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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其名著《未来的冲击》一书中，用很多即时的例子论述我们当今正处在“一用即弃”的社会环境中，他说：“现代的家庭可以说是各式各样东西进进出出的一个大的过渡性机器，新一代儿童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一用即弃的文化里。”作者举了很多例子，如尿布、围裙、纸质餐具、纸巾、罐装可乐瓶等，而这种一用即弃的生活习惯势必改变我们消费观念，更重要的是它会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心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精神特征。
显然，托夫勒所指的这些一次性消耗品也在日益的进入到我们的文化领域，比如时尚的流行文学，附加各种“添加剂”和所谓“文化元素”的电影戏剧等，而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场面豪华，包装精致的“名片型”的作品，他有着所谓文化的外衣，民族的符号，似乎一切该有的元素都有了，甚至面面俱到，但就是没有文化的实质，就像一副时装衣架那样，有的是宽广的肩膀，修长的体型，它吸引眼球，却不吸引人的精神，这是当下时代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今年，中华大地迎来两个特殊的日子，一个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成立90周年；一个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到处莺歌燕舞，红旗飘飘，人们纷纷以喜悦的心情，饱满的热情，用各种不同的文艺形式歌颂这一和谐盛世，表达自己感恩的心情，这是非常美好的，也是动人的。
无需多言，缤纷多彩的文艺形式，是人们表达美好祝福的一种心愿，这是应该肯定，并令人欣喜的。但就在这些美好祝愿的背后，我们还是会发现一系列让人不得不深思的问题，这也是促使笔者想借助这一现象阐述一下个人看法的原因。
在艺术形式，尤其在音乐形式中，歌剧曾经是我们颇为擅长的领域。从1945年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诞生以来，既有西方歌剧模式，又有本民族风格的歌剧作品层出不穷，如《小二黑结婚》、《江姐》、《洪湖赤卫队》、《刘胡兰》等曾经在那个年代风靡一时，它不但代表了中国民族歌剧的一个时代高峰，且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而在当时的年代，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些歌剧，不会哼唱里面那些脍炙人口的唱段的，这些优秀的民族歌剧不但在政治上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更在人们的心目中播下了美好的种子，这是我们父辈一代人美好的记忆。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优秀的歌剧也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时代的变化多少使的歌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逐渐被其他艺术种类所替代。所以，歌剧在这个时代的衰弱，并非是因为歌剧本身的原因，而是时代变迁的原因。在新时代面前，任何古老的艺术形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这几年，歌剧似乎又有所复兴，期间诞生了不少新的作品，如《雷雨》、《西施》等等，恍若间似乎给人造成了歌剧又一春天到来的景象。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至少像我这样经常在关注歌剧的人，还不曾发现歌剧复兴的迹象。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年歌剧工作者的努力，而正是因为他们契而不舍，上下求索的精神，给歌剧带来了一丝振兴的活力，这是应当鼓励并肯定的，但歌剧观众这些年成倍的流失，大概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现在不去追究更深层次的原因，艺术作品是带有时代的痕迹的。就像现在京剧再怎么努力也不复往年满城争说叫天儿（谭鑫培）的胜景了，这是艺术的规律。京剧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舶来的歌剧了。
歌剧从曾经的大众艺术成了现在的小众艺术，这一现象已经颇值得人们的深思了。在西方，人们曾经把交响曲当成是严肃，精深的艺术，而从来没有人会把歌剧当成是经典艺术的。伏尔泰认为去歌剧院只是为了消化肠胃，叔本华去听罗西尼是为了暂时摆脱无尽的思索所带来的烦恼。这也就是说，歌剧本来就是一门通俗的，娱乐的艺术。时至今日，歌剧在人们眼里突然变成了一门高深的，高雅的艺术，而这一现象的产生，其实也就预示了歌剧已经走向了没落，因为少人关心，缺乏听众，才会使得一种艺术变得曲高和寡，从通俗变高雅实在是时代的趣味所致，并无其他更深的原因。同样的例子昆曲也是，她也是从曾经的车水马龙走向了门庭冷落，成了现在没几个人关心的高雅艺术。给一顶免费的，高雅的帽子容易，但没人欣赏终究只能在博物馆展示它们昔日的风采。
我之所以有着以上的感叹，一是基于当下的事实，客观的东西我们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因为我得到了一张今年原创歌剧的名单，看完后使我大为惊讶，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张名单中，今年原创上演的歌剧竟有17部之多。当然这还只是笔者所看见的一部分。另据报道：“总政歌剧团在三个月内，将分别在解放军歌剧院、国家大剧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演出《太阳雪》、《党的女儿》、《永不消逝的电波》、《野火春风斗古城》、《我心飞翔》5部经典歌剧。5部歌剧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我国新时期以来歌剧创作的成就和风貌。一个文艺团体精选本团创作演出的5部歌剧在短时间内集中展演，这在国内外都是首例。”而在笔者看到的另外的资料中，具有人调查，今年准备上马的歌剧约有25部之多。
气势之大，手笔之大，不但罕见，堪称震惊。猛然间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莫不是我们在一夜之间成了歌剧大国。而我产生这种震惊完全不是因为少见多怪，歌剧作为一种大型的舞台艺术，其特殊的地方，一个是观众群，一个是制作经费昂贵。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保证数量的消费群体才能预算制作经费的成本，而观众不多，肯定是一种无谓的浪费。这不是一时冲动，拍脑袋的事情。而在时下的环境里，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我们有那么多观众可以在一年之内消费25部歌剧。从笔者在上海30年的观察，歌剧上演的剧目估计不会超过20部。这也就是说，歌剧在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小众消费的剧种，它不具备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今年竟然出现如此众多歌剧的原因，无非也是借此两大盛事，各地争相献礼的原因。勿庸违言，为庆典献礼无可厚非，但为什么我们的艺术工作者会争先恐后的想到歌剧这个相对小众的艺术形式呢？依笔者愚见，恐怕与好大喜功，喜欢搞大手笔有关。歌剧毕竟是大戏，从某种方面来说，和城市的高楼有的一拼，就像这些年各地纷纷建高楼大厦以显示地方的实力一样，大戏也是一种面子，一种政绩吧！
这还暂且不说，且今年准备上演的多有雷同重复，有关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的竟有4部作品。如香港的《中山逸仙》、北京的《宋庆龄》、江苏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广东的《洒向人间都是爱》。题材如此重复，令人惊讶。且香港歌剧院在四年多前便开始谋划这部戏，作为同一系统的单位应该有所耳闻吧！而明智的做法应该避免同类题材撞车才是上策，何故一拥而上，争相选择这个题材呢，这是令笔者费解的。
国家大剧院自从推出过邹静之，雷蕾合作的歌剧《西施》之外，今年又推出了他俩合作的新剧《赵氏孤儿》，作者自称本着“高度艺术化地传递输出本民族的价值观”这种精神和信念令人佩服，何况他们曾经有过一部成功的大作《西施》，虽然笔者未曾亲聆一睹，但据朋友笑谈不错。不过仅此一部也就够了，怎奈山东歌舞剧院同样也创作了一部相同的歌剧《赵氏孤儿》。这又令我奇怪了，这究竟是借电影《赵氏孤儿》的春风，还是真的为弘扬古老的义士精神，唤醒日益被金钱所腐蚀的麻木的国人呢？这些都是我不知道，且无法揣度的。当然，我不反对热门的题材对于市场营销所带来的便利，我只是觉得题材雷同所造成的资源浪费。
从纪念的角度来说，今年所产生的歌剧可谓面面俱到，题材既有古老的，也有现代的，有伟人的，有杰出科学家的，也有民族民间的等等，不一而足。但我实在搞不明白，这样重复的撞车，究竟是礼多人不怪呢？还是仅仅是为纪念而大张旗鼓，不计成本。当然，艺术创作中的撞车现象并不鲜见，同样的题材，每个艺术家都有创作的自由。比如，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歌剧《奥赛罗》、《波希米亚人》、《图兰朵》等都是几度创作过的作品。不过，这些都是作曲家针对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市场需求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产物，不是蜂拥而上，扎堆凑热闹，生旦净末丑，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时代呼唤精品，而不是时代呼唤热闹啊！
艺术创作既是严肃的事情，也是一个市场如何消化的事情，缺一不可。而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既能起到纪念的目的，也能收回制作成本，如果能盈利，那就是打了一个打胜仗了。而如果不计成本，也不关心受众群，那么纪念的意义就会显得热闹有余，场面冷落，要知道我们的党是靠小米加步枪打下的天下，节约才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所以，为纪念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创作一部歌剧理所当然，无可厚非。但相似的题材，连续出4部大戏，《赵氏孤儿》连出两部，是否意味着一种浪费呢？即使为了表达隆重的缅怀之情，也应该稍事节约吧！这些年，红色经典的题材反复撞车拍电视剧的例子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叫好不叫座的平庸之作。不但翻拍的经典超越不了以前，且使得深受这些革命经典艺术影响的观众也摇头叹息。我们并非是个富裕的国家，哪怕是个富裕的国家，也不会这样毫无计划的在同一题材上撞车吧！而现在的纪念，献礼常常成为一种在艺术上不加深究的形式，至多演几场就偃旗息鼓了，从此再无声息。何况歌剧是综合性的大型艺术，相对于其他艺术来说，歌剧更是一门奢侈的艺术，花钱的艺术，而有那么些钱，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呢？爱是可以用多种方式去表达的，纪念也有多种方式，如果我们能做到既隆重，严肃，又不浪费，又能达到纪念的目的，那才是真正的缅怀先烈，缅怀那些在战争岁月中不幸牺牲的英雄们。
更有甚者，在今年的歌剧创作中，有一个作曲家不但在一年中连续创作三部歌剧（《赵氏孤儿》、清唱剧《孙中山与宋庆龄》、《土楼》）且还是歌剧《赵氏孤儿》、《土楼》的编剧，如出卓绝超拔的创作能力，不但令人叹为观止，即使瓦格纳，威尔第之流如果健在也会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自叹弗如。除了作曲大师之外，另有一个编剧同样以三部歌剧《钱学森》、《钓鱼城》、《成吉思汗》的编剧让人惊叹其如八臂哪咤般的才华，可以同时在三部题材不同的歌剧脚本的创作中游刃有余，其才华直逼曾经和莫扎特三度携手，创作了《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和《女人心》的名编达蓬特。
歌剧的春天真的到来了吗？当然，光从一年之内将产生几十部歌剧很容易会让人产生春天到来的错觉。但事实会是什么样呢？如果从歌剧演出的效果来看，太追求市场显然是失去了纪念的意义，而好的作品可以没有市场，或者说暂时没有市场，却不能没有相当的艺术水准，虽说这事难以两全，但却是一个艺术家职业的良知。艺术家的良知就是作品，这是无需多言的。但太没有市场，仅仅凭一时的热情，完全不考虑受众面是谁？他们是否能接受歌剧这门相对来说还是陌生的艺术，那终究是昙花一现。我们以前有过那么多的一次性的歌剧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我们能承受多少一次性的消费呢？日用品还可以理解，但艺术品就颇有些让人心疼了。因为艺术是精神的产物，为什么我们的老同志们现在唱起《红梅赞》，唱起《洪湖水，浪打浪》的时候还会泪光连连呢？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的歌曲深入他们的内心，唤起他们的记忆，陪伴他们走过了美好的一生。
后记：约稿而谈，但又不让尽兴，正如请喝酒，有半斤的量，却只让你喝2两，故文中有些笔触一笑置之。
显然，托夫勒所指的这些一次性消耗品也在日益的进入到我们的文化领域，比如时尚的流行文学，附加各种“添加剂”和所谓“文化元素”的电影戏剧等，而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场面豪华，包装精致的“名片型”的作品，他有着所谓文化的外衣，民族的符号，似乎一切该有的元素都有了，甚至面面俱到，但就是没有文化的实质，就像一副时装衣架那样，有的是宽广的肩膀，修长的体型，它吸引眼球，却不吸引人的精神，这是当下时代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今年，中华大地迎来两个特殊的日子，一个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成立90周年；一个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到处莺歌燕舞，红旗飘飘，人们纷纷以喜悦的心情，饱满的热情，用各种不同的文艺形式歌颂这一和谐盛世，表达自己感恩的心情，这是非常美好的，也是动人的。
无需多言，缤纷多彩的文艺形式，是人们表达美好祝福的一种心愿，这是应该肯定，并令人欣喜的。但就在这些美好祝愿的背后，我们还是会发现一系列让人不得不深思的问题，这也是促使笔者想借助这一现象阐述一下个人看法的原因。
在艺术形式，尤其在音乐形式中，歌剧曾经是我们颇为擅长的领域。从1945年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诞生以来，既有西方歌剧模式，又有本民族风格的歌剧作品层出不穷，如《小二黑结婚》、《江姐》、《洪湖赤卫队》、《刘胡兰》等曾经在那个年代风靡一时，它不但代表了中国民族歌剧的一个时代高峰，且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而在当时的年代，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些歌剧，不会哼唱里面那些脍炙人口的唱段的，这些优秀的民族歌剧不但在政治上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更在人们的心目中播下了美好的种子，这是我们父辈一代人美好的记忆。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优秀的歌剧也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时代的变化多少使的歌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逐渐被其他艺术种类所替代。所以，歌剧在这个时代的衰弱，并非是因为歌剧本身的原因，而是时代变迁的原因。在新时代面前，任何古老的艺术形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这几年，歌剧似乎又有所复兴，期间诞生了不少新的作品，如《雷雨》、《西施》等等，恍若间似乎给人造成了歌剧又一春天到来的景象。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至少像我这样经常在关注歌剧的人，还不曾发现歌剧复兴的迹象。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年歌剧工作者的努力，而正是因为他们契而不舍，上下求索的精神，给歌剧带来了一丝振兴的活力，这是应当鼓励并肯定的，但歌剧观众这些年成倍的流失，大概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现在不去追究更深层次的原因，艺术作品是带有时代的痕迹的。就像现在京剧再怎么努力也不复往年满城争说叫天儿（谭鑫培）的胜景了，这是艺术的规律。京剧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舶来的歌剧了。
歌剧从曾经的大众艺术成了现在的小众艺术，这一现象已经颇值得人们的深思了。在西方，人们曾经把交响曲当成是严肃，精深的艺术，而从来没有人会把歌剧当成是经典艺术的。伏尔泰认为去歌剧院只是为了消化肠胃，叔本华去听罗西尼是为了暂时摆脱无尽的思索所带来的烦恼。这也就是说，歌剧本来就是一门通俗的，娱乐的艺术。时至今日，歌剧在人们眼里突然变成了一门高深的，高雅的艺术，而这一现象的产生，其实也就预示了歌剧已经走向了没落，因为少人关心，缺乏听众，才会使得一种艺术变得曲高和寡，从通俗变高雅实在是时代的趣味所致，并无其他更深的原因。同样的例子昆曲也是，她也是从曾经的车水马龙走向了门庭冷落，成了现在没几个人关心的高雅艺术。给一顶免费的，高雅的帽子容易，但没人欣赏终究只能在博物馆展示它们昔日的风采。
我之所以有着以上的感叹，一是基于当下的事实，客观的东西我们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因为我得到了一张今年原创歌剧的名单，看完后使我大为惊讶，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张名单中，今年原创上演的歌剧竟有17部之多。当然这还只是笔者所看见的一部分。另据报道：“总政歌剧团在三个月内，将分别在解放军歌剧院、国家大剧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演出《太阳雪》、《党的女儿》、《永不消逝的电波》、《野火春风斗古城》、《我心飞翔》5部经典歌剧。5部歌剧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我国新时期以来歌剧创作的成就和风貌。一个文艺团体精选本团创作演出的5部歌剧在短时间内集中展演，这在国内外都是首例。”而在笔者看到的另外的资料中，具有人调查，今年准备上马的歌剧约有25部之多。
气势之大，手笔之大，不但罕见，堪称震惊。猛然间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莫不是我们在一夜之间成了歌剧大国。而我产生这种震惊完全不是因为少见多怪，歌剧作为一种大型的舞台艺术，其特殊的地方，一个是观众群，一个是制作经费昂贵。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保证数量的消费群体才能预算制作经费的成本，而观众不多，肯定是一种无谓的浪费。这不是一时冲动，拍脑袋的事情。而在时下的环境里，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我们有那么多观众可以在一年之内消费25部歌剧。从笔者在上海30年的观察，歌剧上演的剧目估计不会超过20部。这也就是说，歌剧在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小众消费的剧种，它不具备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今年竟然出现如此众多歌剧的原因，无非也是借此两大盛事，各地争相献礼的原因。勿庸违言，为庆典献礼无可厚非，但为什么我们的艺术工作者会争先恐后的想到歌剧这个相对小众的艺术形式呢？依笔者愚见，恐怕与好大喜功，喜欢搞大手笔有关。歌剧毕竟是大戏，从某种方面来说，和城市的高楼有的一拼，就像这些年各地纷纷建高楼大厦以显示地方的实力一样，大戏也是一种面子，一种政绩吧！
这还暂且不说，且今年准备上演的多有雷同重复，有关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的竟有4部作品。如香港的《中山逸仙》、北京的《宋庆龄》、江苏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广东的《洒向人间都是爱》。题材如此重复，令人惊讶。且香港歌剧院在四年多前便开始谋划这部戏，作为同一系统的单位应该有所耳闻吧！而明智的做法应该避免同类题材撞车才是上策，何故一拥而上，争相选择这个题材呢，这是令笔者费解的。
国家大剧院自从推出过邹静之，雷蕾合作的歌剧《西施》之外，今年又推出了他俩合作的新剧《赵氏孤儿》，作者自称本着“高度艺术化地传递输出本民族的价值观”这种精神和信念令人佩服，何况他们曾经有过一部成功的大作《西施》，虽然笔者未曾亲聆一睹，但据朋友笑谈不错。不过仅此一部也就够了，怎奈山东歌舞剧院同样也创作了一部相同的歌剧《赵氏孤儿》。这又令我奇怪了，这究竟是借电影《赵氏孤儿》的春风，还是真的为弘扬古老的义士精神，唤醒日益被金钱所腐蚀的麻木的国人呢？这些都是我不知道，且无法揣度的。当然，我不反对热门的题材对于市场营销所带来的便利，我只是觉得题材雷同所造成的资源浪费。
从纪念的角度来说，今年所产生的歌剧可谓面面俱到，题材既有古老的，也有现代的，有伟人的，有杰出科学家的，也有民族民间的等等，不一而足。但我实在搞不明白，这样重复的撞车，究竟是礼多人不怪呢？还是仅仅是为纪念而大张旗鼓，不计成本。当然，艺术创作中的撞车现象并不鲜见，同样的题材，每个艺术家都有创作的自由。比如，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歌剧《奥赛罗》、《波希米亚人》、《图兰朵》等都是几度创作过的作品。不过，这些都是作曲家针对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市场需求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产物，不是蜂拥而上，扎堆凑热闹，生旦净末丑，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时代呼唤精品，而不是时代呼唤热闹啊！
艺术创作既是严肃的事情，也是一个市场如何消化的事情，缺一不可。而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既能起到纪念的目的，也能收回制作成本，如果能盈利，那就是打了一个打胜仗了。而如果不计成本，也不关心受众群，那么纪念的意义就会显得热闹有余，场面冷落，要知道我们的党是靠小米加步枪打下的天下，节约才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所以，为纪念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创作一部歌剧理所当然，无可厚非。但相似的题材，连续出4部大戏，《赵氏孤儿》连出两部，是否意味着一种浪费呢？即使为了表达隆重的缅怀之情，也应该稍事节约吧！这些年，红色经典的题材反复撞车拍电视剧的例子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叫好不叫座的平庸之作。不但翻拍的经典超越不了以前，且使得深受这些革命经典艺术影响的观众也摇头叹息。我们并非是个富裕的国家，哪怕是个富裕的国家，也不会这样毫无计划的在同一题材上撞车吧！而现在的纪念，献礼常常成为一种在艺术上不加深究的形式，至多演几场就偃旗息鼓了，从此再无声息。何况歌剧是综合性的大型艺术，相对于其他艺术来说，歌剧更是一门奢侈的艺术，花钱的艺术，而有那么些钱，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呢？爱是可以用多种方式去表达的，纪念也有多种方式，如果我们能做到既隆重，严肃，又不浪费，又能达到纪念的目的，那才是真正的缅怀先烈，缅怀那些在战争岁月中不幸牺牲的英雄们。
更有甚者，在今年的歌剧创作中，有一个作曲家不但在一年中连续创作三部歌剧（《赵氏孤儿》、清唱剧《孙中山与宋庆龄》、《土楼》）且还是歌剧《赵氏孤儿》、《土楼》的编剧，如出卓绝超拔的创作能力，不但令人叹为观止，即使瓦格纳，威尔第之流如果健在也会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自叹弗如。除了作曲大师之外，另有一个编剧同样以三部歌剧《钱学森》、《钓鱼城》、《成吉思汗》的编剧让人惊叹其如八臂哪咤般的才华，可以同时在三部题材不同的歌剧脚本的创作中游刃有余，其才华直逼曾经和莫扎特三度携手，创作了《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和《女人心》的名编达蓬特。
歌剧的春天真的到来了吗？当然，光从一年之内将产生几十部歌剧很容易会让人产生春天到来的错觉。但事实会是什么样呢？如果从歌剧演出的效果来看，太追求市场显然是失去了纪念的意义，而好的作品可以没有市场，或者说暂时没有市场，却不能没有相当的艺术水准，虽说这事难以两全，但却是一个艺术家职业的良知。艺术家的良知就是作品，这是无需多言的。但太没有市场，仅仅凭一时的热情，完全不考虑受众面是谁？他们是否能接受歌剧这门相对来说还是陌生的艺术，那终究是昙花一现。我们以前有过那么多的一次性的歌剧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我们能承受多少一次性的消费呢？日用品还可以理解，但艺术品就颇有些让人心疼了。因为艺术是精神的产物，为什么我们的老同志们现在唱起《红梅赞》，唱起《洪湖水，浪打浪》的时候还会泪光连连呢？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的歌曲深入他们的内心，唤起他们的记忆，陪伴他们走过了美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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