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在地上的刀子——陈集益论

由刘涛 2012-07-06,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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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在地上的刀子——陈集益论

由刘涛 2012-07-06, 12:00

插在地上的刀子
——陈集益论

刘涛见《西湖》2012年第2期

陈集益先生是浙江极为优秀的青年小说家，这些年他默默地写了多篇小说，其吴村系列等颇受好评。迄今为止，集益已出版了小说集《野猪场》（作家出版社2011年），即将出版《长翅膀的人》（浙江文艺出版社）。集益的文学成就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2009年他获得《十月》“新锐人物奖”，2010年又获得“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奖”。

有一次浙江的小说家斯继东先生请朋友们吃饭，在酒桌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集益，他坐在那里，有些瘦弱，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几乎不和朋友们说话，也不和朋友们喝酒。一见之下，我很难将集益本人与他的小说联系起来，因为二者是那么的不协调。集益的小说尖锐而暴烈，似乎要刺穿一切，炸毁一切，但是他本人却是那么斯文，如此沉默。这些年，集益修出来的象一如崔健，人看起来文文静静，有时甚至羞涩，孰料一站到舞台上，却犹如火山爆发，不可遏止。

据说，集益年轻的时候生活曲折，曾受过很多的磨难。集益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一路读书，然而高考失败，其后有八年的时间辗转于温州、杭州等地，过着流浪般的打工生活。我不知道这八年具体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他肯定经受了贫困、艰辛、冷眼、无助、虐待、疲惫、苦闷、屈辱，他肯定生活在苦难与阴暗之中，之后这些情绪与记忆反而成了其思想和写作资源，化入了他的小说之中。比如集益的那篇《特殊遭遇》还能隐隐约约地让我们看见他打工时期的生活片段，用小说中的话就是“日子过得跟旧社会的奴隶好不了多少”。九二年之后，中国全面市场经济化，资本的逻辑主导着一切，工人或者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肯定极艰辛。集益于此有切肤之痛，他对时代的弊端有着深切的体会，其后他的小说主要就是写这些问题，甚至可以说集益开始是以小说为嚎叫，他要将其体会到的压抑宣泄出来。

集益自述道，有两个人教会他从事文学，一是崔健，二是卡夫卡。他说，崔健教会他如何面对这个时代和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卡夫卡则教会了他如何写小说。这两个人是理解集益的关键，他们也可谓是集益思想的上端，集益目前所写的小说就是取崔健和卡夫卡的一些元素，然后有所变化。集益觉得“崔健是用一把刀子，捅在“时代和我们生活的腰眼上”；那么卡夫卡用的是一枚针，他很清楚这枚针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扎在什么样的穴位上。”[1]集益将崔健和卡夫卡都理解为尖锐之物，一个是刀子，一个是针，他们都扎在了时代的要害和穴位上。集益对崔健和卡夫卡的理解，能够见出他的世界观和其小说追求。集益的小说确是尖锐之物，像一把刀，砍向他所看到的问题；同时其小说细部又处理得很好，所以又像一根针，深深地刺疼了这个时代。

是谁，让如此瘦弱的集益变得如此尖锐？是什么，让如此斯文的集益充满着阴暗、愤怒之气？大而言之，是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问题使然，集益的作品就是九十年代以来社会问题的产物。因此集益的小说在今天容易引起共鸣，因为我们依然承受着九十年代以来社会问题的共业。

崔健在八十年代是盛极一时的人物，卡夫卡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对于先锋作家而言也如教父一般，一时学卡夫卡者不可胜数。集益尽管深受他们的影响，但是他对崔健和卡夫卡的接受却不同于八十年代语境中的理解。集益借用了崔健和卡夫卡，但是却表达了九十年代以来的时代问题。但是，我觉得集益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未必会有整体的理解，他只是这次变化的亲历者、受害者或者受伤者，因此当他带着伤痕去写他的经历时，却无意中应和了时代的主题。

八九十年代中国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九十年代，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日益突出，那些年集益在农村或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中肯定备尝了人间的冷暖与人世的艰辛。崔健崛起于八十年代，他这颗“红旗下的蛋”，通过摇滚这种形式，表达了他的愤怒和批判。集益则是找到了小说这种形式，表达了他对时代的愤怒。好在写小说不需要什么成本，唯一支笔，一张纸而已，若电影、电视，常人只好望洋兴叹。集益以小说的形式充分传达了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的阴气，他的小说中充满着反叛、暴力、贫穷、怪异、阴暗、鬼气、抑郁、恐怖等意象。崔健的摇滚是呐喊，喊出了八十年代青年人的处境和他们的愤怒之情，崔健主要针对的是八十年代之前的意识形态；集益认同的不是崔健的反意识形态，他出生于1973年，极左思路的记忆对于集益而言未必很多，集益只是是借用了崔健，他也以小说去表达他们的愤怒，但是愤怒的原因和针对的内容却已经发生了变化。集益的小说《告别演出》（《百花洲》2009年第6期），充分展现了崔健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小说写一个摇滚乐队在当下的命运，这个乐队名为“锥子乐队”，或许这是化用了崔健“刀子”的意象，两个主要参与者名为刺客、老刀，他们的名字都与刀有关，这些意象都充分表达了集益的态度与立场。这个乐队与其所居的环境（两头乌市）极其对立，二者似乎势不两立，一再发生冲突，乐队被解散，乐器被没收，乐手被拘留。几经努力，历经波折，锥子乐队作了一次“告别演出”。小说写道：“几乎所有的人因此振奋了，恼怒了，理解了，或者愤怒了。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他们就像波涛一样动了起来。”这是愤怒了的人群的反应，这股力量让人战栗、恐惧。一旦愤怒的人群被撩拨起来，不满被调动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可是人群缘何愤怒？九十年代的“崔健”（集益）感何而生？这不得不归因于时代的问题。若要平息人群的愤怒和怨气，若要让九十年代的“崔健”归于沉寂，所应做者唯有尽力解决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问题。

通过卡夫卡，集益似乎学会了变形，他对时代的愤怒有时候通过一种夸张的、荒诞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集益最终却未流入先锋文学一路，他走出了自己的路，他的小说是时代愤怒之象。

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如何表达愤怒，如何表达时代的阴气，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直接的描述，写实的表达，似乎比较危险，也难以被接受。那么或许可以变形一下，隐晦地表达，可以不谈人世，以谈狐说鬼来说人，比如可以谈谈野人、野猪，谈谈蛋和青蛙。如此，卡夫卡的变形和荒诞就成为了集益的修辞，可以用先锋文学的面貌遮掩一下批判现实的锋芒。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很多作品集中于写个人体验，个人心灵，但是集益一转，先锋文学的元素在他那里却变成了批判现实。集益这一类的小说比较多，比如、《蛋》（《西湖》2007年11期）、《青蛙》（《文学与人生》2010年第3期）、《吴村野人》（《江南》2011年第3期）等。

《蛋》是一篇极富卡夫卡色彩的小说，小说写一个江郎才尽的北漂作家，他绞尽脑汁，但写不出好的作品，在痛苦万分之际，这个作家却产下一只蛋，于是他希望通过贩卖蛋走向致富之路，最后落得家庭破裂，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小说看似荒诞，读来却让人心酸不已。1978年之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一些略有小成就者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如何，这篇小说能够见出。《青蛙》写表哥施长春变成了青蛙，小说主要写青蛙表哥逃亡，然后被扑杀的过程，场面血腥，气氛恐怖。然而表哥如何变成了青蛙？作者在交代捕杀青蛙的过程中，似乎不经意间作了交代，然而有时候最漫不经心的却恰恰是重点和关键。小说写道：“我的表哥因为穷得养不活一家人，而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卷起裤腿，捉了足足十来斤青蛙到城里去卖，结果表哥被警察抓住了，痛打了一顿，最后不知怎么的，他们还强迫表哥吞下了一只活蹦乱跳的青蛙。”表哥回家后就变成了青蛙，之后青蛙表哥逃亡，然后被虐杀。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比较明显，但是表达的方式却颇为曲折，通过变形（表哥变成青蛙）写了这起虐民事件。这样的内容或许有些禁忌，但是若变形一下，以先锋文学之名，以卡夫卡的面貌出现，或许能够冲破禁忌，消息可以曲曲折折地传递出来。《吴村野人》颇能见出集益的才气和无羁的想象力，他从野人这个核心意象入手，写市场经济可以将“野人”驯化，成为赚钱的工具，但是“野人”后来出逃，报复了吴村。这篇小说写了吴村的群像，写出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下，一切向钱看，无所不用其极，人心大变的境况。

集益也有另一类作品，这些作品比较写实，没有变形或荒诞，只是这么直接去写社会的问题。这一类的作品也比较多，比如《恐怖症男人》（《山花》2007年第2期）、《阿巴东的葬礼》（《十月》2008年第5期）、《城门洞开》（《十月》2008年第5期）、《瘫痪》（《天涯》2008年第6期）、《野猪场》（《人民文学》2009年11期）、《流产》（《江南》2010年第4期）、《特命公使》（《延河》2010年第10期）等。集益的这一类小说，颇能见其才气，他往往能够找到事情的症结，然后选择了一个巧妙的角度，剑走偏锋，险招迭出，观众不得不暗暗叫好。集益往往从一个中心意象入手，由此深入，于是触及到了关键，如此一方面小说非常好看，精彩纷呈，另一方面也能在叙述中也见出了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

《恐怖症男人》带有先锋小说的色彩，但是却融入了现实的问题，“恐怖症男人”可谓新时期的白毛女。小说写了两个人的故事，一是流浪小说家，一是那个恐怖症男人。恐怖症男人大学毕业，曾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后来因为失业，找工作屡屡受挫，逐渐家庭破裂，男人为了逃避社会，躲在家中储藏间的木箱子里，于是曾经体面的男人变成了恐怖症男人，城市中的生存压力把活人变成了鬼。《恐惧症男人》与《蛋》颇相似，只是一篇变形，一篇不变形，一篇先锋色彩浓厚，一篇先锋色彩颇淡。《蛋》中的主人公若能一分为二，就成了《恐惧症男人》中的两个人物。两篇小说皆写城市居住之不易，写了城市中的底层（流浪小说家）和曾经的中层（恐惧症男人）在城市中的境况。《阿巴东的葬礼》极震撼，写两个人的葬礼，一是阿巴东，他的葬礼极铺张、张扬；一是老满头的儿子建设，他的葬礼悄无声息。阿巴东是恶人，他的儿子腰缠万贯；老满头的儿子建设是农民工，但在城市中被城管打死。农民工涌入城市之后，在城市中苦苦觅食，这个过程中很多人死于非命。2011年，摩罗写了一本书《我的山，我的村》写“我的村”非正常死亡，其中一部分也写外出打工过程中死亡。只是摩罗是纪实笔法，集益则是小说笔法，因此戏剧性较强，冲突强烈，比较好看。《城门洞开》则是关注了农民进城的问题，小说写一个家族向城市迁徙中的艰辛和屈辱。父亲碍于体制，不能进城市；后来“城门洞开”，大哥通过当兵，二哥通过高考，高考失利则往深圳打工。农村人口往城市的迁移，大体有这三种途径：当兵、升学、进城打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人口浩浩荡荡，纷纷进城，但以打工为主。集益以小说的形式写出了进城的艰辛，以及这个家族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二哥高考屡屡失利，几乎疯掉；父亲苦苦等待大哥和杭州女人结婚的消息，在焦灼和失望中也疯掉了。《瘫痪》也写农民工的问题，只是不写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窘况，而是写农民工走后，家里所发生的问题。小说选择了一个特别的视角，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丈夫进城打工，妻子在家被村长强奸，小说写丈夫面对这个问题的反应。这个曾经的“硬汉”，这个曾经“好恶斗狠”的丈夫面对这个事情却无比软弱，他只是打了妻子，打伤了父亲，扎瘸了自己，却终不能复仇。在小说中，勇气和力量似乎与钱成正比，这个丈夫赚不到钱，没有资本为后盾，就没有勇气和力量。《野猪场》也充分展现了集益的才气，小说跌宕起伏，时有惊人之举。几个年轻人怀着发财梦，圈山养野猪，但是几经波折，诸多方面皆想来分一杯羹，事件屡出，他们也锒铛入狱，据说勤劳可以致富，但是到头却一场空。《流产》也角度奇特，写一个妓女从良后的生活。小说中的焦点是“流产”，由此之故，一个幸福的家庭，走向了衰败，最后致于丈夫杀死了妻子。《野猪场》和《流产》都写到了各方面对于略有资本者的盘剥，最后终于被掏空。《特命公使》如同《瘫痪》一样，皆写农村近况，这篇小说也颇为好看。农民中的青壮年几乎全部进城打工，唯有妇女和老幼留守。小说通过老村长寻花问柳，写出了农村中的这种窘境和现实。

集益的第一类作品偏虚，第二类偏实。第一类是以虚写实，第二类是以实写实。第一类作品多少尚有先锋文学的痕迹，第二类则几乎脱去了先锋文学的套路，走出了自己的路。集益在小说中所涉及的意象大体如此：野猪、野人、葬礼、流产、瘫痪、洪水、跳蚤、恐怖症、抑郁症、青蛙等。这些意象与死亡、暴力、阴暗都有关，这就是集益以小说营造出来的世界，这就是集益所理解的当下世界。上面两类作品多写当下，当下在小说中被呈现为阴暗的，可是集益涉及到历史之时，历史也被呈现为阴暗的。比如集益的小说《往事与投影》，写一个家族的历史和当下，情节充满着疯狂、躁动、血腥、暴力、不堪，气氛压抑，场面恐怖。再如《洪水、跳蚤》，这篇小说以写“父亲”为主，“父亲”是前代，是历史，但“父亲”的生活中也是充满着“洪水”、“跳蚤”，非常阴冷。集益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视野就是“我”和“父亲”，具体说就是当下的生活和父亲的生活，但皆充满着阴气与鬼气，没有一丝的光明。确实如同李云雷先生的判断：“陈集益小说中的童年与故乡是令人惊讶的，在他的笔下，我们看不到温情脉脉的回忆与怀旧，对他来说，那或许是一件奢侈的事情。”[2]

集益极喜欢崔健“刀子”的意象，他的作品就是一把一把插在大地上的刀子，这些刀子插中了时代的问题，触到了时代的神经。扎在地上的刀子，这是很酷的姿态，但是我不知道集益能否承受得住这个姿态所带来的弊处，我不知道一个满目疮痍者情何以堪。有一次，我看集益的博客，他似乎说，觉得自己不会再快乐了，我吃了一惊。我不知道集益现在快乐与否，他到北京之后，似乎境况逐渐好转，现在他的小说也颇受认可，同时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不知道当下的这些喜气会不会冲淡一下集益年轻之时的记忆，当下改善的生活处境能否让其对世界的看法略有改观。集益背负了过多时代的阴气，一如他的博客，底色是黑的，唯有字是白色的，其作品的总体格调是阴郁的，黑暗的，唯有文字是光明的、鲜亮的。我倒希望集益能通过写作，一步步将黑色去掉，逐渐将心中的阴影驱赶出去，尽管时代尚有问题，但是或许可以将自己的光明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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