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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的伪善与我们的缺憾
“当无辜者在一方，而罪人们在另一方时，这叫做什么？”
“我不知道，小姐。”
“动动脑筋，傻瓜。”
“我不知道，小姐。”
“如果人们将一切毁灭，一切都已失去，但太阳还在升起，空气仍旧清新……”
镜头停止，字幕上升，有人站起来，椅子作响，还有些人继续.……
法国电影艺术家戈达尔在《芳名卡门》的结尾处，一段令人久久不能释怀的台词，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考。
是的，无辜者，罪人。二元的对立，自由人性与罪恶对抗……在历史面前，滔天罪恶永远站立在罪人们的“另一方”，拒绝向事实的一方低头。
当抵制日货，渐次演变为抵制日文化时，我意识到这次破坏大东亚文化体系的运动才刚刚开始。这已经不是捍卫领土的问题了，而是抵制自由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行为，是文革遗风与强权主义探头的迹象。
围绕钓鱼岛问题，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近期撰文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这篇题为《狂热于领土好比醉于劣酒》的文章，一开始就对“日本作家的书籍从中国书店消失”这一现实表达了震惊和恐惧。并言辞凌厉地指出，“政客名嘴只需巧言令色就能煽风点火，但实际受伤的是在第一线摇旗呐喊的每一个个体。”
即使村上的这些言论因涉嫌为自己作品市场辩护而被日本人解读为极度伪善，但仍能看出作家对日渐丰富、安定、逐渐成熟的“东亚文化圈”的无比担忧，在这个圈子内，“音乐、文学、电影、电视节目，基本上已经能自由地等价交换，取悦多数人的耳目。这不得不说是非常值得称许的成果。”
只是，面对日本作家书籍在中国纷纷下架的事实，村上告诫日本人，“请不要采取报复行为。一旦采取了报复行为，就成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最终会反弹伤到我们自身。”这话咋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细细琢磨，总觉得不是什么滋味——然而我对村上的这句话是这样理解的，他说：你瞧瞧吧，中国人多无知，他们一定是脑子进水了，尤其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警惕，如果被中国人的这种无知所诱，也将导致我们做出类似中国人“脑子进水”的事情来，这样一来，也就等于说，中国人的无知会反弹到我们身上，从而导致我们也变得无比弱智起来……”
很显然，作为公民的村上，没有站在大人类共苦难的历史前沿（更别提大东亚共荣了），但一个民族作家的自觉自醒与自我保护意识暴露无益。请相信，他仍是那个站在罪人们的“另一方”的村上，他是一个公民，不是人类意义上的作家。尤其当无辜的中国人在“这一方”时，他的言论，又叫做什么呢？
对此，我借用刘小枫谈论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说的一句话来加给诠释，他说，“……连罪责应负的负疚都没有，谈何无辜的负疚，负疚感的缺失，表明精神质素已然丧失最基本的怜惜感谢，这正是罪恶产生的根源之一。”
接下来，村上又说，“作为一个亚洲作家，一个日本人，我深感恐惧。两方在日后冷静下来时应该要检验一番。”村上的这句话相当于各打中日五十大板，诉责日本的同时，也没给中国人什么好脸色。他的言外之意：你们中国也该冷静冷静了，把我的书从你们的架子上撤下了，这也是你们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村上有点和稀泥。
我不是在批评村上，但也不能被他的公共知识的善意身份所迷惑。
即使这样，在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上，在自由主义国有化上，与日本文人相比，我们仍有许多缺失和遗憾。
不久前，我注意到苏小玲、章龙飞撰写的文章《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概说》，文章明确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较大困境，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起用中文表达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没有建立起与中国经验和历史文化传统相一致的自由主义学术体系，简单地说就是缺少自由主义的‘中国话语’。”对此，文章给出了一剂药方，那就是“恢复我们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
总之，在汉语语境中，我们的生存品质已被败坏。
如果你是一名合格的公民，是不是要像村上那样，为自己的民族作辩护；如果你是作家，是不是也要像村上那样，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为自己的价值出走寻求路径。
村上的伪善与我们的缺憾
“当无辜者在一方，而罪人们在另一方时，这叫做什么？”
“我不知道，小姐。”
“动动脑筋，傻瓜。”
“我不知道，小姐。”
“如果人们将一切毁灭，一切都已失去，但太阳还在升起，空气仍旧清新……”
镜头停止，字幕上升，有人站起来，椅子作响，还有些人继续.……
法国电影艺术家戈达尔在《芳名卡门》的结尾处，一段令人久久不能释怀的台词，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考。
是的，无辜者，罪人。二元的对立，自由人性与罪恶对抗……在历史面前，滔天罪恶永远站立在罪人们的“另一方”，拒绝向事实的一方低头。
当抵制日货，渐次演变为抵制日文化时，我意识到这次破坏大东亚文化体系的运动才刚刚开始。这已经不是捍卫领土的问题了，而是抵制自由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行为，是文革遗风与强权主义探头的迹象。
围绕钓鱼岛问题，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近期撰文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这篇题为《狂热于领土好比醉于劣酒》的文章，一开始就对“日本作家的书籍从中国书店消失”这一现实表达了震惊和恐惧。并言辞凌厉地指出，“政客名嘴只需巧言令色就能煽风点火，但实际受伤的是在第一线摇旗呐喊的每一个个体。”
即使村上的这些言论因涉嫌为自己作品市场辩护而被日本人解读为极度伪善，但仍能看出作家对日渐丰富、安定、逐渐成熟的“东亚文化圈”的无比担忧，在这个圈子内，“音乐、文学、电影、电视节目，基本上已经能自由地等价交换，取悦多数人的耳目。这不得不说是非常值得称许的成果。”
只是，面对日本作家书籍在中国纷纷下架的事实，村上告诫日本人，“请不要采取报复行为。一旦采取了报复行为，就成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最终会反弹伤到我们自身。”这话咋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细细琢磨，总觉得不是什么滋味——然而我对村上的这句话是这样理解的，他说：你瞧瞧吧，中国人多无知，他们一定是脑子进水了，尤其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警惕，如果被中国人的这种无知所诱，也将导致我们做出类似中国人“脑子进水”的事情来，这样一来，也就等于说，中国人的无知会反弹到我们身上，从而导致我们也变得无比弱智起来……”
很显然，作为公民的村上，没有站在大人类共苦难的历史前沿（更别提大东亚共荣了），但一个民族作家的自觉自醒与自我保护意识暴露无益。请相信，他仍是那个站在罪人们的“另一方”的村上，他是一个公民，不是人类意义上的作家。尤其当无辜的中国人在“这一方”时，他的言论，又叫做什么呢？
对此，我借用刘小枫谈论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说的一句话来加给诠释，他说，“……连罪责应负的负疚都没有，谈何无辜的负疚，负疚感的缺失，表明精神质素已然丧失最基本的怜惜感谢，这正是罪恶产生的根源之一。”
接下来，村上又说，“作为一个亚洲作家，一个日本人，我深感恐惧。两方在日后冷静下来时应该要检验一番。”村上的这句话相当于各打中日五十大板，诉责日本的同时，也没给中国人什么好脸色。他的言外之意：你们中国也该冷静冷静了，把我的书从你们的架子上撤下了，这也是你们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村上有点和稀泥。
我不是在批评村上，但也不能被他的公共知识的善意身份所迷惑。
即使这样，在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上，在自由主义国有化上，与日本文人相比，我们仍有许多缺失和遗憾。
不久前，我注意到苏小玲、章龙飞撰写的文章《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概说》，文章明确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较大困境，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起用中文表达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没有建立起与中国经验和历史文化传统相一致的自由主义学术体系，简单地说就是缺少自由主义的‘中国话语’。”对此，文章给出了一剂药方，那就是“恢复我们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
总之，在汉语语境中，我们的生存品质已被败坏。
如果你是一名合格的公民，是不是要像村上那样，为自己的民族作辩护；如果你是作家，是不是也要像村上那样，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为自己的价值出走寻求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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