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的一篇旧书评：直钩主义

由杨典 2012-09-21,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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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的一篇旧书评：直钩主义

由杨典 2012-09-21, 10:26

直钩主义
（或名“万一上帝是条鱼”及谈保尔·昆内特的《钓鱼课》）

垂钓不是一门宗教，但可以说是一种泛神论。

有此结论，并非是最近看见了由美国人保尔·昆内特著的一本叫《钓鱼课》的书，当然主要还是古代中国史。重庆是一个渔翁遍地的城市，小时候，我便时常到河边去看人家钓鱼。记得当时十分佩服那些揣着两个馒头、一罐子蚯蚓或蛆，就可以在珊瑚坝对岸的礁石缝里坐上一整天的垂钓者。时间对于那时（七十年代）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雨打平沙，落日楼头，你随时都能见一二戴着草帽的老头闪现在泥泞与山雾中。只是那时不解，既然市场上有那么多便宜的鱼卖，这些人为啥还要自己去钓？

垂钓，其实就是对宿命论和反抗社会的演习。

杜诗《秋兴八首》中有一句：“关塞惟天极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江湖满地，渔翁也满地。原因大概是帝国古代有一个超级渔翁：姜尚。姜尚后来在政治上的成功，给垂钓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很多关于钓鱼的哲学大都从他衍生而来。“耕莘钓渭”不仅仅被作为上古两个政治家（伊尹、吕望）等待机会的神话来解读，也潜移默化到了国人对日常生活的悟性中。如在认识宇宙和互斗的交织中，农业民族古人那四种表现行动与思想高度结合的劳作，即常说的渔、樵、耕、读。渔是放在第一位的。但钓鱼和捕鱼、叉鱼或“普遍撒网，重点捞鱼”之论又完全不同。《周易·系辞》云：“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这里主要是指用网罟大量捕鱼，即人类可通过对工具的改造而进步。而钓鱼，则具有极大的偶然性、隐逸性和逃避性，它是一种极个人的行为，是磨练耐心、性情、沉着和敏锐判断力的方法，也是感受人与大自然的秘密关系（渔即遇，如等待鱼群的出现是靠时机，实则也有规律可循），化被动为主动的漫长过程，故能被赋予很多内在的政治学意义。如宋人便有托名赵普而著有一册关于奇门遁甲术之书，却名曰《烟波钓叟歌》；再如古诗词里多有关于钓鱼的本事，太白自诩“海上钓鳌客”，可以长虹为竿，明月为钩，势利小人为饵；明代《西游记》第九回，花了整整大半章的篇幅写“渔樵问答”之盘道；而柳宗元的《江雪》或张志和的《渔父》等绝句，哪个中国孩子不是从小便被勒令背诵呢？

“垂钓”的境界似乎对中国人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吸引力——一种在权力的高压之外的疏狂境界。

但西方人与我们的见解则略有不同，他们钓鱼完全是为了生活。

如这位据说在世界各地钓了50年鱼的保尔·昆内特先生，他的解释是：钓鱼是他的宗教、哲学和教训，在钓鱼中可以感悟到很多平时被忽略的东西，且不计时间。他一年要花八十天左右来钓鱼。谁只要“不喜欢政治，友善，温柔，热爱大自然”，那么谁就可以和他交朋友。这位作家兼渔翁据说还是一位研究自杀学的专家（他最畅销的书是《自杀：永久性的决定》）——他象海明威一样爱钓鱼，虽然不一定会象海明威那样自杀。他在书中谈到了爱与战争的意义，也从道德或鸡屎中领悟人生。但也许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钓鱼没有缓解那个美国英雄作家的自杀倾向。因为昆内特认为这应该是最好的精神疗法了。很显然，昆内特也没有注意到19世纪的另一位美国作家兼垂钓大师：麦尔威尔。后者那种在追逐想象中的“白鲸”时所强烈感受到的希望与绝望的交互辉映，昆内特也许认为是不可取的。而且今天的美国人所注重的肯定不是白鲸，而是航母在太平洋各水上军事版图中的布局。至于那点海市蜃楼般的闲情，昆内特可怜的想象力也只能到此为止，即所谓“钓鱼很象做爱，除非你刚刚做过，否则永远都不够”云云。

好在《钓鱼课》是一本很好的闲书，其中谈了很多与钓鱼无关的经验。垂钓其实是个箭头，指向一种健康朴素的生活方式。渔——对昆内特这样的美国人来说，是对现实生活的还原，是叙述。

在中国就不同了，渔——是一个获得胜利，境界和利益的动词，是政治抒情。

我们不妨再来谈谈太公望那晦涩而媚俗的“直钩主义”。

传说太公望在渭河边钓鱼之前，曾经给很多个老板打过工，所谓“宰牛朝歌，卖饭盟津，事七十主而不遇”。后来老人家杀红了眼，做了个直钩在河边钓鱼，偶然遇到文王来渭水遛弯，商以时事，文王惊为高人，于是“一战而天下定”。话要说明白，当时姜老太爷的直钩是垂在水面上空的，也就是说离水面还得有一定距离，否则别人（权力持有者）就看不见了。愿者上钩？玄之又玄。弯钩钓鱼，直钩钓人。钓鱼是隐，直钩是现。这时隐时现之间，所谓“世外高人”的形象就得以脱颖而出了吧。全隐会被历史埋没，全现则又流于媚俗，其中分寸，奥妙与机遇，的确需要咱们长期揣摩方得要领。如此看来，姜尚是直钩在外，弯钩在内。他要钓的是权力这条大鱼。而昆内特《钓鱼课》的思想则完全不同，是弯钩在外——借讲钓鱼而哲学思辩，直钩在内——一目了然，他是在写一部心理学和神学著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直钩主义”，实在会让人想起克尔凯郭尔《勾引家日记》里的话：“在我们生活的这世界背后，其幕后很远的地方，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演戏时前台场景和后面幕布影子之间的关系。许多人的肉体虽然出现于这个世界，事实上却并非属于这个世界，他们属于另一个世界。***他离开现实世界的并非是善，也很难说就是恶。而一旦现实世界对他失去了刺激作用，他就会被解除武装”。

《钓鱼课》中还说：“万一上帝是条鱼呢？”此话也可以拿去让现在那些泛滥的基督教学者和动辄“庄子曰”的现代伪道学家们好好争论一番。当然，书都是写给不懂垂钓的人看的，真渔者似乎不读。

中国是个钓鱼大国，从上古舜、周穆王、庄周、严子陵、白香山、司空曙、王郁、陆放翁一直到袁世凯等，无一不擅此术。“渔翁（或渔父）”作为一个道家符号，在传统典籍与历史事件中更是多如牛毛，如渔舟唱晚、乌江亭长或屈原问渡时之江上丈人等，读书人皆耳熟能详。最不济，北京还有个钓鱼台（原金章宗行宫）。前几年还有个“钓鱼岛事件”，国际影响颇大，就足以证明此二字历史悠久，传播广远。只是岁月斗转星移，七十年代前后在重庆山水间还常见的那些不时闪现于黄昏归途中、戴斗笠、蹬雨靴的渔翁们，如今似乎已少得太多了。如今人人都“下海”，但都像是在混水摸鱼。逝者如斯夫，鱼肉乡里者犹在，而钓者去矣！南宋词人张辑写得好：“江头又见新秋，几多愁。塞草连天，何处是神州？英雄恨，古今泪，水东流。惟有渔竿，明月上瓜洲”。

2001年3月25日北京

注：《钓鱼课》，美国学者保尔·昆内特著。中文译者为李唯心，2001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本约稿书评发表于当年的《重庆晨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