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观中国哑剧《香篆幻境》后

聂耳：观中国哑剧《香篆幻境》后




来源:1935年8月16日的上海《电通》半月画报第7期
摘要:阿夫（甫）夏洛穆夫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音乐及戏剧的俄国作曲家，他的作品有交响乐曲"北平胡同印象记"、舞蹈音乐"琴心波光香篆幻境"及歌曲"晴雯绝命辞"等。
关键词: 聂耳 阿甫夏洛穆夫 阿夫夏洛穆夫


阿夫（甫）夏洛穆夫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音乐及戏剧的俄国作曲家，他的作品有交响乐曲"北平胡同印象记"、舞蹈音乐"琴心波光香篆幻境"及歌曲"晴雯绝命辞"等。

我们知道，外国的音乐家到中国来研究中国音乐的不只是阿氏一人，但比较多有作品表现到社会上的那恐怕只有阿氏，不管这些作品是好是坏，无疑地他是会给中国的音乐界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不对阿氏的作品来一检讨。

记得是在前年吧，大光明戏院重新开幕时，"琴心波光"在此上演，由袁美云等演出，还有刘经芳夫人的独唱"晴雯绝命辞"。在最近，又有"香篆幻境"的公演，这可见阿氏是多么努力地在研究着中国音乐。

我们单就最近这次的公演已经够知道他对中国的音乐认识，也可以说，这两套交响乐曲已够代表阿氏所有的中国风乐曲了。

一、"北平胡同印象记"

这乐曲是很久以前便在工部局星期音乐会上演奏过的，这次仍由梅伯器指挥，工部局乐队演奏。"A sketch of sound"的确，仅仅是一些sketch而已，虽然只在中文说明书上注有"交响诗"的字样，我相信作者是想把它写成一个Symphony poem的，果真，看那一幅尘土笼罩着的北平城，灯光随着音乐的强弱而变更，北平城也随着光线变化而分出宙（昼）夜，多么美的北平，多么诗意的北平。然而，这美，这诗意，不过是在表皮的，视角上的。我们只要从这乐曲的本身分析一下，显然是有着相当的失败。

他根本没有把握到一贯的情调，有组织地写成一首交响诗，仅用一些真实的音乐插入自己的想象中，使它成为一个很饱满的Sketch，因此，我们听不到主题的反复与变形，至（自）始至终轻描淡写的过去了。

许多真实音乐的插入，因了前后转调的不自然，以致破坏了全曲的统一性；最显著的是有一节描写北平的大风已息，红日高照，Flute奏着平静的旋律，正使人感到一种安闲的心境时，突然来了一阵二簧原板的旋律，不经过相当的转调过程，原原本本的突来突去，始终是欠妥的，在外国人的耳朵听来，也许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点，最能代表中国味的一点，因为一般的外国人所认识的中国音乐便是这个。

作者对于自然音的描写不够音乐化，如理发匠的推把叉声，买零食的铜铃声，繁华的市街上许多卖衣服者的叫卖声等，这不过是一种"模仿音乐"。要是作者想仿效现代法国印象派作家杜褒西（Lande Debussy）的作风的话，那似乎是不够吧！

二、"香篆幻境"

"无论作曲者的乐曲是怎样精美，演者的表情是怎样的细腻与切贴，倘若剧情复杂，曲折太多，反要使剧情减色的。敝者于无意中思索舞台上表演的剧情，因此内容复杂的故事却分了观众的心，无暇顾及演者的动作与哑剧中最重的份子--音乐的节奏。'香篆幻境'里所演述的不是情节离奇的故事，剧情不过是作曲者借以编制乐曲的躯干而已......"编剧者樊亚欧克斯（Vanya Oakes）在序言中这样写着，实际上我们也是偏重在音乐上的讨论。

一个三幕哑剧，音乐的伴奏、布景、服装、演技等，可以说完全是根据看京剧的技巧以较新的形式编制而成的，所谓"改良国剧"。

当我看完了第三幕时，改良国剧，从这条路上跑去，也许是对的吧！的确，许多京剧里的舞姿、武行，要是经它音乐节奏化，着实可以发现一些中国音乐与舞蹈的新东西。这次阿氏所作全剧的伴奏，可以看出他是用过一番苦功的，许多动作都有着节奏的美，不过在第二幕中以锣鼓伴奏武打的动作时，他这不够大胆地利用断然静止法，同时使演者摆定一个姿势，音乐和动作成为一个暂时的静止状态。

第一幕的合唱是根据中国的五音阶作曲，为了用短调的缘故，显得异常伤感，没有寺庙中的幽静情调，直觉的听来，简直是俄国民谣的风韵。

关于选择乐器之不适当，这也是值得提出的，如第一幕中所用的小鼓和小锁（京戏班用的）来代寺庙中的木鱼和罄，因为音色的差别，也是会破坏整个气氛的。

仅仅是一些观后感，至于中国新音乐的建设问题，预备在另一机会讨论。



师毅跋记

我万没有想到的是：聂耳这篇文字，是由我促他写成，而今天却会由我把它影印了发表。是人事无常么？我不能不叹息与这太有希望了的新音乐斗士的惨死！

当阿夫（甫）夏洛穆夫与（于）本年三月十三至十五在卡尔登举行他的中国风的乐剧演奏之前，大约是三月十日，在我家里聚谈的朋友，有欧阳予倩，陈德义，吕骥，任光，安娥，贺绿汀，我们约好了：同去看过阿氏的作品归来，便给他一个多方面的批评的。聂耳的此文，虽已在行色匆匆的出国之前，但还是把它赶写了出来，作为他的意见的书面讨论而提出。

你能说聂耳非天才么？他没有步入过学院的门一步；你能说聂耳不努力么？他没有浪费过他的时间一分。如果他在音乐上有什么成就的话，什么都是他在自己短促的二十四岁的生涯中，一点一滴获取来的。

知道他和不知道他的--只要没有成见的人，谁不对他怀着至高的期望。这期望像琉璃坠地似的，而今都碎了！在整理他的遗著发表的这风雨的今宵，我回首前尘，怎么不凄惶而垂泪呢！--八月八日夜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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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俄罗斯犹太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许步曾（《音乐爱好者》2006年06期）

阿龙·阿甫夏洛穆夫,亦称阿父·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亦拼作Avshalomoff,1894- 1965)是一位毕生为中国民族音乐贡献力量的俄罗斯犹太作曲家。

阿龙的祖父是高加索地区的山民。1870年，有一次参加婚礼时，与另一贺客发生冲突，一怒之下，拔枪将对方打死，而被判刑，带着妻子和出生一岁的儿子阿舍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在那里成家立业，开了鱼行。阿龙的父亲继承家业，生意兴隆，搬到庙街。阿龙就生在庙街。他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庙街(俄文名尼古拉耶夫斯克)原是中国领土，清朝时割让帝俄。阿氏幼年时，当地中国居民依然众多，他父亲开设的鱼行雇用的工人，多数也是中国人，也有许多中国店铺、饭庄、戏园，照料他生活的也是一个中国老人。此人会唱京戏和民歌，还常带他到戏园看京戏。他从小就迷上了京戏。他认为"中国的京戏把演员的姿势、动作、表情与歌唱、舞蹈、乐队巧妙地综合为一个整体，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但他也觉得京戏的音乐虽然有时丰富多彩，却往往单调、粗糙，仅是简单曲调的不断重复，放着中国民间蕴藏的音乐宝库不加利用，实在可惜，因此立志要为发展中国民族音乐和京戏献身。1910年，他到瑞士苏黎世学医，但半年后即违背父亲的意愿而偷偷改学音乐，尤其孜孜于乐理和作曲。1916年，他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天津、青岛居住和工作。当时的环境虽不利于他实现自己的志向，但他仍利用在洋行工作的机会收集民歌、民乐，为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乐曲积累素材。他的歌剧《观音》于1924年和1925年先后在北京和美国波特兰上演。在波特兰献演时，由于买不到中国戏装，只得请画家用金粉在彩布上绘制后缝成凑合。1929年，他构思和开始创作表现古城市井生活的交响诗《北平胡同》。

1932年，阿氏定居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上海。在合适的环境中，他的音乐生涯蓬勃开展。他担任百代唱片公司乐队指挥，并将《北平胡同》灌成唱片。他认识了电影《渔光曲》音乐的作者任光，并通过任光结识了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吕骥。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而作曲的主题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阿氏配器的。在他的舞剧《香篆梦》(后改名《古刹惊梦》)于I935年在卡尔登大戏院(后改名长江剧场，现拆)上演时，聂耳观看后以噪森为笔名写丁一篇评论发表在《申通》杂志上。后来该剧在1941年和1943年两度演出时，梅兰芳还先后到场亲自指点排练和观看演出，并为说明书题词。

1933年7月，工部局招聘图书馆管理员(馆长)，阿氏参加应试被录取。他在那里所用的译名是"亚扶锡洛莫夫"。这家图书馆的前身是远在1849年就由上海的西侨社团创办的上海图书馆，但经济情况一直不佳，而于1913年赠送给工部局，改称工部局公共图书馆，先后迁址十四次。

阿氏在北平和上海都有经营的经验，驾轻就熟，并采用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对馆藏图书进行了分类。他接待过造访的英国作家毛姆和美国作家赛珍珠。他的薪俸优厚，每月有二百五十银两，同时读者也不多，使他能够在工余之暇安心创作和有余钱进行排练，而不必完全依靠爱好者的资助。这种情况直至日本占领租界，到1943年解散工部局，并免除阿氏的图书馆长职务为止。

阿氏与工部局乐队的意大利指挥梅帕器经常合作，阿氏的多部音乐创作，都由梅氏指挥乐队演奏。如《北平胡同》《G大调钢琴协奏曲》《琴心波光》《古刹惊梦》。

阿氏深爱中国的音乐、文化、生活。他的西式客厅，陈设简朴、雅致，墙上挂中国画和京戏蟒袍为装饰，案头摆着笙、箫、鼓、笛以及唢呐和九音锣，墙角是三角钢琴。他也喜欢中式服装，家居经常穿长袍、布鞋。他能说一些普通的中国话。

在这之前，阿氏一直想能找到一位既懂西乐、又懂国乐，而且热心改革中国戏曲音乐和民族音乐的知音与自己合作，他经辗转介绍认识了上海国立音专教授沈知白。沈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精研中外音乐理论和作曲技巧，对提倡中国民族音乐与阿氏所见略同，成为莫逆之交。两人密切合作，沈为阿氏的创作提供素材。《琴心波光》和《香篆梦》这两部舞剧，都是两人合作的产物。

阿氏采用中国音调与节奏创作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于1936年1月19日在兰心大戏院首演，由其挚友，俄罗斯犹太钢琴家辛格尔(G．Singer)独奏，阿氏指挥工部局乐队。曲中第二乐章柔板采用的昆曲曲牌《忆王孙》，第三乐章快板采用的琵琶古曲《霸王卸甲》，都是沈推荐阿氏采用的。这部协奏曲的演出方式别开生面，先由钢琴与大同乐会和百代国乐队合组的十五人乐队用中国乐器合演其中的柔板，以试验用中、西两组不同的乐器和钢琴协奏的效果。

沈特别欣赏阿氏在《孟姜女》中所写的秦始皇升殿的音乐，认为具有黄钟大吕之庄严、威武的气派。

阿氏与沈组织了中国音乐学学会，研究和演奏国乐，参加该会的有卫仲乐、章枚和旅沪的英籍伊朗音乐家菜维斯(John Hazedel Levis)等。阿氏和沈在学会活动上也互相关心、帮助。阿氏在1940年介绍沈受聘于沪江大学音乐系，担任论文辅导，开西洋音乐史与国乐概论等课程。

沈到国立上海音专任教后，曾请阿甫去讲解创作《孟姜女》和其他中国题材作品的创作经验，以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探索民族风格的方法，开阔学生的视野。

阿氏与国乐家卫仲乐(1908-1997)有过多次的合作。

1935年，阿氏专门为卫仲乐创作了《杨贵妃之死》，在兰心大戏院公演。由卫独奏二胡，阿氏指挥工部局乐队伴奏，这次演出对民族音乐的创作和发展做了有益的尝试。

姜椿芳(姜后来以发起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和担任主编而闻名国内外)当时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文化界的负责人之一。在解决该剧上演的经费、演员、排练场所的问题上，牵线搭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为失业潦倒、壮志未酬、进退维谷的阿氏及时解决的困难。1944年初，中国歌舞剧社假座法文协会礼堂(今科学会堂)，由阿氏本人指挥演奏了《孟姜女》的音乐部分，邀请戏剧、音乐、电影界人士参加。在《孟姜女》创作和排练时，姜和黄佐临联系密切，并推荐黄去担任该剧导演，但黄因在艺术见解上与阿氏不同，故而没有出任。1945年11月24日，即日本投降后三个月的时间，《孟姜女》全剧在兰心大戏院彩排，次日举行招待演出，接着又连续演出了八天十场，并通过电台广播。姜当时又是苏商《时代日报》主持人，利用工作方便，在该报上为《孟姜女》发消息和免费登广告。音乐、戏剧、电影、文学、新闻界人士观看彩排后，给予高度评价，并存《大公报》上联名撰文推荐，署名的有梅兰芳、周信芳、夏衍、于伶、沈知白、洛蚀文(即王元化)、费穆、佐临、傅雷、柯灵等三十余人。

在这之前的孤岛时期，姜曾介绍阿氏与文学理论批评家和剧作家钱杏邨见而，并观看了阿氏的《古刹惊梦》，帮助提了修改意见。姜还把昆曲名小生顾传玠介绍给阿氏，顾为阿氏做了一些昆曲富有舞蹈性的动作，使他领略这种古老剧种之美。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租界后，阿氏从姜椿芳处了解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的情况，提出愿意到新四军去做音乐工作，中共党组织通过地下电台，打电报到新四军军部请示。陈毅很快回电，欢迎阿氏去，但考虑到当时正在反扫荡，随时有敌情，物质条件差，生活艰苦，又没有洋乐队可开展活动，因此希望上海地下党劝阿氏先在上海搞试验，等以后有机会再去。于是地下党姜椿芳组织了袁励康、江闻道等音乐爱好者集资成立"中国歌舞剧社"，帮助阿氏排练《孟姜女》。

1946年1月25日，中国歌舞剧社又应邀在兰心大戏院演出一场《孟姜女》(英文名《万里长城》)，招待在沪美军将领。在说明书上，阿氏用英文撰写了《<万里长城>与中国音乐剧的问题》之文章，提出了中国古典戏剧如何反映现代文明的问题，叙述了他在努力使这种戏剧获得普遍欣赏的方面所做的探索。在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等人观看了《孟姜女》后，都表示能够欣赏、接受，魏德迈并建议，该剧去美国上演，要中国歌舞剧社制订出赴美演出的计划，以便具体联系安排。

《孟姜女》一炮打响后，接着又积极准备再度公演。这时遭到***特务的寻衅找茬，他们持有"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指令，咬定戏中孟姜女痛斥秦始皇的唱词是影射"反独裁"，要剧社交出***后台。剧社的社长袁励康向当时主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宋庆龄陈述了面临的严重困难。宋愿意亲自主持该剧的演出，以所得票款作文化福利基金，救济文艺界清寒人士。1946年3月27目和28日《孟姜女》再度上演于兰心大戏院。宋庆龄邀请了宋美龄、孔祥熙、黄仁霖和各国使节、文化参赞、武官出席观看，到场的还有上海各界名流和外侨。演出博得广泛好评，获得圆满成功。特务销声匿迹，不敢惹是生非。

1946年5月27日，中国歌舞剧社的阿甫夏洛穆夫、袁励康、江闻道、姜椿芳举行了游园茶会，并试演了阿氏根据郭沫若的诗剧《凤凰涅槃》而创作的歌剧乐曲，以及钢琴独奏、古琴独奏等节目，这是剧社的最后一次对外活动。游园会在林森西路(今准海西路)阿氏的花园(原址现为空军455医院)举行，到有郭沫若、田汉、夏衍、于伶夫妇、沈知白、卫仲乐、周信芳、高百岁、李慧芳、吕君樵、李丽莲、欧阳山尊、马思聪、马恩宏、吴乐懿、李仲林、辛格尔等中外文艺、音乐、戏剧界人士五十余人，可谓群贤毕至，极一时之盛。

剧社于1946年11月6日起，以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募款名义，在南京励志社礼堂共演出了十场，有两套节目，一套是《孟姜女》，另一套是阿甫的几出小戏《琴心披光》《钟馗》《佛与五行星》。蒋介石、宋美龄、马歇尔、司徒雷登出席观看了《孟姜女》。

被黄仁霖派去修改剧目的人曾要阿氏修改秦始皇的形象，使之变得尊严而不凶残，但阿甫不同意，一则他以为音乐剧本身浪漫色彩浓，不必和现实过紧牵挂。二则音乐剧的表演受到音乐的严格限制，修改势必迁一发而动全身。结果未作修改。

南京演出后，又回上海，在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演出了十场。

剧团领导改弦更张，经济上立刻受到克扣，部份人薪金被削减，一些后台工作人员被裁退。剧社的"主持者"到美国去物色演出场所，一无结果，就解散了剧社。

阿氏的事业又一次功败垂成。两个月后，有一个茶商郑之粱为此投下一笔不大的资金，组建了一个十五人的剧团，排演了几个小戏，希望争取到出国的机会后，复邀《孟姜女》的全体演出人员。阿氏单独先行到美国去联系演出场所。阿氏在那里联系到一个美国商人，对方要求剧团寄去数万美元保险费，以备万一演出失败，供演员回国旅费。投资方无力承担，只得作罢。

一年后，1948年，阿氏又找到一个美国商人愿意资助他的事业。为此，阿氏再请人在上海约了童芷苓、小王玉蓉等京剧演员商谈参演之事，并得到她们的初步同意，不幸的是，那位商人暴卒归天，阿甫的希望彻底破灭，归来不得，而滞留在美国。

195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筹建期间。曾想请阿氏回来，并进行了联系，这个剧院当时的计划包括歌剧、舞剧、话剧、管弦乐队和合唱队。主持人金紫光和欧阳山尊找姜椿芳，要他写信给阿氏，请阿氏回中国参加"人艺"。于是姜椿芳用俄文，沈知白用英文给阿氏写了信。当时他正好不容易得到著名指挥家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同意，为他的作品音乐会担任指捧。他表示等这场音乐会举行后回中国。但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他的这一愿望永远未能实现。

阿氏在美国时，虽然得到某些人师的赏识，例如皮埃尔·蒙都(Pierre Montenx，1875-1964)、和里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1882-1977)曾指挥过他的作品，谢尔盖·库谢维茨基(Serge Koussevitzky，1874-1951)也约请他写交响曲。然而，他在美国上演其戏剧作品(歌剧、舞剧)的计划却未能实现。晚年潦倒失意，贫病交迫，但仍力疾完成了取材于中国历史故事的歌剧《杨贵妃暮景》。他孜孜矻矻，致力于发展中国音乐的一生，正如屈原的《离骚》所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阿甫夏洛穆夫一生共写了几十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大部分写于1917-1947年几乎完全居住中国的期间。甚至在他于1948年底到美国后，他创作的乐曲仍带有中国风格。他的作品，除上述《观音》《古刹惊梦》《北平胡同》《琴心波光》《孟姜女》《杨贵妃暮景》等曲以外，还有取材于郭沫若长诗《凤凰涅槃》的同名歌舞剧、四部交响曲、三部协奏曲、题献给梅兰芳的女声独唱曲《柳堤岸》、以《诗经》和唐诗谱乐的歌曲等等。1965年(也有说1964年)阿甫夏洛穆夫客死在纽约。

阿氏的《北平胡同》，初名《北平胡同印象记》，写于作曲者1920年代初居住古城北京之时。全曲以各种小贩穿街过巷的吆喝叫卖声为素材，用交响化的手法展开，呈现了色彩斑斓、地方气息浓郁的风俗画卷。该曲于1933年由作曲家本人指挥在上海演出后，不久，又由斯托科夫斯基指挥费城乐队在美国演出。

《G大调钢琴协奏曲》是作曲家题赠于好友、钢琴家辛格尔。全曲富有中国风味，尝试用钢琴表现琵琶，二胡、竹笛、洞箫，扬琴、古筝等中国民族乐器，拓宽了钢琴艺术的表现能力。这两部乐曲都有作曲家本人指挥乐队灌制的唱片。

《琴心波光》是一出小型舞剧，是阿氏1926年侨居美国波特兰期间，根据同住该地的日本作家Ken Nakazawa(音译"中泽坚")的故事而谱曲。全剧故事简单，着重表现情绪和意境。剧中借用了京戏《打渔杀家》萧恩父女民船上的表演。

《琴心波光》公演以后，得到了翻译家傅雷的高度评价"......我们看到中国音乐中增加了丰富的音色和表达力量......把和声及多声部增加到中国音乐里面，同时又保留中国旋律。......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这种成就却是一位外国作曲家做出来的"。

1985年，在北京、上海、武汉举行了活动。阿氏的儿子雅各应邀专程从美国前来参加纪念活动。

在北京，文化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国音协举行了阿龙·阿甫夏洛穆夫诞生九十周年纪念会和音乐会。雅各的文章《把阿甫夏洛穆夫的音乐送回中国》则登载在5月19日的《光明日报》上。

在上海，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上海分会、上海文化局、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协上海分会联合主办了纪念会和音乐舞蹈演出。演出由雅各和黄贻钧担任指挥，在5月26日举行，节目有音乐剧《孟姜女》的"过关"一场，交响诗《北平胡同》《G大调钢琴协奏曲》等。

在上海，雅各会晤了父亲的老友姜椿芳、袁励康、江闻道等人。中国友人习惯昵称阿氏为"阿甫"，又为区别起见称阿龙为"老阿甫"，雅各为"小阿甫"，但雅各却自称"中阿甫"，而把"小阿甫"之名转称他的两个儿子戴维和丹尼尔。戴维(David Avshalomov)是作曲家兼指挥，丹尼尔是小提琴家。三代"阿甫"的名称中，寄托着对中国的情结。

阿龙·阿甫夏洛穆夫的作品中，《北平胡同》和《G大调钢琴协奏曲》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由上海百代公司灌录成78转快速胶木唱片，乐队部分都有他本人指挥。荏苒六十余年，他的第一和第二交响曲，为钢琴、小提琴、长笛而作的三部协奏曲，以及交响诗《北平胡同》、舞剧《琴心波光》又都由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分别由雅各和戴维儿孙两代指挥，于1999年由NAXOS唱片公司Marco Polo品牌推出。另外，阿氏祖孙还出了一张名为《阿甫夏洛穆夫一家三代》的CD，录制了三代作曲家的作品，由丹尼尔小提琴独奏。

阿龙·阿甫夏洛穆夫被《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列为专条。阿龙和雅各父子又双双被美国出版的汤普森编《国际音乐和音乐家百科全书》和贝克编《音乐家传记词典》作为专条列入。雅各在英国的二十卷本《新编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词典》也有专条。

阿甫夏洛穆夫他们当年来有些猎奇的成分，好比黄自，谭小麟学习西方现代音乐那样，他们学到的是技法，不是灵魂。这种民族本能的隔膜其实很难学到，比如克莱斯勒的《中国花鼓》，节奏音型都有些像模像样，但中国人不会认同这是中国音乐。

但如果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话，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巴洛克是世界性的音乐，到了浪漫主义才刻意追求民族性，但民族性有了，他们还是写不过巴赫。

有些问题很纠结，我不认为地方特色是重要的，艺术重要的是灵魂，世界之大，地方之多，特色本无特色，说白了很多地方音乐只是旅游音乐，去的时候很激动，但回家后，我听的还是有思想的音乐。瓦格纳的歌剧根本不是现实的产物，是思维的音乐，是神话和传奇，但他能唤起德国乃至欧洲的灵魂，而我们一直在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好像很有道理，很照顾，其实是蠢话，而照顾愚蠢，民族不可能有希望。

为什么古琴对国人来说那么重要，这是民族灵魂的声音，虽然我不否认古琴有些矫情的成分，那是所谓的文化造成的所谓文人气。瓦格纳能横空出世，威尔第能从传统中找到归宿。先锋和传统，在他们身上结合的那么好。

我们只有模仿甚或堕落，把模棱两可的玩意看成是文化。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实什么都没说。

我们的传统阉割的太厉害，产生浩浩荡荡的奴仆……传统很美，但不能成为禁锢的理由。

欧南兄所言甚是，点中了弊病与要害。

近日写了几首与音乐记忆有关的诗：荒山之夜、净化之夜、鸟类图志、七道门——都发在诗歌版块，有空请多批评。

典兄：客气。最近写瓦格纳和威尔第，说实话不得不再看哪些儿时看过的书。有时觉得悲哀。

不过再一次发现尼采的悲哀，他其实只是瓦格纳的小厮，如果说瓦格纳是狮子的话，尼采只是土狗，一个疯狂撕咬，但绝对是大艺术家的土狗。

在传统文化上，典兄要承担这种感觉，不是责任，我觉得这是东西方的感觉。典兄如果能让我回归传统文化的感觉中找到我自己。典兄，我会一直看你的。

谢谢欧南兄的鼓励，我定努力写作，但愿我的作品能不让你失望。

西方音乐对我来说是“家学”，故平时很少提及，因太熟悉的东西有时不好把握。近期的作品也只是实验。问好。

怎么论坛地址又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