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归诗人的象牙塔

由欧南 2013-01-09,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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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归诗人的象牙塔

由欧南 2013-01-09, 22:42

诗人张曙光来信约稿，希望我写一篇有关诗歌方面的文章，我一口答应，但事后又有些后悔，这些年已很少关心诗歌动态，尤其是当代的诗歌。官方的诗歌刊物差不多有20多年没买过，而网络诗歌看似非常活跃，但很少能激起我阅读的快感。我现在对诗歌的了解大多依靠买来的诗集，很多也是粗粗的浏览一下，颇有乏味的感觉，读诗其实是延续了习惯，真正能精读的少之又少。当然，这或许不是诗歌的原因，而是我自己，诗歌似乎早已远离了我的视线，至少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影响我的生活。

而我之所以一口答应，是觉得一篇文章似乎难不倒我，何况我一直在爬格子为生存努力奋斗着。但正是这种没来由的自信，却把自己将了一军，当我打开word的时候，蓦然觉得不知写什么好！有什么可写的！诗歌在这个时代仿佛是鸡肋，甚至是无聊的东西。当人们完全以物质标准来衡量生活质量的话，其实已经宣告了诗歌在精神上的死亡。剩下的，不过是几许无力的哀叹，几句不关痛痒的调侃，轻柔的像微风一样。而我的感觉正如诗人朱永良在《歌》中写道：“已有上百个日子，我似乎无话可说//不知自己在想什么//铅笔拒绝着白纸，犹如//男人拒绝着女人”。我想我正在体验着这种被无端拒绝的感觉，我感受到生活的窒息，却无法写出这种像被迷雾缠绕般梦魇的感受。02年，我写过一首小诗《孤寂的夜》我感觉不到黑暗//也感觉不到语言//我常常敲打着键盘//仿佛敲打着自己的头颅//孤寂的夜使我没有思想//也没有想要说的话//我感觉语言已经开始死亡//或者被黑夜吞噬//我已听不到内心的声音//也看不到希望。这首小诗和朱永良的《歌》有异曲同工的意思，或许比之更阴沉些，我想这种沮丧的麻木感，这种无话可说的，仿佛被抽空的感觉大概在诗人圈中普遍存在吧！虽然我对诗人圈几乎一无所知。

这种不知说什么好的感受是一种乏味的厌倦，是一种对写作的逃避，它既不是痛苦、绝望；也不是颓废，消沉，而是缺少写作动力的暮气沉沉，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写作兴趣的，一种空虚，窒息的感觉。我已多年不写诗，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情感生活的平淡、压抑是写不出诗歌的。而为写诗而写，不但使诗歌沦为千篇一律的作坊制品，人也会变得无聊。既然没啥可说的，又何必唠叨呢？维特根斯坦说过：凡不能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在一个吵吵嚷嚷的时代，沉默近乎是一种品质。

曾经有一个阶段，诗歌是我生活的动力，甚至可以说是全部，我迷恋这种因写诗而感受到生命内在的原驱力，我能触摸到来自心灵深处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音调、每一个节拍。这种迷恋多少使我丧失了对现实的判断，以至于把自己的生活搞的一团糟。我迷恋布罗茨基、迷恋里尔克、迷恋叶芝。这种迷恋或许并非完全出于对某一个诗人的偏爱，更多的原因是从前辈的诗人那里触摸到一个共同的命运——孤独。孤独使我只能依托幻想来麻醉自己，为自己编造未来，编造爱情，甚至不顾别人的感受努力地去营造这个迷梦。对一个生活在孤独境遇里的人来说，没有比诗歌更能使他入迷了，诗具有一种符咒般的魔力，就像圣徒祷祝时所体验到的愉悦一般。当时，我常常在深夜伏案呢喃，感受到诗歌的节奏和韵律给自己带来的快感。

往事并不如烟，但往事却已烟消云散。现在，在我的生活中已经很少有诗歌的余地。或许这也是中年人的特征，疲惫，冷漠，无所用心，曾经的***已开始沉睡，甚至不想再醒来。一个梦的消失，带来的是另一个梦的继续，只是这个梦已经不属于诗歌。焚香试茶、尝酒晏坐、谈狐说鬼，这些不算正经的事情，占据了我大半的生活。当然，如果有鬼可以谈的话，那生活的乐趣就会更多。鬼话是另一层意义上的诗，颇有乡间野老冷眼看世，遗世独立的风范。人如果知道的太多，理解的太多，梦也就会醒来，就不太喜欢甜蜜腻人的声调，不喜欢振臂高呼，不喜欢立德立言，不喜欢雁过留声。而说说鬼话，无关冷暖，得一时之趣，无疑像冬天被窝里温暖的汤婆子一样，可以暖脚安心。无奈时下厉鬼太多，真正有趣好玩的鬼却是难得。

04年我写过一篇诗歌评论《诗歌、阅读及现状》，说了些当时的诗歌现状。并引用了瓦莱里的一段话：“诗歌不是思想；而是将声音神圣化。”瓦雷里的观点颇符合我个人对诗歌的理解。诗歌让人联想到音乐，在艺术门类中，诗歌和音乐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都是靠声音、节奏、韵律传递信息，而瓦雷里所说的将声音神圣化，其实说出了诗歌的本质，诗歌既包含深邃的感情，又富有韵味。诗歌和音乐一样，很难具体解释，甚至无法解释，诗歌的神圣是一种格调，这种格调就是瓦雷里所说的“神圣化”，诗歌的高贵，不在于表面，而是内在的精神，这是诗歌的灵魂。

我对诗歌的理解大多来自于经验和直觉，既不信奉什么诗歌理论，也不在乎为理论去创作诗歌，或者为诗歌去构建理论。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漠视理论的存在，而是觉得诗人如果能像奥菲欧那样去歌唱的话，理论是多余的。关于诗歌，我似乎更愿意接受德彪西的观点。德彪西的作曲老师吉罗在评论德彪西作曲作业的时候说：“我不是说你写的东西不漂亮，不过从理论上来说，是荒谬的。”德彪西则回答到：“理论是不存在的，您只要听就是了。悦耳就是法则。”——对，悦耳就是法则，一首好的诗歌必须做到悦耳，而不是说明一件事情，把诗歌降低到理论或者说明文的程度上。诗歌不是科学，也不是人生的坐标，一首诗歌解决不了人生的问题，它只是说出了诗人的困惑或感受，这种感受既有普遍性，也有诗人个人的痕迹。诗人和读者事实上是一种呼应关系，就像男人和女人，彼此投缘甚至欢爱。所以，诗人如果过于个性的话，他的诗歌将是难以索解的，不被理解就很难得到爱，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反之诗人太过普遍性，缺乏独特的个性的话，那么阅读的乐趣会大打折扣。谁也不愿为一个平庸的女人爱的死去活来。

但诗歌毕竟不能让我填饱肚子，在一个活着比艺术更重要，一个遵循丛林法则的年代，诗人的无奈是不得不放弃这门无用的技艺。诗歌不像我写音乐评论那么随便，评论相对于诗歌创作要容易的多。而写诗不但劳神费心，更需要一种持久的、不受外界干扰的创作状态。里尔克、叶芝等都经历过这种状态，孤独会激发狂喜，而狂喜正是很多艺术家为之渴望的***。在早些年我曾体验过这种感觉，完全能感受到诗人布莱克在癫狂中看见上帝的那种狂喜，我相信每一个对诗歌怀有精神信念的诗人都会感觉到这种神遇，这种神遇的报酬就是诗句如流水般地迸发。诗不是写出来的，写出来的诗歌就像带着锁链的舞者——就是一个诗歌文本，而文本不是艺术。

但我们的时代，诗歌完全是多余的，这是拜金的代价。当一个时代的人们对诗意的安居不再感兴趣，甚至漠视诋毁它的时候，诗歌的存在显得既荒谬又不合时宜。查理五世曾认为粗糙的德语只配给马车夫说的语言，是歌德、席勒、荷尔德林等诗人提升了德语的光彩，而我们为一坨大粪发表感慨的所谓诗人居然成了网络红人，这莫不是对诗歌的一种巨大的讽刺。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逐臭成了发达的机遇，文化被冷遇，精神更是神经的代名词，看来为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而得意伸腿的小僧应该蜷缩起来，免得着凉，得不偿失。

荷尔德林曾经感叹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歌何用！但他的感叹其实是处于德语文化的上升时期，而他的悲悯多少是因为孤独和不被理解。事实上，歌德、席勒、贝多芬等都是他同时代的人物。相比之下，我们似乎连悲悯的资格都没有，一个民族只热衷于仕途经济，眼球效应又何必奢谈艺术。诗歌语言整体的滑坡，精神的琐碎，卑微，各种时尚主义像涂脂抹粉的粉头招摇过市，犹如拥挤的农贸市场一样的散发出阵阵汗渍的味道。在当下的中国，网络使得文字作品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罕有值钱的文字，写诗更是像解手那样随便。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指责网络诗歌文学，事实上我还拥护网络诗歌。在一个发表诗歌比登天还难年代里，在一个民间几乎丧失话语权的环境里，网络诗歌至少提供了一种声音，虽然这种声音时常显得粗厉和草率，代表了民间的语言风格，率性而为，没有章法，但它远比官方刊物那些冠冕堂皇的废话、假话来的更为真实。粗厉其实是虚假的代价，在假话成堆的环境下，人们有什么必要较真呢？人们有千百种合适的理由，装疯卖傻、故作姿态、玩高贵于指掌之间。但个性让我保持沉默，知趣而退，选择隐忍。懒得像个小贩一样的，在大街上高声推销自己，拉帮结伙、为扬名到处贩卖自己。

诗歌从某种方面来说，是对人心灵、情感、精神的慰籍。诗是最没有利益关系的一种纯粹的心灵交流。而看诗和听音乐一样，它既是一种个人的、直观感性的认知方式，又是一种灵魂的交流。只有诗歌和音乐能完全抛开压抑的理智，直指人心。当一个人非常孤独、痛苦、迷惘，渴望倾听交流的时候，诗歌才会来安抚他的心灵。诗可以贵族也可以平民，可以燥热，暴跳如雷，也可以平静，婉约，这都是诗歌的特征，不同气质的人可以选择各种不同风格的诗歌，但前提是诗必须要有灵魂，这似乎也无所争议。

中国的诗歌在80年代有过一个狂热的高潮，但我更愿意认为是一个假相，一个伪浪漫主义的复兴。我们的民众普遍缺乏文学修养，立足现实，突然之间会为诗歌疯狂是令人费解的，而最好的解释是，诗歌唤醒了当时的人们对于情感的饥渴，巨大的毁灭是要用巨大的狂欢去补偿的，而诗歌恰恰是最直接，最经济的选择。

诗歌在80年代的狂热其实和当时很多人热衷打鸡血，喝红茶菌一样，其原因很符合中国人喜欢凑热闹，缺少独立判断的愚昧心理有关，仿佛去超市抢购便宜货一样，等抢完了也就一哄而散了。所以从90年代开始，诗歌逐渐衰弱并不奇怪，一群抢诗的人突然发现可以抢钱了，自然都下海捞钱去了。直到现在诗人成了被嘲弄的对象，多少应该使诗人清醒了，诗歌现在不值钱了，或者说不时尚了，当然会像垃圾一样的被丢弃、被嘲弄。所以，我更愿意相信现在还在写诗的诗人们，并不是所谓耐得住寂寞的人，而是骨子里的诗人。写作和耐得住寂寞没丝毫关系，诗歌是艺术，它关乎才情，而非坚守，庸人坚守一生，所得也无非是一麻袋的陈词滥调。只是现在诗人的生活过于沉闷，很难相信没有热情，只凭坚守，会激发诗人的创作欲望。既然没有欲望，灵魂也就失去了依托，成了一块被被挤干的海绵，轻柔却空洞。现在的诗人甚至都不如被打败的倔强老头圣地亚哥（海明威《老人与海》），诗人们虽然仍在坚持撑着诗歌那盏破旗，但显然失去了心理上的优势，诗人是这个时代的弃儿，被无情的赶出了伊甸园。

没有心理上的优势，也不可能有理论上的好诗，这不仅仅是诗歌的问题，艺术的兴盛只可能产生在灵魂激荡的时代，重利轻义只能使艺术走向堕落。

萨伊德曾经将现在的知识分子划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简单的说，前者遵循传统的道德自觉，传播文明道义，他们视艺术为人类的精神呈现，并勇于担当社会的责任；而后者是技术官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和贩卖技艺的艺人一样，艺术只是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工具，他们是专家，学者，凭知识技艺吃饭，但不会担当任何责任。英国思想家弗兰克·富里迪也认为现在专业人士的脑力劳动关注的是提供服务，而不是推进思想。而这种娱乐性的全民狂欢势必会削弱艺术的精神价值，这是时下普遍的现状。文明的进步使得我们生活在古人所不敢想像的技术空前繁荣的年代，但文明的代价是使人沦为机械物化，成了物质的奴隶。

试想，在这样一个生存环境中，诗人的存在仅仅是充当了一个职业符号的作用，诗歌成了一种技术性的行业。现在有不少的诗人的认知方式是知识分子式的，而不是艺术家式的，这多少是因为缺少灵魂活动的结果，干巴巴的知识堆砌，对一个观点学究式的探讨充斥着诗坛。

痛苦是诗人的天职，而诗人的痛苦是因为有灵魂。诗人的不幸是因为周围环境的卑琐、尖锐、嚣叫，人的物化而丧失了倾听的热忱。让一个诗人在贫乏的年代去坚守所谓诗歌的理想并非道德，事实上诗人是比平常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否则诗人强烈的感受能力如何而来。也就是说诗人其实更易动摇，更易情绪化，更容易迫于生存环境的压力，为了生计而放弃诗歌。这个时代并没有提供诗人多少生存空间，出版社几乎不给诗人出版的机会，因为诗歌没有任何物质回报。而官方的诗歌刊物又有很多写作上的条条框框，对渴望自由写作的诗人来说，显然不愿写命题作文，为了歌颂而放弃诗歌的尊严。所以，现在诗歌中出现的某种混乱情有可原，很多诗人的生存状态都令人堪忧，你不让人播种，如何去验证孩子是健康还是病弱的。且真正的诗歌精品是从无数的文本中脱颖出来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诗歌繁荣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诞生杰作。正如西方的音乐一样，在海顿的年代，一生写过几十部交响乐的作曲家比比皆是，但我们知道的仅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少数几个人而已。只有众星衬托，才能看见一轮明月的光辉。

诗人帕斯在《谁读诗歌》的一篇文章中，不无忧虑地写到：“一旦出版商的主要目标是出版畅销书和供大众娱乐和消费的作品，一个国家的文学就寿终正寝了，一个社会也就变得颓废了。”说的正是我们时下的现实。在10年前，我还能在书摊上买到纯文学的刊物，现在全是花花绿绿的时尚杂志，纯文学刊物早已被挤出市场，而我们的阅读基本上成了消费性阅读，刺激感官的阅读，人们已经不再、也不想思考，像个喜欢打探的小市民那样热衷于窥探爆料隐私。仅仅几年时间，网络微博迅猛发展，数以亿计的公民将兴趣限制在140字以内的阅读上。诗歌已到了穷途末路并非危言耸听，这不是一个诗的时代，而回归象牙塔，重建诗人的尊严，哪怕无人喝彩（事实上也无人喝彩）我以为是当代诗人唯一的出路。当然，这里所谓的象牙塔并非关起门来闭门造车，而是退而求其次，远离是为了避免在喧嚣的人群中迷失自己。诗人现在要做的或许并非单纯的艺术创作，而是重拾诗人的信念。信念是诗人的精神支柱，失去信念也就意味着颓废。

事实上，诗人一直是寂寞的，只是程度不一样。我们现在熟知的那些大诗人在生前并非都是耀眼的明星，他们的声望大多也是建立在诗人、艺术家这个狭小的圈子中。马拉美、里尔克、格奥尔格、卡瓦菲斯等在生前都不是明星诗人，有的甚至还默默无闻。但他们对诗歌的热情和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关，在同样不幸的年代里，他们的文化背景远比我们现在来的优越的多。阅读是他们那个年代普遍的生活状态，很难想像一个无知的人能踏入到他们的精神圈子中去评头论足。他们几乎都是象牙塔里的诗人，和世俗趣味格格不入。而对现实环境的厌倦，使得他们的眼光不约而同的投向遥远的过去。诗人的宿命或许正是如此，趣味的不同，丰富的情感和对遥远过去充满浪漫式的联想迫使诗人远离大众，建构他们自身的象牙之塔。诗人的象牙塔对缺乏想象力，缺乏欣赏能力的人来说，就像一个精致易碎的花瓶，这是普通大众和诗人的距离。我想一个诗人没有必要以大众粗糙的感受能力来调整自己的创作，一个愚钝的阅读者是不会理解，哪怕再精美的花瓶也必须插上鲜花才能使花瓶获得生命，蓬荜生辉。同样一个没经过训练的耳朵是不会懂得复调的乐趣的，对他们来说，复调就是无休止的唠叨，叽叽喳喳，毫无意义。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诗人有诗人的意义，大众有大众的意义；诗人有诗人的乐趣，大众也有在大众的乐趣，前提是互不干涉。诗人的象牙塔并非清高，不食人间烟火。高尚的追求永远是远离大众的选择，它其实是悲剧性的，不幸的。卡夫卡说：美德是孤独的，诗人也是孤独的，这源于诗人并不符合大众的思维方式。

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一书中说：“二十世纪诗歌遭受了‘贫乏和狭窄’是因为其兴趣局限于‘一种美学的、且几乎总是个人主义的风气’。换句话说，它退出了所有人共有的领域，而进入主观主义的封闭圈。”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我认为这种狭窄正是现在诗人的出路，且是唯一的出路。时代不同了，诗歌也必须不同，现在的诗人不可能，也不愿意再用普希金、拜伦式的，强烈奔放的***去写诗歌，但艾略特那些悲观的诗歌中所含的情感并不比他们少。而诗人的主观是时代的变迁改变了他们的认知方式，一个具有浓重毁灭感，荒芜感，且对现存世界怀有强烈不信任感的诗人，是不太会为了满足大众的审美趣味而弱化自己的艺术标准。反过来说，米沃什虽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声望也仅仅是建立在诗人中间，对大众来说，米沃什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诗人不愿被时代吞没，不愿随波逐流，不愿失去独立的观察思辨能力，只能退而避之，重归象牙塔。当阿波里奈儿为20世纪的到来，科技的发展大唱赞歌的时候，他还是在感受到科技所带来的一个充满朝气，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但时隔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在吞咽过度的发展所带来的苦果。环境的破坏，核战的威胁，人口的爆炸，为了发展，儿时的记忆被成片的抹去，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模式化的所谓城市花园，呆滞且毫无生气的城市绿化，使得城市变得像一个丑陋的怪胎，没有灵性，没有感情。人们似乎并不关心环境会对人的精神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懂得希腊圆柱式的建筑产生了希腊人崇高的理性和精致的思辨能力，而中国的园林山水触发了中国人典雅婉约的文人品位。中国人遗世的忧伤都这么感人，那么诗意化，那么不切实际，却有着丰富的灵性和尊严。我们现在再也难以享受到自然给予人们精神的慰籍，那种透着迷惘和沉思的况味，那种不绝如缕的忧伤，那种美好的痛哭和感伤，那种寻找美丽而事实上并不美丽的人间。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变味，眼球经济取代了经典价值，炒作取代了基本品质，天使和魔鬼沆瀣一气，甩开膀子高歌猛进，愚蠢又豪迈。其目的无非是求的更多现实的实惠。道德底线成了苦苦的哀求，成了最低的限度，这本身就够滑稽了。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混乱，价值观被彻底颠覆的年代里，诗人有何作为！而诗人微弱的声音除了少数同行还在关心之外，基本上被忽视，根本无法影响公众的生活。那么，既然如此，诗人除了躲进象牙塔，还有别的意义吗？这个时代或许不太可能产生伟大的诗歌，但诗人可以成为一个健康，有良知的人，维持仅有的道德底线，维持人性最基本的善意。伟大不属于这个时代，诗人也不要奢望青史留名，宇宙不会在乎一粒曾经来过的灰尘。

中国的诗人或许承担着更多的不幸，他们一直生活在不幸的年代里，且丧失起码的尊严。诗歌在过去的年代里一直是作为政治附庸而存在的，有艺术欣赏价值且独立人格的诗歌几乎难得一见。从20世纪新诗开始流行以来，除了官方的诗人，流行诗人之外，那些非官方的，严肃的诗人基本上是远离大众视线的象牙塔里的诗人。当诗人冯至写出著名的《十四行诗集》的时候，袁可嘉认为在当时震撼诗坛，这多少使我感到有些言过其实，而所谓的震撼无非是一个极小的圈内现象。冯至是谁？不要说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极少有大众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上，冯至的影响很微弱，虽然他写出了20世纪国内最好的诗歌，这是我们的诗歌中少见的，有着强烈内省倾向的作品，一种里尔克风格的内心的旋律。显然，冯至的诗歌有着米沃什所说的“主观主义的封闭圈”的倾向，这种咏叹是远离大众的，却会在诗人哪里留下印记，让诗人感到震动。对于诗歌来说，我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没有灵魂的激荡，没有精神的渴望，不会给诗带来蓬勃的气象。但大众的冷漠却使得诗人被迫躲进象牙塔，这既是诗人的无奈，也是诗人的宿命。

象牙塔本不应属于诗人，但现在要做一个诗人又必须躲入象牙塔中，不计成本的耗费青春才华，甚至一生劳而无获。

我以为，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不认为诗人是贵族，但诗歌肯定是接近贵族的艺术，这源于诗歌是有灵魂，有精神的艺术。也就是说，诗歌是提纯的语言，就像鸦片被提纯成海洛因一样，即使口语化的打油诗都是经过提纯的民间用语。我们现在读寒山、拾得、读王梵志、志明和尚的打油诗，都是经过提炼的语言，这些诗嬉笑怒骂，佯狂疯癫却隐含着普世的真理，在诗歌的意义上其实不亚于任何严肃，深刻的诗歌。

诗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坐标，且是文明的标志。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缺少诗歌，也不会缺少诗人，但诗人毕竟是悲剧性的人，尤其是现在，如果诗人想继续保持尊严，那么他的归宿便是这座古老的象牙之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