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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芒克最新的访问，令人感慨。
芒克：别跟我谈艺术〔文：鞠白玉〕
「你不能改变我。我天生是诗人，就像那些天生的瘸子、瞎子、和美男子一样。」
西班牙天才诗人洛尔卡这样告诉他的父亲。
诗人芒克已许久不写诗，他顶着诗人的桂冠，从七十年代至今。在他开始写诗的年代还会因为言论掉脑袋，他倒是有高产的作品，如今诗人的文字要自由许多，他却去画画了。
可他仍是天生的诗人，他追求字句的精美，色彩的平衡。他不擅谈论往事，也更不乐于发表艺术的高见。无疑，年轻时的他们是迅猛激烈的一代，用全部身心追求天生就应该拥有的自由，用诗歌的方式去表达这种心情。随之而来的亦有代价。他终身都贫穷，像大多数诗人一样，永远无法靠诗歌来养活自己。他们从不归顺任何一个能给他提供温饱的体制，他们饱满的***只交给生活本身。
五十四岁他拿起画笔，之前从未学过一天绘画，但他竟然能靠画画养活自己和整个家庭。每幅画三万左右，一年能售出的画足够他过安稳的生活了。
写诗，有甚么错
他六十三岁，最小的女儿刚刚出生七个月，他的第四任妻子曾是他画展举办地的工作人员，在四年前。那时芒克和他的第三任妻子正四处旅行，并在杭州开了一间酒吧，名字叫「今天」。那里往来的都是诗人。他们每天都喝醉到天亮，念诵着旧的新的诗歌。诗人不富裕，他每月签出去的单要过万元。
后来他离婚，再后来娶了现在更为年轻的妻子。
年轻时的芒克就是银白的头发，眼神坚毅又多情，是人们能想象的诗人模样。他性格高傲，从不知如何向人示好。他有名气，但最不愿人们向陌生人介绍他时说：这是著名的诗人。「我就是个最寻常的老头子。」
说来奇怪，七十年代的白洋淀，是大批北京知青流放青春的地方，多数人习惯了劳作，习惯了被动的等待发配的命运。他们几个人，偏偏要写诗。
「甚么叛逆啊，只是想画点画，写点诗，看着外国的诗人写得好，我们也想写，有甚么错呢，干嘛这样对我们。我们那时也根本不想反对甚么，我们只是想要点自己的自由。当时那社会那么愚昧，我们回北京呆几天警察就要过来敲门，回来干嘛？甚么时候回去？一顿盘问。做人一点自由也没有，谁受得了。」
诗人在做语言的探索，然而他们当时对自己的母语，连探索的自由也没有。「我写《阳光中的向日葵》，很普通的一首小诗，没有影射谁，是人们自己强加给它许多的意思。」
在白洋淀插了七年队，回城进了造纸厂当工人，他心心念念着还要写诗，做诗刊。终于在1978年和北岛一起开办了《今天》诗刊。他的工厂让他写检讨，他不肯，自然是开除的下场。28岁这年，他得到了自由，但也失业了。三十年前的中国大陆，失去公职等于自寻死路。1984年和作家阿城及日后名声大噪的中国当代艺术教父贾宪庭开办一家公司，项目是艺术造型。这个项目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开玩笑。
后来就是惨败收场，阿城去写剧本了，贾宪庭照旧写他的美术批评，芒克在复兴医院看了两年大门，他还是写诗。
画画，能生存
他的样子好，穿衣体面，又常有名牌在身，「都是朋友送的。」他得意地说。他这辈子有很多朋友。
八十年代末期，诗人们四处逃散，他也曾在法国呆近一年，在各个城市做朗诵会，有些许酬劳。正值《今天》杂志创办十周年，他赶回来，没多久就是八九事件，许多人很难出国了。老朋友北岛一直在国外，他不想做异乡人，「北京好混生活，并且还有朋友们，我离不开他们。」
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又开始游历世界，去许多国家参加诗会。在他的祖国，诗人穷得只剩尊严。画画是在2004年，艾丹（艾未未的哥哥）说：「写诗一辈子都无法过上象样的生活，你画画吧。」给他买了颜料画布，「我自己没钱买。」
有人说他的画是另一种诗。他老实地说：「甚么啊，才不是。诗太深了，诗是生与死，诗是千锤百炼。画画对我来说，就是一门手艺，能挣钱，能生存，跟打铁弄锅似的。画画的人没想那么多，都是你们给的意义，梵高画画的时候想甚么了？他可能也不知道为甚么要那样画。」
「诗啊，画啊，你自己看就行了，别让我来解释。」恰恰有人喜欢，也许是因为他有名诗人的身份。「别跟我谈艺术，人别太高雅了，人要真实地去活。把自己干的事说那么高级干嘛。」
风流，能结婚吗
「这可能是我大半辈子最为满意的生活了，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挣钱生存。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我他妈从来不想发大财，我就想自在。我这辈子没挣过甚么钱，年轻时给别人做展览，刚展一天就被警察封了。现在我画画，随便写写东西，想出本诗集就能出，还要甚么呢？」
他第一次画展挣的钱，立刻付了郊区小房子的首期。后来离婚将房子给了前妻，他和现任妻子住在一个离宋庄不远的出租公寓里。
「我结了四次婚，有好多孩子。人家说我风流。风流的人能结婚吗？我结婚是因为我要对人家负责任。人家喜欢你，真心对你，你干嘛不娶她。我不反感家庭生活，一个人创作已经很孤独了，回到家还是一个人也太凄凉了。」
现在知识分子泛滥，大家总指望着这些八十年代的风头人物出来说话，他当不了意见领袖，他甚至在公众场合开不了口。「众目睽睽，说甚么说啊，谁说服得了谁啊。人家又干嘛要听你的？我骨子里不爱干这个。再说了，干嘛总指望我们这些老头子，年轻人干嘛去了？打电玩去了？」
诗会画会统统不想参加，「没甚么好聊的，谈过去有甚么劲，那时我们就是不想种地打鱼，于是写写诗，不想偷着写，就办诗刊，有人不让弄，我们偏弄。就是这样而已。」
芒克：别跟我谈艺术〔文：鞠白玉〕
「你不能改变我。我天生是诗人，就像那些天生的瘸子、瞎子、和美男子一样。」
西班牙天才诗人洛尔卡这样告诉他的父亲。
诗人芒克已许久不写诗，他顶着诗人的桂冠，从七十年代至今。在他开始写诗的年代还会因为言论掉脑袋，他倒是有高产的作品，如今诗人的文字要自由许多，他却去画画了。
可他仍是天生的诗人，他追求字句的精美，色彩的平衡。他不擅谈论往事，也更不乐于发表艺术的高见。无疑，年轻时的他们是迅猛激烈的一代，用全部身心追求天生就应该拥有的自由，用诗歌的方式去表达这种心情。随之而来的亦有代价。他终身都贫穷，像大多数诗人一样，永远无法靠诗歌来养活自己。他们从不归顺任何一个能给他提供温饱的体制，他们饱满的***只交给生活本身。
五十四岁他拿起画笔，之前从未学过一天绘画，但他竟然能靠画画养活自己和整个家庭。每幅画三万左右，一年能售出的画足够他过安稳的生活了。
写诗，有甚么错
他六十三岁，最小的女儿刚刚出生七个月，他的第四任妻子曾是他画展举办地的工作人员，在四年前。那时芒克和他的第三任妻子正四处旅行，并在杭州开了一间酒吧，名字叫「今天」。那里往来的都是诗人。他们每天都喝醉到天亮，念诵着旧的新的诗歌。诗人不富裕，他每月签出去的单要过万元。
后来他离婚，再后来娶了现在更为年轻的妻子。
年轻时的芒克就是银白的头发，眼神坚毅又多情，是人们能想象的诗人模样。他性格高傲，从不知如何向人示好。他有名气，但最不愿人们向陌生人介绍他时说：这是著名的诗人。「我就是个最寻常的老头子。」
说来奇怪，七十年代的白洋淀，是大批北京知青流放青春的地方，多数人习惯了劳作，习惯了被动的等待发配的命运。他们几个人，偏偏要写诗。
「甚么叛逆啊，只是想画点画，写点诗，看着外国的诗人写得好，我们也想写，有甚么错呢，干嘛这样对我们。我们那时也根本不想反对甚么，我们只是想要点自己的自由。当时那社会那么愚昧，我们回北京呆几天警察就要过来敲门，回来干嘛？甚么时候回去？一顿盘问。做人一点自由也没有，谁受得了。」
诗人在做语言的探索，然而他们当时对自己的母语，连探索的自由也没有。「我写《阳光中的向日葵》，很普通的一首小诗，没有影射谁，是人们自己强加给它许多的意思。」
在白洋淀插了七年队，回城进了造纸厂当工人，他心心念念着还要写诗，做诗刊。终于在1978年和北岛一起开办了《今天》诗刊。他的工厂让他写检讨，他不肯，自然是开除的下场。28岁这年，他得到了自由，但也失业了。三十年前的中国大陆，失去公职等于自寻死路。1984年和作家阿城及日后名声大噪的中国当代艺术教父贾宪庭开办一家公司，项目是艺术造型。这个项目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开玩笑。
后来就是惨败收场，阿城去写剧本了，贾宪庭照旧写他的美术批评，芒克在复兴医院看了两年大门，他还是写诗。
画画，能生存
他的样子好，穿衣体面，又常有名牌在身，「都是朋友送的。」他得意地说。他这辈子有很多朋友。
八十年代末期，诗人们四处逃散，他也曾在法国呆近一年，在各个城市做朗诵会，有些许酬劳。正值《今天》杂志创办十周年，他赶回来，没多久就是八九事件，许多人很难出国了。老朋友北岛一直在国外，他不想做异乡人，「北京好混生活，并且还有朋友们，我离不开他们。」
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又开始游历世界，去许多国家参加诗会。在他的祖国，诗人穷得只剩尊严。画画是在2004年，艾丹（艾未未的哥哥）说：「写诗一辈子都无法过上象样的生活，你画画吧。」给他买了颜料画布，「我自己没钱买。」
有人说他的画是另一种诗。他老实地说：「甚么啊，才不是。诗太深了，诗是生与死，诗是千锤百炼。画画对我来说，就是一门手艺，能挣钱，能生存，跟打铁弄锅似的。画画的人没想那么多，都是你们给的意义，梵高画画的时候想甚么了？他可能也不知道为甚么要那样画。」
「诗啊，画啊，你自己看就行了，别让我来解释。」恰恰有人喜欢，也许是因为他有名诗人的身份。「别跟我谈艺术，人别太高雅了，人要真实地去活。把自己干的事说那么高级干嘛。」
风流，能结婚吗
「这可能是我大半辈子最为满意的生活了，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挣钱生存。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我他妈从来不想发大财，我就想自在。我这辈子没挣过甚么钱，年轻时给别人做展览，刚展一天就被警察封了。现在我画画，随便写写东西，想出本诗集就能出，还要甚么呢？」
他第一次画展挣的钱，立刻付了郊区小房子的首期。后来离婚将房子给了前妻，他和现任妻子住在一个离宋庄不远的出租公寓里。
「我结了四次婚，有好多孩子。人家说我风流。风流的人能结婚吗？我结婚是因为我要对人家负责任。人家喜欢你，真心对你，你干嘛不娶她。我不反感家庭生活，一个人创作已经很孤独了，回到家还是一个人也太凄凉了。」
现在知识分子泛滥，大家总指望着这些八十年代的风头人物出来说话，他当不了意见领袖，他甚至在公众场合开不了口。「众目睽睽，说甚么说啊，谁说服得了谁啊。人家又干嘛要听你的？我骨子里不爱干这个。再说了，干嘛总指望我们这些老头子，年轻人干嘛去了？打电玩去了？」
诗会画会统统不想参加，「没甚么好聊的，谈过去有甚么劲，那时我们就是不想种地打鱼，于是写写诗，不想偷着写，就办诗刊，有人不让弄，我们偏弄。就是这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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