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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手机在诺贝尔奖宣布那刻果断关机，他知道会有潮涌般的祝贺与访问邀请会袭来，从今往后的数月里，他很难再过平静的生活。除央视专访外，他只在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问题，身后站着数名高密当地官员和从京赶去的文化官员。莫言与故乡绝不仅仅是乡亲与土地的关系，多年以来他每年有相当长的时间在高密生活，和当地的官场来往频繁。这一点他从无避讳。在官场氛围极浓的山东，你的儿子是富商或名人，都不及一个人的儿子做了县委书记，这是我一年前采访莫言时他的原话。儒家发源地的成功哲学是必须做官，而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身份让他可等同于副县级。 记者：鞠白玉
所以众人期望的所谓独立自由和高贵的作家灵魂，这并不符合这个乡土作家对于「作家」含义的理解，如同他当年写作是为了吃了一顿饺子，他承认他的功利心。他在文学盛名之下要做的并不是脱离体制或与体制对立，他要做的是最符合中国式成功的道路。
但且慢批评，这和他的文学作品并不背道而驰。如果一个读者有幸看过全部的莫言作品，会看到一条明晰的线索。一个作家在写人与命运的抗争，一个个小人物在现实里的处境。他从未以高姿态俯视过人群，他和他们处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他写的本来就是生活的真相，他自己也处于这样的生活中，有种种妥协，无奈，幽默，调侃，躲避和迎合。在这一点上，他向来是个诚实的人。
一个农人的后代，在农村的土地上经历过所有黑暗的生活，饱受过物质和精神贫瘠之苦。他通过写作获得表达权，一条尽可能的坦途。他作为一个个体，有他自己选择生存方式的自由，无论这是否人们认可的方式。作家也应该同样拥有这样的自由。
父亲断定不可能得奖
三十年前，莫言以小说的形式，将高密东北乡划进了世界的视野，高密如同马奎斯笔下的马贡多小镇，它不再只是一个落寞的角落，它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人们的苦痛，离别，相爱与恨，都和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
然而今年此时此刻，高密再次成为全世界的焦点。莫言在奖项宣布的前夜回到高密，这尽了一个农民之子，一个乡土作家的本分。
他的农村旧居的门上写着：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那和他长得奇像的二哥说：「我弟弟小时老跟我抢书看。」
在得奖前夜，记者问这位二哥，若是莫言得了诺奖，你有甚么感想？
二哥说：「高粱地里出来的文章，都是平常东西，有啥可说的。」
他九十岁的老父亲则说：「他不可能得奖。」
大部份人和莫言的老父想的一样：他不可能得奖。
从获奖消息伊始，从微博上看，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得了奖后，会让这个国家的人这么沮丧的。一切缘于他一直是在官方体制下，是拿着工资的受着***豢养的非独立作家，尤其今年的抄写延安讲话风波令人们无法忍受，一个本应该以笔为刀向体制开战的作家多年来拿着工资怡然自得，并如此容易忘记，那个讲话的人，是文坛灾难的始作俑者。人们更无法接受一个历来充满了政治意味的诺奖会颁给这样的作家。
抄延安讲话不后悔
人们自顾自地沮丧，莫言已经在家乡开了新闻发布会。他面临如潮的漫骂和压力，平静地告诉人们，他并不认为人们真正的了解过他的作品，那些自八十年代以来就一直批判社会的作品，从没有歌颂过政党，从没有服务于体制的精神独立的作品，这令他得诺奖当之无愧。
「难道抄写延安讲话就是可以不获奖的理由吗？」他承认***的延安讲话有历史局限性，「过份强调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强调了阶级性而忽略了人性」。
「我们在八十年代就认识到这种讲话的局限。我们的写作一直在突破这个。他们没有看过我全部的作品。我的作品一直是在很大的压力中写。但是我们要突破讲话的限制，并不意味着我把讲话全部否定。它有它的合理性。它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它讲作家应该为工农兵服务。我认同这个我才会抄写。」
「当然我抄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后果。我这个人比较模糊。我不像某些人有敏感的政治嗅觉。这就是出版社要一本书，编辑让我抄我就抄，后来发现那些意见，超出我的意料。」
「我并不后悔，我抄讲话和我的创作没有甚么矛盾。我抄它是因为它有合理的成份，我突破它是因为它不能满足我。」
莫言在国外访问中多次谈到文学中的政治性，文学应该大于政治，他早年不想当「无产阶级作家」，并从当时的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中脱离出来，顶着压力写批判小说，而如今他同样不想被「政治正确」和「道德」绑架。他始终强调：「我只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全人类的高度上，而不是站在某一个阶级和某一个党派上。」
问题出自他不是站左或站右，而是集权国家的作家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归顺于体制便意味着不与人们站在一起，这是独特的政治语境。
一夜之间的铺天盖地的漫骂他都听到，他从不认为自己依附在这个政党之下写作，也并未因体制问题受到创作限制，「作家是靠作品说话，作家的写作不为党派服务，也不为某个团体服务，作家是良心的指引下面对所有的人，研究人类的情感，然后做出判断。如果这些人真的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的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凌厉的，严肃的」。
「如果仅仅是因为我没有在大街上喊口号，没有在声明上签字，就认为我是没有批判性的，是官方的作家，这种批评是毫无道理的。」
获奖是文学的胜利
他认为沙特同样是法国的***员，萧洛霍夫也是苏联的***员，他们的创作仍然经典，仍然被千万人阅读。「我在中国写作，在中国***领导的中国里写作。我的作品不能用党派来限制，我的写作从八十年代拿起笔来就是站在人的角度，人的情感和命运，已突破了阶级和政治的界限。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
对于自己在作家协会的官方身份被形容成与执政党密切，他这样解释：「密切不密切，有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呢？很多批评我的人本身就是在体制工作。有的人甚至在体制内做到很大。他们认为我就是和***密切，他们就不密切。这真是莫名其妙。」
他认为诺贝尔奖授予他，恰是战胜了这种政治局限，「这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正确的胜利」。
记者问他会不会离开中国。他说：「我连高密乡都不想离开，何况中国。」
他年轻时唯一的愿望就是离开农村，原因很简单：生活太贫困了，地位太低了。
我只是个普通老头
「生老病死都无人问及，没有劳动和社会保险，只能靠自己，只能贡献，但是国家不给农民任何好处，牺牲几亿的农民来保全城市。还有残酷的阶级斗争在农村，人分等级，地主的后代没有工作没有读书的机会，大学轮不到我，当兵要查三代。」他用当兵的方式离开农村，用写作的方式令自己不必转业再回农村。年轻时的他宁可去新疆和西藏，也不想回到高密乡。
关于童年至青年时的农村生活，那并不是诗意的，现实是他的爷爷一直怀念着***执政时的农村：「那时候私有制，可解放后一直是军事化管理农村。说是财富增值，劳动致富，也是不如以前。从前买卖是自由的，一个农民有头脑，会干活，会理财，是可以发家致富的。到了49年之后，谁也别想富，富了是可耻，越穷越光荣。」
然而三十年前他听到一次高密地方戏猫腔，再看家乡小桥流水，乡情就迸发了。他承认他恨这个地方，恨这里的束缚，但是他已经找到了自由的办法，绝不再离开。
他在西方是受欢迎的前卫作家，但在高密乡里，他认为自己是最朴实本分的乡民，「我从没叛逆过，我只是在真实地写人，所谓前卫，魔幻，甚至黑色幽默，那本就是我们真实的乡村生活。老一代的作家内心深处也知道这个，包括极左作家，他们知道甚么是人民的文学，只是他们无法这样写」。
「我当年看起来是离开正路，可是却回到人性的正路。我不想阶级性的写作，我用人性来写作。这是文学的最正的路。我不先锋，我只是正道。是最民间和最基层的。」
他说过，回老家，装修房子，和乡亲一起过年，这都比接受一个采访更重要。生活本身有时也比写作重要。去年冬天在国子监的一个普通茶馆里见他，他告诉我现在仍然和老伴出行在坐地铁，舍不得打车。他坦承进体制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老了总得有个依靠，有个医疗保险」。
他写人。写挣扎的人世生活。他自己也是人。
他认为三十年来写作路，作品里全是真话，全是憋了许久的话，未曾有半句威吓之下的虚假。「我就是一个普通老头。所谓的名人，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渲染。」
文学的去政治化意味着在作品中既不附合也不对抗，莫言希望他的写作坚持在文学和人本身，「西方对中国的阅读出现巨大的误区，好像我们每部作品都在影射政治，都在攻击和反叛。翻译家在选择上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如果在中国被批评被禁止的书，就变成了抢手的宝贝，可是有些书很差。我不断呼吁请他们用文学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文学」。
小说家本份是讲故事
莫言的作家同行里仍有部份人是为他的获奖由衷地高兴，这些人并不认为他在体制内的保全伤害过他的写作。出版人杨葵对于莫言的得奖毫不意外，在近两年来的访谈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莫言是最有希望得诺奖的中国作家。他说：「微博上众声喧哗，但是好像绝大多数人都没怎么读过莫言，或者虽然读过，但只凭一两本着作的阅读经验，就要作总体概论，显然荒唐。说到体制问题，拿这个来诋毁一个人也很荒唐。有人愿意按部就班过日子，有人喜欢浪迹天涯，各行其是，这才叫民主吧？有趣的是，做这类谴责的人，恰恰是整天空喊民主口号的人。」
莫言早前不会想到自己的官方职位成为获奖的最大争议，他每月去艺术研究院开几次会，按月拿工资，出席笔会，他57岁了，承认在现实生活里的愿望和普通人无异，平安健康足矣。「我平时是孙子，只在写作里色胆包天。」
或说莫言从未标榜过自己是斗士，他书写苍天之下乡土之上的百姓时，并不是以绝决的信念想去抗争体制。
英国作家毛姆已在半个世纪以前谈及关于小说的看法：首先要有充份的真实感，小说家的任务是冷静和超脱地描绘真实。作家的职责是叙述事实然后全部交给读者，让他们去定夺如何处置。小说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优秀的小说本就是包罗万象的真实世界，甚至比真实的世界更为复杂。就像契诃夫竭力保持冷静中立，只着力描述真实的生活，但是，读他的小说会强烈感觉到人们的残忍和无知，穷人的赤贫及堕落还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这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一场暴力革命。小说绝不能拿来作为布道讲道或平台载体，否则便是滥用。
所以众人期望的所谓独立自由和高贵的作家灵魂，这并不符合这个乡土作家对于「作家」含义的理解，如同他当年写作是为了吃了一顿饺子，他承认他的功利心。他在文学盛名之下要做的并不是脱离体制或与体制对立，他要做的是最符合中国式成功的道路。
但且慢批评，这和他的文学作品并不背道而驰。如果一个读者有幸看过全部的莫言作品，会看到一条明晰的线索。一个作家在写人与命运的抗争，一个个小人物在现实里的处境。他从未以高姿态俯视过人群，他和他们处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他写的本来就是生活的真相，他自己也处于这样的生活中，有种种妥协，无奈，幽默，调侃，躲避和迎合。在这一点上，他向来是个诚实的人。
一个农人的后代，在农村的土地上经历过所有黑暗的生活，饱受过物质和精神贫瘠之苦。他通过写作获得表达权，一条尽可能的坦途。他作为一个个体，有他自己选择生存方式的自由，无论这是否人们认可的方式。作家也应该同样拥有这样的自由。
父亲断定不可能得奖
三十年前，莫言以小说的形式，将高密东北乡划进了世界的视野，高密如同马奎斯笔下的马贡多小镇，它不再只是一个落寞的角落，它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人们的苦痛，离别，相爱与恨，都和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
然而今年此时此刻，高密再次成为全世界的焦点。莫言在奖项宣布的前夜回到高密，这尽了一个农民之子，一个乡土作家的本分。
他的农村旧居的门上写着：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那和他长得奇像的二哥说：「我弟弟小时老跟我抢书看。」
在得奖前夜，记者问这位二哥，若是莫言得了诺奖，你有甚么感想？
二哥说：「高粱地里出来的文章，都是平常东西，有啥可说的。」
他九十岁的老父亲则说：「他不可能得奖。」
大部份人和莫言的老父想的一样：他不可能得奖。
从获奖消息伊始，从微博上看，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得了奖后，会让这个国家的人这么沮丧的。一切缘于他一直是在官方体制下，是拿着工资的受着***豢养的非独立作家，尤其今年的抄写延安讲话风波令人们无法忍受，一个本应该以笔为刀向体制开战的作家多年来拿着工资怡然自得，并如此容易忘记，那个讲话的人，是文坛灾难的始作俑者。人们更无法接受一个历来充满了政治意味的诺奖会颁给这样的作家。
抄延安讲话不后悔
人们自顾自地沮丧，莫言已经在家乡开了新闻发布会。他面临如潮的漫骂和压力，平静地告诉人们，他并不认为人们真正的了解过他的作品，那些自八十年代以来就一直批判社会的作品，从没有歌颂过政党，从没有服务于体制的精神独立的作品，这令他得诺奖当之无愧。
「难道抄写延安讲话就是可以不获奖的理由吗？」他承认***的延安讲话有历史局限性，「过份强调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强调了阶级性而忽略了人性」。
「我们在八十年代就认识到这种讲话的局限。我们的写作一直在突破这个。他们没有看过我全部的作品。我的作品一直是在很大的压力中写。但是我们要突破讲话的限制，并不意味着我把讲话全部否定。它有它的合理性。它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它讲作家应该为工农兵服务。我认同这个我才会抄写。」
「当然我抄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后果。我这个人比较模糊。我不像某些人有敏感的政治嗅觉。这就是出版社要一本书，编辑让我抄我就抄，后来发现那些意见，超出我的意料。」
「我并不后悔，我抄讲话和我的创作没有甚么矛盾。我抄它是因为它有合理的成份，我突破它是因为它不能满足我。」
莫言在国外访问中多次谈到文学中的政治性，文学应该大于政治，他早年不想当「无产阶级作家」，并从当时的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中脱离出来，顶着压力写批判小说，而如今他同样不想被「政治正确」和「道德」绑架。他始终强调：「我只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全人类的高度上，而不是站在某一个阶级和某一个党派上。」
问题出自他不是站左或站右，而是集权国家的作家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归顺于体制便意味着不与人们站在一起，这是独特的政治语境。
一夜之间的铺天盖地的漫骂他都听到，他从不认为自己依附在这个政党之下写作，也并未因体制问题受到创作限制，「作家是靠作品说话，作家的写作不为党派服务，也不为某个团体服务，作家是良心的指引下面对所有的人，研究人类的情感，然后做出判断。如果这些人真的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的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凌厉的，严肃的」。
「如果仅仅是因为我没有在大街上喊口号，没有在声明上签字，就认为我是没有批判性的，是官方的作家，这种批评是毫无道理的。」
获奖是文学的胜利
他认为沙特同样是法国的***员，萧洛霍夫也是苏联的***员，他们的创作仍然经典，仍然被千万人阅读。「我在中国写作，在中国***领导的中国里写作。我的作品不能用党派来限制，我的写作从八十年代拿起笔来就是站在人的角度，人的情感和命运，已突破了阶级和政治的界限。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
对于自己在作家协会的官方身份被形容成与执政党密切，他这样解释：「密切不密切，有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呢？很多批评我的人本身就是在体制工作。有的人甚至在体制内做到很大。他们认为我就是和***密切，他们就不密切。这真是莫名其妙。」
他认为诺贝尔奖授予他，恰是战胜了这种政治局限，「这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正确的胜利」。
记者问他会不会离开中国。他说：「我连高密乡都不想离开，何况中国。」
他年轻时唯一的愿望就是离开农村，原因很简单：生活太贫困了，地位太低了。
我只是个普通老头
「生老病死都无人问及，没有劳动和社会保险，只能靠自己，只能贡献，但是国家不给农民任何好处，牺牲几亿的农民来保全城市。还有残酷的阶级斗争在农村，人分等级，地主的后代没有工作没有读书的机会，大学轮不到我，当兵要查三代。」他用当兵的方式离开农村，用写作的方式令自己不必转业再回农村。年轻时的他宁可去新疆和西藏，也不想回到高密乡。
关于童年至青年时的农村生活，那并不是诗意的，现实是他的爷爷一直怀念着***执政时的农村：「那时候私有制，可解放后一直是军事化管理农村。说是财富增值，劳动致富，也是不如以前。从前买卖是自由的，一个农民有头脑，会干活，会理财，是可以发家致富的。到了49年之后，谁也别想富，富了是可耻，越穷越光荣。」
然而三十年前他听到一次高密地方戏猫腔，再看家乡小桥流水，乡情就迸发了。他承认他恨这个地方，恨这里的束缚，但是他已经找到了自由的办法，绝不再离开。
他在西方是受欢迎的前卫作家，但在高密乡里，他认为自己是最朴实本分的乡民，「我从没叛逆过，我只是在真实地写人，所谓前卫，魔幻，甚至黑色幽默，那本就是我们真实的乡村生活。老一代的作家内心深处也知道这个，包括极左作家，他们知道甚么是人民的文学，只是他们无法这样写」。
「我当年看起来是离开正路，可是却回到人性的正路。我不想阶级性的写作，我用人性来写作。这是文学的最正的路。我不先锋，我只是正道。是最民间和最基层的。」
他说过，回老家，装修房子，和乡亲一起过年，这都比接受一个采访更重要。生活本身有时也比写作重要。去年冬天在国子监的一个普通茶馆里见他，他告诉我现在仍然和老伴出行在坐地铁，舍不得打车。他坦承进体制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老了总得有个依靠，有个医疗保险」。
他写人。写挣扎的人世生活。他自己也是人。
他认为三十年来写作路，作品里全是真话，全是憋了许久的话，未曾有半句威吓之下的虚假。「我就是一个普通老头。所谓的名人，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渲染。」
文学的去政治化意味着在作品中既不附合也不对抗，莫言希望他的写作坚持在文学和人本身，「西方对中国的阅读出现巨大的误区，好像我们每部作品都在影射政治，都在攻击和反叛。翻译家在选择上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如果在中国被批评被禁止的书，就变成了抢手的宝贝，可是有些书很差。我不断呼吁请他们用文学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文学」。
小说家本份是讲故事
莫言的作家同行里仍有部份人是为他的获奖由衷地高兴，这些人并不认为他在体制内的保全伤害过他的写作。出版人杨葵对于莫言的得奖毫不意外，在近两年来的访谈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莫言是最有希望得诺奖的中国作家。他说：「微博上众声喧哗，但是好像绝大多数人都没怎么读过莫言，或者虽然读过，但只凭一两本着作的阅读经验，就要作总体概论，显然荒唐。说到体制问题，拿这个来诋毁一个人也很荒唐。有人愿意按部就班过日子，有人喜欢浪迹天涯，各行其是，这才叫民主吧？有趣的是，做这类谴责的人，恰恰是整天空喊民主口号的人。」
莫言早前不会想到自己的官方职位成为获奖的最大争议，他每月去艺术研究院开几次会，按月拿工资，出席笔会，他57岁了，承认在现实生活里的愿望和普通人无异，平安健康足矣。「我平时是孙子，只在写作里色胆包天。」
或说莫言从未标榜过自己是斗士，他书写苍天之下乡土之上的百姓时，并不是以绝决的信念想去抗争体制。
英国作家毛姆已在半个世纪以前谈及关于小说的看法：首先要有充份的真实感，小说家的任务是冷静和超脱地描绘真实。作家的职责是叙述事实然后全部交给读者，让他们去定夺如何处置。小说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优秀的小说本就是包罗万象的真实世界，甚至比真实的世界更为复杂。就像契诃夫竭力保持冷静中立，只着力描述真实的生活，但是，读他的小说会强烈感觉到人们的残忍和无知，穷人的赤贫及堕落还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这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一场暴力革命。小说绝不能拿来作为布道讲道或平台载体，否则便是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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