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生和素琴（上）：一段不完整的历史、爱情和命运

由云从龙 2012-11-22,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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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生和素琴（上）：一段不完整的历史、爱情和命运

由云从龙 2012-11-22, 13:04

燕生和素琴（上）

一段不完整的历史、爱情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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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历时整整半个世纪、关于几个普通人或者一家人的故事。从1906年到1956年，晚清、民国、共和国，如此跌宕起伏的岁月，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成王败寇，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主角却是几个最为普通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偶然的机缘，他们仅有的线索可能进入造纸厂的打浆炉，那么我们便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还有过这样的故事。也正因为这样，虽然我极力还原整个故事的全貌，但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却是一段不完整也无法完整的故事。
这个故事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一份1948年写就的入党自传开始，牵出一个小地主家族，进入发现了一位生于1906年、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爱国志士——贺文翰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他令我最大的伤感在于：虽然连官方都对他表彰甚高，但有关他当年参与革命活动的事迹却极其罕见，并且迷雾重重，和他同一时期的同学在日后都成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上的风云人物，而他罹难之后甚至连遗体都未能被保全；关于他少年时代的成长，青年时代的历练，我们至今都只能停留在谨慎的揣测中。这是一段不完整的历史。
第二部分是他的儿子——贺燕生长大之后投身轰轰烈烈的解放洪流中，1949年5月，他从黑龙江追随大军南下，扎根于江西星子，代表“人民”接管“地方政府”。在这期间，他一直和一位叫王素琴的女孩保持着浪漫的通信。目前，我拥有他们二人一共45封亲笔信件（称它们为“情书”更为合适），他们在信中谈工作，谈未来，谈爱情，最终，他希望王素琴能够为了爱情而南下，不再饱尝劳燕之苦。1951年夏天，眼看着两个人要走到一起了，可是，其他的通信没有了。这是一段不完整的爱情。
第三部分，时间走到了1956年，王素琴已经成为江西某国营纺织厂人事科的科长，她是否同贺燕生喜结连理，我不得而知。但是，这时候，她却被一场疯狂的运动 “揪”了出来，指控她的材料秘密麻麻写了有几十页，可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这就是美其名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她因此而誊写了一份又一份的检讨，当年和男友畅叙人生、憧憬未来的那份***再也不见了，字里行间，流露的全是无奈、惶恐和不知所措。她是否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劫难，或者成了那场运动的牺牲品，资料就此终止。这是一段不完整的命运。
这便是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个故事。我不想“托物言志”，更不想“文以载道”，只想尽最大的努力还原这个故事，将它呈现给今天的人们。
以下，是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
民国37年12月1日的一个深夜，十七岁的黑龙江省府财政厅企业科科员贺明星用十一页烙有“改良本质（东亚）”字样的稿纸写了一份将近3000字的自传，以备加入中国***时供其审查，这本来是一件“神圣而又光荣”的事情，但却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使得整个事件在今天看起来有点荒诞——贺明星写自传所用的这十一页稿纸，正是日据殖民时代的产物。鼎革之后的大量真实事件告诉我们，无数的普通民众，仅仅是一不小心将领袖语录撕了一张拿去揩屁股，或者偶尔开了一句不荤不素的玩笑，就会被推上审判台，以阴谋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罪论处。贺明星用侵略者制造的“口香糖”向革命表忠心，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居然无人察觉！也许，它永远不能构成人民内部矛盾吧。

在这份自传里，贺明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毕恭毕敬地讲述了以自己祖父、父亲为核心的地主家庭背景，详尽描述了他参加革命工作的一系列前因后果。鼎革之际，自传——这种前无来者的“创意文本”，对于个人前途极端重要，需要写得越详细越好。当然，如果你有足够的才情，能将个人成长史中每一个无微不至地细节都写出来，并时不时地引用最高领袖的言论为命运辩护，组织不仅不会厌烦，反而会认为这样彻底的交代是一种铁杆的“死忠”。贺明星没有这样，三千字的自传，工工整整，平平淡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他并不是一个巧舌如簧、善于使用心机的人。

自传中的父亲

一

贺明星，祖籍黑龙江省明水县大青岗贺家屯。民国19年，贺明星出生在北平，因为这个缘故，贺的父亲为爱子取了一个乳名，叫“燕生”。贺的家族，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地主家庭，虽然称不上“大地主”，但在燕生出生前后，家里已有田产120多亩，在当地也算大户人家。关于贺明星的父亲，自传如是写道：父亲“入北平大学，毕业后在北平结了婚。”除此之外，一些能准确说明其身份的有效信息很少，比如父亲的姓名，父亲大学毕业之后是否曾在北平工作等等，我们在自传中都难以详尽了解。仅仅能肯定的是，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一个传统家族里能出现一位名牌学校的大学生实属不易，所谓光宗耀祖，也不过如此。但燕生的自传里，却丝毫没有传达这样一种喜悦和荣耀，相反，他冷静地认为，父亲之所以能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个人努力并非关键，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祖父和伯父两代人通过对长工的“剥削” 而换来的优越家境：

“到我父亲这辈，因为我父亲他们哥六个，他是最小的，等他能做活的时候，家里生活已经很富裕了，五个伯父也一个一个的脱离了生产劳动，完全依靠四伯父当家支配着十几个长工种我们的一百二十多亩地，由于四伯父有吊算，继续祖父剥削人的老一套，到年终长工算账的时候，大哥及三伯父成天支大牌九局，左五右六想办法把长工一年来赚的钱赢来扣下，甚至四伯母也成天的支着牌局耍钱。使我仍然记得的几个长工（一个厨夫，二个伙计），就有三年没棉帽戴，并没穿棉衣。

根据以上家里生活情况，是不需要父亲参加劳动了，所以便把他送到学校里去念书，初级考入高级，逐渐升入中学，后入北平大学。”¹

在这段自传中，燕生十分清楚地交代了父亲“不劳而获”的背景。第一，父亲在六个兄弟中是最晚出生的。从较为严格的家族代际关系来看，父亲在贺氏家族奋斗史上已经算是第三代了，由此，父亲出生后所面临的家庭环境可能是：家族创业的历史已经由祖父、长伯父两代人前赴后继地完成，到了父亲这一辈更多的责任在于守成和分享家族的奋斗果实。这时候，父亲凭借“晚生”的优势，有机会洗脚上岸，由“农”入“仕”。第二，燕生详尽表述四伯父当家期间贺氏对雇工的“剥削”情况，意在告诉组织，贺氏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越生活，“剥削”乃是首因，但仔细推敲，这一点并不完全合理。自传中说，贺家在四伯父当家期间，家族田产已经达到了一百二十多亩，这么多的土地，其一年的收入比起发放给雇工们的工资来，可谓九牛一毛。再退一步分析，即使伯父们变着花样将所有雇工的“血汗钱”都变相地夺走，那么要成功经营那么多土地，又要靠什么人呢？贺氏与雇工的关系是否真的如燕生所言，“三年没棉帽戴，并没穿棉衣”那样恶劣，值得考究。

这是一段诡异的描述。只要一想到写这份自传时贺燕生的年龄勉强仅有18岁，就令人对他的镇定和思维缜密感到惊讶。他既没有为自己生在一个生活富裕的大家庭而感到荣幸，也没有觉察到祖父、伯父两代人开荒创业的艰险，而是一眼就盯住了“剥削”、“不用参加劳动”这样的字眼，似乎在他看来，父亲出去读书并不是十分光荣的事情，他甚至比不上在土地里辛勤劳作的祖父，因为父亲“不劳而获”，他和成天打牌的伯父们一样，都是靠“吊算” 别人而满足自己的私欲。

年幼的贺燕生显然不可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他的心早就被某种主义蛊惑了。早在贺动笔撰写自传之前，东北的“***接管区”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挖浮财是重中之重。大约在1942年前后，贺氏家族一度迎来全盛时期，田产达到了一百七十多亩地，房屋三十多间，全家共四十余口人，贺家自己雇十多个长工种一百亩地，其他的租给佃农们。而到了1948年——即燕生写这份自传的时候，贺氏已经被彻底土改，贺燕生和他的母亲、妹妹拥有的全部财产不过是半间房，四亩地和一些随身衣服。对此，贺燕生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反而极力讲述家族的剥削史，以向组织表明自己觉悟之高尚。

书斋中的马克思和后来走上街头的革命者完全不同，他曾这样论述劳动雇佣关系，“资本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 ²由此看来，四伯父们是否在吸雇工们的“血”，看来还得仔细考究，不可妄下结论。贺燕生显然忽略了他的家族经由两代人艰苦奋斗之后由“创业”向“守成”、“农本家庭”向“资本家庭”转变的内在关系，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交代贺氏与雇工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上，这使得他在最后的总结陈辞中，很自然地写道：“根据以上家里生活情况，是不需要父亲参加劳动了！”这是组织真正关心的问题。一个心智还没完全成熟的青年，置身在千变万化的新旧交替年代，看不到自己亲人所受的苦难，看不到几代人为家业兴旺而付出的心血，却对组织的喜好了如指掌。这究竟是谁的错误呢？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回答上述问题。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需脚踏实地讲述一些具体的人与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贺燕生的父亲。

二

贺燕生的自传里，关于父亲的有效信息并不多，但却字字千斤，令人印象深刻。以下，我们先摘录出《贺明星自传》有关父亲的一些文字：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父亲便携我母子归回了来，到明水后我记得父亲在本城当过教育馆长、管烟所□□、教员及伪县（指傅仪的伪满洲国政权）公署更生股科员，后考任通达村长，而在康德九年，因街村废□便被洗刷了。其被洗刷之原因：也即因为他在当二年村长的过程中，对他的上级很不对头，因为他不会溜须拍马，尤其还在通达当村长时打过两次‘根本精神’（日本人，伪种马厂厂长），因此而认为他思想不良被洗刷，但一些下级职员及老百姓却很因为他这样举动与正直，对他羡慕与拥护。

“别人当村长买了多少□皮车，多少地，他在这二年过程中什么也没有买，却拉下四千多元钱的饥荒，结果没办法只好从家卖了十亩地三间房，并从他的朋友赵怀成处（他家开烧锅已被清算没收）借了二千多元钱（现在亦未还），总算把饥荒还上了。但由于从家卖房卖地还饥荒，却惹起了伯父母们的怨言，纷纷都说父亲没下过地，没往家拿过一个钱，净花钱了，现在刚刚工作了，不能挣钱，反拉饥荒自己还不了，还得从家里卖房子和地还饥荒，这就是败家子呀。因此，家里人几次要分家。”

……

“父亲在通达被解职后，没有什么职业，便又搬到县城内来住，我这时在东三道街第一校（高级）念书，但不幸的日子便来到了。即在伪康德九年阴历六月三日这天早晨，我还睡在梦中，来了一个日本鬼子带二个特务把父亲带去了，临走时（父亲——笔者注）向甜睡的我做了一个永别的长吻，并向母亲曾说：‘如果把我送走时，你们可以搬回屯去（胜利区的家）我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了，怎样困难可以还叫燕生（我的乳名）念书，最低叫他中学毕业。’父亲被捕走后的一礼拜（六月九日）的早晨，便用大汽车据说解往哈尔滨去了，后来据说受尽了一切酷刑，而且自己不吃饭，死了（秘书处曹静同志是他的难友，知道的比较详细）！他的简单历史也就到此终了。”

燕生在自传中对父亲历史的回顾全部集中在以上段落中。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父亲的生平和事迹:

贺父³生于清末民初，在家中排位老七。这一时期的贺氏，田产达到一百二十亩左右，创业初成，贺作为家中年龄最小的男丁，在劳动力富余的情况下得以被送进学堂读书。少年时代的贺有可能就读当时县城里最好的学校，他在那里学到的课程包括《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庄农杂字》、《大学》等，学校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背书是必修的内容。贺从小记忆力超群，每次背书，都能拔得头筹，深得先生欢喜。除此而外，学校里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规定，比如规定白天读书时所有的学生都要盘腿坐在炕上，不许回头，不许说话，大小便也需要严格限制——每个人每天领取四根“尿签”，谁要上厕所，必须要将尿签挂在教室门旁的墙壁上，回来后将其交给先生或班长；如果没有把握好时间，早早地用完了尿签，就算真的屎憋尿急，也不会得到允许。贺便是在如此森严的教育系统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⁴。之后，他被举荐进入重点中学。二十年代中晚期，贺进入北平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在北平结婚，生育孩子。“九·一八”之后，贺携妻儿从北平返家，回到明水故里，在地方上先后担任了一些文职。伪满政权中期，贺出任了伪通达村村长，期间因为一些摩擦而与日本人发生过冲突，甚至将种马场场长⁵痛打了一顿。因为这些事情，他遭到解职回家。虽然贺是堂堂大学生，但在整个贺氏家族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却因为在做末胥小吏期间未能帮助家中扩大田产反而欠下债务而遭到伯父和胞兄们的白眼。闲居了几个月之后，噩运突然降临，日本人在一个夏天的清晨，伙同汉奸冲进了贺的家中，将其押走。临走时，贺深情地亲吻了熟睡中的儿子，并嘱咐妻子一定要让儿子读书。此后一去无杳，各种传言不断地撕裂着年轻的贺母之心和贺氏家族，最终，他们得到了确切消息：贺被日本人在哈尔滨毒打致死，卒年三十五岁左右。

这是基于贺燕生的亲笔自传而对其父的人生轨迹做出的一个大致判断，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则要通过确凿的考证。这些判断，为我们试图揭开贺其人其事提供了思维线索。在以上文字中，我们至少能提出这样的疑问：1931年贺有了孩子，当年东北三省完全落入日寇之手，明水也在其中。按逻辑推理：此时的沦陷区和北平相比，后者要安全得多，而偏偏在这时候（1933年），贺选择了回家，他的动机会是什么？和家人团聚？保护家族利益和族人安全？这些惯常的理由都显得有些牵强。贺氏徙居明水已经半个世纪，人丁兴旺，地方关系势必错纵牢固，难道还需要一个常年在外读书、对乡关相对陌生的人回来持家？这显然不合逻辑。其次，贺回家之后，在地方上先后出任了一些职务，虽然在日寇手下“苟且”，但毕竟是有一份工作，同时身后还有一个实力殷厚的家族，怎么可能欠下那么多债务？这一点不禁令人起疑。他所耗去的巨资，是否另有他用？再次，按照贺明星的回忆，父亲是因为殴打日本人和其他事情被洗刷解职，继而被带走构陷致死。从表面上看，事情似乎合情合理，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有违常态：日寇怎么会仅仅因为贺殴打同僚以及在工作上不配合就将其随便带走打死？贺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地方上的青年士绅，日寇一边灌输“大东亚共同繁荣”政策，一边又对地方士绅大加迫害，难道他们一点顾忌都没有？综合这些因素，笔者认为，贺遭遇不幸，绝对不是其子在自传中写的那么简单，必有隐情。

再考虑当年东北被殖民期间地下反抗斗争情状，我们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自传中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父亲大人” 绝不像儿子贺燕生说的那么波澜不惊，他的身上究竟藏匿了怎样的故事？他会不会和当年的反殖斗争有紧密联系？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辗转搜寻，一本编修于1989年的《明水县志》⁶和几本出版于1985——1991年的《明水文史资料》⁷进入了这个故事的视野。

就像搜神一样，翻开这些鲜有人瞩目的文献，一段令人百味杂陈的传奇赫然眼前。

由云从龙于2012-11-22, 13:14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1次

由云从龙 2012-11-22,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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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云从龙 2012-11-22, 13:06

铁蹄下的贺文翰
一
从地图上看，明水县就像一把打磨得锋利无比的菜刀，横亘在松嫩平原西北部。它的四周边界近乎直线，这样的版图让人联想到非洲各国或北美疆域的边界状况，它们都非自然形成，而是布满了人为切割的痕迹。事实上，民国12年之前，中国的行政版图上还没有明水县这个建制单位。1644年满人入关后，将东北定位为清政权的“龙兴之地”，所以这一地区自17世纪便被封禁，不许开垦和私占。及至清朝中叶，海禁渐开，边疆多故，为巩固边防，满清当局开始放宽垦边政策，允许旗人和汉人拓荒耕种，这便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闯关东”的历史背景之一。但这一时期，该地仍被划拨为满族军队的津贴地，实行屯田制，不允许民间力量擅自开垦。
光绪19年，紧张的时局为这一地区的开放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日俄两个亚洲强国都加紧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活动，为巩固边防和筹措军饷，黑龙江地方军政大员请求政府发放通肯河一带的官荒，得到政府允许，由是设局丈放，明水全境皆在规划之内。
1890年左右，宋魁甲、曲恒发、吴建堂、赵本兴、仇镇岳等五户移民先后从外地迁入明水，垦荒建村，生炊筑房，这是明水历史上最早的有确切姓名记录的首批移民，也是该地移民开荒的肇始⁸。贺明星的祖父“贺保官”正是在这一时期带领五个儿子来到了明水县，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大青岗”的地方抢占了60亩土地，开垦耕种。
1922年，黑龙江督军、代省长吴俊升前往明水一代视察，经由当地士绅恳请，决定置县。又由于当地有一处闻名遐迩的泉水，被当地人称为“明水泉子”，故置名以“明水”称之。但此次设治，并未正式设县，而是暂时成立了“明水设治局”，该机构相当于一个“临时政府”，直到民国18年，明水才经由黑龙江省署批准，正式设县⁹。
明水治县时日虽短，但发展却异常迅速。民国初年，该地仅有六马架、小三里三等几个居民点，人烟稀少，猛兽成群，到民国12年，即明水设治当年，常住人口已经超过了五万¹⁰。
贺明星在他的自传里记述了祖父和伯父们最初来到明水县开荒创业的历史：
“我祖父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便来到了明水县，那时明水还是一片荒草，没有人家，起初住在现在的胜利区（现在仍在那住）。在那时的祖父在八区（即胜利区）占了六十多亩荒地，经我五个伯父及雇些工便开了起来，从这便打下了发家的基础，以后明水那个地方的人家逐渐的来的多了，我们的家逐渐的更富裕起来，祖父便脱离了劳动，学会了“端宝”（过去耍钱的一种），成年耍钱而且不知从哪还学来了骗人的一套办法，把耍钱形成了做买卖，只赚不赔，也就是说耍钱只是赢没有输的时候，比如家里如果说要卅号用钱多少万吊，在一号把祖父用大劳力送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大宝局去，不等到卅号保险如数捎回（家里所需的钱物——笔者注），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贺保官’。就这样，从赢来的钱里又买了六十多亩地，十几间房子，和一套全车，家业从此也就从祖父的保盒子里端起来了，但祖父也在一九三七年（我七岁）就死去了，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计有一百二十多亩地，廿多间房子与一套全车（三十多口人），四伯父当家，雇十几个长工，家里人除大哥外没有参加劳动。（以前五个伯父完全参加劳动。）”

这是贺明星在他的自传中最先提到的内容。从这段简述里，我们看到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创业史。最先抢占的那六十亩土地，成了贺氏发家致富的基础，这一点，贺明星明白无误地予以承认：六十亩土地“打下了发家的基础”。但是，贺氏的头人——祖父并没有满足于这些，区区六十亩土地，怎么能让这个家族在这块移民缤纷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呢？于是，祖父另辟蹊径，干起了偏门。这便是贺明星所说的“端宝”。
日后的官方文献向我们证明，由于明水县外来人口繁杂，致使地方上一度赌博盛行，仅赌博的形式就多达几十种，可以说，小小一个明水，汇集了整个中国的各色“赌局”。有统计数据显示，民国11年1月间，全县便发生各种赌博案件达1230起，流动在赌局中的资金高达53万多洋钱¹¹。一个小小的县城非法运作和流通的货币数量能有如此之巨，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经济的繁荣和商业之发达。贺保官混迹在这样一个熙熙攘攘的赌局中，不赚点钱财回去，怎么对得起眼前一片的繁荣景象！

在燕生的描述里，祖父简直是个“赌圣”，他只赢不输，即便家里需要“巨额”开支，祖父也能稳妥地搞定。因为有这一手，人们便给他起了一个诨号，唤作“贺保官”。这一时期的祖父，显然是地方上小有名气的人物。凭借这一手本事，贺保官完全可以不再回到土地上去，过一种浪荡江湖、快意人生的生活未尝不可。但是，贺保官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充其量有些小聪明而已。

贺保官靠自己的“智慧”赢了钱，转而继续置地。在二十年代末期，贺氏累计的田产达到一百二十多亩，用贺明星的话来说，即“家业从此也就从祖父的保盒子里端起来了”。

在这一段叙述里，贺氏家族第一代人的奋斗脉络大致与明水官方文献中的本县建制初景相吻合。如果说明水县最早一批移民给予后人的形象仅仅是几个模糊的名字，那么作为这股浩荡的移民大军中的贺氏家族，他们的身影则更为清晰。贺氏的经历，也是众多千里奔波、出关淘金的移民们共同的致富故事。

十多年的艰苦拼搏之后，贺氏家道逐渐兴旺，日子逐渐殷实。1906年，贺保官再添贵子，这个孩子，便是贺文翰。此时，贺氏居住的这块地方改名为贺家屯。

有确凿的官方文献信息显示，贺文翰是明水县建制以来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之一。在1989年编修的《明水县志》概述中，当谈及明水县持续反殖革命斗争的历史时，编纂者特别提到了贺文翰的事迹并予以评价：
“伪通达村村长贺文翰，以伪职做掩护，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后被叛徒告密，于1942年被捕入狱，1943年冬，被日寇秘密杀害在哈尔滨警务厅的监狱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¹²
这段文字出现在厚达七百多页的县志最前面的一篇概述中，而按照县志的编修凡例，作为概述来说，能够提到的事件或内容必然是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由此可见贺文翰在明水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如果仅凭这些文字就认为贺明星自传中的“父亲”与此处的贺文翰为同一人，显然过于草率且缺乏公信力，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资料佐证。
国有国史，县有县志。中国文化历经千年的积淀和传承，早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话语表达模式。在任何一本地方县志里，都会出现类似于史书上“列传”一样的“人物”篇章，在这个篇章里，一般罗列的都是本地某个时间段以来在各个界别和行业涌现的士绅名流和道德模范，他们足以使后人产生敬仰，也足以令地方备受荣耀。《明水县志》毫不例外地遵循了这一编修体例，其“人物”篇作为该县志的第二十六章——最后一章被排列在全书六百五十页之后的位置上，虽然为最末位置，但却有“盖棺定论”的意思。
令人感到激动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在所有罗列的“明水人物”中，仅有五位享受了被文字详尽描述生平的待遇，而我们的主人公——贺文翰则列为第一。《明水县志·人物·人物传·贺文翰》如是写道：
“贺文翰，字荫林，1906年出生于友爱乡踊跃村贺家屯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他早年在齐齐哈尔工业学校读书，民国16年（1927年）9月考入北平（北京）民国大学专门部法科。在学习时，与于天放、张甲洲等***人有过接触，接受进步思想。伪满大同2年（1933年），为了逃避北平市公安局侦缉队追捕，返回本县。开始，贺文翰在伪县民众教育馆任馆长，与邻近的十六校教员张树德、张春霖等人过从甚密，经常宣传反满抗日的革命道理。康德5年（1938年）3月，贺文翰到伪县公署管烟股当事务员，同年12月被任命为通达村村长。在此期间，贺文翰油印反满抗日传单，进行抗日活动。康德9年（1942年）7月，贺文翰突然被逮捕，并于当天被押送哈尔滨伪警务厅‘思想感化收容所’监押……”¹³
将贺文翰“列传”置于明水人物的首位，其在当地的影响力已毋庸置疑。在这段列传中，我们至少能找到四处内容与贺明星自传对父亲的描述遥相呼应：其一是“北平大学读书”事项在二者的描述中均有出现；其二是贺文翰回到地方之后先后从事的职业与贺明星自传中记述的也有相符之处；其三是自传与列传中均陈述了贺出任通达村村长的事实；其四是贺文翰被捕的时间，二者记述同为“康德9年”，略有出入的是自传中为“阴历6月3日”（阳历1947年7月15日），而县志人物传中为阳历“7月”，极为吻合，故可视为同一事件。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结论：贺明星自传中的“父亲”与《明水县志》中的“贺文翰”二者是同一个人，也可以部分地解开前文一些疑问，比如：贺文翰遭遇日寇突然抓捕并被毒打致死，并非是因为他与日本人在工作中的冲突，而是与他长期参加反满抗日地下斗争有关。贺文翰在“九·一八”期间离开北平回到安全状况相对较差的明水县，并非因为家庭缘故，同样与“革命”有关。
二
民国12年明水设治时贺文翰是一个正值青春期的17岁少年，几乎没有资料能让我们准确知道他此前这十多年的生活细节和成长轨迹。但是，种种资料显示，这一时期，贺文翰身处的这块土地——明水县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黄金年代。
前文说过，明水设治当年全县常住人口超过五万，除此之外，全县流动人口的规模也相当庞大。根据民国13年12月的一次统计，全县有名有姓、证照齐全的旅店多达22家，共计接待旅客住宿达1958人次，其中旅客量较小的“九如店”一月共接待1128人次，较大的“四海店”一月共接待3620人次，在冬季运粮的10月、11月、12月三个月中，全县旅馆客流接待量达到了72683人次¹⁴。作为明水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兴隆镇，商业更是空前繁荣。早在设治之前，鉴于本地商业的繁荣，以张秉瑞、曲祥九等为首的知名商人就组织了商会，用以加强行业联络和协作。民国13年2月10日，经宋魁甲、吴文清等乡绅的倡议和策划，另一个行业互助组织——明水县农会正式成立，公选贾万祥为会长，其约法中明确规定，成立农会的目的在于“发展农业，改良耕作方法，筹备经费，组织巡行讲演以及开办各种形式的农业学校；遇有荒欠时，调查其状况，共筹救济方法，并呈报主管官署”等¹⁵。
最为可观的是明水商会，自民国7年成立，到民国19年，至少进行了七次选举，每次选举都为公开投票，每届商会在任不超过两年，会董无一人得到蝉联，且当场选出的会董须立即就职。1930年，政府颁行新商会法，在这一法令的指导下，明水商会大举改组，推选赵本兴为主席，下设常务委员、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等，共27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从民国13年到民国16年，加入商会的商号从36家增加到53家，商会几乎成了除县府之外最强大的地方自治组织¹⁶。
商会虽然具有半官方半民间的双重色彩，其社会功能也充任了一些政府职能的角色，但是商会对地方经济和商业繁荣的促进功不可没。根据一份民国16年形成的“明水城内店铺作坊分布情况简介表”列出的信息显示，在这一年，整个县城各类店铺共达93家，两年之后，这个数字迅速增长到320家，从业人员2355人，资本金达到哈洋26.29万元。除了这些，沿街还有“摊床”数不胜数¹⁷。
另一份数据则显示，尽管这一时期由于奉系军阀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对立并存，导致货币体系持续混乱，但经由明水县所创造的国家财政收入却在不断增长。民国13年 7月至民国14年6月25日，“国税”收入为劵洋121180元，现大洋923元，民国18年，“国税”收入为哈洋66624元，如果按照民国13年劵洋的实际购买能力计算，4年间，明水县国家财政收入增量甚巨¹⁸。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认为，在民国19年之前，明水县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整个民国时代所能取得的巅峰。
少年贺文翰，就在这样欣欣向荣的环境里一天天地长大，他背后的那个家族，也在一步步地走向全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积极的社会因素，会让他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健康的身体、优良的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大约从6岁开始，贺文翰便就读于全县15所公立学校中的一所¹⁹，接受兼具传统和现代气质的国民教育；民国13年左右，贺文翰考入齐齐哈尔工业学校，这是一所地方性的综合大学，也是苏俄共产主义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口岸²⁰，性格直爽，喜欢抱打不平，在同学中威望很高。若干年后，在由后世整理而成的回忆文章中，人们对贺文翰在这一时期“爱憎分明”、“敢作敢当”的事迹依旧津津乐道²¹。
大约在贺文翰就读于齐齐哈尔工业学校期间，他结实了大青岗保卫团的窦团总。因为贺会使用枪炮，窦团总便委任贺文翰为副团总，操练团丁。贺文翰欣然接受，日日带着兵丁操练，数月之后，团丁素质大增。不久，保卫团在一次剿匪作战中生擒了一个民愤极大的“匪首”，但是，窦团总是个胆怯的人，他担忧土匪报复，准备不顾民愤给这位阶下囚一条活路。这时候，贺文翰坚决表示反对，他告诉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上司窦团总：“我们是兵，他们是匪，匪是害民的，兵是保民的，对土匪不镇压何以保卫百姓？如果捉了再放，匪患何时可除！”窦团总听后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二人遂吵的不可开交。最后，窦选择了让步，将“匪首”交给贺文翰处置。贺立即下令，就地处决。
处决“匪首”令贺文翰名声大振，但却没有因此铲除匪患。相反，当地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土匪之一“天照应”将贪婪的目光瞄向了贺氏家族——大青岗贺家屯。土匪来势突然，贺家全无防备，只好关上大门，邀集家丁、乡勇以及族人在“响窑”²²上架起“老母猪炮”²³仓促迎敌。晌午时分，数百人的土匪队伍来到了贺家屯，他们在门外高喊着要进屯吃饭，族长贺保官深知此中利害，宁可送粮出去，也不许族人开门。双方随即发生了争吵。土匪们声称，如果不开屯门，就放火烧光所有的房屋和粮食。这时候，守护在炮楼上贺文翰再也忍不住了，他下令炮勇向土匪开火，几枪过后，一名土匪被当场打死，其余皆抱头逃窜。
匪患随暂时得到了解决，但整个贺氏家族却更加恐慌和紧张起来，因为贺文翰打死了一名土匪，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它有可能招来“天照应”残酷的报复。果然，傍晚时分，“天照应”亲自出动，带着大队人马包围了贺家屯，声称要血洗贺氏。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贺官保开始责备儿子的鲁莽，为族人带来了莫大灾难。贺文翰此时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但是，他并没有害怕，却决定牺牲自己，保全家族。他对被吓得面如黄纸的父亲说：“全家老小不必担心，我自己去找‘天照应’，我给他们偿命就是了，一人做一人当，不干家人啥事！”无奈之下，贺保官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想法。这虽然是一个心头剜肉的策略，但从全局来看，也只有这样，才会将损失降到最低。
贺文翰从容走出屯门，被土匪喽啰们一路推搡，押解到了“天照应”帐下。“天照应”纵横通垦河两岸，为匪无数，阅人也无数，他原本以为这个杀了自己兄弟的人会向他屁滚尿流地磕头求饶，却没想到眼前的年轻人，既没有下跪，也没有求饶，而是利利索索地通报了姓名，承担了失手杀人的所有责任。然后，对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在我临死之前有几句话奉告，当今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西方列强对我国实行瓜分，东方日本对我东北虎视眈眈，眼看中华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足下有兵有马，又有指挥才能，依我之偏见，足下应该上位国家出力报效，下为百姓排忧解难。假若终身沦落绿林，恐难流芳百世。足下如能改弦更张，百姓必然拥戴，将来大事可成。”
这番“临终遗言”令“天照应”极为震撼。这样不怕死的后生，还是他行走江湖数十年来第一回遇见。他看到了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赤诚和血气，甚至想到了自己年少时的样子。一瞬间，“天照应”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不仅不打算杀掉贺文翰，还要与之结为兄弟。贺文翰并未推脱，二人当即歃血为盟，痛饮一番。第二天，当贺氏家族甚至连棺材都准备好要为“鲁莽”的儿子收尸的时候，贺文翰却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对敌友“爱憎分明”，临大事“敢作敢当”，这是贺文翰罹难四十余年之后人们收集整理的两则有关于他的“美谈”²⁴（它们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将在下面的章节里有所分析——笔者注）。时过境迁，我们很难确定这些事件的真实性，甚至连它们的具体时间都无法考证，但根据其中提到的一些情节，大致判断它们发生于明水设治之后、贺文翰赴北平大学读书之际的岁月里。这一时期明水经济虽有起色并呈现繁荣迹象，但地方匪患却成为破坏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根据资料记载，民国14年2月，明水县依照省长训令将地方武装之一——游击队改编为“地方保卫团”，每团设团总一名，队长四名，副队长四名，驻兵一百六十名，到民国17年，明水县共编制八个地方保卫团，每团设置正副团总各一名，全县共有团丁767人，枪支783支。地方保卫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匪患，维持地方社会秩序²⁵。但是，这些武装力量仍不能有效遏制强大的匪患势力。历史上明水处于青冈、拜泉、林甸、海伦四县之间，地理位置特殊，导致匪患猖獗，危害极深，当时有“抓不尽的虱子，拿不尽的贼”的民谣²⁶，来形容匪患的突出。民国10年到11年，匪患嚣张到极点，导致官方顾及不暇，民众为了自保，以村、屯为单位，构筑“响窑”，自发抵御过往土匪。当时，活动于明水地界的大土匪多大八股，其中仅“天照应”就有三千多部众，为匪患中最强大者²⁷。
这些史实，为贺文翰的“美谈”做了最好的注脚。在我们传统的人生理想里，“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是一个有责任的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担当，在上述故事中，贺文翰显然做到了。不过，相比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不过是个开始——我们慢慢就会看到，“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并不是贺文翰的豪言壮语，而是他的人生信条。
三
民国16年，21岁的贺文翰在齐齐哈尔工业学校刻苦攻读，取得了国立北平大学的奖学金，校方复函黑龙江省教育厅，决定发给他奖学金，资助其继续深造。该年秋季，贺文翰顺利进入国立北平大学专门部法科，正式成为一名大学生。在这期间，他和一位叫谷丛惠的女学生相识，二人很快坠入爱河。民国18年，贺文翰大学毕业，同年与谷丛惠结婚。婚后，他们并没有立即回到明水老家，而是在北平生活了四年多，直到1933年——贺燕生两岁的时候才回到了明水县²⁸。
北平大学两年多的深造学习对贺文翰此后的人生选择影响巨大。根据较为可靠的资料记载，贺文翰在校期间功课十分优秀，品行尤为端正，在师生中的人缘和威望都相当不错，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期间，他与当时同在北平读书的共产主义分子于天放、张甲洲等接触较多，但贺是否真的受到了共产主义学说的熏陶和深度影响则不可考。《明水县志·人物·贺文翰》中特别注明：“他本人是否入党，现还不详”。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冒昧地夸大一个人的行为或者将其信仰毫无根据地划入想当然的阵营，显然不妥。
于天放、张甲洲是这一时期对贺文翰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两个人，这段隐隐约约的历史，透过考据，略有所窥²⁹。
三个人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居然惊人地相似。贺、张、于三人分别生于1906年、1907年和1908年，又先后在齐齐哈尔工业大学完成中等学业。明确可查的是，于、张二人先后在1924年和1926年进入该校学习。虽然不知道贺文翰进入该校的具体时间，但1926年当张甲洲进入学校的时候贺文翰正好毕业，准备前往北京读书，据此判断，三人之间一定出现过交集。
于天放、张甲洲早在1925年就相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为了表达对这一事件的愤怒和不满，于天放联络进步学生，迅速串联，组织齐齐哈尔几所学校的青年学子上街游行，向政府请愿，此后，于、张二人一直都是该校的激进分子，始终走在学运和救亡的最前沿。在齐齐哈尔工业学校，二人先后因为领导学生抗议张作霖军阀政府以及日本侵占东北遭到逮捕，出狱之后，一边读书一边仍旧坚持社会活动。1928年，于天放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两年之后，张甲洲也来到了清华大学，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这一年，清华大学发生了驱逐校长罗家伦、吴南轩的学生运动，于天放也在其中。
1931年5月，在张甲洲介绍下，于天放顺利加入中国***，这一时期于、张二人的关系极为密切。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当时的清华大学，除了学生身份之外，张甲洲的另一秘密身份是中共北平市委西郊区委书记，统管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新农业学校等几所高校的党团工作，发展***的地下力量。为此，张甲洲还创办了《北方青年》、《现代中学生》等刊物，积极扩大共产主义在高校思想阵营中的影响。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充当了张甲洲工作中的左膀右臂，他就是中共北平市委西郊团委书记、时年18岁的胡乔木。据称当时二人关系十分亲密，形同兄弟，胡乔木所写的《中国赤祸问题》一文便是经由张甲洲编发的。在同学当中，张、胡二人的名声相当大，张善口才，胡善笔杆，所以同学当中经常流传着“清华俩秀才：张甲洲能说，胡乔木能写”的说法。多年之后，在胡乔木的回忆录中，说起张甲洲，他仍然情意隽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于天放、张甲洲等人从北京返回东北，开始组建巴彦抗日游击队，在明水、安达、呼兰、青冈、兰西一带迂回打击日军。不久这支部队被***收编，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吴福海任政委，赵尚志为参谋长。1937年，张甲洲在一次会和行动中，不幸罹难，终年31岁。于天放则长期坚守在抗战阵地上，多处辗转，活动频繁，于天放1944年12月年被日军逮捕入狱，次年7月与狱友一起杀死狱卒，成功逃脱日寇牢笼。抗战胜利后，于天放继续投身革命，历任黑龙江省军区副政委、司令员等职。
此外，于天放、张甲洲的的家庭背景与贺文翰也颇为相似。于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那李里不仅出了像他这样的革命家，还有比他小三岁的文学家萧红。但于并非地道的东北人，他的血统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山东基因。清咸丰三十一年政府开禁官荒，于氏便由关内的山东逃荒而来，徙居于呼兰县一个叫白奎堡三道村的地方。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于天放出生的时候，这个家族已经成为当地的大户。
张甲洲的家族比起于、贺二人则更为绵长和兴旺。张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屯，之所以叫“张家油坊屯”，是与张家的祖业有关。张氏祖籍山东莱阳，早在乾隆时期便移居于辽宁岫岩一带，后来又迁至松花江南岸。咸丰三十一年，清政府放荒，张氏紧跟政策，再次迁徙至巴兰县，承领300多公顷荒地垦种，开始了漫长的创业。之后，张氏又开办了油坊，由农涉商，生意十分兴旺。在张甲洲出生的时候，张氏家族正是如日中天之时。
这些细节，与贺明星在他的自传里陈述的贺氏家族背景极其相似，上文说到，贺氏家族的创业史是众多千里奔波、出关淘金的移民们共同的致富故事，在此多少得到证明。
只有物质相对富足和稳定的“士农工商”家庭，才有能力支持自己的子孙接受较为良好的教育。这一点，在贺、于、张三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同时，这也成为三人在思想上不约而同走向开明和激进的客观条件之一。于、张二人作为中共黑龙江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身后备受瞩目，只有贺文翰寂寂无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1927年到1931年前后，三人的状况大致在一条水平线上，并存在过交集，这些或许成为《明水县志》中认为贺文翰在“学习时，与于天放、张甲洲等***人有过接触，接受进步思想”直接证据之一。然而，作为具体的事实，却无法查证，只能依赖逻辑上的推理和演绎。
假如，贺文翰确曾像县志中说的那样，与于天放、张甲洲等共产主义者有过接触，并接受了进步思想。那么，在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中，这些经历，又是怎样塑造了他的命运？
1933年，贺文翰带着妻子谷丛惠、儿子贺燕生离开北平，回到明水县。县志上说，贺文翰“为了逃避北平市公安局侦缉队追捕，返回本县。”个中原因，无从得知。在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一个悲壮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四
1932年，也就是贺文翰返回故乡的前一年，明水县伪政府成立，卢俊海成为第一任伪县长。10月初，马占山部下邓文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一万余人自西门开进明水城，打开监狱，放走了所有的犯人，然后在十字街聚集群众，邓文发表了***洋溢的讲话，他号召军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不当亡国奴。为了宣示自己的抗日决心，他当场向万余军民保证：“我姓邓的，活一天就要抗日一天，剩一只胳膊就用一只胳膊打，剩一只腿就用一只腿打。”军民们受到感召，有人当场失声痛哭。讲话结束之后，邓文下令枪毙县商会会长赵本兴，理由是他的儿子在齐齐哈尔投降了日本人。之后，邓文找到伪县长卢俊海，彻夜长谈，最终将其策反。邓走后，卢在县公署成立抗日十九旅司令部，自任旅长。几天之后，日军大兵压境，卢随即带领部队撤离³⁰。
10月初9，邓文的部队在明水县张家岗和韩家沟一带与日军激烈交火，打死日军七人，其中有一名叫古田吉之助的少佐指挥官尸体失踪，日军为找回其尸体，在张韩交界一带展开地毯式搜索，最终未获，只好在韩家沟南边一个山岗上建了一座塔形阵亡碑，并用中日两种文字刻上古田吉之助等七人的名字，以示纪念³¹。
抗日力量的此起彼伏，激怒了日军。10月30日下午三点左右，日军向明水县城投掷了九颗炸弹，其中一颗没有爆炸，其余皆对县城造成了巨大破坏，一人被炸死，大量民众受到恐吓，纷纷举家外逃。到10月31日，原本繁华的县城基本成为一座空城。该日清晨，日军以坦克开道，从县城南门鱼贯而入，伪县公安局局长范承恩带着一干喽啰、驱赶着留守民众、举着纸糊的旗帜，恭迎侵略者进城。这些人中有一个叫斋藤金子的女人，她是本县一个娄姓男子的妻子，这一天她身披斗篷，脚穿毡鞋，作为“皇民”对日军的到来格外欢喜，她甚至走到坦克面前和士兵聊了起来。日军一共开进了四辆坦克，到达县城的十字街之后，便将炮口对着四个不同的方向，随时准备“点天灯”。这时一架飞机也进了县城，播撒了大量传单以及伪满洲国的国旗。随后，一个日军头目站在坦克上开始讲话，斋藤金子作为翻译，讲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大意是：这支部队是大日本帝国关东军的“安民讨伐队”，目的是要清除“马胡子”（即马占山的抗联队伍），将明水建成王道乐土，使人民安居乐业。讲话完毕，另一支约200人的队伍相继到达，例行军列之后，便对县城大街小巷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劫掠无数，直指近午时分，才全部撤离。至此，原本繁荣、景气的县城陷入了萧瑟境地，日军为了防止各地抗日武装无规律的游击式抵抗，强化了对整个县域的殖民管制，社会气氛之恐怖，空前绝后³²。
贺文翰正是在此时回到了明水县。恐怖的时局，再加上他被北平当局“通缉”的敏感身份，使得他回家之后处处低调，并不情愿在地方上抛头露面。但是，作为一个见过世面的“大学士”，他不可能受到公众的冷落。大约半年之后，贺文翰出任伪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这是他在老家的第一份工作。
民众教育馆相当于今天的民办教育，馆长统管官办教育之外的一切地方教育事务。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结构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贺文翰能得到这样的工作，足见外界对他的器重。同时，这又是一个政治色彩相对较弱的工作，它不像一些权力机关那样直接服务于殖民统治，这使得他既能谋个差事养家糊口，又能免去沦为殖民统治的工具，可谓两全。
这份差事持续了大约四年之久，也是贺文翰在老家干的最长的一份工作。民众教育馆位于明水十六中旁边，因为这个关系，他一度和该校的两名教员张树德、张春霖关系密切，尤其是张树德，贺文翰经常与之促膝长谈，并且秘密地向张宣传反满抗日、拯救国家的道理。根据一位署名蔡华伟的人撰写的回忆文章记载，有一次，贺文翰和张树德外出郊游，在四周无人的情况下，他对张说：“国土沦陷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有志青年都应该立志报国，拯救中华要靠中国***。”又说：“中国将来必走共产之路，实行耕者有其田。”³³
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日寇的铁蹄和牢笼就在眼前，一旦泄露，说者和听者都会横遭屠戮。贺文翰讲出这段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是出于对张树德的信任，他对张考察良久，觉得他像同志那样可信；其次他也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表现出一种大义凛然。
在民众教育馆的日子里，贺文翰已经是一个绝对的共产主义者，他对共产主义主宰未来世界的愿景深信不疑，并且要准备用实际行动去感染身边的朋友。这一点，直接反映出他在大学期间对共产主义的深度接触和于、张二人施加于他身上不可或缺的影响。于、张二人作为他大学时期的同学，又是当时齐齐哈尔和北平共产学运的风云人物，见贤思齐，贺文翰虽然没他们那样优秀，但从心里却对这样的人和事充满了敬意。据此判断，1933年，他受到北平当局的侦缉，很可能与传播共产主义信仰有关³⁴。
进而深究，贺文翰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除了大学时期猛烈地接受共产思潮影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笔者以为，齐齐哈尔这一地缘因素极端重要。
1896年，沙皇尼古拉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取得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的特权。两年之后，铁路开始修筑，中国境内从满洲里到绥芬河一线被称为“中国东清铁路”，俗称“中东路”。1904年，中东路齐齐哈尔站通车，由俄国人全权控制。齐齐哈尔从此成为中国东北交通动脉之一，地理位置日益重要。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共产主义理论便由中东路广泛传播，首先进入齐齐哈尔一带，再由辽沈进入北平。当年的齐齐哈尔工业学校附近就有贩卖诸如《共产主义ABC》等***的摊贩。可以说，由于这一时期齐齐哈尔在地缘政治上的特殊因素，使得贺文翰客观上更易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潮，加之当时内忧外患，赤子之心无不希望涤荡域内，振兴中华，共产主义学说又恰如其时地承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灿烂前程，这使得贺文翰这样的年轻人无比兴奋，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一切希望之所在。
在回顾了这些经历之后，我们也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上述由蔡华伟撰写的回忆以及即将被引用到的同类资料是否准确可靠？这直接关系到我们怎样去定义一个真实的贺文翰。
包括蔡华伟的回忆在内，现有几份关于贺文翰的直接材料都是通过后人回忆形成的，这些文章看上去随意而零乱，口语倾向强烈，并且在措辞上使用了较为强烈的革命话语表述，这就不免令人对材料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革命话语。当我们提及这个词汇时，就必须评价一下它对对贺文翰事迹所施加的影响。我注意到，在官方修订的县志中，对贺文翰是否加入***从来都没有予以确认；在另一份材料中，显示贺文翰的罹难十分悲惨，甚至连遗体都未能找到。据此判断，贺文翰的真实事迹很可能鲜为人知，仅有的一些线索也可能是由亲故和极少数知情者口传而来。在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材料中，一些事迹的细节极为详尽，甚至不惜使用华丽的形容词，几乎使人不能相信“极少知情者”这一事实。不过，仔细甄别，就会发现，在某些材料中，革命话语无处不在，它为我们发现一个真实的贺文翰制造了太多麻烦。
一个甲子以来的中国，革命话语无处不在，全方位笼罩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平常人、一个作家或许只是做了一件在他看来很平常的事、或者写了一篇应该写的文章，一旦被革命话语所笼罩，便立马会变得无比伟大或者无比丑陋，当革命话语需要一个道德模范的时候，再普通的个体都会被捧上神坛；反之，也可能会从肉体到精神被消灭干净。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贺文翰虽然没有被推崇到“偶像”的地步，但因为事迹的特殊性，已足以促成革命话语对其“上纲上线”。以上述蔡华伟的回忆内容为例，或许贺文翰与张树德仅是闲聊，借着四下无人发了几句牢骚，说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但在革命话语中，作为一个烈士怎么可能闲聊呢？还跑到荒郊野外去乱发牢骚？于是，这个场景注定要被抽取日常生活的勃勃生机，进而塑造成神圣、严肃、大义凛然的革命形象。
这并非过分夸大，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事实。在《明水县志》和《明水文史资料》这两本重要的文献中，对贺文翰的家庭背景都做了如下描述：
“贺文翰，字荫林，1906年出生于友爱乡踊跃村贺家屯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
对此，贺燕生在1948年写下的自传里，也有记载：
“我祖父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便来到了明水县，那时明水还是一片荒草，没有人家，起初住在现在的胜利区（现在仍在那住）。在那时的祖父在八区（即胜利区）占了六十多亩荒地，经我五个伯父及雇些工便开了起来，从这便打下了发家的基础，以后明水那个地方的人家逐渐的来的多了，我们的家逐渐的更富裕起来……”
“……又买了六十多亩地，十几间房子，和一套全车，家业从此也就从祖父的保盒子里端起来了，……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计有一百二十多亩地，廿多间房子与一套全车（三十多口人）……”
前文说过，贺氏家族最初抢占六十亩地的时间大约在1890年代，这是贺氏在明水的发端，后来因为“贺保官”赌博赢了钱，再次置地，时间大约在贺文翰出生八、九年后。这一时期，贺氏的家业正蒸蒸日上，直到他罹难，也没有出现任何“破落”迹象，倒是在1942年8月之后，贺氏又一次置办了六十多亩田产，家业由此走向顶峰。
破落地主家庭——如果非要如此表述，我觉得将之施于贺燕生身上兴许会比较合适。1948年，贺氏历经半个多世纪打拼下的一百七十多亩田产已经被共产主义均分干净，贺燕生与母亲谷丛惠及两个年幼的妹妹一家四口人仅得到田地四亩，房子半间，除了一些必备的衣物，其他浮财和金银首饰也全部被均分或没收，贺燕生是一个真正生活于“破落地主家庭”的孩子。命运弄人，贺文翰有生之年恐怕做梦都没想到，他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革命成功后，却换来家小如此寒酸的境况。
“破落地主家庭”，这是典型的革命话语表述。它的基本逻辑是：一个爱国人士、一个敢于在敌人面前“死扛到底”的同志，必定是一个受尽了苦难和压迫的人，只有阶级仇恨、翻身做主的梦想才令他对革命无限炙热，对信仰无限忠诚，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是革命成功的基础，才是意识形态的主流。
事实却非如此。从于天放、张甲洲到贺文翰，无不生于乡绅、商贾之家，他们长大之后前仆后继地投身革命，脑袋提在手里和殖民者周璇，胜利之后又在内战中屡建功勋，他们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分得四亩地，住得半间房？日子越过越不如从前？
厘清这些，目的在于为还原一个真实的贺文翰提供种种周全的设想。面对一个有效文献少得可怜的历史人物，看清楚他是怎样一个人远比弄清楚他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要有意义。
五
1938年3月，贺文翰开始了他在家乡的第二份工作——伪县公署管烟股事务员。9个月后，他即被擢升为伪通达村村长，并得到伪县政府的正式任命³⁵。
这是贺文翰回到明水之后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上的一次大转折。这个转折是怎样实现的，至今没有任何确凿资料能供我们详究。在蔡华伟的回忆中，他粗略地写道：
“贺文翰为了掩护自己，取得敌伪的信任，他也结交一些省、县政界要人和实业界人士，因他为人豁达，才识出众，很受政界要人敬重。”
这是唯一能让我们看到一点线索的记述，但它同样疑雾重重。在蔡华伟看来，贺文翰之所以结交政界要人，目的是为了取得敌伪信任，进而开展地下反殖斗争。可是，贺文翰究竟是怎样结交政界要人的，这些人都是谁？既然结交于“省县”，诸要人都很“敬重”贺文翰，为何最后只得到一个小小的伪村长职务？这些问题，没有任何资料能够揭示，唯一可以揣测的过程可能是：贺文翰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民众教育馆馆长职位上干得十分出色，并左右逢源，备受周遭推崇，由此跨出了通向殖民政府权力机构的第一步——就任伪县公署管烟股。只是，一个曾经在北平干过革命、在教育系统中成绩卓著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屈就在一个事务员的职位上？这个岗位或许带有考察性质，9个月后，贺文翰顺利过关，得到了伪政权的信任，成为一村之长³⁶。
日伪时期的村长究竟有多大的权力？对此，学者李淑娟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一书中有详细的说明，她以与明水县毗邻的拜泉县某村为例：“下辖17个行政屯，每行政屯由4至5个自然小屯组成，村级组织由村公所、警察分所、伪自卫团、协和会分会、兴农合作社分社构成。村公所常设村长、助理、司计、村丁、夫役等，下辖动员股、庶务股、行政股和财务股。村公所共有职员33人，大部分出身地主、富农，是当地有势力、有财产的人，村长负责全村工作，助理员辅助村长，司计主管全村的财务和村公所机关的一切收支。村长、助理、司计三人，由伪县政府直接任用，其余一切职员皆由村长采用。”³⁷村长作为基层组织中的“灵魂人物”，隶属伪政权的统治体系，而且位于根部，尤显重要。如果像蔡华伟记录的那样，贺文翰利用这个职位做幌子，暗中从事反满抗日活动，则发力甚大。
对此，蔡华伟回忆道：
“他经常给地下党组织和抗联搞情报、印传单。当时群众在西碱沟一带常拣到抗联的宣传品。在伪康德九年暑假期间，张树德去通达看望他，夜间就和他一起住在伪村公所的办公室里，发现他一个人半夜起来印东西，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第二天早晨张树德问他：‘你在忙什么呀？一宿没睡觉。’他笑笑说：公务太忙呀！打个夜班。”³⁸
这段回忆将贺文翰秘密从事反满抗日活动的所有经历浓缩在一个具体事件中，那就是他晚上偷偷“印东西”。显然，当张树德问他晚上在忙什么的时候，他风趣地打了一个哑谜。这是一个机智的回答，他既让张树德心知肚明，也保护了自己。蔡华伟最后总结说，贺在任伪村长期间，十分善待穷苦民众，但对地主豪绅，却从不客气，他因此被一些土豪称为“贺大厥子”，这是一个贬义的称呼，显示了土豪们对贺的不屑于轻蔑³⁹。
贺文翰半夜里“印东西”的事实在另一份回忆材料里也得到了证实⁴⁰。这份材料的回忆者叫刘振洲，据他说，他的五叔刘乃衡是贺文翰的妹夫，自己称贺文翰为“七舅”，因为这个关系，小时候他经常去七舅家里玩，有时候还会住一段时间。1936年初冬，刘振洲又去了七舅家里，碰巧在这天晚上，他看到五叔与七舅一起在用油印机印东西，五叔的妻子五婶子则在锅台前烙烧饼。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吸引了刘振洲，在他仔细观察之下，发现五婶烙的烧饼和平时大不一样：
“鸡蛋和面，锅里不放油，个头特别大，一锅只能烙一个。”⁴¹
子夜以后，锅台上堆满了烧饼，这时候，外面来了三四个人，他们穿戴十分破烂，其中两人上衣的兜口都是用麻坯缝的，完全不像一般的村民。这几个人一进屋，就拿出各自携带的面袋子，五婶便将烙好的烧饼统统装到了袋子里，足足四口袋。这时候：
“这几个人扛起面袋子，又抬起一只胳膊，伸开手，打了个招呼，就匆匆忙忙地走了。”⁴²
年幼的刘振洲根本看不懂七舅家里进进出出的这些陌生人都在干什么，第二天，他问五叔昨晚发生的事情，五叔生气地呵斥他：“小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直到很久之后，刘振洲才略有所懂，那一晚他在七舅贺文翰家里见到的那几个人，是“从‘金山口’来的人，是东山里的红军。”⁴³
这个故事被描绘的有声有色，颇具传奇色彩。年幼的刘振洲可能不懂得，如果烙烧饼在锅里不放油，面团很快会黏在锅底被烤糊，唯一的办法就是小火慢烙。但是，不放油能够避免油锅发出的爆炸声，五婶子这样做可能出于安全考虑，担忧因为油锅的声响而惊动四邻。另外，那几个前来扛烧饼的人临走时的告别也很奇怪，没有握手，没有寒暄，却“抬起一只胳膊，伸开手，打了个招呼”，现在看来，这个动作多么像一个“同志的敬礼”，它暗示我们，贺文翰与潜伏在明水周围的***抗日组织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这些回忆证实，贺文翰利用通达村伪村长的身份作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日活动的事实应该确凿无疑。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仍然是那个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革命青年，践行了他当年对“天照应”说过的那八个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六
伪村长任上，贺文翰除了处理好种种“份内之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际关系需要去面对：伪满政府和日本人。然而，正是这样不可避免的人际关系和生存背景，为他日后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九一八”之后，明水先后有13户56口日本侨民定居于县城，另有少量的驻军⁴⁴。根据县志记载，1936年前后，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政权联合在明水成立了旨在守卫县政府、保护官僚政客的守卫队，共有队员25人，龙殿九为队长。除此而外，伪满政权还在县城设立了社会治安机构——警察署⁴⁵。在距离通达村不远的地方，还有专门培育和饲养马匹的畜牧机构——种马场。作为一村之长，贺文翰的日常工作避免不了要与这些机构和人员发生关系。
贺燕生在自传中说，父亲在担任伪村长期间，因为打过两次伪种马厂厂长，而被认为思想不良，遭到洗刷。这一事实，在蔡华伟的回忆中也被提及，但情况与贺燕生的表述略有不同：
“种马场一个日本鬼子到村公所办事，话不投机和村公所职员争吵起来，这鬼子对那个职员不断地‘巴嘎！’‘巴嘎！’骂个不停。当时正巧贺文翰进屋，见此情景怒不可遏，上前冲着鬼子厉声喝道：‘不许胡闹，为什么骂人？’那鬼子欺负中国人欺负惯了，哪把一个小村长放在眼里，他就冲着贺文翰‘巴嘎！’‘巴嘎！’地骂起来，贺文翰毫不示弱，也用日本话‘巴嘎！’‘巴嘎！’地回敬他。那鬼子从来没有挨过中国人的骂，就攥紧拳头举起胳膊要动手打人，贺文翰眼疾手快，顺手在桌子上抓起一个锥子，大声喝道：‘你敢动手，我就扎死你@’，那鬼子看这阵势，连忙放下手，松开拳，连说：‘你的说话我不明白，你的说话我不明白！’边说边退到门边椅子上坐下，贺文翰拿起电话通知了警察署，不一会儿，署长杨小胡子来了，给那个鬼子说了许多好话，把他领走了。”⁴⁶
这段回忆与贺燕生的表述略有不同。贺燕生指出父亲曾先后打过两次种马场场长，而蔡华伟的回忆中并没有出现打人这一情节，与之发生冲突的也不是种马厂的厂长，而是“种马场一个日本鬼子”。
根据文献推测，蔡华伟所讲述的事件大约发生于1938-1939年之间。70余年之后，再看这一幕，仍然令人替贺文翰的命运担忧。他以其人之道，镇住了嚣张的日本人。在殖民铁蹄、伪倭凌国的背景下，敢于如此强硬和据理力争，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识，也让我们在此看到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儿，在面对殖民者的骄纵与傲慢时表现出的高贵气节。这一点，与他坚持从事地下反殖活动的根本思想一脉相承。他是一个深具民族大义的人，面对国破家亡，他没有选择苟且偷安，而是不失时机地进行反抗和表达不满。
但是，这样的举动还没等到唤醒周围的同胞，就为自己带来了灾难。
与日本人发生冲突后不久，贺文翰便“被迫下岗”。没有资料准确显示贺文翰被解职的具体时间，贺燕生在自传中仅仅含糊地写道，父亲“在康德九年，因街村废合便被洗刷了。”据此推测，贺文翰的解职应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⁴⁷。关于这次变故，我认为，所谓“不会拍马溜须、不会奉迎上司、思想不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借口，或者是贺燕生后来的说法。贺文翰真正被解职的原因，与日伪政权在农村基层组织的不断调整息息相关。
“九一八”之后，为了充分巩固日伪政权在基层的统治权，日伪在殖民地推行严厉的保甲制度，农村行政组织被划分为：县——保——甲——牌——农户。1936年日伪颁行《暂行街村制》，在伪奉天、间岛、锦州、安东、热河等省试行，保甲制度开始调整。所谓“街村制”，是指基层政权组织在县城实行街制，在农村实行村制，最终形成伪满洲国的基层行政组织。1937年12月，伪满政府正式颁布《街制》和《村制》，并阐明：“这一新制度以民族协和为根本基调。街村被认为是法人。采用大街村主义。”之前的保并为街、村，甲改为屯。街村制的根本目的是将基层组织的行政和经济职能融为一处，更好地控制民众，加强对地方经济掌控和资源掠夺⁴⁸。
到1940年，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逐步扩大，街村制已不能适应殖民需求。日伪认为，街村制“特别是在战时农产品的征收出荷、提供劳力等，只靠街村长是很不够的……在农村的物资收集、治安对策等，都要求加强行政基层组织的职能。”1940年12月，日伪颁布《国民邻保组织确立要纲》，次年2月，以伪国务院训令下达各省，街村制被正式废除⁴⁹。
国民邻保制度完全是为了配合战时需求，它要求殖民地人民“必须适应国家各项要求，实现国民生活协作实践的态势”，一句话，国民邻保制日本侵华战争的“军需补给线”。但是，由于这一制度前所未有的企图榨取农民血汗，因而在推行中并不顺利。1942年4月，日伪再次翻新花样，颁布《自兴村设置五年计划》，以“重点主义”为根本思想，“以农指导为中心，指导该农村的农业生产力，以便于推行‘满洲国政府’的农产品出荷政策”，这仍然是一个旨在搜荷、榨取生产资源的制度，它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支援”日军的太平洋战争⁵⁰。
从“保甲制”到“街村制”，再到“国民邻保制度”以及“自兴村建设”，日伪殖民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和压迫，原先相对宽松的组织体系日趋法西斯极权化，所甄选的基层组织代办人员也更加被要求绝对服从于“国家”意志。贺文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遭到解职，在日伪政权眼中，像他这样的地方精英，不过是殖民者的一颗棋子，能用则用，反之则弃。
解职之后，贺文翰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工作，也失去了从事地下反抗活动的掩体。不久，他从通达村村公所搬回县城的住处，与夫人谷丛惠朝夕相处。时年10岁的贺燕生正在东三道街第一校读书⁵¹。一家人，其乐融融，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生活。
可是，厄运很快就来了。
七
1942年3月，明水县发生了一件震惊乡里的“大谷马戏团事件”⁵²。该年初春，大约200名适龄青年集结在伪县统监部青年训练所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军事训练，为每年两季的伪国兵应征做准备，训练科目为军事、日语和劳动，教官为三十岁左右、精通日语的大连人阎泰山。阎平日里优待下属，不屑官吏，为人有一副侠肝义胆，因此在训练所里颇有威望，深得一些受训青年的拥戴。
这些受训青年大多来自贫困家庭，而受训又没有军饷，因此青年们在训练队伍里时有不满情绪。依仗受训所里一些具有军方背景的教官们撑腰，受训青年们时常和伪警察、伪官吏发生冲突，甚至欺行霸市，白吃白喝，欺压百姓。这或许是受训青年们唯一能享受到的一点特权。这一天，当所有的人手持一根“建国杖”集结起来训练的时候，忽然看到隔壁实验小学的操场上竖起高杆，悬起红布，上书“日本大谷马戏团 ”。一时间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人们纷纷前往围观马戏。受训所里的青年们看到这情景，抛开枯燥的训练，三五成群地奔向马戏团。
想要欣赏马戏，必须买票。但对平日里白吃白喝惯了的受训所青年来说，买票进场几无可能。于是，几个胆子大的队员试图冲破守门人大谷一雄的阻拦进入马戏团，结果，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其中一名队员被大谷伙同手下打了一顿。该队员哭哭啼啼，跑回训练所向阎泰山告状。阎知情后，当即带了于惟中、刘忠志等四人去找大谷评理，并携带了“建国杖”，随时准备震慑对方。抵达现场后，阎用日语和大谷沟通，结果说着说着二人就扭打在了一起，阎的手下见此情景迅速还击，用“建国棒”围殴大谷一雄，顷刻之间，大谷便被打倒在地，头部血流如注。
当天，带头打人的四名青年和教官阎泰山遭到警察署逮捕，被羁押在位于伪县公署院内西南方的监狱中，备受严刑酷打。最终，阎泰山将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其他四人被取保假释。阎泰山随即被带到拜泉县审理（当时的伪明水公署没有设立法院），后来又押往伪满中央所在地长春（当时称为“新京”——笔者注），生死不知。

由云从龙 2012-11-22,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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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燕生和素琴（上）：一段不完整的历史、爱情和命运

由云从龙 2012-11-22, 13:08

这一事件，发生在残酷的日伪殖民政策登峰造极时期，对明水县和北安省的傀儡政权触动极大。在殖民者眼里，这是典型的“反满排日”案例，它的发生极有可能促使伪政府对明水各种“不确定因素”进行一次彻底清洗。虽然没有资料证明贺文翰在该事件中的态度，但对于影响如此严重的事件他不可能不知道。
1942年夏秋之交，恐怖的大清洗运动全面铺开。六月初三清晨，贺文翰一家人还在熟睡中，一个日本宪兵和两个特务忽然闯入了他们的住所。贺文翰或许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有这一天，面对凶相毕露的日本宪兵，他镇定地吻别熟睡中的贺燕生，然后嘱咐妻子谷丛惠做好两件事情：一是如果他回不来，就请谷丛惠带着孩子们搬回贺家屯去居住；二是务必让贺燕生继续读书，至少要保证他初中毕业。叮嘱完这些，贺文翰便由日本宪兵带走。一周之后，被秘密押往哈尔滨。
这一情形，被明确记载于现有文献中，虽然时间、经过略有出入，但事件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康德9年（1942年）7月，贺文翰突然被逮捕，并于当天被押送哈尔冰伪警务厅‘思想感化收容所’。同时被逮捕的又22人，全部是从北平返回各县的有进步思想的大学生。”《明水县志·人物·人物传·贺文翰》
“一九四二年（伪康德九年）秋，日伪当局发起了一次大清洗运动。因为拜泉县有一个叫郑秉环的告密，贺文翰、丁继阳、李克成、阎继哲、杜效伯、曹荟权等二十多人，分别在明水、拜泉、安达、富锦、青冈、绥棱等地被捕入狱。
“那是九月的一天，一辆载着荷枪实弹日本宪兵的大卡车突然开进了明水县警察署院里。经翻译介绍，知道是省警务厅派来的缉查队。也不交代他们的来明任务，就让警务科长亲自陪同，到通达村公所去一趟，并指示必须绝对保密，不准通知通达村。
“警务科长张乃选领着这些日本人和宪兵队来到通达村公所后，问明了谁是村长贺文翰，没容分说，五花大绑，推上了我汽车，就拉走了。
“回到县城以后，汽车也没停留，直接返回了哈尔滨市。贺文翰这一去音信杳无，死活不知。”（《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蔡华伟回忆文章《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
“即在伪康德九年阴历六月三日这天早晨，我还睡在梦中，来了一个日本鬼子带二个特务把父亲带去了，临走时向甜睡的我做了一个永别的长吻，并向母亲曾说：‘如果把我送走时，你们可以搬回屯去（胜利区的家）我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了，怎样困难可以还叫燕生（我的乳名）念书，最低叫他中学毕业。’父亲被捕走后的一礼拜（六月九日）的早晨，便用大汽车据说解往哈尔滨去了。”（《贺明星自传》）
以上三条记录中，分别就贺文翰被捕做了记录，蔡华伟最为详尽。从这些资料来看，日伪政府的大清洗完全是一场经过周密部署的行动。也就是说，抓捕贺文翰，很可能不是因为他利用村长之职掩护进行地下反抗活动一事败露，而是另有他故。
此外，关于贺文翰被捕的时间与过程三条记录说法不一。关于被捕时间，《明水县志》认为是“1942年7月”（阳历），《贺明星自传》中则明确说是“1942年农历6月初3”（阳历1942年7月15日），二者说法颇为接近，但蔡华伟的回忆中却认为是“1942年9月的一天”。到底谁的说法最为可信，在此难以分辨。
有关被捕过程，三份记录也各有说法。《明水县志》认为贺文翰被捕当天即被送往哈尔滨，蔡华伟也持此说法。只有《贺明星自传》中称，贺文翰在被捕一周后才押往哈尔滨。其次，贺燕生在自传中曾说，父亲被解职后从村公所搬回了县城的家中，但蔡华伟的回忆却是，贺文翰被捕于任上，地点在村公所。
对比以上三条资料，不难发现，《明水县志》和蔡华伟的回忆颇有相似之处，其原因有可能是：《明水县志》从1981年开始修撰，到1986年形成初稿，1989年正式出版，这一过程中，蔡华伟一直都县志的编委和责编之一。而《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出版于1987年12月，据此推测蔡华伟的回忆文章至少应形成于这个日期之前。那么，县志中的《贺文翰传》便极有可能参照了蔡华伟的回忆文章。至于贺燕生用以入党的自传，它形成于遥远的1948年。鼎革之际，贺燕生随军南下到了江西省星子县，与老家相隔千里，40年之后，县志及回忆录的撰稿者蔡华伟能看到这份文献的几率几乎为零。
那么，贺文翰究竟因何被捕呢？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贺燕生在自传中说的很含糊，认为与父亲平日里为人正直有关系，这一点显然不是真相所在。
“据说，被逮捕的原因是：我党地工人员于天放把一批可发展为我地工人员的明代交给北安省委，这个名单在战场上被敌人所获（贺文翰的名字就在名单之内）。敌人得到名单之后，立即密电各县进行秘密逮捕。”《明水县志·人物·人物传·贺文翰》
按照县志的表述，贺文翰被捕与于天放有密切关系。但是，在蔡华伟的回忆中，导致贺文翰被捕的原因却是一个叫郑秉环的人的告密，不仅如此，蔡还详列了一同被捕的人员姓名，两相对照，能够确认蔡笔下这些具名道姓的被捕者就是县志上所说的“从北平返回各县的有进步思想的大学生”，但究竟是因为“名单为敌人所获”还是“郑秉环的告密”导致了贺文翰的被捕，现有条件下，难究其详。
更为吊诡的是，贺文翰被捕之后，贺的家人似乎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得到他的确切消息，以致于贺燕生在1948年的自传中写道：“据说受尽了一切酷刑，而且自己不吃饭，死了！”寥寥几笔，并且还用了“据说”这样的措辞，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真实感情。但是，他紧接着就补充到：“秘书处曹静同志是他的难友，知道的比较详细。”这里提到的曹静，极有可能是当年一同被捕的曹荟权。
之所以认为曹静和曹荟权可能是同一个人，是因为40年后蔡华伟在回忆录中有如下表述：
“贺文翰被抓走后一直没有消息，直到日本投降后，与他同时被捕入狱的拜泉县人曹荟权被我党解放出来。他在一九五三年写的一份回忆录中提到贺文翰，才知道他已在一九四三年冬，被日本人在监狱里残害死了。”
蔡华伟接着详述了贺文翰被残害致死的过程。贺文翰等人被逮捕后，日伪方面审讯了一年多时间，都没有弄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每次提审，大致问题围绕在他们与于天放之间的关系、所从事过的反满抗日活动以及对日满亲善的态度三者中展开，贺文翰至始至终都没供认过任何审讯。这使得日寇十分恼怒，他们对贺使用了包括灌辣椒水、坐电椅、抽皮鞭、火烙铁等在内的各种非人道手段，但贺文翰都没有被屈服。最终，贺文翰、阎继哲、杜效伯、李克成等四人被决定处以死刑，而贺文翰终因伤势过重，未等判决执行，就罹难于狱中，尸体被日寇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窿里。时年三十七岁⁵³。
这一令人扼腕的遇难过程显然来自曹荟权的回忆录。但是，县志中却另有说法：
“由于日寇使用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使贺文翰患上了白喉病，于1943年牺牲在狱中。”⁵⁴
县志中并未提及“处以死刑”之事，而是说贺文翰在酷刑折磨下患上了白喉病。这一说法究竟从何而来，无法考证。但是，根据贺燕生自传中的提示，曹静作为这一事件为数不多的知情人，他的回忆应该相当可信。
最后一个疑问是，贺文翰罹难47年之后，明水县历时8年编修而成的《明水县志》正式出版，贺文翰在全书的“概述”中被特别提及，在人物篇中位列第一，体现了官方对贺文翰事迹的认可与表彰。同年，另一本由中明水县委党史办公室参编的《明水人物》⁵⁵也正式出版，编修者指出：“本书收录的人物，是自1945年12月至1986年12月期间的人物”，虽则如此，但实际编撰中，却收录了这个范围之外多位名人及革命英烈的事迹，惟独缺少有关贺文翰的介绍。究竟是什么样的门槛阻止了贺文翰的事迹进入该书？至今不得而知。
种种疑团，让我们企图澄清贺文翰罹难真相的努力变得十分困难。贺文翰生逢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求知明理、救国匡民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抱负和情怀。不同的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别，道路和理念的选择并不抱一。有人主张民主宪政的中国；有人以为实业是中国之希望；也有人穷究学理，认为中国需要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苏醒；还有人投身教育，致力于现代化的奠基；贺文翰选择了共产主义，这或许与他成长于殖民铁蹄下有极大关系，所谓国破家亡，只有在他那样的环境里才能够体会得透彻。从就读于齐齐哈尔工业学校到1943年不幸罹难，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贺文翰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不论是面对同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还是面对侵略者凶残野蛮的严刑逼供，他都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高贵的气节和风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居然淡忘了他，在残存的只言片语中，我们无法一睹他的全貌和神采，这是深为遗憾的事情。
滚滚奔流的松花江里，或许还汹涌着他的古道衷肠，可是，后人还有谁能记得，曾经在一个狼烟四起的年代，有人不顾自身安危，彻夜油印反满抗日传单，呼唤民众的觉醒？我也坚信，文翰不孤——还有无数这样的人和事都被淹没在了历史的灰堆之中，这是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不幸。
然而，对于身陷孤苦中的贺燕生和母亲谷丛惠来说，日子还要继续。
解放洪流中的“我”⁵⁶

父亲的突然离开让我们一家顿时陷入无助之中，母亲每日除了到处去打听父亲的消息外，便是以泪洗面，郁郁难乐。我在学校里也高兴不起来，甚至动了不想上学的念头。这时候，日本人的“大清洗”运动还没有结束，县城里流动着恐怖的气氛，那些先前跟父亲关系很好的朋友现在也不见了踪影，屯里来人说，还是回去暂时过一段日子吧，兴许过段时间父亲就回来了。母亲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只好带着我和妹妹回到了大青岗的屯里。我至今都记得，我们回到屯里的那一天，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大伯父率领全家人站在大门外面看着我和母亲回来，伯父搂着我，婶婶搂着母亲，大家哭成一团。雪片落在我的脸庞上，冰冷入骨。我多么希望，搂着我的这个人是父亲。

开始，几位伯父和婶婶还对我们一家比较客气，除了对我们在生活上多方照顾外，还四处托人去打探父亲的消息。可是，时间长了，家里的气氛慢慢地变了。先是婶婶们嫌弃母亲不仅不干活，还要白吃家里的米面，后来伯父和堂兄们也不时给我们白眼，背地里说父亲的不是。他们说父亲当村长的时候，不仅没有往家里拿过钱，置过地，反倒向家里要钱，欠了一屁股债⁵⁷。母亲辩解说，父亲一直都在抗日，钱都拿去给山里的队伍了。可是，他们哪里晓得这些道理，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国难当头，在叔伯父子们眼里，钱永远是第一位的。每次遇到这些家长里短的纠纷，母亲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吞，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好好读书，出人头地，带着她和妹妹离开这个大家庭⁵⁸。我原本性格活泼，爱说爱笑，经历了父亲的灾难后，再加上伯父们的热潮冷讽，慢慢地我变成了一个孤僻的孩子。我恨色厉内荏的伯父和他的那些家奴，还有我凶神恶煞的堂兄，他们甚至三番五次地逼迫母亲改嫁，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不用再负担我们四个人的生活开支了。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坚信父亲还活着，她一定要等他回来。

父亲杳无音讯，家里冷冷清清，且矛盾不断。可是，就整体情况来说，我们的生活还是挺不错。伯父和婶婶们虽然对我们一家说三道四，但也仅止于此。1943年春天，在大哥和伯父的主持下，家里又添置了六十亩土地，至此，我们这个经由祖父辛苦开拓而成的大家庭里田产已经达到了一百七十多亩，房屋三十多间，人丁四十多口，另外还有两套全车，十多个长工。当家的大哥很聪明，他将七十亩地租给别人耕种，留下一百亩由家里人一起劳作⁵⁹。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辉煌过，虽然日本人对我们横征暴敛，残酷压榨，但在大青岗，只要报上我们的姓氏，没有人不翘大拇指的。

唯一不幸的是我的身体有些糟糕。回到屯里后，我从县城的东三第一校转学至通达高小读二年级，眼看就要毕业了，我却毫无征兆地生病了。起先是发高烧，后来就感到浑身无力，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只好休学回家养病。母亲为我请了很多医生，都没有什么效果，她非常担心我有什么不测，那样的话她唯一的希望就破灭了，也无法完成父亲临走时的意愿。可是，病魔并没有将我打败，几个月后，我的身体又恢复了生机，却错过了升学的机会。母亲又让我去做插班生，继续在通达高小读二年级，然而，伯父和婶婶说什么也不愿意出学费了，他们都认为回家种地比上学有出息。只有母亲一个人不同意，最终，她拿出了自己辛苦积攒的一些钱，为我交了学费。这样，我又能继续读书了。一年后，我终于从高小毕业考进了伪国高。这一年，我十五岁⁶⁰。

伪国高是辛苦和屈辱的。一周差不多只有两天在上课，而且在这两天里还有二分之一的时间要用来学习日语，其余不是给日本人种地就是参加军事训练⁶¹。同学们都在私下里议论，我们明年会被装上带走父亲的那辆大卡车，前往南洋为“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圣战”。我为此紧张不安，生怕有一天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父亲走了快三年了，依旧没有什么消息。

1945年春天来的特别迟，初夏刚至，就有好消息传来：苏联红军要来解放东北。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情，它意味着日本人马上就要被打败了。七月末的一个周末，我的一位同学来家里玩，他告诉我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哥哥所在的班级这几天忽然被宣布放假休息，原因是他们的班主任被伪县公署秘密带走了。大家起初以为他们被日寇逮捕了，后来才知道，因为他们通晓外语，日本人专门请他们去抄录广播里的国际要闻和日本电台的播音，我的同学说，他哥哥的另一位老师偷偷告诉学生们：日本人已经被打败了，他们马上要投降了⁶²。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日本人即将投降，虽然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心里还是莫名地感到激动。

八月中旬，天气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清楚得记得，那天我们正在田地里劳动，忽然听见学校里吹起了集合号，我以为日本人又要来训话了，没想到当我们在操场上列队完毕时，却没有见到一个日本人。这种情形我还是头一回遇见。这次给我们训话的是校长，他看上去精神抖擞，就像有什么天大的喜事一样。他开口就说，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人投降了，我们再也不用学习日语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身后高年级的同学已经欢呼起来，校长被七手八脚的同学抬起来抛到高空，掉下来后又接住，再次抛起。这时候有人喊到，我们应该到大街上去。此语一出，大家立刻争先恐后地冲出校门，向街上跑去。我被裹挟在熙攘的人群中，奋力跟着队伍狂奔。当我们到大街上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我永生难忘：大街上到处是人，甚至房顶上都站满了人，男女老少，不分贫富，大家都在手拉手地跳舞，拥抱，放鞭炮，还有很多人激动地哭出声来⁶³。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村庄是荒凉的，有时候路上连一个人都看不到，只有喝醉的宪兵们在耀武扬威，可是，今天这么多人，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日本投降了，东北解放了。这是事实。接连几天，人们都在为此而争相庆祝。伯父也特例让家里宰了一头猪，全家人坐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猪肉炖粉条。可是，母亲却在这次家宴中喝醉了，这是我唯一一次看见她喝醉。醉了的她喊叫着父亲的名字，泣不成声，伯父也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当着大家的面说，无论如何，他也会帮母亲把我和两个妹妹养大成人。

九月初，我去了一趟县城，看见十字街东南墙角上贴出了招收***党员的布告，上面写着“凡居住在本县二十年以上者、财产状况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者、伪受过伪满教育者”都可以加入，我原本跃跃欲试，一看到“受过伪满教育”那一条，赶紧开溜了⁶⁴。

日本人陆续走了，县里成立了“维持会”，暂时保障社会秩序的运转。过了不久，苏联人又来了⁶⁵。我原先就读的伪国高这时候被解散了，成立了新的学校，我也由一名高中生变成了初中生，由校长施爱棠、教员宋广贵、邵树人等先生教我们三民主义、***义及英文等⁶⁶，但是，时局太乱了，有人传言日本人还会来，有人说日本人走了，苏联人来了，还有人说，***要来接管我们了。各种谣言，使我们无法正常上课，11月15日，学校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举行了休业式，通知过完年再来上课。

在家里没有待几天，我又生病了。病中我总是不停地做着同一个梦：我梦见我正在熟睡，忽然来了两个日本宪兵，他们凶神恶煞般地抓走了父亲，我极力想醒来，却怎么也醒不来。父亲被宪兵带了出去，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他看上去是那么地慈祥和蔼，他说，燕儿，我带你去遛马吧，于是我从床上爬了起来，跟着他走了出去。父亲把我放在他的马背上，带着我在开满油菜花的原野上奔驰。父亲说，燕儿，你要像这脱缰的马一样无拘无束的奔跑，奔向你愿意去的地方。我不知道父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世界上最安全最幸福的地方便是坐在父亲的马背上。我看到父亲英俊的脸庞，坚定的眼神，感到他拉碴的胡子摩挲过我稚嫩的额头，就像春天的微风轻抚过我的心灵。就在那一刻，父亲俯下身体，在我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它像春天的第一滴雨落在我的心田里，那么地深情，那么地永恒。我甚至还感到一滴滚烫的晶莹落在我的脸庞上，那是父亲的眼泪！他怎么流泪了？我心里想。我转过头去看他，发现他不见了，马背上只有孤零零地我一个人，原野是那样地安静——爸爸，你在哪里？

我被惊醒了，我看见母亲坐在一旁，默默地流泪。她说，燕儿，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啊，我们孤儿寡母就靠你了。我隐隐感到，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我发现母亲刻了一块灵位，她对我和妹妹说，给爸爸磕个头吧。这一刻，我才知道，父亲再也回不来了。我的眼泪就像决堤的洪水，再也封堵不住。

然而，家族里并没有因此而同情我们。想反地，却提出要分家。我们四口人最终分得十八亩地，四间房子和两匹马，可是，母亲和我都不会种田，家里的生活因此而更加拮据，我也因为生病错过了入学时间，又不能干太累的活计⁶⁷。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一个低谷，我觉得我就像一个百无一用的人，既不能照顾母亲，又不能养活妹妹。这时候，母亲鼓励我，不如出去工作吧，明水现在已经被***接收了，他们在广招有知识的青年，壮大队伍。我想，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出路。于是，在1946年2月1日，经由谭国斌介绍，我参加了明水胜利区青年建国会的工作⁶⁸。

刚刚工作了一个月，我又生病了，只得回家再次修养。虽然我的第一份工作只有短短一个月，但却令我受益匪浅，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白天，我们到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动员乡亲尽快恢复生产，晚上，我和同事们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思想，从这些学习中，我懂得了为什么我和母亲的生活会过的那么贫苦，那完全是因为家族的压迫和不公所致，伯父和堂兄们就是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总有一天，我要推翻他们，让母亲和妹妹过上幸福的生活。

4月，我的病好了，又去参加胜利区人民武装中队，跟着队员剿了两次山里的土匪，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真正的战斗。6月份，在谭国斌的举荐下，我成了生胜利区的一名办事员，主要是做一些群众工作⁶⁹。

一次偶尔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个叫王素琴的女孩子，她是兆麟文工团的演员，来自齐齐哈尔⁷⁰。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她就觉得格外亲切，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一般。我也忘不了她上台表演的那个晚上——我曾经以为，母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过的最漂亮最温柔的女人，可是，当我看到舞台上的素琴时，我的执念改变了：世界上最漂亮的那个人，就在我的眼前。

我不知道素琴是否能明白我的这些心情，不过，我们的几次交往都很愉快，素琴还送了我一本《毛主席语录》，亲切地称我为同志。我心里暖洋洋地，我问他，你们很快就要离开了，我们还能见面吗？素琴告诉我，无论天涯海角，我们都是同志。于是，我们互相留了通信地址。

这时候，土改开始了，我的伯父和堂兄们终于被清算了，他们囤积的田地都分给了穷人，我家的十八亩地也被分给了穷人，只留下四亩给母亲和妹妹，还有半间房子⁷¹，母亲起初觉得这不公平，但我认为，***能把土地分给穷人，将来一定会养活我们。

因为每天都深入到基层做群众工作，我对土改运动的印象非常深刻。1946年5月，党中央发布了在农村全面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我们很快在省委带领下对明水县的大地主进行全面土改，半个月后，“西霸天”毛铭新和“东霸天”朱云五——两个明水县最大的地主先后被革命政府镇压⁷²，他们的上万亩土地统统被分给了农民，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县城，一些原本对土改抱有幻想的地主和富农纷纷主动上缴土地，以求保全。我从这些运动中感到了人民力量的无比强大，也看到了我的未来。曾经在一次总结会议上，有一位同志对我说：“你工作这么积极，应该去入党啊！”我当时还不太明白这些，现在看来，是该仔细考虑一下了。

10月10日，我再次得到提拔，成为胜利区建设助理，一个月后，区里又成立了农民民主联合会，在民主改选区干部的投票大会上，我被人民代表选为区里的文书兼财粮助理⁷³。这时候，兆麟文工团要走了，素琴托人带话向我告别，我本来想去送她，但却因为工作太忙，等我赶到车站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为一个女孩子流泪。我意识到，我的爱情来了。

文书兼财粮助理的工作一直干到了第二年的5月20日，我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到明水干部训练班，接受培训，我这是一次学习深造的好机会，我身边的很多同志，他们都是从这样的学习中成长为共产主义革命干部的。可是，仅仅过了两天，上面又改变了主意，决定让我去明水烧锅营业所担任会计，组织的命令必须服从，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去烧锅营业所；几个月后，我的工作又一次被调动，成为县建设科的一名科员，主要任务是管理和统计全县各大国营工厂的生产数据⁷⁴。这时候，全县又在上级政府领导下开展“煮夹生饭”的土改运动，将那些前一次分地分果实斗争不彻底的地主再次拉出来批斗一次。8月份我回了一次胜利区的老家，看见屯里的墙壁上到处写着“查出地和粮，贫雇农有一份，中农也要沾沾光”的标语⁷⁵。母亲说，告诉我，方圆几里外有一个叫赵永贵的地主，农民举报说他家里藏有金戒指，但他不肯承认，农民便将他绑在树上狠狠地殴打，家人看见形势不妙，才据实招供了，原来戒指藏在赵永贵女儿的内衣里⁷⁶。这些变化，多少令我有些不安。

果然，还没等我回到县里，就有人带着一些村民前来清算我家。最终，母亲数十年辛苦积攒下的所有金银首饰全部被组织没收，房子也收去了几间。至此，我和母亲以及两个妹妹共有土地四亩，房子半间⁷⁷，母亲除了几件随身衣服一无所有，父亲生前留下的一些遗物也被当成“浮财”没收了。母亲为此大病一场，我心里也不愉快。

或许只有给素琴写信才能让我开心一点。然而，我写去的几封信，都没有回音。从齐齐哈尔回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素琴没有跟着文工团去哈尔滨，而是回到了齐齐哈尔保育院。原来，她的通信地址早就变更了，可是，她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呢？或许，她的工作太忙了吧。

十二月一日，我被调到明水县公营新华制纸厂任经理。此前由于“煮夹生饭”运动搞得有些过分，引起了民众的不满，于是1948年2月1日，先前被没收改造的纸厂又退还给了私人，我再次回到明水烧锅任经理。5月10日，又被调到省财政厅工作，一直到现在⁷⁸。

听说四平被打下来了⁷⁹，厅里的同事们都在议论，东北已经安定了，我们这些有地方工作经验的“老同志”要马上随部队南下，去解放全中国⁸⁰。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一想到祖国的未来，我的未来，我就心血澎湃，彻夜难眠。

只是，素琴还没有消息。我打算在南下之前去齐齐哈尔看望她。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邀请她和我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为穷苦大众的彻底翻身而奋斗⁸¹。（上篇完，2012年11月20日，本文在“枯山水”论坛首次公开发表，未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由云从龙于2012-11-22, 13:12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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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贺明星自传》

2.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3. （在未交待贺父姓名之前我们统称他为“贺”——笔者注）

4.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第63页，1985

5. “种马厂厂长”，贺燕生在自传中表述为“厂”，而在蔡华伟的一份回忆中则写为“场”，本文全部表述为“场”。

6. 《明水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7. 《明水文史资料》，目前可见的共四辑，另外一辑为《明水党史资料》，这五本文献成书于1985-1991年之间，其中所记载的史实有很多可与县志互相照应。

8.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5页，1985

9.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6页，1985

10.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第5页，1985

11.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第36页，1985

12. 《明水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9页，1989

13. 《明水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678页，1989

14.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第51页，1985

15.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第38页，1985

16.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第39页，1985

17. 同14

18.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第53页，1985

19.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第68页，1985

20. 关于齐齐哈尔与苏俄共产主义的特殊关系，将在后面的章节里有所探讨。

21. 以下两个关于贺文翰的事迹来自傅祥增写的回忆文章《贺文翰先生二三事》，见《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出版。这是我们至今能见到的与贺文翰相关的三篇回忆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里，傅共用了“爱憎分明”、“敢作敢当”、“针锋相对”三个小标题讲述了贺文翰的三件事迹，此处仅述两件，另外一事后文会提及。

22. 响窑是一种配备了武器的简易炮台，这是东北民众为了抵御匪患而自建的一种防御设施。《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宋广志撰写的《“宽城子”进街》一文中对这一设施有详细描述。

23. 老母猪炮是当地人使用的一种土炮。

24. “美谈”一词是傅祥增的评价，他说：“贺文翰先生为人正直，不畏强暴，在他生前经历的几件事情之中，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本文沿用这一说辞。

25.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第31页，1985

26.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第35页，1985

27. 《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第30页，1985

28. 《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0页，1987

29. 关于于天放、张甲洲二人年轻时的事迹大多来自网络公开资料，此处不再做详细的注释。

30. 《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第3页，1987,

31. 《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第4页，1987,

32. 《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页，1987

33. 这一事迹为蔡华伟所撰写，载于《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文章原名为《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

34. 关于“侦缉”之说，仅见于《明水县志》第678页，其他资料中未提及。

35. 《明水县志》、《贺明星自传》、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中对贺文翰出任伪通达村村长这一事实均有记载。

36. 贺文翰出任伪通达村村长，除了与他之前出色的工作成绩和良好的人脉资源有关外，还与当年日伪在殖民地基层实行的“街村制”密不可分，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文集中交代。
37. 李淑娟：《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6页，2005年

38. 39.蔡华伟：《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

39. 40.41.42.43刘振洲：《“金山口”来的人》，《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6页，1987

44. 《明水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478页，1989

45. 《明水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438页，1989

46. 蔡华伟：《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

47.街村制正式废除于1941年2月，按照此时间节点推测，贺文翰的解职应在1941-1942年之间。

48.49.50李淑娟：《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 12-24页，2005年

51.《贺明星自传》

52.于惟中：《大谷马戏团事件》，《明水文史资料·第四辑》，第26页，1991

53. 蔡华伟：《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

54. 《明水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678页，1989

55.《明水人物》：中共明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1989

56.本节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贺燕生在父亲去世后的成长与生活情况，结合《贺明星自传》以及其他史料力图还原其当时的生活场景。

57. 58. 59.60.61《贺明星自传》。

62.《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第55页，1987

63.《贺明星自传》。

64. 65.《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第55页，1987

66. 67.68.69.《贺明星自传》。

70.兆麟文工团于1946年8月抵达明水县，主要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土改宣传”，王素琴当时是否加入了这一组织，并不可靠，在她与贺燕生二人留下的信件中，只能看出她曾经在保育院工作过，其他经历则不详。此处合理化的虚构成分更大，目的在于引导这一人物出场。因为从后面他们的信件来看，这时候，他们极有可能已经相识。

71. 《贺明星自传》。

72. 《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第81页，1987

73. 74.《贺明星自传》。

75. 《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第81页，1987

76. 《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第98页，1987

77.78. 《贺明星自传》。

79.四平战役是内战中共至关重要的一战，它的胜利，彻底奠定了中共军队武装解放南方的可能性。

80.从贺燕生写给王素琴的信中，可以看出在东北全面解放后地方军政希望尽快南下的心情十分迫切。

81. “为共产主义事业、为穷苦大众的彻底翻身而奋斗”，这样的句子不止一次地出现在贺王二人的通信中，他们以此鼓励，以此结出了爱情的果实。这是一个典型的时代镜像。

由云从龙 2012-11-22,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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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云从龙 2012-11-22, 13:10

附：贺明星自传（全文）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

“我祖父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便来到了明水县，那时明水还是一片荒草，没有人家，起初住在现在的胜利区（现在仍在那住）。在那时的祖父在八区（即胜利区）占了六十多亩荒地，经我五个伯父及雇些工便开了起来，从这便打下了发家的基础。以后明水那个地方的人家逐渐的来的多了，我们的家逐渐的更富裕起来，祖父便脱离了劳动，学会了“端宝”（过去耍钱的一种），成年耍钱而且不知从哪还学来了骗人的一套办法，把耍钱形成了做买卖，只赚不赔，也就是说耍钱只是赢没有输的时候，比如家里如果说要卅号用钱多少万吊，在一号把祖父用大劳力送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大宝局去，不等到卅号保险如数捎回（家里所需的钱物——笔者注），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贺保官’。就这样，从赢来的钱里又买了六十多亩地，十几间房子，和一套全车，家业从此也就从祖父的保盒子里端起来了，但祖父也在一九三七年（我七岁）就死去了，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计有一百二十多亩地，廿多间房子与一套全车（三十多口人），四伯父当家，雇十几个长工，家里人除大哥外没有参加劳动。（以前五个伯父完全参加劳动。）

到我父亲这辈，因为我父亲他们哥（其实为 “兄弟”——笔者注）六个，他是最小的，等他能做活的时候，家里生活已经很富裕了，五个伯父也一个一个的脱离了生产劳动，完全依靠四伯父当家支配着十几个长工种我们的一百二十多亩地，由于四伯父有吊算，继续祖父剥削人的老一套，到年终长工算账的时候，大哥及三伯父成天支大牌九局，左五右六想办法把长工一年来赚的钱赢来扣下，甚至四伯母也成天的支着牌局耍钱。使我仍然记得的几个长工（一个厨夫，二个伙计），就有三年没棉帽戴，并没穿棉衣。

根据以上家里生活情况，是不需要父亲参加劳动了，所以便把他送到学校里去念书，初级考入高级，逐渐升入中学，后入北平大学。毕业后在北平结了婚，所以我亦即在一九三一年出生在北平。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父亲便携我母子归回了来，到明水后我记得父亲在本城当过教育馆长、管烟所□□、教员及伪县（指傅仪的伪满洲国政权）公署更生股科员，后考任通达村长，而在康德九年，因街村废□便被洗刷了。其被洗刷之原因：也即因为他在当二年村长的过程中，对他的上级很不对头，因为他不会溜须拍马，尤其还在通达当村长时打过两次‘根本精神’（日本人，伪种马厂厂长），因此而认为他思想不良被洗刷，但一些下级职员及老百姓却很因为他这样举动与正直，对他羡慕与拥护。

别人当村长买了多少□皮车，多少地，他在这二年过程中什么也没有买，却拉下四千多元钱的饥荒，结果没办法只好从家卖了十亩地三间房，并从他的朋友赵怀成处（他家开烧锅已被清算没收）借了二千多元钱（现在亦未还），总算把饥荒还上了。但由于从家卖房卖地还饥荒，却惹起了伯父母们的怨言，纷纷都说父亲没下过地，没往家拿过一个钱，净花钱了，现在刚刚工作了，不能挣钱，反拉饥荒自己还不了，还得从家里卖房子和地还饥荒，这就是败家子呀。因此，家里人几次要分家。

父亲在通达被解职后，没有什么职业，便又搬到县城内来住，我这时在东三道街第一校（高级）念书，但不幸的日子便来到了。即在伪康德九年阴历六月三日这天早晨，我还睡在梦中，来了一个日本鬼子带二个特务把父亲带去了，临走时（父亲——笔者注）向甜睡的我做了一个永别的长吻，并向母亲曾说：‘如果把我送走时，你们可以搬回屯去（胜利区的家）我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了，怎样困难可以还叫燕生（我的乳名）念书，最低叫他中学毕业。’父亲被捕走后的一礼拜（六月九日）的早晨，便用大汽车据说解往哈尔滨去了，后来据说受尽了一切酷刑，而且自己不吃饭，死了（秘书处曹静同志是他的难友，知道的比较详细）！他的简单历史也就到此终了。

父亲被捕走后，我们母子生活很难维持，在没办法中只有搬回屯去（胜利区的家），但搬回去后，因父亲如今不在家，即在家时也没往家拿过钱现在还需要家里来养活，只能吃饭花钱（我念书）不能干活的人，几次遭到伯父母的白眼看待，到处看不到人家的一丝笑容，经常会受到伯父母及哥嫂们正面用态度、言语、行动给予谩骂、欺负、讽刺的打击，□□利用他们走狗说服母亲改嫁或威逼，母亲就在这样生活环境下熬煎了三四年。面上整天的带着泪痕，竟把一个原先很好动很活泼的中学生逼成了特别懦弱，甚至一天都很少的听见他说话的这样一个人。她（指母亲——笔者注）唯一的希望与安慰只有寄托在我的身上，鼓励我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长大成人，好马上终结这一天都不想再继续过下去的日子。但那时整个说家里的生活却不坏，那时大哥当家，四伯父当屯长，并先后又买了六十多亩地，十几间房和一套车，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计有一百七十多亩地和三十多间房子二套全车（四十多口人，自己种一百亩地，雇长工十几个，租出七十亩），生活来源就是靠大哥支配着十几个长工种地与收地租。

我从七岁开始入学，在明水十六校念书。因当中长病耽误了一年，所以在十一岁在西三道街初中毕业后，考入东三第一校（高级）。父亲被捕后，我也便从城内东三第一校转到通达高小念书（高二），但没有等到毕业，不幸又生了半年病，病的很严重，使母亲时刻地担心着她这唯一的希望便会被病魔夺去，但相反却没有死掉，然而愈后已经失掉升学（考国高）的机会，只好再去通达高二补习一年，但这一年要学费家里却不愿给啦。伯父母与哥嫂的主张，叫我回家下地，但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每逢回家向大哥（那时他当家）要钱时，他不但不愿给，而且厉言厉色的讲，“没有钱，将就着少花两个吧。你们净念书啦，光能花钱，等你们能挣钱的时候，该卖地给你们还饥荒啦！”由于家里给的钱不够，学费只得把母亲过去积蓄下的八千多元钱，并卖了几件衣服补助上，总算在高级毕了业，又考入了城内伪国高（一年生，那年十五岁），整天念不着多少书，一礼拜平均只有1——2天（二分之一是学日本语）上课时间，其余除掉了整天种地外，有时还夹杂着军事训练。

东北终于解放了，人们都流着欢喜过度的眼泪，我也只是跟着狂欢，八一五后伪国高解散了，在九月初国高便在维持会的支持下改为初中，我也随着变成了初中的学生，那时的校长是施爱棠（原国高校长），教员宋广贵、邵树人和教英文的刘先生等，在这个时期学了一段三民主义、***义及英文等，在十一月十五日便举行了休业式，通知到来年□月十五日开学，我便回家了又长了二个多月病，我在病中家里便有人讲要分家，结果便在过完了阳历年（一月五日）分开家了，我们这股四口人（母亲一，妹妹二，我）分了十八亩地，四间房子和二匹马，我病愈后因已过了入学期间，尤其是家里分开以后，生活比以前更困难了，只好在家帮助母亲料理家务。由于在家呆不住和做不了过累的劳动，便产生了参加工作的念头。但伯父母们不同意，而且母亲没说什么，所以便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十六岁）经谭国斌介绍参加了明水胜利区青年建国会工作。

到四月因病回家休养一个月，愈后便又参加胜利区中队，任队员（打过两次胡子），在六月十号被该区区长提任为该区办事员（实际是净做群众工作，这时家里被清算一次，给留四亩地半间房，没动浮产，靠土地出租维持生活）。后在十月十日升为该区建设助理，并在这年十一月十五日该区成立农民民主联合会，普遍进行改选一次（区干），在人民代表会上被选为文书兼财粮助理，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十七岁）被调到明水干训班受训，但五月二十二日即被调至明水烧锅营业所任会计，后调至建设科任科员（管理统计各县营工厂），这是家里在砍挖运动和扫堂子工作中又被把浮物全部拉光，仍留四亩地半间房及随身衣服，生活来源靠母亲捡些庄稼种一亩地，农会给代耕三亩。

在十二月一日我又被调到明水县公营新华制纸厂任经理，至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纸厂退还私人（退还私营工商业），便又被调回明水烧锅任经理，于五月十日调来省府财（政——笔者注）厅企业科工作至现在。家里生活状况还是四口人，半间房，四亩地（农会代耕三亩，自己种一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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