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殘編

金罐殘片

新见两枚瓷残片，上有刻划文字，如下：



残片1：囗（于） 钱氏

囗旻娶谭

囗纳室一女

残片2：囗（虽）固人代囗

志焉 铭曰

白杨囗囗囗



残片为瓷质，两片可识者十余字。按其瓷质及文字风格，当在唐或唐以前。按其文字信息，当为墓志性质。近代所出大量后汉及南北朝文字砖，是因政府禁碑之令。石碑转而为刊字之墓砖，通常有文字端面向墓室，一室有时有数百枚文字砖。

但瓷面有墓志文字者，在南方还是第一次见。此瓷片既不可能是墓砖，观其瓷壁之厚薄及弧度，也非碑志，倒像是甏瓮的一部分。

本地以前有两次葬的习俗，通常在骨朽肉烂后，捡骨置于罐中，俗称金罐。这大概是《列子·汤问》中“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然后埋其骨，乃成孝子”的风俗演变。

所以说，此瓷质残片或来自藏骨的金罐。而此残片透露出来的藏骨之举，是上古楚越葬俗的流传。

臨山衛志成書考

《临山卫志》。影印，宣纸，胶装，文字已经校点。宣纸胶装的方式倒是新鲜，我还是第一次见。《临山卫志》，据说成书于明嘉靖年间，《志》之扉页亦有“明嘉靖《临山卫志》校点版，公元2010年7月付印”字样。读《志》后民国谢宝书跋，云“自设卫以迄嘉靖末年，都分子目四十有九，有明防海之制，略见一斑。”跋云“嘉靖末年”，那么其成书年代或是嘉靖四十五年，或在隆庆初年。

其《卷三》“本卫中乡、会试武举”有“周书，字子午，中所百户舍人，中隆庆丁卯辛酉科乡试，万历丁丑科会试；阮成音，字子和，前所武生，中隆庆丁卯科乡试；祝国泰，字惟中，中所武生，中隆庆丁卯科乡试，万历丙戌科会试。”万历丁丑即万历五年（西历1577），而万历丙戌科更是在万历十四年（西历1586），与嘉庆末年（西历1566年）有二十年之距。除此条，《志》中再无嘉靖以后年号。

其《卷一》之“镇守总兵”及“参将”名录，皆至嘉靖四十二及四十三年。

其《卷一》之“本卫”有“（嘉靖）四十四年赵志任内，添造东南北三面敌台七座。”

其编纂者，仅宁绍参将朱冠略见于《明史》卷六十：“天启元年...官卑得谥者...李梦阳以文章，鲁穆、杨继宗、张朝瑞、朱冠、傅新德、张允济皆以清节，杨慎之文宪，庄鹔之文节，则又兼论文学云。”大约朱冠卒于天启元年（西历1621年）之前。

某文介绍《临山卫志》，云“《临山卫志》4卷，嘉靖四十三年（1565）修（朱冠、耿宗道、马斌修，张训、谢铁纂），原刊本未见。”谬矣。若以“科举”为后补，按其卷一“四十四年赵志任内”，即撰志之时赵志已不在任，其撰志时间至少在嘉靖四十四年至隆庆初。其卷一“武臣·参将”，有耿宗道，嘉靖四十三年同贤能升任（即书中“钦差把总临观以都指挥体统行事耿宗道（采辑）”；有朱冠，嘉靖四十四年任，即书中“钦差分守浙江宁绍等处地方参将朱冠（采辑）”，盖朱冠为赵志之继任。

因《卷三》屡现隆庆及万历，而其余诸章再无嘉靖以后年号，可视之成书后的补录。而《志》之始修，应在嘉靖四十四年或四十五年，编定时间当在嘉靖末至隆庆初之间。

句践姓氏考



句践姓氏，说法有二：姒姓说，驺姓说。姒姓说大概来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禹姓姒，故句践也姓姒，这是后人对于《史记》的附会。驺姓说来自《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上古时，姓从母系出，故“姓”从女，而氏是姓之支系，用以区别子孙分支之所出，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东越列传》中，“姓驺氏”的说法，可能是西汉时期对姓氏的概念已经混乱，但也可以从文中看出，句践之后有驺氏——但无法根据文义来断定句践即驺氏。

今上博所藏“越王者旨於赐剑”，剑格两面共有铭文8字，一面为“越王者旨”；另一面为“越王於赐”。剑之主人，为“越王者旨於赐”。“者旨”是“诸稽”之省，读作“诸稽”，“於赐”为越王之名。越王於赐，即越王鼫与（公元前464年—前459年在位），勾践之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句践卒，子王鼫与立。王鼫与卒，子王不寿立。”剑格中，“於赐”既为越王之名，那么“诸稽”或是越王之姓氏。我们可以看到，《东越列传》中句践之后无诸及摇，“姓驺氏”——驺，即诸稽之合音。驺既为氏，那么诸稽也即是氏。

古越国，姓诸稽者，并非诸稽於赐一人。《国语·吴语》有诸稽郢，事见吴越之战：“越王许诺，乃命诸稽郢行成于吴。”越王句差致夫差的信件，又这样说道：“寡君句践使下臣郢不敢显然布币行礼，敢私告于下执事曰：昔者越国见祸，得罪于天王。天王亲趋玉趾，以心孤句践，而又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灾，其敢忘君王之大赐乎！今句践申祸无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边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执事？句践用帅二三之老，亲委重罪，顿颡于边。”所以说，此说客（使臣）诸稽郢，郢为其名，诸稽为其姓氏。

《淮南子·坠形训》云：“诸稽、摄提，条风之所生也。” 高诱注：“诸稽、摄提，天神之名也。”条风一词，见于《山海经》：“﹝令邱之山 ﹞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条风自是出。”郭璞注：“东北风为条风。”条风有东面之意，或是诸稽之姓，出于华夏之东。《国语·吴语·疏》：“诸稽之裔，以国为氏”。韦昭云：“彭姓诸稽，则商灭之”（见《国语·郑语》韦氏解，16卷101页），可知诸稽姓彭，为祝融八姓之后，直至商代，诸稽国才被灭亡。清代考据学家郭凤沼云：“诸暨即诸稽，……盖大彭、豕韦，近在王室，迭为商伯。诸暨僻居夷狄，故莫之数矣”。所以说，句践之国，在商为诸稽国，在春秋为越国。彭为其姓，诸稽为其氏，而（大）越为其号。并疑商代诸稽，可能在夏代即为方国，后为商所灭。最早的诸稽之国，决非现在的浙江诸暨，其地望或在今山东琅琊——即中国大陆之东部。后句践复国灭吴，迁都琅琊，可以看作其返回旧土的举动。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商朝，彭姓方国（或部落）诸稽被商所灭，其族众残部迁徙到长江以南，渡浙江，至会稽，定都于今诸暨。诸稽之众，在迁移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至春秋晚期句践时，迁都会稽，发展成为五霸之一，国号大越。我们也可以这样猜测，一个被大邑商所破的小族群，来到南方时打着大禹的旗号，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想毕，当时关于大禹的神话已在南方盛行。

据上述，姒姓之说不足信，句践应是彭姓诸稽氏，与芈姓荆楚王国有着相同祖先——祝融。越王者旨剑及史料中的诸稽郢、姓驺氏及相关传世史料，即是地下文物来印证传世典籍的两重证据。

后汉延光砖

砖文共十字：“平安延光四年朱（氏）仲作”。篆书。余姚出土。

汉砖少见。此砖为后汉延光四年作，墓主朱（氏）仲。东汉延光，为汉安帝刘祜的最后一个年号，西元122至125年。刘祜，祖汉章帝刘炟，父清河孝王刘庆，于西元106年即位，在位时间二十年。登基时才13岁，时邓太后掌权，太后殁，始理国政。延光四年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因病殁于叶城，时年32岁，谥孝安皇帝，后葬于洛阳恭陵。是时，东汉政府为稳定局势，先是秘不发丧，继则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以太后之兄大鸿胪阎显为车骑将军，定策禁中，立章帝之孙、济北王寿子北乡侯懿为帝——但在位时间仅八个月，同年十月卒，遂有汉顺帝刘保登基，建元“永建”。

1940年4月，郭沫若曾在重庆嘉陵江北岸之善桥，参与了一处汉代墓葬的考古挖掘，有“延光四年”残砖，赋诗《题延光四年砖》，后沙孟海为砖拓作《延光四年砖跋》，其砖文为“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郭之“延光四年砖”，比之本地“延光砖”，少了姓氏。

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时，张衡由太史令转为公车司马令，经安帝之建光、延光，至顺帝之永建、阳嘉，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测试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

延光三年，中郎将马翼遣兵与胡骑追击，破之，斩首及自投河死者殆尽，获马牛羊万余头。《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延光四年班勇（班超少子）率敦煌、张掖、酒泉6000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合击车师后部王军就，捕杀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大获全胜。

三国建衡砖

砖文残缺，有十二字：建衡三年大岁辛卯鲍家造囗。隶书。余姚出土。

虽残，漫漶难识，但主要的年号及墓主姓氏都能看清。建衡，为吴末帝孙皓的第四个年号，共三年，为西元269至272年。建衡三年，孙皓迷信巫筮，以为当得天下，大举出兵，欲攻晋，兵士寒冻，遇敌倒戈，皓闻之而还。当年，孙皓令吕莹督万人凿圣溪以通江淮；三国名将丁奉、著名孝子孟宗、地理学家裴秀（曾绘《禹贡地域图》）去逝。时“西苑言凤凰集”，孙皓遂改元“凤凰”。

吴末帝建衡三年，即西晋泰始七年。匈奴右贤王刘猛逃亡出塞，攻扰并州。鲜卑树机能围凉州刺史牵弘于青山（今甘肃环县西），牵弘败死。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受命都督秦、凉，充不愿，使其党劝帝纳充女为太子妃，贾充因此留任。当年，刘禅死，享年六十六岁。刘禅字公嗣，小名阿斗，刘备之子，“乐不思蜀”開創者。

此砖意义，当在“鲍”姓，在本地墓文砖中首次出现，而且还是三国。前汉后汉，及三国，鲍姓大多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但前后汉之间的空档，有过一次规模较大的由北向南的迁徙活动——因绿林赤眉造成政局混乱，大量北方仕族南迁。这是始皇帝之后，出现的第二次大规模迁徙。南朝刘宋的文学家鲍照，要在此砖之后二百年才出生。

西晋建兴砖

砖文十数字，漫漶难识，大抵如此：建兴四年哀子囗囗（？君）所作。隶书

建兴年号颇多，像蜀帝刘禅第一个年号。此砖应是西晋最后一个年号，即西元316年。记得广州也曾出土过“建兴四年”砖，有“建兴四年七月立作”、“建兴四年作”、“建兴四年四”3种。

西晋建兴——是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建兴纪元共五年，之后便是东晋了。早在永嘉五年（311年）时，刘聪攻陷洛阳，将晋怀帝司马炽虏至平阳。建兴四年 (316年)十一月，晋愍帝司马邺又被俘，标志着西晋政权为匈奴刘氏所灭，中国北方进入五胡乱华时代。是时，建武元年(317)琅邪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在江南即晋王位，都于建康。——其实，司马睿早已在江左经营多年，经济和政治基础已十分扎实。

《太平御览》载：晋愍帝建兴三年，汉曹嶷据临淄，发景公及管仲冢，尸並不朽，繒帛可服，珍宝巨万。建兴四年，帝蒙尘于平阳，丞相（司马）睿刻日北征，以漕运稽期，丞相府督军令史淳於伯刑于建康市。百姓喧哗，咸曰伯冤，于是大旱三年。——“虎落平阳遭犬欺”之语，即从晋愍帝而来。

南朝刘宋元嘉七年砖

元嘉七年（西元428年）九月十四日，谢惠连曾撰《祭古冢文》，序曰：


义康修东府城，城巉中得古冢，为之改葬，使惠连为祭文，留信待成也。东府掘城北巉，入丈馀，得古冢，上无封域，不用砖甓。以木为椁，中有二棺，正方，两头无和。多异形，不可尽识。刻木为人，长三尺，可有二十馀头，初开见，悉是人形，以物枨拨之，应手灰灭。棺上有五铢钱百馀枚，水中有甘蔗节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烂坏。铭志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东冈，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远近，故假为之号曰冥漠君云尔。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属领直兵令史、统作城录事、临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荐冥漠君之灵：（祭文略）



孙兄之元嘉七年砖，其完好程度，要远远优于谢惠连看到的古冢“铭志不存，世代不得而知也。”其砖铭如下：囗囗（宋帝）元嘉七年八月十日潘囗（左车，右佥）之作囗囗父”。故知墓主姓潘，名“囗之”。后两字不可辨，故难解。

刘宋元嘉，为文帝刘义隆年号，颇长，历时三十年。元嘉七年秋八月（即砖名所刊）庚午，宋孝武帝刘骏出生，其为文帝第三子。是时，宋文帝为解除北魏对宋的威胁，命檀道济统军北伐。宋军前部到彦之进军河南，收复洛阳、虎牢等地。但很快，北魏太武帝亲自率军反击，击溃了到彦之等部，刘宋前线部队一片混乱，很多地方纷纷失守，退驻滑台，关中悉为经魏所有。是年，北燕冯跋死。弟弘为天王，杀跋诸子。是年，宋铸四铢钱。


此砖为潘姓，也是本地墓文砖首见。潘氏多出北方，尤其西晋潘岳，貌美，词藻也美，在西元300年时，被夷了三族。距离这位潘兄，有一百二十几年。

宋代李吕曾有一诗，题目颇长，长于诗歌。《癸丑季春上洲颓岸出败冢冢中有砖云元嘉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余功曹冢后世子孙长兴富贵宜赊因题数句》：



八百年前窆，功曹身姓余。

元嘉两行字，败甓八字书。

富贵念犹在，子孙今已无。

痴人不修省，视此意何如。



李吕看到的元嘉余氏砖，要晚于这一块潘氏砖十多年。不过“富贵念犹在，子孙今已无”的境况，宋代和现代，甚至和刘宋的元嘉，都是相近相似的。

元康七年砖

“元康七年砖”出现较多，最有名的当数“周前将军砖”。周前将军，即西晋平西将军周处，记得初中时曾有课文，讲的是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原文如下：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额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



周处墓，在江苏省宜兴县周墓墩，为家族墓葬群。1953和1976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其中6座。其中1号墓出“元康七年九月廿日阳羡所作周前将军砖”，“周前将军”即周处，“阳羡”即古宜兴。4号墓有永宁二年(302)年号和“关内侯”铭文砖，应是周处父周鲂墓。5号墓有建兴、大兴、太宁年号，可能是周处之子墓。

另，有上虞道墟出过“元康七年陈作”砖，有平湖的“元康七年七月八日造作”砖。本地临山镇鸡鸣山也出过“元康七年岁在丁巳八月卓氏造”砖。



元康，为晋惠帝司马衷的第三个纪元，西元291-299年。元康七年，关中连年饥荒，巴氐首领李特率流民入蜀。《晋书•卷四》帝纪第四惠帝：“七年春，正月癸丑，周处及齐万年战于六陌，王师败绩，处死之。夏五月，鲁国雨雹。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丁丑，司徒、京陵公王浑薨。”是年，西晋史学家、《三国志》作者陈寿病逝，年六十五岁。

此方“元康七年砖”，砖文为：元康七年大岁在丁巳七月十日囗（邵或胡）氏造作。比“平湖砖”晚两日，比“卓氏砖”早一个月，比“周处砖”早两个月。

元康二年砖

砖文为：元康二年八月十日太岁在壬子晋阳羡令邵君墓。共二十字。隶书。出土于余姚郑巷。

历史上，元康的年号有好几个，比如汉宣帝的（前65至前61），还有西晋的元康（西元291至300年）。晋元康二年，即西元292年，为晋惠帝的第三个纪元。在《元康七年砖》中，我说到周处为阳羡人，即古宜兴。所以说，这个邵君，以前在周处的故乡做过一阵县令，他的最高官职可能也就这样了。

晋元康，是惠帝司马衷的年号。他是武帝司马炎的次子，在位近二十年。据说他痴呆不任事，初由太傅杨骏辅政。贾后杀杨骏，掌握大权。八王之乱时，赵王司马伦篡夺帝位，以其为太上皇，囚于金墉城。后由诸王辗转挟持，形同傀儡，受尽凌辱。光熙元年（306），东海王司马越将其迎归洛阳，相传被越毒死。《晋书》载“惠帝问蛤蟆”事，为千古笑话，原文如下：



晋惠帝在华林园，闻虾蟆鸣，问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左右戏之曰：在官地者为官，在私地者为私。



看上去，司马衷的智力接近于低能儿，又有帝王名号，因此就注定要经历这悲惨的一生。不过，墓主生在江南，仕在江南，最后又死在江南，无论八王之乱还是永嘉之乱，都没有对当时的会稽府产生多大影响。江南仍是安定的，人们可以安享晚年，可以老死或病死，总好于马蹄和刀剑。

元康二年，书法家和政治家和峤去世。和峤字长舆，汝南西平(今河南西平)人，袭爵上蔡伯。惠帝即位后拜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谥曰简。和峤工隶书，曾受惠帝之命，参与汲冢古简的整理和抄写工作。是年，晋惠帝下诏：“著作旧属中书省，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从此以后，改隶秘书省。著作郎有1人，称为大著作郎，专掌国史，又置佐著作郎8人。


邵氏，余姚县之巨族，尤其明清时期。明末清初时，有邵廷采，著有《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东南纪事》、《西南纪事》及《思复堂文集》。其从孙邵晋涵，参与编写《四库全书》并撰史部提要，著有《尔雅正义》二十卷，《韩诗内传考》、《谷梁正义》、《孟子述义》、《輶轩日记》、《方舆金石编目》、《皇朝谥迹录》、《南江诗文集》等等，另有乾隆《余姚县志》亦为晋涵编撰。至清末民国初期，有邵灿者，为咸丰年间巨宦，漕运总督；邵曰濂，同治七年进士，光禄寺卿、太常寺正卿；邵友濂，同治四年举人，俄罗斯钦差大臣，湖南巡抚，台湾巡抚，官至正一品；邵洵美（邵云龙），邵友濂之孙，过继给邵颐，民国时期作家、出版家、翻译家、诗人、文学家。

后汉元初六年砖

后汉元初，与延光一样，都是汉安帝刘祜年号。此“元初六年砖”，早于“延光砖”9年。砖文为：元初六年八月二（日）甲申大岁巳末张氏作。


元初六年（119），安帝下诏令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百姓者各五人；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使之出补令、长、丞、尉。七月，鲜卑攻马城塞（今河北怀安），杀县长吏。度辽将军邓遵派积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将马续所率南匈奴单于，与辽西、右北平兵马会合，出塞追击，大败鲜卑，俘获生口及牛羊财物无数。东汉朝廷又派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至度辽营屯守。



元初六年，许慎六十六岁，还在修订《说文解字》。《水经》载：“元初六年，（安帝）铸一剑，藏峨眉山，疑山王也。”《后汉书·安帝纪》云:“元初六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者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



本地，晋以前墓文砖极少，尤其两汉时期，因此珍贵。

晋太康八年砖


太康，晋武帝司马炎年的第三个年号。太康八年，即西元287年。此砖文为：太康八年八月乙亥朔工张士所作。



此同类砖亦藏于余姚市文管所，并被载入《宁波文物》。政府所藏，要完整精美得多，两侧亦有铭文：“会稽孝廉晋故郎中周君都船君子也”——就是说，这个会稽府的，以孝廉进仕，官至郎中都船官的周先生，是个君子啊。当然，这番话首先是说给阎王爷听的，其次是说给盗墓人听的。不管你是不是君子，反正也出来了。



砖文“张士”，应是专业砖工。以前也看到过一砖，砖文为“晋元康八年岁在戊午元月十四日甲申刘氏冢工柯丑作”。此“太康张士”与“元康柯丑”一般，都是比较专业的丧葬从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