马说：姑娘，把头抬起来 / 他用手托起姑娘的下巴 / 又摸了摸她的胸 / 然后说：就是她了 / 小马在里面打炮，我和小张 / 在外面等 / 老板娘对小张说：今天得收60块 /‘这是棉花厂的小姑娘/才17岁’/ 我说：棉花厂的？/ 老板娘说：我这里不光有棉花厂的 / 还有服装厂，和酱油厂的”（《棉花厂》）。这个17岁的小姑娘，像集市上被挑选来挑选去的牲口一样从事肉体生意的棉花厂女工，其所承载的仅非几个充当“嫖客”的男人所能涵盖，棉花厂、服装厂、酱油厂这些与下岗工人的命运联系得更为紧密场所无疑成为了一个时代不可忽视的隐秘的入口。一种日光下的长期掩埋的黑暗和伤口终于被撕去了带着血泪的绷带显露出来。

经过诗坛几年的喧嚣，沈浩波的诗歌写作已经逐渐沉潜下来，他以越来越强烈的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和对生存现场中龌龊、荒谬场景的关注呈现出极其强烈的个性化言说方式。如果还有谁仍“义正言辞”说什么沈浩波只是一个诗坛的“好事者”和“下半身”的沉溺者的话，只能说明这些人已经在几年前就不经不读诗了，或者说根本就不会读诗、不配读诗了。沈浩波对诗歌与现实、诗人与强大的生存现场之间的关系体认在2006年夏天长沙诗会上关于“小文人诗歌”的发言中相当强烈的喷发出来，“从第三代到现在，我们的诗人在面对具体现实的时候，付出的努力与所做出来的成绩是微弱的，只是在个别的诗人身上看到了这种努力，不管是口语写作也好、书面语写作也好、学院也好、民间也好、更多的是在做一种切片的诗意的处理，更多的是形而上的抽象的一些思想上个人情感的一些纠结，没有真正的具体的面对现实。事实上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已经呈现了非常巨大的现实，绝大部分诗人视而不见，更多的诗人避开了这种现实，回到了自己给自己人所设置的主题之中，为完善自己的世界而忽略了就在你眼前发生的现实”。[③]

在沈浩波近年来的诗歌写作中我感受到一种青春的***和骚动正在沈浩波的身上渐渐消退，尽管不容否认沈浩波是“70后”诗人中最具活力的诗人之一，在沈浩波的诗歌文本中甚至“中年”般的秋天气息已经开始出现，曾经的欲望化叙事也时时呈现出知性的质地，诗歌的视角也在当下的日常景观中逐渐转向历史纵深和记忆深层。而沈浩波的《一切事物都在前进》，我认为无论是在语言质地、想像方式，还是介入生存的精神维度都呈现了一个独特、丰富的沈浩波。这首诗甚至可以看作渐至“中年”的诗人对诗歌和生命个体的双重思考和反思的省察报告，“我已不知道什么是梦想中辉煌的诗篇 / 只是无数次的 / 怀念青春时的无知和虚妄 / 我们的热情并不是被一场大雨浇灭 / 在雨中我曾经抱着会舞蹈的天使 / 穿越黑暗的街巷抵达烂醉的黎明 / 一切事物都在前进 / 不断前进的河流把我带入昏庸的中年 / 即使我用双手紧紧抠住石壁的缝隙 / 即使青春的残渣如同死鱼之骨 / 死死卡住我的喉咙 / 我痛苦的叫喊仍然不可避免的 / 加入到这河流冲过峡谷时伟大的声音中”。《一切事物都在前进》延续了《我的朋友们》的向度，光阴中的斑驳的光影和苔藓的潮湿都呈现出生存的紧张，而青春、热情、喷张、亢奋、辉煌的诗篇，挽留、拒绝、疲倦、沉睡、亢奋、激动、昏庸的中年，犹豫、前进、裹挟，都如此不可抗拒的纠缠在一起。在高大的峡谷和时间的河流上，谁能够停留和不朽？好像只有梦想和伟大的诗篇能够在这世间的峡谷中产生悠远和高亢的回声。我想诗坛甚至文学界对沈浩波的错误看法是到了应该祛除的时候了，而不管是“下半身”时期的沈浩波，还是近些年来“转身”的沈浩波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人。不管是戏谑不恭的方式还是“一本正经”的严肃姿势，都体现的是一个诗人基本的维度：在现场说话，说诗歌真话。就诗人和现实的关系以及对个性化诗歌话语的坚持而言，沈浩波无疑是青年诗人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一个，他呈现给我们的是历史田野和现实涡流中的诗歌纪事。

在我看来，沈浩波是一个以戏谑而又深刻的极端方式呈现他对现场甚至历史文化的态度，而曾经令人热血喷张的历史文化图景的脐带已经被这个无限加速的城市化和市场时代吞噬殆尽。当北京的冬天被置换为祖国边陲的一个更为寒冷而历史文化感无处不在的另一个场阈，诗人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就在有些破碎和模糊的纵横交错的历史原野上凸现出来，如《成吉思汗》：“来到海拉尔的第一个晚上 / 我们找了一个小饭馆吃饭 / 进门就看到 / 整张熟牛皮 / 挂在墙上 / 上面画满红色的箭头 / 仔细一看 / 竟是成吉思汗行军路线图 / 我不禁暗自惦记 // 坐下来吃饭 / 要了一大锅奶茶 / 头顶右侧 / 又是一张 / 成吉思汗的画像 / 胡须非常茂密 // 晚饭吃完 / 主意已定 / 要跟老板好好磨磨 / 把那张牛皮行军图 / 买回家去 / 贴到书房里 / 一定酷毙 // 我径直走向收银台 / 趴到柜台上 / 正想跟那蒙古妹子套近乎 / 胳膊一抬 / 碰到了什么 / 一看 / 又是成吉思汗 / 一尊铜像 / 杀气腾腾 / 立于台面 // 我一下怯了 / 想说的话 / 硬生生的 / 咽了回去 // 我不是怯于这铜像的杀气 / 而是怯于我所看到的 / 那种子孙对祖宗的爱 // 我的偶像 / 是别人的祖宗”。是的，2007年1月下旬的海拉尔、额尔古纳，无论是对于沈浩波还是对于我们这些“汉人”都强烈感受到一个人文景观和文化历史的震撼。铺天盖地的白雪，身躯庞大的有着蒙古和俄罗斯血统的男人、女人，味道醇正的纯粱酒，雪山、星空、白桦林、冰冻的草原都是现代文明中一首首被忽视的然而真正的大诗，它们在寻找属于真正的优秀的诗歌骑士。沈浩波的是尖锐的，犹如锋刃割开一个个盲肠和盲区，他在冷峻中压榨出的人的“小”和生存的“恶”以及历史的“黑”，甚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沈浩波越来越自觉的承担起个人化视阈中对历史和现场的勘察者和发问者的责任，这就是沈浩波与巫昂考察完文楼村之后写于2004年5月的组诗《文楼村纪事》。

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在表面上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就是这个村子有六、七百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登记在册，也就是说村里的3000多口人中每6个村民中就有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现在的文楼村正处在艾滋病高发期。一个贫穷、落后的文楼村和村民却是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而出了名，这不能不是当下时代的一个巨大的讽刺。文楼村如一根强大的骨刺穿痛着千疮百孔的身躯，而文楼村在沈浩波的组诗中无疑成了现实和历史的一个强大的隐喻。在组诗《文楼村纪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村里死去的、没死的、即将死去的草芥一般的名字在这个非理性的物欲时代只能是一个个最终被人忽略的渺小的空洞的符号。一个个同样真实的生命就在贫穷、绝症中经历浩劫，一个个无辜的生命最终被无情而麻木的“圈”掉了，“金山领我们 / 去看祖坟前的大石碑 // 石碑是早几年竖的 / 刻满了程氏宗族 / 最近5代子孙的名字 // 我们让金山 / 在所有患病的名字上画个圈 // 金山说 / 这个容易 / 上面的太老，下面的太小 / 10年前，都没卖血 // 一边念着 / 一边拿粉笔 / 在中间那一堆名字上画圈……他念出了自己的名字 / 一手撑着石碑 / 一手笨拙地 / 在上面画了个白圈 // 他没有停留 / 他接着画 // 那是清明未到 / 麦苗青青 / 一丛丛新坟 / 簇拥着祖坟”(《程金山画圈》)。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当沈浩波在诗歌中呈现出这个巨大的、黑暗的、阵痛的、充满死亡气息和荒谬蔓延的乡村图景时，也证明了诗歌不是一门单纯的手艺和修辞的练习，而是在时代的大火中淬炼，在生存的迷乱空间寻找归途。

后韩村，村民不仅要承受艾滋病的巨大痛苦和恐慌，而且还要为正确仅有的一点生存权利遭受权力棍棒的劈头痛打，同时更为让人痛心的是人性之恶和“小聪明”的惰性和恶俗，“他们是学来的 / 他们是气势汹汹的 / 他们借来卡车和拖拉机 / 他们是集体行动的 / 他们说人都快死了还有啥怕的 / 他们是去县政府请愿的 / 他们是被打回来的 / 他们是垂头丧气的 / 他们回来之后变得无声无息 / 只有几个老妪 / 捂着流血的脑袋 / 在村子里哭 / 她们是被打的最狠的 / 村里人让他们站到最前面 / 他们说老弱妇孺站到前面才管用 / 她们是顺从的 / 她们是被警棍抽打的 / 他们是逃跑的 / 他们是跑得飞快的 / 他们是聪明的 / 他们是没挨打的 / 他们是后韩的 / 他们是河南的”（《文楼村纪事·他们是后韩的》）。这首诗读完后令人心酸而愤怒，当后韩村村民为了争得一点权利不得不使出“河南人”特有的聪明、狡黠让几个老妪站在最前面去向县政府请愿时，我们不能不看到生存的底线和无望的挣扎。诗人对现实的批判、草民命运的省思和普遍性的人性问题的棒喝来得没有半点含糊，这就是真正的诗歌的现实感和历史感，而不是对现实场景的简单比附和描摹。正如沈浩波在《诗人能够直面时代？》中所提出的“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浩浩荡荡的时代，一个迅速摧毁一切又建立一切的时代，是一个如同开疯了的火车般的时代，是一个疯狂的肆虐着所有人内心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气喘吁吁的时代。这么大的时代，这么强烈的时代，我们的诗人却集体噤口了，到底是不屑还是无能？”与这段话相应，《秋风颂》最为决绝、也最为彻底地呈现了一个后社会主义时代一个诗人眼中有些绝望的戏剧化时代场景，一种冰冷背景中的日常生活、政治遗迹和历史后遗症与诗人内心相遇之后的巨大撞击和破碎，“就连霜打的茄子 / 也有咳嗽不止的祖国 // 被烧成灰烬的秸秆 / 为秋天的庆典制造隆重的青烟 // 司机在路上骂娘 / 表情生动得像当年的贫下中农 // 一群洗得干干净净的女人 / 像一把又白又甜的大葱 // 带着渴望被啃一口的喜悦与羞怯 / 在秋风中忙着出嫁 // 东四十条的夜晚 / 月光照耀桥上的坦克 // 持枪的小伙儿蒙着面 / 眼睛里闪着被冻坏了的寒光 // 天凉好个秋，北京，像一坨 / 提前凝固的冰冷的雪泥 // 高高的天幕 / 偶尔有几颗星星 // 睁开那属于已死老人的 / 浑浊、酸痛、充满沉默威严的眼睛 // 提醒我们，强权的凛冽和天空的无知”。不知道为什么，在直觉里我想到了另外一首诗，食指当年的《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

沈浩波是一个相当自觉、自知的诗歌写作者，无论是对于自己早期的所谓“下半身”诗歌还是近些年来的不断深入历史、现场的诗作，沈浩波都只想做一个先锋诗人，一个先锋到死的诗人，一个不断反对和不断创造的诗歌精神。





“70后”一代人没有“80后”诗人的轻松和放纵，也没有“60”年代人的政治情结和运动势能，“70后”一代人是在政治化年代的尾声和商业大潮的狂乱而陌生的席卷中，在生存和写作的双重压力中艰难行走的尴尬一代。在这个集体性格和社会学层面上而言有理由相信“70后”一代是能够出现相异的诗人的，这也是一代人的诗歌大势。事实证明目前诗坛的主力和中坚已有相当的部分就来自“70后”诗人，当然真正伟大的诗行和诗人还需要时间的最终检验。“70后”诗人的历史意识是相当强烈的，这种历史意识与他们的生存方式尤其是早年的经验和记忆密切相关，那么当“70后”中的沈浩波等诗人以长诗的方式来呈现个人化的历史叙述的时候，历史的光环就不能不消退，代之而来的可能是无穷无尽的灰烬、疼痛、质疑、反问、绝望和敲打。

沈浩波自从“出道”之日起，其写作长诗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尽管写作这些长诗给他带来了难以相间的痛苦和挑战，甚至曾有一段时间沈浩波不得不因为各种原因而放弃长诗写作。而近期沈浩波的长诗《蝴蝶》（2008年4月开始写作，2009年10月底完成，2010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更是让诗坛同行们侧目。尽管在为数不少的对这首长诗的评价文章中不乏哥们、朋友式的叫好和追捧，也不乏溢美之词，甚至《蝴蝶》出版时在勒口处的文字“里程碑意义上的史诗”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考验，但是平心而论《蝴蝶》这首长诗确实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一个不小的收获，尽管它不可避免仍然存在缺憾，比照而言，该长诗的第三辑我有些不太满意。但是这首长诗是一个诗人的精神成长史和一代人的被迫颠三倒四一样的“家族”寓言，更是一个生命与时代、伦理、现场和历史惨烈碰撞之后的不无悲壮的嘶鸣之声与嘶哑而尖厉的叫喊不绝的审判、自供和忏悔以及“不原谅”、“不宽恕”的高音量告白。诗中不断出现的“母亲”、“父亲”、“祖父”、“妻子”和“儿子”等家族谱系是诗人借以对畸形的、不正常的历史秩序、国家神话、政治叙事、生存语境和现实存在的一种融入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符号性象征和诗歌精神推进的寓言化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沈浩波的诗歌文本中的由“儿子”－“我”－“父亲”－“祖父”所构成的循环的“父系”形象，而这个循环系统在沈浩波这里构成了一种可怕而宿命性的难以挣脱的巨大力量，相互焦灼、相互排斥又难以挣脱和剥离的胶着。而在伊格尔顿看来“父亲”是政治统治与国家权力的化身，而在沈浩波这里“父亲”还没有被提升或夸大到政治甚至国家的象征体系上，而是更为真切的与个体的生存体验甚至现实世界直接关联，而诗人与“父亲”以及以“父亲”为象征的关系则是尴尬、焦灼和拉锯式的状态。这是一口黑黢黢的深井，既想回到本真性的亲切又不能不面对强大的血统、伦理乃至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隔膜和逆反，甚至还有挑战，“上帝为男人发明了10000种小丑的姿态 / 每一种都属于我的父亲 / 我是虚伪、紧张、不甘 / 和简陋、怯懦、绝望交媾的产物”（《蝴蝶·第二辑》）。

沈浩波的长诗写作其时间意识是相当显豁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时间意识是与生命的体验、现场感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直接相关的，这种时间意识不仅具有宽泛的哲思性更具有真切的个人性，同时这种时间意识在诗人所发现和创设的意象、诗歌节奏、语言方式和诗歌的整体构架中得到了近乎精确的个性化呈现。这种呈现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既是记忆的也是现场的，既是诗学层面的，也是社会学层面上的。说到长诗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所谓的“跨文体写作”，换言之就是诗人将散文、戏剧、书信、歌曲、小说、日记、随笔、广告等文体元素掺入到诗歌文本中，而我对此却不敢苟同。真正的诗歌是从来都不会仅限于抒情或叙事的一元的牢笼，而是会尽可能地以多种话语方式增强诗歌的容量、张力和空间，长诗写作尤其如此。长诗的精神维度和诗歌结构显然更为重要，这既是关涉诗歌语言的，更是关涉生存本身的，当然也有社会和历史文化上的考量。沈浩波的长诗写作在迅速摆脱早期的青春抒情和诗歌学徒期之后显现出在生存现场、个体生命和历史文化的临界点上维护诗歌的本体依据的先锋特征以及知识分子的良知感（包括诗歌语言和技艺上的良知）和历史意识。沈浩波多年来的长诗写作呈现的是急速的节奏中暴风骤雨般的狞厉的、寓言化的、荒谬性的戏剧性景观，无论是与诗人的生存直接相关的往事记忆、生活细节还是想像和经验中的更为驳杂的场景、事件、历史、幻想都在质疑、反讽的基调中呈现出难以规约的诗歌的真实状态。沈浩波的长诗写作极其强烈地张扬了一代人对自我、世界、生存、诗歌、历史、乡村、城市、异乡的经验或想像性认识，诗人以极其强烈的介入现实和历史的姿态呈现出快速的令人眩晕的目不暇接的驳杂景象这些长诗更像是一个个人化、历史化、欲望化和寓言化的生存文本或一个诗人的灵魂档案和历史见证，一份关于社会、历史与个体的白皮书。基于此，黑暗、荒谬、悖论、假象、龌龊被诗人从浮华的帷幕背后拖拽出来，而个体作为一个匆促的生命过客，强大的社会规训与惩罚显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制约，再加之难以抗拒和改变的宿命力量的压制，生和死都不能不是沉重而尴尬的。

沈浩波2008年开始创作的长诗《蝴蝶》前后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在我看来这种“难产”的过程更像是“70后”诗人在这个时代诗歌写作情势的一个绝好的象征，或者“窄化”一些这首诗起码对于沈浩波自己而言是具有着“个人里程碑”的意义。到了沈浩波这样的年龄和诗歌写作时间段，诗歌不可避免进入了瓶颈期和冰河期，这在其他同时代诗人中都普遍存在。而形成悖论和反讽的是，大量的诗人在网上和刊物上夜以继日的制造着大量的诗歌作品，而实际上这些文本因为瓶颈期的到来而呈现出高度的重复和自我复制。当沈浩波在2009年10月27日饿着肚子在北新桥的“等待戈多”咖啡馆终于完成这首长诗《蝴蝶》的时候，我们是否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沉滞低洼地带的艰难的精神“飞翔”或者是坠落时的痛楚与分裂？以沈浩波等人为代表的“70后诗人为什么在如此急促、沉重、暧昧又如此轻飘、浮夸、虚肿的时代生存景象中还要进行写作长诗的努力，“在这样的时代，没有巨大的象征性的民族北上，没有战火与集体的创痛，如何承载这么长的一首诗的重量，用什么来承载？”[④] 在我看来从1970年代以来的30余年的时间里，“70后”一代人见证了不同的时代，从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红色政治年代过渡到商业化、娱乐化、物欲化、传媒化的经济主义时代，剧烈的时代震荡和社会转变，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和无奈的城市之累都如此强烈地淤积在“70后”这一代人的内心深处，甚至一些强烈的倾诉和抗议的愿望已经在短诗中无以完成，只能是在长诗写作中才能逐渐完成一代人的倾诉、对话、命名。随着时间的推移，“70后”的长诗写作会越来越成为显豁的诗歌史现实。概而言之，沈浩波写作长诗的努力印证了中国当代诗人写作长诗的可能的和某种远景，当然这种可能性和远景的实现只能是由极少数的几个人来完成的，历史总是残酷的，这在平庸的年代更是如此。在巨大的减法规则中，掩埋和遗忘成了历史对待我们的态度，而语言和诗歌永远比一个国家更古老，更具有生命力，一些诗人用语言创造的自我和世界最终会在历史中停留、铭记，历史在寻找这个幸运者，这个幸运者肯定也是一个在个人和时代的轨道上发现疼痛和寒冷的旅人。沈浩波的《蝴蝶》等长诗写作蕴含了一种独具个性而又相当重要的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的深入现实的精神向度，一个诗人对日常和“平庸”生活的逼视本身就是绝好的现实之一种。这种个人的历史想像力较之1980年代以来的带有青春期写作症候的美学想像力而言更具有一种深度和包容力。历史想像力是指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显豁和噬心的问题。换言之历史想像力畛域中既有个人性又兼具时代和生存的历史性。历史想像力不仅是一个诗歌功能的概念同时也是有关诗歌本体的概念。沈浩波的长诗写作有力地在历史想像力的启示下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和一代人的诗歌史、生活史和社会史面影，这些诗作也可以说是历史想像力在一代诗人身上的具有代表性的展现与深入，清醒与困惑的反复纠缠，自我与外物的对称或对抗。

2010年3月14中午，鼓楼西大街62号。此时应该算是春天，但北京此刻却漫天大雪。我从家里徒步冒雪前往一次诗人聚会，那种清凛、的感觉好久都没有了！巨大的雪花飘落在泥泞轰响的北京街头！看到雪中立交桥下的冰面，鼓楼、德胜门巨大建筑顶上的白雪，还有像我一样黑色莫名的人群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感觉！因为来得稍微早一些，我又顺着鸦儿胡同到了后海边。因为天气稍微转暖的原因，水面上已经没有冰了，但是看到茫茫的雪落在渺渺的寂静沉沉的黑暗水面上。这多像我们的生命状态，多像我们这个平庸和二流时代的诗歌写作。如今博客和网络时代如此巨大的诗歌写作更多的是无声和迅速地消解在时代的水面之上，而哪片诗歌的雪花能够在如此情势之下获得长久？这就是诗人和诗歌的宿命。我把岸边栏杆上的积雪攥紧投进水面，看它们漂浮、溶化、消失。从后海回来时再一次经过小巷深处的广化寺。我已经是很多次与它谋面，但它对于我来说仍然是陌生的。我在纷纷的大雪中第一次注目寺庙门口的楹联：“烟波淡荡摇空碧 楼阁参差倚斜阳”。我们一次次从喧嚣的闹市街头走过，我们却同样一次次与真正的诗歌擦肩而过。

多年前海德格尔的一句忠告已经被中国诗人和弱智的学院派批评家们所扭曲和淘空，然而这句“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对于70后诗人而言简直就是一种宿命。而这种宿命是在巨大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去乡村化的黑色浪潮中刺痛了一代人最为敏感、最为本源也最为疼痛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关于一代人出生地的记忆，是一种脐带式的记忆。乡村少年的自卑和惆怅的身影在《蝴蝶》这篇长诗中不停闪现。从急速推进的工业时代再到新移民时代，尽管沈浩波的诗歌写作一直试图在多元化的路径中进行拓殖，但是他一直存留着一个黑色“乡愁”的见证者和命名者的身份和胎记，揭开深入当代的个人化想像力所呈现的带有疼痛“骨刺”般的时代寓言。在21世纪的工业履带的碾压下一个来自于“外省”的诗人还能穿越城市的浮云去眺望精神和现实中的“故乡”，这需要的恰恰不是一种美学的修辞趣味，而是本能的、原生的精神乡愁和文化守成的冲动使然。工业时代坚硬的钢铁管道在维持着一种残酷的秩序，而回乡的马车永远失去了来路，这注定成了一代人的疾病状态和无边无际的“乡愁”。而更为不可阻挡的是告别少年情怀的“中年写作”已经在平庸的工业时代无家可归的秋风中开始了，更为尴尬的城市景观和加速度时代疯狂前进的“和谐号”带给我们接连不断的眩晕。而我们已经忽略了后工业时代的一个站台上正在通过一个扛着沉重精神行囊的由一个青年诗人所发出的沉重的声响，一个被迫的撕裂和疼痛正在如漆的黑夜中降临。我们经历的已经不是一次次司空见惯的出发和抵达，而是经历一次次类似于时代寓言的寒冷和荒诞。

在我看来沈浩波在《蝴蝶》中呈现了近年来他始终坚持的在看似日常化的真实生存场景和地理学场域中设置大量的既日常化甚至庸俗化但又不乏戏剧性、想象性的同时寓含强大精神势能、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在这些苍茫的黑色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时代的华美衣服的肮脏、褶皱的真实内里以及更为沉暗的个体生存的体验和时间的巨大黑色斗篷下的生命的寒冷和同样寒彻刺骨的记忆。我想正是由此，沈浩波在《蝴蝶》等诗中所持有的更像是“聚光灯”之外的黑暗诗学，精神自审、西绪弗斯式追问、现场逼视和历史省思的维度之下，诗人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光明、天空和灿烂的前景，作为创造者和发现者代名词的诗人有必要有责任对大地之下的黑暗之物予以语言和想象的照亮与发掘。基于此黑暗的地下洞穴中细碎的牙齿所磨砺出的“田鼠”般的歌唱正契合了最应该被我们所熟悉然而却一直被我们所漠视的歌唱。好的诗人都是时代的兢兢业业的守夜者，这个守夜者看到了夜晚如何把中国变成了一口夹杂着欲望和现代化怪兽的深井，看到了一个推土机和搅拌机如何建造起一个个虚无的钢铁之城。

《蝴蝶》是后社会主义时代诗歌精神气象和个人诗歌地理学正在丧失和消弭的挽歌。

沈浩波在长诗《蝴蝶》中对“身边之物”投注了尽量宽广的考察视阈，他在审视和叩问的过程中并没有呈现出简单而廉价的二元对立的冲动与伦理机制的狂想，没有在个人与整体、农村与城市、底层与中产、历史与当下、沉落与救赎、挽留与拒绝中设置鸿沟和立场，而正是这种融合的姿态反而使得以上的二元对立项之间出现了张力、弥散和某种难以消弭的复杂和“暧昧”。这种还原的历史主义和田野作业式的诗歌话语方式恰恰是在多个向度上再现与命名了诗人所经历的传统农耕社会的理想主义、革命教育与生活方式和此后工业和市场的无限推进的后社会主义时代泛政治语境下的尴尬心态、无根的失落和莫名的恐惧，“在灰色的城市 / 不再想念白云 / 只是依然试图 / 去写明亮的诗”（《蝴蝶·第一辑》）。在一个写作如此多元、媒介如此便利的语境之下，诗人很容易跌坠入自我幻觉和日常叙事的天鹅绒当中去，很容易在丧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维度的前提下承担、不介入、不担当、不决绝、不抵抗的暧昧与讨巧中来！这多像我们当下娘里娘气的“中性”和“去势”的时代。而沈浩波的诗歌显然并非扮演了个人和日常叙事中小感受、小反思者的角色，而是有意识在文本的尽可能拓展的巷道上延展自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展现个人的命运轨迹和更为深切的家族历史。

我看到了一个“民间”家族的深埋地下的苦涩而顽健的“草根”，看到了看似颠覆和嘲讽“父辈”和传统“母亲”形象背后的无处不在的深潭般的泥泞和内心。这种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真切言说基础上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就在最大程度上打开了现代诗歌应有的空间视阈，将消逝的和正在消逝的事物与情感交织在类似于无物之阵的迷津之中。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只是少年和青春期写作的表征，而中年式的在肯定、犹疑、前进、折回之间展开的辩驳和诘问方式在沈浩波这样的“70后”诗人中不能不日益显豁的呈现出来。

对于《蝴蝶》第一辑、第二辑和第三辑的诗歌形式、语言节奏和句式等特点我想暂且搁置，而诗歌写作作为一个人的内心“宗教”和乌托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清洁”和对社会进行矫正的功能，但是我们看到的仍旧是无边无际的日常景象中的龌龊、喧嚣、混乱和荒诞。在《蝴蝶》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时代遗留的影像和个人精神成长史中，沈浩波以其沙哑而尖锐的咳嗽，以各种令人触目惊心但又极其日常化的场景镌写着一代人在紧张的工业时代的孤独与不安。时代和成长经历所造成的生活的琐碎、偶然背后的宿命之手和难以挣脱的规训与惩罚，使得沈浩波的一些诗歌呈现出某种病历性的特征。显然这种“低烧”和疾病状态并没有使诗人在虚幻的理想乌托邦面前长久的沉坠，反倒使诗人获得一种对抗的勇气。实际上饥饿更是一种严重的时代疾病。作为在成长经历中经受了精神和物质双重饥饿的“70后”一代人而言，这一代人的诗歌几乎无处不印证了这种“尴尬”和“饥饿”状态，“总是回忆起 / 一生中的一顿饭 // 蹲在椅子上 / 光着膀子 / 吃煮得很烂的面条 / 使劲的喝面汤 / 一口气吃了三大碗 / 全身是汗 / 如被水洗 // 那叫一个美啊 / 从此之后 / 天下再无美食”（《蝴蝶·第二辑》）。而正是这种“饥饿”和由此而产生的觅食飘荡——在生活、社会、精神中的漂泊和游移——的状态使得沈浩波不断在纷乱的生存现场中将视野不断投注到那个逝去的年代，实现自我的一种渴望机制。“饥饿”甚至成了“70后”一代人的宿命。

沈浩波所持有“70后”一代人的生存经历、情感经验和思考方式使得他更多地充当了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双重角色，而很多人在青年时代都是愤青，而随着年龄的变化这种带有本能性的愤怒与批判就不断走向了衰竭，而沈浩波尽管其诗歌写作在更为广阔的多元空间同时掘进但是他的诗歌一直有质疑的立场。“因为拒绝诉说 / 我把自己锁成冰柜”，一定程度上沈浩波和他的《蝴蝶》等诗毫不留情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骤然寒冷的时代冰库，每一个读者都会为其中的一个个难以避免、纷至沓来的寒风和暴雪不停寒噤，所以从精神和文化的角度来考量沈浩波以及其他“70后”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在很多方面都像是在一个发着低烧的时代以内心波澜不断的抒写在为时代提交着一份扭曲而尴尬的病历表。这些病历共同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病症和顽疾，也说出了他们视野中的衰老、占领、死亡和“母亲”、“父亲”的经验价值观的降价、贬值。在沈浩波的很多诗歌中他不无有效地呈现出一代人面对的生存黑幕的压力和灵魂的低沉自白，不断与现实摩擦甚至冲撞，不断在龃龉的现场中发出质疑，并在日常的背后揭开由想象的真实、语言的真实和诗歌的真实所构成的常任难以发现的空间，这种发现秘密和日常诗意的强大势能反倒是印证了诗歌、语言和记忆的力量，也同时更为感同身受地意识到有很多东西和事物比我们脆弱的生命要强大得多。

在沈浩波这里，我领受了“日常”和诗歌交锋的无形而巨大的力量，我也最终看到了一代人的生存就像是黑夜厨房中的一场暗火，尽管硝烟不再，但是他在维持内心的尊严和发现的痛楚时付出的代价并不比以往任何时代要少，“抱起一只母鹅 / 揍她丰满的臀 / 让她飞翔 / 像圣洁的天鹅 / 令人落泪”（《蝴蝶·第二辑》）。他在驱赶着世俗和现场的黑暗的同时也撕开了一道道并不醒目但却难以愈合的伤口和无言的苍凉与自嘲。作为个体和诗人，沈浩波在不断培养着个体和家族面对时间、社会、历史、生存和死亡的勇气，在交叉的小径花园中高高的举着内心的灯盏，努力寻找着与时代与历史对话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不是稍纵即逝，就是永远不来。沈浩波在《蝴蝶》中不断构筑自己的精神“基地”的灵魂地理学。他不断将散落在各处的日常化的空间场景以诗化的意义，不断在日常化景观中呈现一个当代诗人的微观地理学图景。那些宏大的、虚假的、卑劣的、龌龊的政治文化、乡土文化、城市文化以及三流诗人的自大、自闭传统所一起构筑起的广场谄媚学和纪念碑早已在无比令人惊悸的黑暗与痛苦中烟消云散。正是在真实场景和想象空间的交织中，一个诗人在语言的空间和自身生命履历的轨迹上呈现出波诡云谲的气象与心像，梦呓与白日梦，现实与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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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浩波：《中国诗歌的残忍与光荣——目睹近几年来的中国诗歌现状》，见沈浩波诗歌博客“沈大勃勃”http://blog.sina.com.cn/shenhaobo


[②] 沈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