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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伊德谈话录一书中。萨伊德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众多的艺术领域里，音乐在今天是最不为人所了解的。换言之，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哲学家可能对文学有兴趣，可能对电影、绘画、雕塑、戏剧了解颇多，但却对音乐知之甚少。对音乐的隔膜，我觉得是今天的社会是独有的。”
萨伊德的话并非危言耸听，罗斯特罗波维奇曾经说过一则趣闻可以佐证萨伊德的结论。他说，有一次，他在一个音乐会上演奏海顿的大提琴作品，一个著名的画家在音乐会结束后的晚宴上，用赞美的口气说：你的莫扎特拉的真好。罗斯特罗波维奇一愣，马上纠正他说，我刚才拉的是海顿的作品。他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半个小时后，该画家又上来寒暄说：我并不喜欢你演奏的这个年轻作曲家的音乐，但你的莫扎特真是棒极了。
这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说起来却不免有一丝无奈。当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情谈起19世纪音乐时，对现代的环境总有一丝深深的遗憾。音乐曾经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就像人需要阳光，需要新鲜空气那样，如今早已被人丢之脑后。音乐已经不再影响影响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人们的精神生活。
马勒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吗？其实我一直不想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马勒生于一个即将没落的时代，他的悲叹，他的落寞其实也是有情可原。在一个艺术生活勃发的年代，在一个艺术家层出不穷的年代，个人的被埋没似乎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何况马勒并非默默无闻。在当时，除了在创作上受到种种非议之外，马勒仍然是欧洲乐坛的风云人物。战争使得后来的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勒音乐的价值，但这不过仍然是少数精英人物的一时感怀罢了。我们可以从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中感受到当时维也纳浓郁的艺术氛围，当茨威格最终因这个世界的疯狂感到绝望，在巴西自杀身亡的时候，其实已经宣告了这个时代的结束，宣告了理想和精神时代的死亡。而马勒的复兴，只是帝国时代飘荡在空中最后的一丝余韵。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新的时代无法再架起这座已经消失的桥梁，马勒的复兴只是表面意义上的，而不是一场新的精神运动，对现代人来说，马勒仍是个模糊地带，只是他的大师身份在不断地被确认罢了。我想，如果马勒活在当下，他将被人类彻底的丧失信念而更添苦恼，他可能不会再作曲，又可能在嚼之无味的生活中，被这漫漫长夜蚕食殆尽。
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德国指挥家邓斯泰德指挥的马勒《第八交响曲》的时候，那种被震撼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它使我感到信仰的痛苦，感到人类终究只能在理想的语境中找到归宿。《第八交响曲》给予我的不是巨大的音响洪流，也不是令人震撼的合唱，而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所表现出的抵抗世俗的信念，那种不可征服的、人类对于崇高信仰的感情。
听马勒的作品会使人感到深深的痛苦，因为只有一个对生活绝望的人才会以咆哮的方式宣泄自己的内心，诅咒人世的命运。信仰本来就是验证了生活的苦难，如果人间就是天堂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信仰干吗！
当年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迷恋马勒，或许也是因为刚购置了一套发烧音箱的缘故，它使我第一次那么清晰的听到乐队的声音，这和以前听录音机是完全不同的感受。那段时间，我经常躲在后院的小屋里，开大音箱，边喝酒，边听马勒。而马勒交响曲里时常爆发出的巨大的音响吵得妻子寝食不安，也常常迎来邻居异样的眼光，我还是乐此不疲，我行我素。马勒或许不像其他作曲家那样，要么你不去听他，而一旦听的话，就会像瘾君子那样被他深深的吸引，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或许我们从歌德的《浮士德》中的献词中能找到答案：
长久克制的欲望猛然将我攫住，
对肃穆的幽灵世界我充满憧憬；
我于是开始歌唱，如轻声絮语，
我的音调忽高忽低，似凤鸣琴声。
我突然浑身颤栗，泪流个不停，
已经铁硬的心中，又充满温情；
仍然拥有的，仿佛从眼前远遁，
已经逝去的，又变得栩栩如生。
（杨武能译）
马勒的音乐具有魔力的地方或许正在于此，它启开你久已压抑的内心，那种刻意的平静，那种伪装的笑脸。马勒的音乐既有着酒神般的癫狂，又有着天使般的温情。它能进入你内心更深的地方，唤醒你的沉睡的情感，激起你的欲望。其实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沉睡着一个浮士德，马勒便是那个“魔鬼”，他给你诉说这个世界的真实。
创作于1906年的《第八交响曲》是马勒最纯粹，也是最精神化的一部作品，在这部场面宏大，结构繁复，音响震撼的作品中，马勒式的***被激发的淋漓尽致。从乐曲反映出的思想情绪来看，马勒的《第八交响曲》和贝多芬从黑暗到光明，从痛苦到欢乐式的情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首作品集中反映了基督教精神所体现的那种罪恶，绝望到救赎的过程，而这个信念使得这部作品通篇洋溢出神性的光芒，它的伟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知道，马勒是个反复无常，矛盾重重的人，他的交响曲写作一般都有一个长期酝酿，反复修改的过程，但这部《第八交响曲》却不是这样的，马勒只用了二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部巨作，这对马勒来说，可谓神速。从《第五交响曲》以后，马勒经历了第六，第七交响曲痛苦的酝酿期，或许正是这种短暂的黑暗启开了灵性的大门。每一个有过创作经历的人都会有这种体会，就像一个待产的孕妇一样，没有长时间的折磨，也不会迎来喜极而泣的狂欢。
“在跨进我熟悉的工作室门槛的一刹那，‘造物之圣灵’一把将我攫住，我全身为之震颤，接下来的八个星期我没命似地埋首于创作，完成了我最伟大的作品。”这种灵感瞬间到来的情景使我们想起威尔第在创作《那布科》的时候，他们是惊人的相似，仿佛是神遇，天道酬勤，老天在不怀好意的，反复的折磨一个艺术家之后，最终会为他们打开那扇大门，让天使迎接他们步入灵魂的圣殿。
《第八交响曲》又号称“千人交响曲”，这个浑名马勒或许并不在意，但事实上并非虚构，在这部作品首演的时候，独唱，乐队加合唱超过一千人，是名副其实的千人交响曲。这也是马勒追求宏大音响效果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创举。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勒的个性，他是一个极端艺术家，所追求的东西，都带有偏执症患者的特性。
《第八交响曲》分成两个部分，它们既相互衔接，又相对独立。第一乐章是祈祷，恳求式的，充满着对神明的赞美期盼。它的主题来自于于古代拉丁圣歌《降临吧！造物主的圣灵》，乐曲一开始便显示出马勒对于信念的巨大热情，这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乐章，管弦乐队的轰鸣和排山倒海般蜂拥而至的合唱，那种强烈的情感喷射，令人透不过气来。它仿佛是人类自古以来，内心所郁积情感的一次深情的洗礼，他们渴望精神解脱，渴望造物主的降临，渴望被爱。这个乐章有着癫狂的迷失倾向，它是酒神式的一次撞击，是一次天人合一的奇遇，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仿佛不存在，不重要，有的只是心灵酣畅的入迷。而马勒在这个乐章中的表现恰如癫狂的诗人布莱克声称自己在极度的狂喜中看见基督那样，马勒用音乐迎接了基督的到来。这个乐章使人所产生的热烈激昂的情绪，正如马勒自己所说的那样：你可以试着想像宇宙开始震动的声响，这不再是人间之声，而是行星和太阳运转的天体之音。马勒是个好夸张的人，但他的这首交响曲却是名副其实。
而长达一小时的第二乐章几乎是整部交响曲的核心，它比第一部复杂的多，演唱也更有歌剧化的风格。这一乐章相较于排山倒海的第一乐章来说，更具有宁静的沉思、挣扎、救赎的风格。当一种极度饥渴之余所爆发的呼唤后，人所迎来的便是这种痛苦的反思，犹疑和矛盾。这个乐章的灵感来自于歌德的长篇诗句《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中的最后一场“高山深谷”。在这部包含着独唱，合唱和乐队圣咏般宁静祥和的乐章中，马勒描写了人类经历种种的不幸，苦难，最终得以解脱，步入天国的过程。
一切无常世界，
无非是个比方；
人生欠缺遗憾，
在此得到补偿；
无可名状境界，
在此已成现实；
跟随永恒女性，
我等向上，向上。
（杨武能译）
这个乐章场面惊心动魄，时而激昂，时而宁静，非常符合马勒双重性的性格，一面是癫狂的酒神，一面是温情的，甚至带有女性般细腻唯美的月神，极富戏剧色彩。乐曲在结束时的那种纯净而神圣的效果，令人感动非凡，这是一个信念者所能达到的超凡的境界，在理想中，马勒通过音乐救赎了自己这颗悲悯的心，虽然事实上，他的绝望依旧，人之思想和现实的距离永不调和，这是人类的悲剧所在。
这部作品在1910年的12月12日，由马勒亲自指挥首演于慕尼黑的时候，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爱尔玛在回忆说，在演出结束时候，全场观众涌向台前，足足为马勒鼓掌喝彩了半小时，这是马勒一生中唯一遇到的礼遇。但不幸的是，半年还不到，马勒便去世，造物主的悭吝，使人黯然。
马勒在《第八交响曲》中，表达了一个殉道者所有的精神信念，这使我们想起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他的一生挣扎在信仰和现实中无法自拔，在他的名著《恐惧与颤栗》一书中，他通过亚伯拉罕在信仰和情感之间的犹豫，表达了一个虔诚的信仰者在经历了痛苦，疑虑，矛盾之后的奋然一击。
克尔凯郭尔说到：“悲剧英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在普遍性中寻求帮助，而信仰骑士则永远孑然一身。悲剧英雄在普遍性中找到慰籍，而信仰骑士则永远处于紧张之中。”这或许能很好的解释马勒作品，尤其是他的《第八交响曲》。作为悲剧英雄，马勒最终被这个世界所承认，这或许是一种慰籍。但作为信仰骑士，马勒注定孑然一身，他穿越了时代，被现代人所接受，但在精神上，马勒仍然是孤独的。
殉道应流血，这是信念的代价。
萨伊德的话并非危言耸听，罗斯特罗波维奇曾经说过一则趣闻可以佐证萨伊德的结论。他说，有一次，他在一个音乐会上演奏海顿的大提琴作品，一个著名的画家在音乐会结束后的晚宴上，用赞美的口气说：你的莫扎特拉的真好。罗斯特罗波维奇一愣，马上纠正他说，我刚才拉的是海顿的作品。他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半个小时后，该画家又上来寒暄说：我并不喜欢你演奏的这个年轻作曲家的音乐，但你的莫扎特真是棒极了。
这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说起来却不免有一丝无奈。当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情谈起19世纪音乐时，对现代的环境总有一丝深深的遗憾。音乐曾经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就像人需要阳光，需要新鲜空气那样，如今早已被人丢之脑后。音乐已经不再影响影响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人们的精神生活。
马勒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吗？其实我一直不想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马勒生于一个即将没落的时代，他的悲叹，他的落寞其实也是有情可原。在一个艺术生活勃发的年代，在一个艺术家层出不穷的年代，个人的被埋没似乎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何况马勒并非默默无闻。在当时，除了在创作上受到种种非议之外，马勒仍然是欧洲乐坛的风云人物。战争使得后来的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勒音乐的价值，但这不过仍然是少数精英人物的一时感怀罢了。我们可以从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中感受到当时维也纳浓郁的艺术氛围，当茨威格最终因这个世界的疯狂感到绝望，在巴西自杀身亡的时候，其实已经宣告了这个时代的结束，宣告了理想和精神时代的死亡。而马勒的复兴，只是帝国时代飘荡在空中最后的一丝余韵。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新的时代无法再架起这座已经消失的桥梁，马勒的复兴只是表面意义上的，而不是一场新的精神运动，对现代人来说，马勒仍是个模糊地带，只是他的大师身份在不断地被确认罢了。我想，如果马勒活在当下，他将被人类彻底的丧失信念而更添苦恼，他可能不会再作曲，又可能在嚼之无味的生活中，被这漫漫长夜蚕食殆尽。
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德国指挥家邓斯泰德指挥的马勒《第八交响曲》的时候，那种被震撼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它使我感到信仰的痛苦，感到人类终究只能在理想的语境中找到归宿。《第八交响曲》给予我的不是巨大的音响洪流，也不是令人震撼的合唱，而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所表现出的抵抗世俗的信念，那种不可征服的、人类对于崇高信仰的感情。
听马勒的作品会使人感到深深的痛苦，因为只有一个对生活绝望的人才会以咆哮的方式宣泄自己的内心，诅咒人世的命运。信仰本来就是验证了生活的苦难，如果人间就是天堂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信仰干吗！
当年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迷恋马勒，或许也是因为刚购置了一套发烧音箱的缘故，它使我第一次那么清晰的听到乐队的声音，这和以前听录音机是完全不同的感受。那段时间，我经常躲在后院的小屋里，开大音箱，边喝酒，边听马勒。而马勒交响曲里时常爆发出的巨大的音响吵得妻子寝食不安，也常常迎来邻居异样的眼光，我还是乐此不疲，我行我素。马勒或许不像其他作曲家那样，要么你不去听他，而一旦听的话，就会像瘾君子那样被他深深的吸引，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或许我们从歌德的《浮士德》中的献词中能找到答案：
长久克制的欲望猛然将我攫住，
对肃穆的幽灵世界我充满憧憬；
我于是开始歌唱，如轻声絮语，
我的音调忽高忽低，似凤鸣琴声。
我突然浑身颤栗，泪流个不停，
已经铁硬的心中，又充满温情；
仍然拥有的，仿佛从眼前远遁，
已经逝去的，又变得栩栩如生。
（杨武能译）
马勒的音乐具有魔力的地方或许正在于此，它启开你久已压抑的内心，那种刻意的平静，那种伪装的笑脸。马勒的音乐既有着酒神般的癫狂，又有着天使般的温情。它能进入你内心更深的地方，唤醒你的沉睡的情感，激起你的欲望。其实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沉睡着一个浮士德，马勒便是那个“魔鬼”，他给你诉说这个世界的真实。
创作于1906年的《第八交响曲》是马勒最纯粹，也是最精神化的一部作品，在这部场面宏大，结构繁复，音响震撼的作品中，马勒式的***被激发的淋漓尽致。从乐曲反映出的思想情绪来看，马勒的《第八交响曲》和贝多芬从黑暗到光明，从痛苦到欢乐式的情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首作品集中反映了基督教精神所体现的那种罪恶，绝望到救赎的过程，而这个信念使得这部作品通篇洋溢出神性的光芒，它的伟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知道，马勒是个反复无常，矛盾重重的人，他的交响曲写作一般都有一个长期酝酿，反复修改的过程，但这部《第八交响曲》却不是这样的，马勒只用了二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部巨作，这对马勒来说，可谓神速。从《第五交响曲》以后，马勒经历了第六，第七交响曲痛苦的酝酿期，或许正是这种短暂的黑暗启开了灵性的大门。每一个有过创作经历的人都会有这种体会，就像一个待产的孕妇一样，没有长时间的折磨，也不会迎来喜极而泣的狂欢。
“在跨进我熟悉的工作室门槛的一刹那，‘造物之圣灵’一把将我攫住，我全身为之震颤，接下来的八个星期我没命似地埋首于创作，完成了我最伟大的作品。”这种灵感瞬间到来的情景使我们想起威尔第在创作《那布科》的时候，他们是惊人的相似，仿佛是神遇，天道酬勤，老天在不怀好意的，反复的折磨一个艺术家之后，最终会为他们打开那扇大门，让天使迎接他们步入灵魂的圣殿。
《第八交响曲》又号称“千人交响曲”，这个浑名马勒或许并不在意，但事实上并非虚构，在这部作品首演的时候，独唱，乐队加合唱超过一千人，是名副其实的千人交响曲。这也是马勒追求宏大音响效果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创举。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勒的个性，他是一个极端艺术家，所追求的东西，都带有偏执症患者的特性。
《第八交响曲》分成两个部分，它们既相互衔接，又相对独立。第一乐章是祈祷，恳求式的，充满着对神明的赞美期盼。它的主题来自于于古代拉丁圣歌《降临吧！造物主的圣灵》，乐曲一开始便显示出马勒对于信念的巨大热情，这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乐章，管弦乐队的轰鸣和排山倒海般蜂拥而至的合唱，那种强烈的情感喷射，令人透不过气来。它仿佛是人类自古以来，内心所郁积情感的一次深情的洗礼，他们渴望精神解脱，渴望造物主的降临，渴望被爱。这个乐章有着癫狂的迷失倾向，它是酒神式的一次撞击，是一次天人合一的奇遇，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仿佛不存在，不重要，有的只是心灵酣畅的入迷。而马勒在这个乐章中的表现恰如癫狂的诗人布莱克声称自己在极度的狂喜中看见基督那样，马勒用音乐迎接了基督的到来。这个乐章使人所产生的热烈激昂的情绪，正如马勒自己所说的那样：你可以试着想像宇宙开始震动的声响，这不再是人间之声，而是行星和太阳运转的天体之音。马勒是个好夸张的人，但他的这首交响曲却是名副其实。
而长达一小时的第二乐章几乎是整部交响曲的核心，它比第一部复杂的多，演唱也更有歌剧化的风格。这一乐章相较于排山倒海的第一乐章来说，更具有宁静的沉思、挣扎、救赎的风格。当一种极度饥渴之余所爆发的呼唤后，人所迎来的便是这种痛苦的反思，犹疑和矛盾。这个乐章的灵感来自于歌德的长篇诗句《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中的最后一场“高山深谷”。在这部包含着独唱，合唱和乐队圣咏般宁静祥和的乐章中，马勒描写了人类经历种种的不幸，苦难，最终得以解脱，步入天国的过程。
一切无常世界，
无非是个比方；
人生欠缺遗憾，
在此得到补偿；
无可名状境界，
在此已成现实；
跟随永恒女性，
我等向上，向上。
（杨武能译）
这个乐章场面惊心动魄，时而激昂，时而宁静，非常符合马勒双重性的性格，一面是癫狂的酒神，一面是温情的，甚至带有女性般细腻唯美的月神，极富戏剧色彩。乐曲在结束时的那种纯净而神圣的效果，令人感动非凡，这是一个信念者所能达到的超凡的境界，在理想中，马勒通过音乐救赎了自己这颗悲悯的心，虽然事实上，他的绝望依旧，人之思想和现实的距离永不调和，这是人类的悲剧所在。
这部作品在1910年的12月12日，由马勒亲自指挥首演于慕尼黑的时候，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爱尔玛在回忆说，在演出结束时候，全场观众涌向台前，足足为马勒鼓掌喝彩了半小时，这是马勒一生中唯一遇到的礼遇。但不幸的是，半年还不到，马勒便去世，造物主的悭吝，使人黯然。
马勒在《第八交响曲》中，表达了一个殉道者所有的精神信念，这使我们想起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他的一生挣扎在信仰和现实中无法自拔，在他的名著《恐惧与颤栗》一书中，他通过亚伯拉罕在信仰和情感之间的犹豫，表达了一个虔诚的信仰者在经历了痛苦，疑虑，矛盾之后的奋然一击。
克尔凯郭尔说到：“悲剧英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在普遍性中寻求帮助，而信仰骑士则永远孑然一身。悲剧英雄在普遍性中找到慰籍，而信仰骑士则永远处于紧张之中。”这或许能很好的解释马勒作品，尤其是他的《第八交响曲》。作为悲剧英雄，马勒最终被这个世界所承认，这或许是一种慰籍。但作为信仰骑士，马勒注定孑然一身，他穿越了时代，被现代人所接受，但在精神上，马勒仍然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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