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的学术与人生

2012年3月10日下午，我在地铁上，手边未带书，遂刷微博看消息，忽然发现上海几位师友不约而同地说朱维铮先生去世了。当时，不禁难过了许久。说来也惭愧，尽管我硕士、博士均就读于复旦大学，但只听过朱先生一次课，且因有事，那一次课也未全部听完。但是，朱先生的书《走出中世纪》、《走出中世纪二集》等是我常常参阅的，他所编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马相伯集》、《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等书，也是我常读、常引之书。朱先生去世已三月有余，作此文，以为纪念。



朱维铮生于1936年，江苏无锡人，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学习，1960年毕业。朱维铮生长于混战时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者，他经历了“文革”与改革开放两个大时代，尽管一度履于险地，但毕竟厉而无咎。复旦大学的前身是复旦公学，校名取自《尚书大传·虞夏》“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创始者之期许与志向由此可见。首任校长马相伯先生，度百岁乃去，在晚清、民国政界与学界均影响颇巨。1950年代，由于院校调整，诸多大学的许多专业并入复旦大学，实力倍增，时有“东南第一学府”之称，一时人才济济。朱维铮先生入复旦之际，恰是复旦逐渐走入繁盛之时，历史系名师如云，譬如有“二周”周谷城先生、周予同先生，又有陈守实等诸先生。朱维铮在复旦度过57年，他借了复旦之气，复旦也借了他的气，名校与名师互相带动，交相辉映。朱维铮先生遗嘱中有言“在复旦找一棵树把我埋了”，可见他对学校感情之深。

复旦历史系有两位老师对朱维铮影响颇大，一为陈守实，一为周予同。陈守实教授是专家型学者，周予同教授是思想家型学者。师，乃是在空间范围内引人向上者，友亦是如此，惟师乃长者，友为同年而已。朱维铮的学术视野、学术品格，大致由此二师得以奠定。

朱维铮毕业之后先是担任陈守实教授的助手，专业为中国土地制度史。陈守实（1893~1974），江苏武进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等诸先生。陈守实自觉追踪新思想，是较早结合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朱维铮曾说：“业师陈守实先生，生平最服膺陈寅恪先生的品格学识，曾告诫我们如不博古通今，就读不懂这位太老师的诗文。”（参见朱维铮：《顾颉刚铭“九鼎”》，《上海书评》2009年2月22日）陈守实在清华大学期间即博览清初文人文集，从撰写万斯同年谱入手，钩沉抉微，写就《明史稿考证》，考辨了《明史稿》的来龙去脉，以确凿的证据证明此书是万斯同之作，而为王鸿绪剽窃、篡改。1948年，陈守实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1974年逝世。2004年，朱维铮自述随陈守实先生读书之情况道：“犹忆45年前，我大学毕业，留本系担任陈守实教授的助教。首次拜谒陈先生，请教该读何书，陈先生素来严峻寡言，无语半小时，讲了一句话：‘你去把《资本论》读一遍。’我大吃一惊，因为没料到他对中国土地制度史的新任助教的第一个要求，竟是通读连《剩余价值学术史》在内的四大卷《资本论》。那时正值‘三面红旗’在实践中大败的开端，复旦党委书记公开提倡青年助教要服从导师，乃至应有‘倒夜壶’精神。陈先生不以旧行会的徒弟相待，却要我通读马克思首要经典。这使我既困惑又感动，领了第一个月工资，赶紧去买了《资本论》，从第一卷序跋读起，每周写一篇读书笔记，呈送陈先生。如此年余，读毕第一卷，即因受命同时兼任周予同教授主编的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的助手，又开始主讲本系基础课，而无法全力以赴。岂知陈先生每于傍晚散步时光临寒舍，照例很少说话，但每说必指点我治学门径，包括如何读《资本论》。正因如此，我渐悟出陈先生其实要我摆脱大学时代所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斯大林教条的影响，从读马克思原著做起，理解唯物史观是怎么回事。”（朱维铮：《我的书架没有秘密——答<南方周末>编者刘小磊先生》，《走出中世纪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318—319页）朱维铮在病中对其学生曾说：“给陈守实先生做助教，是真的做学术助理，我和你说过，做了好多卡片。陈守实的脾气很大，动不动让余子道（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来说，不要我了。但陈守实是复旦最精通马克思的人。他第一次就让我读《资本论》。《资本论》的翻译者是王亚南和郭大力，他就是和郭大力一起研究《资本论》。我去见他，他半小时不说话，开口就叫我读《资本论》。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不会读那个三大卷。”（参见《朱维铮病中谈话》，《东方早报》2012年03月15日） 2004年，朱维铮向《南方周末》推荐书，竟是《资本论》，他说：“那么结合我50年来的治学历程，能向读者推荐的一部常读书目，便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首先是此卷的序跋，其次是论‘劳动日’、‘原始积累’诸章。我不佩服海内某些经济学家的高论，因为彼辈恰如《资本论》再版跋所批判的那种辩护论者，将***或盗窃国库或剥民工而大发横财的若干豪富的发迹史，描绘成诗意般的夏秋更迭。如果读者没有时间，那就希望他们读一读载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初版序和再版跋。二文都很短，浏览不需半小时，如果不挟成见，或许读后会由思而悟吧？”（朱维铮：《我的书架没有秘密——答<南方周末>编者刘小磊先生》，《走出中世纪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320页）求学时代朱维铮在陈守实指导下读《资本论》，为师时代向社会推荐的书还是《资本论》，可见当年陈守实先生对朱维铮影响之大。

1962年之后，朱维铮调任为周予同先生助手，协助主编教育部委托的《中国历史文选》。是书分上下册，上册收录《尚书》、《诗经》、《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世说新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部分内容；下册收《史通》、《三通》、《通鉴》、《纪事本末》、《明实录》、《名儒学案》、《读通鉴论》、《读史方舆纪要》、《章氏遗书》、《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龚自珍全集》、《海国图志》、《中西纪事》、《新学伪经考》、《饮冰室合集》、《章氏丛书》、《王静安遗书》部分内容。上下册始于《尚书》，终于王国维，上下两千多年，中国古今最为重要的史书几乎网罗殆尽。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的教师与研究生都参与了这项工作，朱维铮在其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朱维铮协编此书时，应将这些著作全部摸过一遍，收获肯定很大，亦为其日后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周予同（1898—1981），浙江瑞安人，1916年，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是“火烧赵家楼”的积极参与者，1945年开始在复旦大学任教，直到逝世。周予同师从钱玄同，钱玄同乃疑古玄同，周予同可谓疑经予同，只是钱玄同为人称道者乃语言学研究，周予同则是经学史研究。二者所涉领域不同，成就不同，但所本精神相同，皆是五四思潮的产物，惟一为开创者，一为继承者而已。二者亦皆宗今文经学，钱玄同留日之际师从章太炎研究小学，之后“背师”，服膺崔适、康有为，宗今文经学，曾为《新学伪经考》作了极长的序言，推广、宣传此书；（参见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25页）1928年周予同曾注释皮锡瑞《经学历史》，较为推崇此书，可见其倾向。“五四”之际，钱玄同与胡适、陈独秀、鲁迅、刘半农等互相应和，写了数量可观的随感录，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尚为人称道者是他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演了一出双簧戏，提高了《新青年》的关注度；又与顾颉刚唱和，以研究实绩推动了“古史辩”运动。“古史辩”派之产生与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古史辩派就是今文经学的流变。顾颉刚也说：“到了清代后期，经今文学派的兴起，疑古的精神大炽，刘逢禄怀疑《左传》，魏源怀疑《毛诗》和汉《古文尚书》，郝懿辰怀疑《逸礼》，都是怀疑古文经的先声，等到廖平、康有为、崔适等继起，更大举对古文经攻击，而且又连带地怀疑古史传说上，认为古史传说多出诸子的创造，用来达到他们‘托古改制’的目的的，这样一来，‘疑古’的学风便一发不可遏了。”（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3页）所以，古史辩派中人大抵推崇今文学家。

周予同的思路与钱玄同大致相同，他研究经学史意在批判经学，反对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提倡读经的教育方针。经，常也，似为神圣不变者，经学史就是研究经之变，研究经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原因等。经学颇似政治神学，经学史家则是通过经学史研究为打破经学的神圣性。且看周予同先生自道：“最后，我正式的宣示我的意见吧。经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绝对不可以迷恋的；经是可以让国内最少数的学者去研究，好像医学者检查粪便，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但是绝对不可以让国内大多数的民众，更其是青年的学生去崇拜，好像教徒对于莫名其妙的《圣经》一样。……如果你们顽强的盲目的来提倡读经，我敢作一个预言家，大声的说：‘经不是神灵，不是拯救苦难的神灵！只是一个僵尸，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它将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参见周予同：《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03—604页）是文作于1926年，乃为应对孙传芳提倡读经之局而作，其实成就周予同者，一为五四，此为顺增上缘，一为北洋、国民政府提倡读经，此为逆增上缘。周予同将经称为“僵尸”，将提倡读经称为“僵尸的出祟”，将研究经学视为“检查粪便”、“化验尿素”，其研究经学史研究的目的不言而喻。

周予同曾自述其志：“我年来时常作如此的计划，假使我的环境与学力允许的话，我将献身于经学史的撰著。我将慎重地著撰一部比较详密扼要的《经学通史》，使两千年来经学的变迁，明晰系统地呈现于读者。其次，分经撰述，成《易学史》、《尚书学史》、《诗经学史》等书；其次分派撰述，成《经今文学史》、《经古文学史》、《经宋学史》及《经今古文学异同考》、《经汉宋学异同考》等书；再其次，以书籍或经师为经，以时代为纬，成《历代经部著述考》与《历代经学家传略》；再其次，探究孔子与经学的关系，成《孔学变迁史》与《孔子传记》；最后我将以我个人的余力编辑一部比较可以征信的《经学年表》与《经学辞典》。”（参见周予同：《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皮锡瑞<经学历史>序之附录》，《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5页）其时，周予同三十岁，而立之年万丈的豪情跃然纸上。惜乎，此后战乱不断，49年之后又运动不断，事业未竟而溘然长逝。这份写作计划是典型的五四精神之再现，若此计划完成，经学将万劫不复，为周予同所踏倒。

周予同的这份写作计划，大体上见出了其志向与成就，他所完成的只是计划的一部分，现惟有一本不甚太厚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行世。周予同先生一生孜孜不倦，惜乎事业未竟而逝。朱维铮继承周予同先生遗愿，研究经学史，提出“学随术变”、“经学是中世纪的统治学史”等观念，尤为卓识。朱维铮曾编校了《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写了极长的编校记《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周予同先生经学史论著选集>后记》，介绍其生平，解读、研究其作品，可见周予同先生在朱维铮心目中的地位。朱维铮的志向、成绩与局限也可从其老师这份写作计划中观出。朱维铮的一生是继承周予同志向，试图完成老师写作计划的一生，惟二人所处时代不同，时代已有消息。



1963年，朱维铮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一文，是年27岁。此文一发表，便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朱维铮开始崭露头角。1964年，朱维铮被选入由金冲及、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五人组成的早期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

“文革”之时，有两个写作班子轰动一时：一是北大清华写作组，名为“梁效”；一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罗思鼎”，即是朱维铮所参与的写作组。朱永嘉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都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自发组成了一个写作集体。最早是我与王知常、朱维铮一起，写些关于乾嘉学派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取了一个笔名‘罗思鼎’，即做革命的螺丝钉之意。”（参见朱永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罗思鼎除了“螺丝钉”之意，或许尚有“思鼎”之意，革是变，鼎乃定，思鼎即是希望定于一。当年，罗思鼎的文章时常刊于“两报一刊”之上，文章一出，各地、各部门即纷纷组织学习，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即出乎此写作组。这个写作组的工作流程大致如下：“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市委写作班子一旦确定‘战斗任务’，就进入‘战斗’状态，第一步是编资料。在为姚文元撰写《评“三家村”》一文做准备时，写作班子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全面动员，选编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及《燕山夜话》，分类摘录这些文章中有‘问题’的观点，编印成册。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除了重点文章以外，还有其他的配合文章。如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以后，历史组就和文汇报理论部共同拟出选题《‘三家村’黑店是怎样开张的？》、《***知识分子的狂妄叫嚣》、《‘三家村’黑店如何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等等。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参见《姚文元之死》：《凤凰周刊》2006年02月28日）

罗思鼎成员在其时乃是风云人物，万众瞩目，朱维铮因思维活跃，口才好，很快在小组中脱颖而出，一时间风光无限。进入新时期之后，昔年红极一时的人物往往对其经历三缄其口，朱维铮对于当时的经历所谈亦不多。《凤凰周刊》曾经采访过朱维铮，透露了一些当时的情况：“1964年到1968年，朱维铮曾和姚文元‘共事’，办公桌挨着办公桌。‘姚文元没有朱永嘉，就写不出评《海瑞罢官》，朱永嘉是明清史学家，也是我的师兄。姚文元没什么学问，高中毕业后在卢湾区团委工作，不过他善于揣摩毛的心理。’” （参见《姚文元之死》：《凤凰周刊》2006年02月28日）据马勇说，朱维铮在写作组的经历对其学问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觉得当年写作组确实高人云集，获益良多。他后来曾不无调侃表示自己毕业于‘文痞训练班’，以为正是这段特殊经历提升了自己的学问段位。”（参见马勇：《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朱维铮》，《中华读书周报》2012年5月28日）

1966年，***主席担心北京的红卫兵与军区联合，难以掌控，命上海派人赴京，观察红卫兵动态。朱维铮被委以重任，派赴《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数月，与艾玲同事，负责联络红卫兵领袖，向中央汇报情况。（参见廖梅：《从“是什么”到“为什么”》，《新世纪》2012年3月16日）《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是个什么机构呢？据艾玲回忆：“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当时习惯简称“北办”）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采访、收集北京理论学术、文艺及教育界的动态和意见，汇总报给在上海的报社，供市领导参考。”（参见艾玲：《我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一个三十岁的小年轻，受到如此重用，一方面联系红卫兵领袖，一方面联系中央领导，这是朱维铮政治生命的最高峰。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朱维铮作何感想呢？时事瞬息万变，他能看清吗？但因为所存相关资料极少，关于朱维铮其时的情况、心态只好阙疑不论。

1967年，朱维铮因“应允许怀疑张春桥”等言论，很快被清除出写作组，下放工厂劳动。朱维铮说：“我早先参与过反修论战，但是后来为什么我被清除出来了呢？就是因为我对上海的做法表示怀疑。***说过要安定团结，要促生产，怎么这些人老在制造事端啊？心里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就说出来了，就被人告了密，从1968年就开始受审查了。”（《学者朱维铮：指导工农兵注释章太炎》，《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月25日）朱永嘉也回忆道：“以后清查五一六时，所有参加北办工作的人都被办学习班，被隔离在原苏联领事馆的地下室有几个月，事后证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学习班结束以后，朱维铮被安排去水产学院作了一段时间工宣队，他还写了在水产学院工宣队做的社会调查，我没有看到，徐景贤的秘书看到过，说蛮生动有趣的。”（朱永嘉：《关于死亡的思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e3afd9010122bl.html）有关方面对朱维铮的审查进行了8年，朱维铮向学生讲述过当年特殊的一天，当时他在看守所待到已不辨日月，某日问看守，方知是1971年7月14日，正是他35岁的生日。他在囚室中踱步，忽地想明白“我应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我要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廖梅：《从“是什么”到“为什么”》，《新世纪》2012年3月16日）“直到1975年底，朱维铮还以牛鬼蛇神之身，在工厂里监督劳动。对他的审查进行了8年，却一直没有定性，只说他是一个反张春桥的人物，审查不下去，又把他下放到工厂里。朱维铮呆过3个工厂，7个车间，最后在一个纺织厂里给纺织女工打下手。‘那个纺织厂简直就是个女儿国，190个工人里只有3个男人。’”（参见《学者朱维铮：指导工农兵注释章太炎》，《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月25日）

从风光无限的罗思鼎写作组成员，从万众瞩目的“观察员”，忽然成了“问题”青年，遭受盘查、审问，甚至经受了牢狱之灾，从学术之星变成混迹于纺织厂为女工打下手的工人，朱维铮可谓经受了从天堂到地狱之变。朱维铮自道：“在被由一家工厂赶到又一家工厂的那些岁月，前路茫茫引发的无尽苦闷，使我唯有遁入经史旧籍，以熬过一个又一个不眠的黑夜。”（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2页）此段自陈，可见当年朱维铮内心所经受的煎熬。

1976年元旦，朱维铮忽然接到通知，回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他被予以一项新的任务：到章太炎注释组，与18个工农兵一起注释向以艰深晦涩著称的章太炎的著作。其时，朱维铮尚是戴罪之身，言行受到严密地监控，他须早晨6点就赶到注释组，去扫地，去打开水，忙碌一天，晚上12点才能回到家中。朱维铮自述其时情况道：“他们没有历史知识，也不懂文言，完全不懂章太炎。我的工作是从教他们查字典开始，然后带他们到图书馆去找书，接着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注释’，‘注释’完以后，所有的稿子我来改。我到注释组以前，已经有人给他们传达过了，说我这个人可用不可信，所以每个月他们还要批斗我一次。……章太炎这个人，学问渊博得不得了，20世纪的学问家里边，论文献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对于诸子百家，对于历史，尤其对于明清以来到他这一段的历史，都很精通。他的文章是著名的难懂，被称为天书，他的影响不及梁启超，就是因为梁启超的文章半文半白。鲁迅说章太炎反对康有为体系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訄书》，但是就连他也读不懂这本《訄书》。章太炎的文章都刻意浓缩，每一句话都用典，注释起来非常麻烦。这些工农兵哪里懂这个东西？” （参见《学者朱维铮：指导工农兵注释章太炎》，《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月25日）1976年，朱维铮还做了一件事，他从上海写作班子接了一个新任务，将章太炎的《訄书》做成大字本，呈给***主席看。因为毛主席晚年眼睛不好，须读大字本书。
参与章太炎注释小组，对于朱维铮而言是一次机会，他结束了工人生涯，关键是能够接触到史书。后来，朱维铮对章太炎进行了系统地研究，他曾自道：“我曾经在章太炎思想研究中消耗了六年生命，或被迫或主动，或为他人或为自己”。（朱维铮：《关于早年章太炎——章太炎著作按语一束·附识》，《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89页）1981年，朱维铮与姜义华合作出版了《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之后，姜义华专注于康有为研究，2007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煌煌十二册《康有为全集》，多赖其力；朱维铮则偏重于章太炎研究，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六册《章太炎全集》，其中第三卷为朱维铮编校。几十年过去了，这六册《章太炎全集》依然是阅读、了解、研究章太炎的最佳版本。朱维铮也写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譬如《关于早年章太炎——章太炎著作按语一束》、《关于晚年章太炎》等。前文是《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的篇目说明，对于章太炎早年重要文章，譬如《明独》、《视天论》、《菌说》、《征信论》、《序<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之道德》、《论诸子学》等逐篇作了解读，说明了写作背景、用意等。后文主要研究晚年章太炎，盖因感于学界对于章太炎研究往往只集中于五四之前，对于晚年章太炎只觉其思想颓唐、学术僵化，朱维铮对这种流行意见有所纠正。

“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昔年，罗思鼎写作组的成员也风流云散，受到了较为严厉地惩罚。譬如，朱永嘉被隔离审查5年，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王知常被关押审查，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朱维铮因祸得福，之后不与政事，以学术为志业，教书育人，著述亦丰，得以善终。昔年之福，今日之祸；昔年之祸，今日之福。祸福相依，处身事中，可不慎欤？



部分1930年代出生的学者，在新中国担任了“拔白旗”的任务，他们中的多人或因参与政治运动而落马，或因受政治运动遭到牵连，或主动，或被动，均丧失了学术生命。朱维铮尽管曾介入“文革”，但终于还是潜心于学术，以学者身份名世。“文革”结束之后，朱维铮继续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劫难之后，他生活安稳，一心一意作学术研究，以教书、著述为主，经学史家朱维铮的形象逐渐树立起来。

1978年，朱维铮等诸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创办了全国高校中第一家以“思想文化史”命名的研究室。朱维铮传道、授业、解惑，在复旦开设经学史课程，培养中外学术，还通过编辑刊物，举办会议，编辑丛书，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朱维铮一方面显示出扎实的学术功底，也显示出优秀的组织、策划等能力。经学史研究，劫后重生，今日渐趋繁荣，朱维铮居功甚伟。

朱维铮为师五十二载，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既为硕士、博士开小课，也为本科生开大课。朱维铮因为学识渊博，经历丰富，思维活跃，表达能力又好，所以他的课精彩纷呈，深受复旦师生的好评。我入复旦之初，师兄、师姐们曾予以指点道，复旦几位老师的课必听，其中即有朱维铮，同学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上一届告诉下一届。朱维铮去世之后，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们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校园中挂满了白色的千纸鹤以为纪念，可见学生们对于朱老师感情之深。朱维铮所指导的硕士、博士、留学生，很多已卓然成家，成绩卓著，譬如李天纲、邓志峰、马勇等都是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等领域的佼佼者。

朱维铮与庞朴一同主编了《中国文化史丛书》，集一时之秀，推出了系列优秀著作，在其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文化史丛书》丛书中，较著名者有：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等。且看昔年当事人的说法，葛兆光说：“以我本人而言，我1986年出版的《禅宗与中国文化》是朱先生编的。我那时候只是硕士研究生刚毕业，朱先生就把它编到《中国文化史丛书》里，而且他要我第二年再交一本《道教与中国文化》。这两本书在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有一定影响，那是跟朱先生有很大关系的。朱先生帮助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1980年代的‘文化热’。‘文化热’在当时有好几种力量和不同的取向，我想朱维铮先生和庞朴先生担任常务编委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一股。比如，影响更大的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也是在那套丛书里。朱先生编丛书、推动文化史研究，都与1980年代的‘文化热’有很大关系。”（参见葛兆光：《学“不随术变”坚持启蒙主义立场》，《文汇报》2012年03月19日）

1986年，复旦大学组织召开首届中国文化学术国际研讨会，这是1976年以后首次在国内举行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会后朱维铮主持编纂了一书《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昔年盛会由此可得重睹。《讨论会纪要》对这次会议的情况有一些描述和说明：“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由复旦大学主办，于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至十日在上海举行。会议主题，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再估计，二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联系。出席本届讨论会的中外学者共七十余名，分别来自国内外二十一所大学，十多个研究所，以及其他文化学术机构，代表着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的近二十个相关学科。他们中间有：谭其骧、蔡尚思、大庭修（日本）王元化、包遵信、庞朴、金观涛、汤一介、朱维铮、林岗、董乃斌、黄万盛、杜维明、李泽厚、李学勤、周谷城、魏斐德（美国）、姜义华……本届会议收到论文提纲四十五篇，内十一篇是外国学者的著作。会议实际进行四天。这期间举行了全体会议六次，分组报告六场。……”（参见《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页）由此名单和所刊发的论文可知，这真是一次盛会，其时海内外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的佼佼者几乎皆与会，有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有正当壮年的学术新星，有海外中国研究者，若杜维明、魏斐德等。

1980年代，朱维铮和庞朴等人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共出五辑，一时佳文荟萃，推动了中国文化与思想史研究。 以第一辑为例，此辑共分三部分：一、通论，其中有《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的意见和希望》（周谷城、于光远、姜椿芳、陈元晖、楼宇烈、杨宽、张岱年、蔡尚思、冯友兰、李祖德）等；二、专论，其中有《“火历”续探》（庞朴）、《关于<太平经>成书问题》（汤一介）、《方言和文化史研究》（周振鹤、游汝杰）等；三、资料与回忆，其中有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章太炎旅台文录、柳亚子书信选辑等；四、文摘与辑览，其中有《什么是文化和文化史》（黄沫辑录）、《两种文化》（]英]C·P·斯诺）、《论文化史的若干方法论问题》（]苏]A·M·萨哈罗夫）。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的视野非常广泛，既从总体上论述了中国文化有关问题，也专论了中国文化的具体问题，也选辑了一些珍贵的资料，还翻译介绍了外国学者有关文化史研究的一些理论和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若干见解。《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团结了一大批成绩卓著的中国文化、哲学、历史研究等方面的学者，这个阵容极为豪华。

朱维铮也写了诸多关于“文化”、“传统”方面的文章，譬如《音调未定的传统》、《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文化的类型》、《中国文化的历史及其它》、《中国文化史的小史》等。朱维铮对传统的态度是“音调未定”、“没有不变的传统”，他依然秉承“五四”启蒙的态度，对传统进行批判性继承。朱维铮说：“毫无疑问，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但也毫无疑问，惰性力量不等于反动力量。我曾把传统比作人体的免疫机制。免疫机制的作用，就在于保护人体功能的稳定、平衡，在正常状态下可以抵御致病菌毒的入侵，否则将使人体处于无抵抗状态。……然而，当人体处于疾病状态，需要输入健康血液或者移植健康器官，那时如何克服自身免疫机制对于异体的抗拒排斥功能，则又使群医为难。……既然传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惰性力量，那不消说，社会的更新也就意味着惰性的克服，或者说用新传统代替旧传统。从这个意义上反传统本无可非议。”（参见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5—6页）朱维铮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由此可以见出，对于儒学传统，他说：“在我看来，这种所谓儒学传统，实际是清代提倡的那套程朱理学传统。理学是唐宋间经学更新运动的产物。由程颐到朱熹，理学渐次定型化。理学要说有‘新’意，主要在于它怀疑和否定旧经学，也就是体现过时了的维持社会公认的合宜的行为规范那套经验的统治学说。但理学所认定的合宜的行为规范，不仅被扩大了的世界交往证明是不合宜的，而且被明代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证明是不合宜的。” （参见朱维铮：《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见《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22页）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马克思主义立国，左派思想一统天下，经学云云早已被打倒，扔进了历史垃圾箱，在这样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其理论武器与思想资源以马列为主。所以在当时，经学、经学史皆是过时了的冷门专业，无人问津。1980年代，因直接批判“文革”不甚方便，于是将“文革”转化为封建主义，以批判封建主义之名批判文革，譬如其时的“寻根文学”寻出来的多是国民劣根性。其时大势是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尤其是美国）是主流，所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一炮走红，诸多新潮西方理论蜂拥而至，一波又一波，在这样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其思想资源与理论武器多是西方流行理论。但是，八十年代也掀起了“文化热”，官方和学者主要从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省与批判，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成为其时学术研究热点。朱维铮通过教书、举办会议、编刊物、出丛书的方式，推动了学界对中国文化的正视和研究，促进了思想文化史学科的蓬勃兴起，推动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





朱维铮流传最广、最为人乐道者是其“中世纪系列”著作，再有《经学史十讲》，代表了他对经学的态度，另有《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音调未定的传统》、《壶里春秋》、《重读近现代史》等；编著则有《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马相伯集》、《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等。朱维铮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走出中世纪”、经学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晚清及近代学术史研究等领域。

“走出中世纪”可谓朱维铮学术的关键词，也是其志向和贡献。1987年，朱维铮曾将其部分论文结集，编成一书，名为《走出中世纪》。2007年，朱维铮又出版了一本《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增补入一些新文章，但依旧延续原名。2008年，朱维铮又出版了一本书《走出中世纪二集》，收录了2000年前后的新作，但依旧以“走出中世纪”为名，可见对此书名之偏爱。朱维铮几十年来一直苦苦地与中世纪这个幽灵进行着搏斗，在他那里“中世纪”就是史学界习用的“封建时代”。朱维铮自道：“关于中国走出中世纪过程的研究，在学术界其实早已开展，不过是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名义下进行的，并且受到名义本身的限制。这场讨论，从我还在做大学生的年代便已开始，此后时断时续三十年，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三十年。”（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页）朱维铮所做的工作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参与探讨“走出中世纪”问题，他说：“我们便可以讨论中国由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过渡了。这一历史过渡，我把它叫做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在我看来，过程的开端，至少可以上溯到十六世纪晚期，即我们习惯地略称晚明的那个时代；过程的终端，则至少可以按照我们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义，将下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夜，即本世纪的四十年代。就是说，这个过程，长达三个半世纪以上。”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4页）这三本书尽管论题不一，但范围大致在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这一阶段，总体志趣皆指向了“走出中世纪”这一核心问题。

朱维铮另外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为《经学史十讲》，此书将其关于经学史的研究汇聚于一处。朱维铮对经学的态度大致秉承了周予同的思路，秉承了“五四”运动的启蒙精神，他如此理解经学：“经学，特指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具体地说，它特指西汉以后，作为中世纪诸王朝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的学说。”（朱维铮：《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9页）朱维铮的经学史研究就是要清理这份遗产，以经学史的研究方式批判经学，他讨论“中世纪与中国经学史”、“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论语》结集过程”等问题，大致皆本此精神。

朱维铮也重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从整理资料到躬亲研究，均成绩卓著。朱维铮先后主持编纂了《马相伯集》（1996年）、《利玛窦中文著译集》（2001年）、《徐光启全集》（2011年），这些重要文献的整理、出版，为后学进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维铮也写下《利玛窦在中国》、《利玛窦与李卓吾》、《徐光启与晚明史》、《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汤若望与杨光先》、《跋几份“反洋教”揭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晚清上海租界的宗教文化》等论文，从诸多方面对中西文化交流问题做了研究，高见迭出。

晚清与近代学术史研究，也是朱维铮用力甚勤之处，亦是一方面作基础性整理工作，另一方面作学术研究。朱维铮编校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主编《章太炎全集》，精心校订了《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关于晚清学术史研究方面，朱维铮著有《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一书，研究了江藩、张之洞、王韬、康有为、章太炎、辜鸿铭、马相伯等人及其著作。

朱维铮去世之后，有媒体误报，将其称为“经济学家”，若钱玄同、周予同、朱维铮诸先生听闻，不知作何感想，其功欤，其过欤？“五四”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于经学越来越陌生，竟至于将经学视为经济学。“五四”运动九十多年矣，经学遭到了批判、废除，这几位先生贡献颇大。九十年代以来，因为苏联解体等原因，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对立逐渐在淡化，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而非意识形态冲突论，以应对新的世界局势。中国亦是如此，九十年代以后，对于传统文化日益重视，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论即是征兆。因此，九十年代以来，对于五四运动的质疑之声一直不绝。有将其与“文革”等同视之者，若林毓生、王元化；有抬出晚清，贬低五四者，若王德威；有提倡国学、经学贬低五四运动者，若蒋庆。昔年周予同先生发下的研究宏愿，或许将被今天的时代精神修改，周予同、朱维铮批判经学的功劳也遭到了质疑。在纪念朱维铮之时，李零说道：“我们都看不惯1989年后风起云涌的保守主义：传统文化热和尊孔读经风，以及肉麻吹捧大师，有如大师转世、附体显灵的所谓学术史，被人视为欺师灭祖。”（李零：《维铮先生二三事》，《上海书评》2012年4月22日）

关于这一点，我认可李零，所以今天纪念朱维铮先生，还是有重要的意义。



注：朱维铮先生的高足廖梅教授，阅读了全文，并指出了文中的一些错误，在此表示感谢。







刘涛 2012-6-19 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我也一直很尊敬朱维铮先生，并读他的书，包括他编的利玛窦作品。故他去世后第三天，我也听说了，并转了一篇纪念文字在此：http://kushanshui.forumotion.com/t967-topic

感谢刘涛兄好文！

刘涛兄结合具体的时空及变化（所谓时势）来讨论人物，亦是”知世论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