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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木与鸣雁
——略评薛仁明《人间随喜》
——略评薛仁明《人间随喜》
记得儿时在四川老家，邻居家办丧事，常叫做办“白喜事”。年幼懵懂，一直搞不清楚为何死了人，还得叫喜事？老北京话里，也称福寿全归之死叫“喜丧”。很多人坐在灵堂里吃喝、打麻将，欢声笑语地守夜过头七。后来真遇到身边有什么人去世，我则会忽然哭，或忽然笑，也是不一定的。哀伤时没时间去想太多文化问题。但中国人即便对死，也可以围炉笑谈，应是无疑。朱耷笔意“哭之笑之”，弘一所谓“悲欣交集”，皆尽在此不言之中了。因世间法并无定理。万事都不能落入观念之窠臼，无论来自传统还是来自西方。
常人多分不清喜气与痞气的区别，正如很难区分来自良知的怒气与戕害精神的戾气之间的区别。罗汉在笑，牛二也在笑。死的悲伤，或《周易》“生生不已”的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阴阳。且这世界太复杂了，除了欢乐，也需要一些“澄清天下之志”——即便这志气只是打扫一下自家的厨房和庭院。当然又不能执著于那些“有室荒芜不扫除，曰：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之类的空话。
我说这些，是因为这初秋时节，正捧读吾友薛仁明君寄来的新书《人间随喜》。闲坐小窗，令心境豁然，忘记了暑气烦闷。因书中气息，与薛君之前的《天地之始》《孔子随喜》《万象历然》等可谓一以贯之：即依旧那么地博览世间草木，点染文字生涯。尤其他也大量谈到了中国人关于生死悲欢的差异。当然此书还收录了薛君近两年来的几十篇报刊杂文，讲座记录，以及与友人之对话（附册），内容从孔孟、庄子、诗经、刘邦、星云法师与死刑等，一直谈到黄仁宇、宅男、IPhone、隐性台湾、零体罚的教育、李登辉的“民主”、倪再沁的艺术、梅花、京剧、华夷之辨、礼乐制度、敬字亭、日本枯山水、胡适、南怀瑾、三国、儿女、师生传统、游春与读报、食养山房……不一而足，又满纸都是“薛风”之骨意。
老子云“静为躁君”。薛君书中最让我喜欢，便是他的静。诚然，这与薛多年来“熟读胡兰成，拜师林谷芳”有关，也恰恰与他说他早年也很激烈躁郁有关。他是“山野里走出来的读书人”，自然少了城市里的喧嚣味。他长在台湾，也自然没有大陆集权式的焦虑。他也曾徘徊孤愤，如今终于明了些什么。也因此，薛才会鄙薄“大陆学人受宋儒影响太深”，拘泥于愤懑。因近年来大陆之行，他见大陆读书人，脸绷得太紧，多数皆不快乐，或过于纠结于国家制度之事，总是想“以天下为己任”，故难以达到儒家或禅宗的那种自由喜悦。（详见薛《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一文）。然即便是宋儒，也未必都是愤懑。如薛君文字，便可用宋儒邵雍之诗来形容一二，诚所谓：“松桂操行，莺花文采；江山气度，风月情怀。借尔面貌，假尔形骸；弄丸余暇，闲往闲来”。邵雍的居所名“安乐窝”，可见即便宋儒也是爱安乐欢喜之心的。
但在资本主义的现代，所谓“无利不起早”，我们真的能闲往闲来吗？
薛君最在乎的，便是中国传统之兴、乐、或“《论语》一开头，就是‘不亦说乎’、又是‘不亦乐乎’”与朝气等气质。书定名为“随喜”，也不仅是试图想传承胡兰成《心经随喜》的语境，更是想自身也有一种难得的欢乐之闲情。我略屈指了一下，薛在整部书中，提到此问题大约有二三十处之多。可见他深有所感。
不过，因薛太重视此现象，或许他也进入了另一种“因众人不快乐而吾即不快乐”的思维窑变之中了，也未可知。因为若按照“随喜”的逻辑，即便世间人尽都愤懑暴戾，我也该全然不管不顾，自行去不亦乐乎才对。正如道家所谓“逍遥”，禅宗所谓“无言”。何必还要为此耿耿于怀，著书立说，乃至为此四处游走布道？（薛不喜欢说演讲）。薛君常引不少庄子之语。因此，我忽然也想起了庄子的《山木篇》来。山中的大树因枝叶盛茂，伐木者都不砍，因为拿来无用。而去农家，主人杀雁请客。大雁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杀哪只呢？主人曰：“杀不能鸣者。”于是弟子们问庄子：山中大树，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主人之雁，以不材死。那我们到底应该做有用的人还是无用的人呢？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此语广而言之，便是在有用与无用之间，孔子欢喜朝气与宋儒式的悲哀暮气之间，传统的喜气与大陆的戾气之间……而大雁之鸣，堪比近代国人学者常有为世道“鸣不平”的行为。因为有太多的鸣不平，便有了薛君所言之戾气，学者们紧绷的脸，对儒家的误读等。
薛君希望“让孔子出土”，让大家都跟他一起欢欢喜起来。
而当这希望太大时，几乎让他又陷入新的忧虑了。
隐居十多年后，薛终于还是走向了写作、论述与行路。或许这就是天性吧。好在先秦也有墨子之苦行。孔门也有子路洒血、子贡庐墓、曾参每日三省、澹台灭明自立门户。《诗》也云“知我者，谓我心忧”。《礼》所谓“毋不敬，俨若思”（俨，正颜色也）。胡适曾说儒家是“信仰文字的宗教”，故儒家也有“仓颉造字，天雨粟，鬼聚哭”，也有“人生识字忧患始”（苏轼），也有“书生好杀，时势使然也”（曾国藩）等深入骨髓的概念。佛教虽以拈花微笑为教外别传，但也有“愁面观音”或“十二头陀行”，以生厌离之心。所谓慈悲，也不能完全只是慈与善之随喜随缘吧。因这世间，有些人以乐为苦（哲学家），也有些人以苦为乐（苦行僧）。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与尼采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骨子里都是“随喜”这枚硬币的两面。而悲，也有与众生疾苦一起去悲悯、悲哀与悲恸之意。且晨钟之朝气，或可出盛唐气象，而暮鼓之暮气，也能出魏晋风度。如《世说新语》中有太多驴鸣、长啸、大哭、自渎、嘲讽、苦修与疯魔之激烈性情事，未必就不能启迪禅宗或心学的兴盛了。如整个中世纪的黑暗暮气和宗教昏聩，才恰恰让欧洲有了后来的文艺复兴。而整个先秦诸子，之所以有那样的生龙活虎，并不全是秦汉的朝气，也来自东周末期宫廷暮气的熏染罢。如“诸子皆出于王宫”之说（近代章太炎与胡适曾为此有过争论）。胡兰成在《闲愁万种》中也特别提到此语的重要性，说出于《史记》，其实此概念应出于《汉书·艺文志》。民国五四的朝气，骨子里其实是来自晚清士人对帝国的惆怅。而胡兰成对自己，则干脆总结云：“我就是一败”。这是多么有“暮气”的惊人之语。
真正的大自在，大欢喜，应不偏不倚，阴阳调和，如“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再者，文化分了东西，分了悲喜，就如智慧分了古今，首先便输了一筹。朝气或暮气，不在气本身，关键还是在望气之人与望气之用。
人心若对了，朝气与暮气，便都能有真气。
读薛君文字，便如这种对心自照。因在我看来：修、行、悲、喜，都是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和人生因素。一个人若从未快乐欢喜过，固然非常的不幸；但若是一个人也从未哭过，从未矛盾过，从未因爱或思想苦闷过，哪怕是一种“为了欢喜的苦闷”，凡事都没心没肺，那也是很无趣、很可怜的事吧。何况你若经过了那些尸横遍野，亲友们皆死无葬身之地的淆乱时代，难以释怀的残酷历史，便知道那不是用任何文化传统的乐观诠释和人生境界，便能消解的（如兰波云：“这一切不过是文学”）。因浩若烟海的生与死，爱与罪，都早已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对整个人性的反馈。但也好在有了薛君这样的人，这样的书，仿佛一部“山木与鸣雁的对话录”，我们又能为这文学之外的人生，找到一份真正无悲无喜的安心。且在我看来，或赤脚狂奔于荒野，或淋漓精致于暴风雨中，或在雪地里仰天长笑，或在夜读中拍案击节；宁静或冲动，血性与宽容，皆如隐月幽花，素琴残卷，国恨家仇，饮食男女……这些都是饱满鲜活的人生常态。菩萨心肠与金刚手段，二者缺一不可。正如随喜固然重要，但对悲天悯人时也须在所不惜。因为所有一切都是要入它们自己的渺茫大化去的，不必刻意厚此而薄彼呀。
2012-9-2
由杨典于2012-09-08, 09:06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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