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翻译与母语

北岛：翻译与母语

本文是北岛在8月8日上午在青海湖诗歌节的演讲稿。



翻译与母语


一



本雅明在《翻译的任务》中强调，翻译绝不只是两种僵死语言的简单转化。伟大的翻译注定会变成自己母语发展的一部分。在各种文学形式中，翻译承担着监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和自己语言的生产阵痛的这一特殊使命。从本雅明的这一论点出发，我甚至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就是本国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推论，一个文学翻译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往往自身的文学更丰富更有生命力。





我们是个健忘的民族，这恐怕是导致我们的传统一再中断的原因之一。在中国诗歌翻译史上，我认为有必要提及一位诗人和一套丛书，那就是彭燕郊先生和他主持的外国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第一套大型外国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83年到1992年十年间共出书五十一种。其中有不少书初版后多次重印，有的重印达十次以上，如《拜伦抒情诗七十首》和《雪莱诗选》累计印数都高达四十余万册,《普希金抒情诗选》累计印数也有二十余万册。施蛰存在写给丛书主编杨德豫的信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译诗出版物最少。《诗苑译林》出到现在,发表译诗数量,已超了1919年至1979年所出译诗总和。我相信你们这一项工作，对现今及未来的中国诗人会有很大的影响,颇有利于中国新诗的发展。”至于这套丛书的份量，只要看看译者的阵容和书名就可见一斑了，其中包括《戴望舒译诗集》、《梁宗岱译诗集》、《朱湘译诗集》、《戈宝权译诗选》、《德语六诗人选译》（冯至译）、《德语国家现代诗选》（绿原译）、《英国诗选》（卞之琳译）、《苏格兰诗选》（王佐良译）、《英国十四行诗抄》（屠岸译）、《英国现代诗选》（查良铮译）、《法国七人诗选》（程抱一译）、《法国现代诗选》（罗洛译）、《域外诗抄》（施蛰存译）、《古希腊抒情诗选》（罗念生、水建馥译）、《印度古诗选》（金克木译）、《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飞白译）、《图像与花朵》（陈敬容译）、《纪伯伦：先知，沙与沫》（冰心译）、《美国当代诗选》（郑敏译）等。“诗苑译林”在1992年无疾而终，这不能不说是汉语诗歌翻译的重大损失。


进入九十年代，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的诗歌翻译出现了重大危机。与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穆旦、陈敬容、郑敏这样的老前辈相比，目前的翻译水平是否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大落后了？若真是如此，原因何在？
记得80年代中期我为“诗苑译林”翻译了一本《北欧现代诗选》，作为出版者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有一套很严格的选稿与译校制度。首先要和主持“诗苑译林”丛书的彭燕郊先生协商，提出选题计划，再由懂外文的资深编辑对译本作出评估，提出修改建议，并最后把关。如今，眼见着一本本错误百出、诘曲聱牙的译诗集立在书架上，真让人感到羞愧。
或许与“诗苑译林”有可比性的是另一套丛书——“二十世纪世界诗歌丛书”。这套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诗歌翻译丛书，自本世纪初问世以来接连出版了数十种。而这种财大气粗的“善举”，到底质量如何呢？我是深表怀疑的，虽说其中也包括了不少重要译者及优秀译作。就我所知，首先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没有严格的组稿和编审制度，从译者到选题过于随意，甚至连几乎根本不懂外语的人都滥竽充数。有个四川的译者就是一例。有关他的译文，我曾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错误百出到可笑的地步。而他居然混迹于诗歌翻译界，俨然成了“大腕”，这套丛书中有好几本都是他译的。在我看来，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初衷是好的，但由于制度性的硬伤，不仅构成对诗歌翻译以致对母语的伤害，而且进一步误导在阅读中迷失方向的读者们。


二
让我们回顾一下“翻译文体”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远影响。远的就不说了，自1949年以来，“翻译文体”在汉语中的地位变得异常突出。众所周知，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种以***文体为主导的“官方话语”统治了中国、统治了中国人的思维与表达方式长达几十年，在“文化革命”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平行的则是一种独特的文体——“翻译文体”，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为地下文学提供了文体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翻译文体”的诞生与发展，中国文学走到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1949年以后，很多作家和诗人决定改行，包括当时最重要的青年诗人团体（后称“九叶派”），诸如查良铮（穆旦）、袁可嘉、陈敬容、郑敏等，还有一批被历次运动淘汰出局的作家和诗人，都改行搞文学翻译。他们大多数留过学，有扎实的外文基础和深厚的文化修养。
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成为特殊的避难所。许多作家和诗人借此避开官方话语的干扰，并部分地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望，由此“翻译文体”作为边缘形式得以发展，并在六十年代进入成熟期。这种文体上的成熟尤其体现在“黄皮书”上。这是从1962年至196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专为高干阅读的西方现代文学丛书，共有近百种。这套丛书对汉语的文学翻译具有某种革命性的意义——不仅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现代文学的经典，并在翻译质量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尽管“黄皮书”的发行受到严格限制，但由于“文化革命”造成的混乱，特别是众多高干被打倒以及遍及全国的“抄家”狂潮，使得这些“黄皮书”流落到民间。而始于六十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把处在社会巅峰的“红卫兵”抛到社会最底层。除了切身的社会实践，他们通过阅读与写作，重新思考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而“黄皮书”在“知识青年”中广为流传，成为最抢手的热门书之一。它不仅为处于地下状态的青年诗人与作家打开广阔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官方话语的成熟的汉语文体。可以说，如果没有“翻译文体”提供的文体基础，也就没有真正的地下文学，而正是地下文学经过漫长的潜伏期，在七十年代末浮出地表，长成树林。

三

或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戴望舒译的《洛尔迦诗抄》。这是戴望舒在三十年代去西班牙旅行的结果。他到处听到人们在吟诵洛尔迦的诗歌，于是下决心学西班牙文并着手翻译，把译文陆续寄回中国，在一份文学刊物上发表。1955年戴望舒因病去世，由他的好友施蛰存先生整理，《洛尔迦诗抄》于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了“文化革命”，《洛尔迦诗抄》偶然经过我们手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很多地下诗人都受到戴望舒的洛尔迦的影响。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这代人几乎没有受到戴望舒的影响，而是受到他的翻译的影响。其实在戴望舒的翻译中，洛尔迦只占一小部分，但只有他译的洛尔迦最好，甚至很多年后众多译本出现，都无法跟他相比。
这里还涉及到可译性的问题。我们发现，一个译者并不是什么诗都能翻好。这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诗歌自身生命力的问题，好的诗就是经得起不断翻译的，好像转世投胎一样，那是生命的延长。第二是译者与诗作的缘分。比如，洛尔迦与戴望舒就有一种特殊的缘分，并通过戴望舒在中文世界中复活了。
我以前说过，文学翻译处在母语与外语的边界上。而我如今重新调整了“定位系统”——在我看来，文学翻译处在母语的边界之内，它就是母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