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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耳朵
17世纪中叶，少年爱新觉罗•玄烨登基后，不仅有深谙内宫权谋与军事之天赋，如擒鳌拜、平三藩、荡灭葛尔丹、判断“蜡丸案”、也有遏制俄国南进之手腕。他一边自己也吟诗读史，潜心研究汉字与绘画，兼修西洋几何、算学、历法、气象、制图、格物、植物学、动物学、医学，能修理乐器和钟表，并聘请耶稣会传教士如南怀仁等为师，在御花园为自己教授化学与音乐等。他一边令徐日升汇编《律吕纂要》，监制北京教堂所用管风琴，一边又玩着西洋千里镜（望远镜），让意大利天主教遣使德里格担任宫廷音乐教师。他懂得种花、狩猎、养生、练书法、协调皇储、罪犯或宫人之间的矛盾，包容不同的文明，也独裁自己的帝国。康熙8岁成龙，69岁驾崩，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中国皇帝。这段时间里，他不仅成为了17世纪最博学的中国人，也是最具有百科全书般知识集成的远东君主，此观《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庭训格言》或《康熙几暇格物编》等典籍，便可窥其一斑。而且，他还让西方音乐自明时利玛窦之后真正深入到了中国宫廷，成为一片御用的风景。
尤其是，康熙繁忙之际，还能有时间弹琴，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据康熙宠臣高士奇《蓬山密记》载：
康熙癸未三月十六日，臣士奇随驾入都……二十一日，至渊鉴斋，上垂问许久。观四壁图画，转入暖阁，彝鼎古玩、西洋乐器，种种清响……四月十八日召至渊鉴斋，闲谈许久，说及律吕如何，探讨颇得其要。有内造西洋铁丝琴，弦一百廿根，上亲抚普安咒一曲。因云：箜篌，唐宋有之，就已失传，今得其法。令宫人隔帘弹一曲。
铁丝琴，即西方古钢琴。而“普安咒”本为古琴曲，康熙竟然能用钢琴演奏之，不得不让人惊讶。虽然其演奏水平我们已无法得知究竟。不过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音乐的做法，本来自西方传教士，这是一定的。康熙还曾因一些大臣在写诗中提到埙、篪等，却并不了解其乐器为何物，而教育他们。
另外，法国传教士白晋（Bouvet,Joachim 1656—1730），还作为康熙的“钦差”而把康熙的很多事用书信介绍给法皇路易十四，称康熙会演奏不少曲子。这些信即最初让西方人熟悉的《康熙皇帝》（Portrait historique de I′Empereur de la Chine）一书。
关于这些事的细节，以及康熙如何与中西音乐家合作，康熙时期中国与西方乐器制作的程度与规模等，在传教士安文思、南怀仁著之《西方纪要》，或清人赵翼的《瓯北诗钞》等典籍中也有不少记载。而详细阐述这个过程的文献，还有近人陶亚兵之《中西音乐交流史稿》等书，在此不必赘言了。
我想说的是：诚然如此，康熙的耳朵在某种意义上，依然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杂音的、不协调的或无声的。因为音乐似乎并没有改变皇帝之心胸的功能，更不可能改变君权不容冒犯的传统。据《清史稿》云：“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
但真的是这样吗？这些溢美之词，恐怕只能以紫禁城为圆心，以北京为半径来谈罢了。因为整个康雍乾时期，满汉之间的文化冲突从未停止过。以康熙之博学好问，对西方音乐也能潜心学习，但仍不免以文字狱斩戴名世首（《南山集》案），或挖坟掘墓地戮庄廷鑨之尸（《明史辑略》案），其原因不过就是文人写书时，牵涉到了他最敏感的南明三朝历史与年号，而未避清朝帝王之讳。这种大气与小心眼并存的现象，似乎也是中国皇帝的传统。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是最近颇为流行的“自传体史书”。史景迁以第一人称写康熙，虽字数不过14万，但却非常精准而带着诗意地描述了康熙的心境。可惜史景迁在书中，几乎完全没有写康熙的音乐造诣和典故，此殊为遗憾。
史上传说中，汉化后的乾隆与古琴的事很多，乾隆御书堂“无底蕉叶”琴还曾拍卖过天价，且他曾著有《乾隆御题琴谱册》等书。但记载康熙与古琴的事却不太多。有名的如：清代嘉兴琴人金陶，字吾易，康熙年间，曾供奉内廷之“直养心殿鸿胪寺序班”，相当于宋时的琴待诏。但金陶晚年告老还乡了。据说金是在康熙丁亥（1707年）第五次南巡之时，进了一张古琴与一册《奏御琴谱》(谱中包括《太平奏》、《万国来朝》两首琴曲），于是受到过康熙的召见。金陶给皇帝弹奏了《太平奏》《平沙落雁》等曲，于是龙颜大悦。金晚年隐居于西湖，以传琴终世。
但就算康熙用古钢琴“亲抚”过《普安咒》，也未必说明他能用古琴来弹此曲。看起来康熙更喜欢的似乎还是西方音乐。他以游牧民族帝王之秉性，似乎对汉族古琴并不关心。而且，他对西方音乐之喜欢，甚至可以说很“专业”。如法国汉学家，即敦煌学之发端者之一伯希和，便在其著作中，曾记载了康熙有一次听传教士演奏，“传教士有吹竖笛、有奏风琴、有吹巴松者，但并不协调，甫开始，皇上即以手掩耳，厉声曰：罢了！罢了！，诸神父即各回其所属教堂”。（Le Premier voyage de “Amphitrite”）
可见，康熙对一切音不准、或不和谐的愤怒，几乎和对汉族文人们的“思想罪”一样地敏感和不客气。别看他多么博学大度，善于聆听各种“前来觐见我天朝之文化”，但一旦让他有所不快，那他是很不给面子的。
康熙也非常尊重和认可儒家的音乐思想，如他在《庭训格言》中，便提到《尚书•舜典》所谓的“同律度量衡”，即认为音乐与建筑、数学和贸易工具等，都是帝国最重要的且必需统一的东西。而且他还在书中写到：
音律之学，朕尝留心，爰知不制器无以审音，不准今无以考古。音由器发，律自数生。是故不得其数，律无自生。不考以律，音不得正。雅俗固分，而声协则一；器虽代革，而音调则同。故曰：以六律正五音，今之乐由古之乐也……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理同，此音同。
由此亦可见康熙对音乐演奏中音准的认真态度。
但，查小约翰•威尔斯《1688年的全球史》等书，并没有说太多康熙与音乐的事，只是提到了几句“康熙向传教士们学了一些西洋音乐”之类的话。和所有所谓西方汉学家一样，他们主要的笔墨，大都喜欢用在了关于洋人如何不愿下跪，中国人的膝盖观、叩头、科技宫、鸦片、太监、沿海贸易、龙与嫔妃们的性生活、奴才制度、官僚主义或儒家问题上，甚至大片篇幅地去描述康熙与孝庄皇后的关系。大约因为这些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东方学罢。而在法国人阿兰•佩雷亚特关于东印度公司马戛尔尼觐见乾隆之事的《停止的帝国》一书中，倒是写了一段话，让我觉得颇有意思。佩雷菲特说：当马戛尔尼来华时，“一场聋子对话便在继续进行下去：即欧洲扮演了一个滔滔不绝说话的角色，自问自答，而中国则扮演的是一声不吭的哑巴”。其实这种中西聋哑人的对话，早在康熙那时就开始了，如谈什么西方制度等。而且直到今天也依然在继续。写到此处，我忽然想起汉语“聋”之一字，恰恰是由上龙下耳构成的。这似乎意味着中国皇帝总是听不进去很多话的。甚至连当年精通西方音乐的康熙，也不过就是一条听不见文明早已悄然停滞的龙。
2011-8-11（初稿）
17世纪中叶，少年爱新觉罗•玄烨登基后，不仅有深谙内宫权谋与军事之天赋，如擒鳌拜、平三藩、荡灭葛尔丹、判断“蜡丸案”、也有遏制俄国南进之手腕。他一边自己也吟诗读史，潜心研究汉字与绘画，兼修西洋几何、算学、历法、气象、制图、格物、植物学、动物学、医学，能修理乐器和钟表，并聘请耶稣会传教士如南怀仁等为师，在御花园为自己教授化学与音乐等。他一边令徐日升汇编《律吕纂要》，监制北京教堂所用管风琴，一边又玩着西洋千里镜（望远镜），让意大利天主教遣使德里格担任宫廷音乐教师。他懂得种花、狩猎、养生、练书法、协调皇储、罪犯或宫人之间的矛盾，包容不同的文明，也独裁自己的帝国。康熙8岁成龙，69岁驾崩，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中国皇帝。这段时间里，他不仅成为了17世纪最博学的中国人，也是最具有百科全书般知识集成的远东君主，此观《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庭训格言》或《康熙几暇格物编》等典籍，便可窥其一斑。而且，他还让西方音乐自明时利玛窦之后真正深入到了中国宫廷，成为一片御用的风景。
尤其是，康熙繁忙之际，还能有时间弹琴，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据康熙宠臣高士奇《蓬山密记》载：
康熙癸未三月十六日，臣士奇随驾入都……二十一日，至渊鉴斋，上垂问许久。观四壁图画，转入暖阁，彝鼎古玩、西洋乐器，种种清响……四月十八日召至渊鉴斋，闲谈许久，说及律吕如何，探讨颇得其要。有内造西洋铁丝琴，弦一百廿根，上亲抚普安咒一曲。因云：箜篌，唐宋有之，就已失传，今得其法。令宫人隔帘弹一曲。
铁丝琴，即西方古钢琴。而“普安咒”本为古琴曲，康熙竟然能用钢琴演奏之，不得不让人惊讶。虽然其演奏水平我们已无法得知究竟。不过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音乐的做法，本来自西方传教士，这是一定的。康熙还曾因一些大臣在写诗中提到埙、篪等，却并不了解其乐器为何物，而教育他们。
另外，法国传教士白晋（Bouvet,Joachim 1656—1730），还作为康熙的“钦差”而把康熙的很多事用书信介绍给法皇路易十四，称康熙会演奏不少曲子。这些信即最初让西方人熟悉的《康熙皇帝》（Portrait historique de I′Empereur de la Chine）一书。
关于这些事的细节，以及康熙如何与中西音乐家合作，康熙时期中国与西方乐器制作的程度与规模等，在传教士安文思、南怀仁著之《西方纪要》，或清人赵翼的《瓯北诗钞》等典籍中也有不少记载。而详细阐述这个过程的文献，还有近人陶亚兵之《中西音乐交流史稿》等书，在此不必赘言了。
我想说的是：诚然如此，康熙的耳朵在某种意义上，依然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杂音的、不协调的或无声的。因为音乐似乎并没有改变皇帝之心胸的功能，更不可能改变君权不容冒犯的传统。据《清史稿》云：“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
但真的是这样吗？这些溢美之词，恐怕只能以紫禁城为圆心，以北京为半径来谈罢了。因为整个康雍乾时期，满汉之间的文化冲突从未停止过。以康熙之博学好问，对西方音乐也能潜心学习，但仍不免以文字狱斩戴名世首（《南山集》案），或挖坟掘墓地戮庄廷鑨之尸（《明史辑略》案），其原因不过就是文人写书时，牵涉到了他最敏感的南明三朝历史与年号，而未避清朝帝王之讳。这种大气与小心眼并存的现象，似乎也是中国皇帝的传统。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是最近颇为流行的“自传体史书”。史景迁以第一人称写康熙，虽字数不过14万，但却非常精准而带着诗意地描述了康熙的心境。可惜史景迁在书中，几乎完全没有写康熙的音乐造诣和典故，此殊为遗憾。
史上传说中，汉化后的乾隆与古琴的事很多，乾隆御书堂“无底蕉叶”琴还曾拍卖过天价，且他曾著有《乾隆御题琴谱册》等书。但记载康熙与古琴的事却不太多。有名的如：清代嘉兴琴人金陶，字吾易，康熙年间，曾供奉内廷之“直养心殿鸿胪寺序班”，相当于宋时的琴待诏。但金陶晚年告老还乡了。据说金是在康熙丁亥（1707年）第五次南巡之时，进了一张古琴与一册《奏御琴谱》(谱中包括《太平奏》、《万国来朝》两首琴曲），于是受到过康熙的召见。金陶给皇帝弹奏了《太平奏》《平沙落雁》等曲，于是龙颜大悦。金晚年隐居于西湖，以传琴终世。
但就算康熙用古钢琴“亲抚”过《普安咒》，也未必说明他能用古琴来弹此曲。看起来康熙更喜欢的似乎还是西方音乐。他以游牧民族帝王之秉性，似乎对汉族古琴并不关心。而且，他对西方音乐之喜欢，甚至可以说很“专业”。如法国汉学家，即敦煌学之发端者之一伯希和，便在其著作中，曾记载了康熙有一次听传教士演奏，“传教士有吹竖笛、有奏风琴、有吹巴松者，但并不协调，甫开始，皇上即以手掩耳，厉声曰：罢了！罢了！，诸神父即各回其所属教堂”。（Le Premier voyage de “Amphitrite”）
可见，康熙对一切音不准、或不和谐的愤怒，几乎和对汉族文人们的“思想罪”一样地敏感和不客气。别看他多么博学大度，善于聆听各种“前来觐见我天朝之文化”，但一旦让他有所不快，那他是很不给面子的。
康熙也非常尊重和认可儒家的音乐思想，如他在《庭训格言》中，便提到《尚书•舜典》所谓的“同律度量衡”，即认为音乐与建筑、数学和贸易工具等，都是帝国最重要的且必需统一的东西。而且他还在书中写到：
音律之学，朕尝留心，爰知不制器无以审音，不准今无以考古。音由器发，律自数生。是故不得其数，律无自生。不考以律，音不得正。雅俗固分，而声协则一；器虽代革，而音调则同。故曰：以六律正五音，今之乐由古之乐也……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理同，此音同。
由此亦可见康熙对音乐演奏中音准的认真态度。
但，查小约翰•威尔斯《1688年的全球史》等书，并没有说太多康熙与音乐的事，只是提到了几句“康熙向传教士们学了一些西洋音乐”之类的话。和所有所谓西方汉学家一样，他们主要的笔墨，大都喜欢用在了关于洋人如何不愿下跪，中国人的膝盖观、叩头、科技宫、鸦片、太监、沿海贸易、龙与嫔妃们的性生活、奴才制度、官僚主义或儒家问题上，甚至大片篇幅地去描述康熙与孝庄皇后的关系。大约因为这些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东方学罢。而在法国人阿兰•佩雷亚特关于东印度公司马戛尔尼觐见乾隆之事的《停止的帝国》一书中，倒是写了一段话，让我觉得颇有意思。佩雷菲特说：当马戛尔尼来华时，“一场聋子对话便在继续进行下去：即欧洲扮演了一个滔滔不绝说话的角色，自问自答，而中国则扮演的是一声不吭的哑巴”。其实这种中西聋哑人的对话，早在康熙那时就开始了，如谈什么西方制度等。而且直到今天也依然在继续。写到此处，我忽然想起汉语“聋”之一字，恰恰是由上龙下耳构成的。这似乎意味着中国皇帝总是听不进去很多话的。甚至连当年精通西方音乐的康熙，也不过就是一条听不见文明早已悄然停滞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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