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札记

以前顾颉刚先生与钱玄同先生的古史辩伪，一层一层剥去历代史官的曲笔，指正史书种种的荒诞不经，但最后玩笑似的得出大禹是条虫的结论，也仅仅是玩笑。至于历史的真相，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知道，哪有绝对的真相，它可以呈现出正史，野史以及演义等等的各种形式，以及后人评定的孰是孰非。总之，什么样的社会价值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史实，它是每个人心里的秤，是看完李安导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后种种情感砝码的添加，然后走进个人史，成就各自的爱憎分明。
　　
　　 “误会”是个双意的词，前半部分是“误”，后半部分是“会”，词意里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并且两种结果有所对抗，但重要的是“误会”后半部分的“会”，“会”不是指对“误”的拨乱反正，而是一种悟性，一种情商，一种文化的宽容。《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就是如此“误会”，连电影名字也是如此“误会”，电影的深刻性在于揭示性善性恶的二元论选择，到风平浪静的善恶归一，从宗教神祇的信仰分散，到灵肉一体的罪赎本源，都是故事、笔记、剧本、史料对于人类自身的警示。
　　
　　 艺术与文学的巧妙性在于能遮掩本质，比如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本质是他杀了人；比如张翼德喝断长板桥，本质也是他杀了人；即使赵子龙七进七出救阿斗，本质还是杀了人。而本质杀了人的派，就可以明目张胆得在电影院放映《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就是艺术。就像李安已经把艺术玩到天花乱坠了，他也不会明目张胆地说自己是大师，依然会含蓄，会夸太太，会感谢所有工作人员那样，中国人最怀才的表现不是自身的多才多艺，而是将自己的才华分散到其他人身上。
　　
　　 李安必定深谙《史记》与《春秋》，类似的笔法才能造就李安这样的人。春和秋在古人的时代里不是赏花看月亮，而是“多事”的时候，国家矛盾，宫闱矛盾，阶级矛盾总是在春和秋的时节集体爆发，说穿了就是杀人。真实记录杀人毫无意义，中国的史官用聪明才智把杀人的前因后果巧妙得归纳了出来，运用曲笔将善恶、贤愚一一陈列，使后来者能明辨是非，镜鉴后世，可惜的是，后来人从未真正的读史明鉴过，变本加厉地进行对同类的残杀，以致元明清三代的史官根本无法写作，明清两史几乎是谎言史，一流的文人都不愿意读，如同派在海上写的日记一样。
　　
　　 电影里描述了那座岛，岛的中心有池塘，白天是淡水，到了晚上就变成海水……这是荒凉无助时写心的最好自白。最近晚上一直在读章太炎先生的《訄书》，他是个尊荀的学者，而荀子理论的核心就是如何约束“恶”与“利”，但“恶”和“利”来临的时候，根本不是荀子和章太炎能控制的，也不是耶稣和印度诸神能控制的，当文明的花朵开得明媚烂漫，香气四溢的时候，所结的果子未必是甜美悦人的，也许，也许，花朵和果实的中心是一颗牙齿。世界上最残忍的动词也许不是“杀”，而是“吃”。
　　
　　 几乎每次乱世或者大饥荒，就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这是连许多动物都不耻的，但人就可以。也许人内心的凶猛远远大于动物，衣冠如同装饰。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道理人人懂，还可以挑荤挑素，无忧于衣食，并且可以诞生对农业的种种无知，以至“何不食肉糜”的疑问句在某些时刻听上去不那么滑稽。但是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天，能秉持“饿死事小，失节是大”君子将寥寥无几，我们之后的时代只会在对待同类时更加穷凶恶极，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则是一种对穷凶恶极的反抗，以暴制暴过了几千年，但还是主流。
　　
　　 《春秋繁露》如果只听名字，觉得很有诗意，但读了这书，才知道乱臣贼子惧怕孔子编《春秋》的原因。董仲舒的口碑一直不好，缘于《春秋繁露》的难度以及后世学者断章取义的误解。董仲舒差不动用了类似《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所有手法来曲言，微言，劝言君王要如何如何，而君王却如同现在的电影观众，喜欢进口、刺激、名星、高额、大片……而李安的巧妙之处，就是反过来利用进口、刺激、明星、大片这些元素，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噱头，讲述另一种形式的《春秋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