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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品怎样领导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
丁芷诺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问世五十余年，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肯定，但对外界来说，其中存在一些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例如：
是谁先有要创作“梁祝”的想法？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究竟是谁的创意？
何占豪和陈钢这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是怎么聚到一起进行创作的？
当时所提倡的“三结合（领导，专家，群众）”是否只是1958年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今后再不可能产生了？
正因为这些问题未得到解答，由此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现象。例如：
论作曲技术，当时的何占豪显然不如陈钢，因此有人就在节目单上把陈钢的名字放到了何占豪的前面, 有时索性只写陈钢一人名字.
也有人说，陈钢当时才是个学生，这之前从未写过大型作品，这其中肯定是指导老师丁善德教授的作用。因此，有丁的学生强烈要求署上丁善德的名字，并认为应排名在第一位。
更有人在别人的鼓动下，越想自己越伟大，就把“梁祝”的成功总结为某人的作用是“民族化”，某人的作用是“国际化”，等等。
我作为“梁祝”整个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之一，想在刘品逝世三周年之际，对当年的历史情景，以及刘品在“梁祝”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做一简要回顾。
是谁先有了要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想法？——是刘品。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品和他当时的同学朱迪、陈稼华、王蔼林等一起，经常讨论怎样用西洋乐器演奏出中国的民族音乐。这可能因为他们都是来自部队的进修生, 思想比较成熟, 对***在延安时期对文艺工作的教导印象较深：“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在1958年春，刘品作为上音管弦系党支部书记，便开始了小提琴民族化的实践，一步又一步地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为使全系师生从思想上提高对民族化的认识，刘品领导的党支部用了三天时间，在系里展开了“要不要民族化”的大辩论。针对当时的许多观点，如：“马思聪的作品已经民族化了，还用得着我们吗？”；“手指在琴弦上滑来滑去，把琴的把位都搞乱了”；“我们是拉琴的，作曲是作曲系的事情”……；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最后全系思想统一到”虽然马思聪先生用民歌写了不少小提琴作品,但还需要更多让群众听得懂的好作品,”“管弦系的青年学生也应该学习俄罗斯民族乐派，创造出中国的小提琴民族乐派”。这是思想酝酿的阶段。
第二，为在组织上落实民族化的工作，确定以何占豪为骨干，加上几位从附中升上来的丁芷诺、沈西蒂、张欣、朱英等同学，成立了管弦系“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做了具体分工，何、丁负责创作，张、朱负责收集资料作理论探讨，沈西蒂以及随后参加小组的俞丽拿,沈榕负责新作品演奏。由于刘品考虑到民族化作为实验，有可能失败，为了保护人才，起先没有让俞丽拿等参加。
第三，组织管弦系学生自己动手创作、改编乐曲。在实验小组的带动下，同学们自己编写，自己演奏，创造出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如：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梆子风》、小提琴齐奏《四季调》、《山区公路通了车》、弦乐四重奏《小梁祝》小乐队《江南好》、等等。由于新作品不断涌现，系里经常举行新作品音乐会。在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业余作曲家，如阿克俭、屠巴海、谭蜜子、梁寿祺等。
第四，1958年十月中旬，院领导将不同专业的学生，混合编成六个团队，分别到六个不同的省进行“六边”（边劳动，边宣传，边采风，边创作，边演出，边学习）活动。管弦系实验小组成员与声乐系部分学生，还有作曲系的陈钢等，组成了“浙江队”。在开往温州的船上，实验小组讨论落实“六边”中的创作计划时，提出要创作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向明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先设想了“大炼钢铁”和“全民皆兵”两个题材，何占豪又增加了“梁祝”。三个题材上报院领导后，大家随即投入了劳动、学习、宣传等紧张的生活中，暂时忘记了创作的事。直到刘品乘船赶到温州，才知道院领导已选定“梁祝”这个题材。当何占豪觉得自己没有学过作曲，无法创作这样大型作品的时候，刘品花了一个晚上，边听何哼唱越剧的各种唱腔，边给何打气，鼓励他说：你们一定能搞出来。这促使何占豪下了决心，一定要写好“梁祝”。由于过于投入，以至演出时打鼓都忘记了。
第五，“六边”活动结束，何占豪带着他和我两人写成的“梁祝”初稿给刘品看。刘品以较高的艺术眼光和对创作这部大型乐曲的责任感，认为这个初稿“不行”。他对我说：看来真要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还得要争取专家的帮助。你回去对你父亲（丁善德）说说，请他来指导“梁祝”的创作，并请他说服他的学生陈钢也参加(我们曾邀请过陈钢,但他因要写毕业作品没同意)。刘品这一关键性的意见得到了党委书记孟波和我父亲的支持。从此“梁祝”就在我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进入了后期创作的阶段。我父亲每周给何占豪、陈钢上课，对“梁祝”的创作做具体指导，如“是否采用奏鸣曲式”、“是用单乐章还是用多乐章”、“‘梁祝’的故事情节如何与西洋曲式统一”等等，都是在我父亲把关下敲定的。党委书记孟波,也十分关心”梁祝”的创作.指出"投坟化蝶"不应说成是封建迷信,而是代表了人民美好理想的浪漫主义.
第六，当“梁祝”创作已基本定稿时，刘品让管弦系小提琴教研组，组织几乎所有学习小提琴专业的学生，都以“梁祝”作为专业课内容进行练习。在此基础上，很快就确定了俞丽拿和沈榕重点准备，担任正式演出的独奏者。正式选拔的时候，她俩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轮流反复演奏。除本系师生外，还欢迎全院师生共同聆听、比较、各抒己见，使她们的演奏逐渐完善。当时台上台下，人们专注、沉醉于她们俩精心演奏的每一个细节，那气氛如同节日般的热烈。与此同时，刘品又请小提琴教师赵志华、陈又新，在实验小组对演奏“梁祝”的一些特殊技法探索的基础上写成理论文章加以总结。
当时，“梁祝”的排练已成为整个管弦系师生共同的兴奋点，每个人都为自己能在“梁祝”诞生的过程中出一份力量而感到光荣。例如赵志华在“惜别”那一段中就加上了动人的一句。各声部排练中，对配器、弓法、力度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也在陈钢因遗失了总谱后参与了“小快板”那一段的配器。
这就是作为系党支部书记的刘品，在“梁祝”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把发展民族化事业的先进思想，转化为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过程，是一个艺术团队的创作过程，而刘品就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今天回过头来想想：
如果没有刘品具体的组织和推动，还会有实验小组及其一系列创作成果吗？
在何占豪当初没有信心时，如果没有刘品的竭力引导和鼓励，何占豪和我会投入“梁祝”的创作吗？
如果没有刘品及时争取专家的指导，调整从单纯的业余创作，到业余和专业的结合，还会有今天的“梁祝”吗？
纵观国内外大型的艺术创作，大都是以团队完成的。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制作，日本名导演黑泽明的团队制作，无一不是如此。毫无疑问，“梁祝”就是一次成功的团队创作实践。只是成功后的刘品“躲”了起来，以至我们至今找不到一张刘品和“梁祝”有关的照片，也找不到一篇论述他对“梁祝”贡献的文章。这固然是他一生视个人名利如浮云，不屑于向人们张扬自己曾做过些什么。然而作为他的同时代人，曾在他的领导下，为小提琴民族化事业共同贡献宝贵青春的我们，有责任向所有珍爱“梁祝”的音乐爱好者，还原“梁祝”创作过程的历史真相，不应该任由一些奇谈怪论蒙蔽他们。否则对于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就太不公平了。
丁芷诺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问世五十余年，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肯定，但对外界来说，其中存在一些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例如：
是谁先有要创作“梁祝”的想法？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究竟是谁的创意？
何占豪和陈钢这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是怎么聚到一起进行创作的？
当时所提倡的“三结合（领导，专家，群众）”是否只是1958年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今后再不可能产生了？
正因为这些问题未得到解答，由此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现象。例如：
论作曲技术，当时的何占豪显然不如陈钢，因此有人就在节目单上把陈钢的名字放到了何占豪的前面, 有时索性只写陈钢一人名字.
也有人说，陈钢当时才是个学生，这之前从未写过大型作品，这其中肯定是指导老师丁善德教授的作用。因此，有丁的学生强烈要求署上丁善德的名字，并认为应排名在第一位。
更有人在别人的鼓动下，越想自己越伟大，就把“梁祝”的成功总结为某人的作用是“民族化”，某人的作用是“国际化”，等等。
我作为“梁祝”整个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之一，想在刘品逝世三周年之际，对当年的历史情景，以及刘品在“梁祝”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做一简要回顾。
是谁先有了要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想法？——是刘品。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品和他当时的同学朱迪、陈稼华、王蔼林等一起，经常讨论怎样用西洋乐器演奏出中国的民族音乐。这可能因为他们都是来自部队的进修生, 思想比较成熟, 对***在延安时期对文艺工作的教导印象较深：“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在1958年春，刘品作为上音管弦系党支部书记，便开始了小提琴民族化的实践，一步又一步地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为使全系师生从思想上提高对民族化的认识，刘品领导的党支部用了三天时间，在系里展开了“要不要民族化”的大辩论。针对当时的许多观点，如：“马思聪的作品已经民族化了，还用得着我们吗？”；“手指在琴弦上滑来滑去，把琴的把位都搞乱了”；“我们是拉琴的，作曲是作曲系的事情”……；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最后全系思想统一到”虽然马思聪先生用民歌写了不少小提琴作品,但还需要更多让群众听得懂的好作品,”“管弦系的青年学生也应该学习俄罗斯民族乐派，创造出中国的小提琴民族乐派”。这是思想酝酿的阶段。
第二，为在组织上落实民族化的工作，确定以何占豪为骨干，加上几位从附中升上来的丁芷诺、沈西蒂、张欣、朱英等同学，成立了管弦系“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做了具体分工，何、丁负责创作，张、朱负责收集资料作理论探讨，沈西蒂以及随后参加小组的俞丽拿,沈榕负责新作品演奏。由于刘品考虑到民族化作为实验，有可能失败，为了保护人才，起先没有让俞丽拿等参加。
第三，组织管弦系学生自己动手创作、改编乐曲。在实验小组的带动下，同学们自己编写，自己演奏，创造出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如：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梆子风》、小提琴齐奏《四季调》、《山区公路通了车》、弦乐四重奏《小梁祝》小乐队《江南好》、等等。由于新作品不断涌现，系里经常举行新作品音乐会。在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业余作曲家，如阿克俭、屠巴海、谭蜜子、梁寿祺等。
第四，1958年十月中旬，院领导将不同专业的学生，混合编成六个团队，分别到六个不同的省进行“六边”（边劳动，边宣传，边采风，边创作，边演出，边学习）活动。管弦系实验小组成员与声乐系部分学生，还有作曲系的陈钢等，组成了“浙江队”。在开往温州的船上，实验小组讨论落实“六边”中的创作计划时，提出要创作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向明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先设想了“大炼钢铁”和“全民皆兵”两个题材，何占豪又增加了“梁祝”。三个题材上报院领导后，大家随即投入了劳动、学习、宣传等紧张的生活中，暂时忘记了创作的事。直到刘品乘船赶到温州，才知道院领导已选定“梁祝”这个题材。当何占豪觉得自己没有学过作曲，无法创作这样大型作品的时候，刘品花了一个晚上，边听何哼唱越剧的各种唱腔，边给何打气，鼓励他说：你们一定能搞出来。这促使何占豪下了决心，一定要写好“梁祝”。由于过于投入，以至演出时打鼓都忘记了。
第五，“六边”活动结束，何占豪带着他和我两人写成的“梁祝”初稿给刘品看。刘品以较高的艺术眼光和对创作这部大型乐曲的责任感，认为这个初稿“不行”。他对我说：看来真要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还得要争取专家的帮助。你回去对你父亲（丁善德）说说，请他来指导“梁祝”的创作，并请他说服他的学生陈钢也参加(我们曾邀请过陈钢,但他因要写毕业作品没同意)。刘品这一关键性的意见得到了党委书记孟波和我父亲的支持。从此“梁祝”就在我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进入了后期创作的阶段。我父亲每周给何占豪、陈钢上课，对“梁祝”的创作做具体指导，如“是否采用奏鸣曲式”、“是用单乐章还是用多乐章”、“‘梁祝’的故事情节如何与西洋曲式统一”等等，都是在我父亲把关下敲定的。党委书记孟波,也十分关心”梁祝”的创作.指出"投坟化蝶"不应说成是封建迷信,而是代表了人民美好理想的浪漫主义.
第六，当“梁祝”创作已基本定稿时，刘品让管弦系小提琴教研组，组织几乎所有学习小提琴专业的学生，都以“梁祝”作为专业课内容进行练习。在此基础上，很快就确定了俞丽拿和沈榕重点准备，担任正式演出的独奏者。正式选拔的时候，她俩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轮流反复演奏。除本系师生外，还欢迎全院师生共同聆听、比较、各抒己见，使她们的演奏逐渐完善。当时台上台下，人们专注、沉醉于她们俩精心演奏的每一个细节，那气氛如同节日般的热烈。与此同时，刘品又请小提琴教师赵志华、陈又新，在实验小组对演奏“梁祝”的一些特殊技法探索的基础上写成理论文章加以总结。
当时，“梁祝”的排练已成为整个管弦系师生共同的兴奋点，每个人都为自己能在“梁祝”诞生的过程中出一份力量而感到光荣。例如赵志华在“惜别”那一段中就加上了动人的一句。各声部排练中，对配器、弓法、力度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也在陈钢因遗失了总谱后参与了“小快板”那一段的配器。
这就是作为系党支部书记的刘品，在“梁祝”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把发展民族化事业的先进思想，转化为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过程，是一个艺术团队的创作过程，而刘品就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今天回过头来想想：
如果没有刘品具体的组织和推动，还会有实验小组及其一系列创作成果吗？
在何占豪当初没有信心时，如果没有刘品的竭力引导和鼓励，何占豪和我会投入“梁祝”的创作吗？
如果没有刘品及时争取专家的指导，调整从单纯的业余创作，到业余和专业的结合，还会有今天的“梁祝”吗？
纵观国内外大型的艺术创作，大都是以团队完成的。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制作，日本名导演黑泽明的团队制作，无一不是如此。毫无疑问，“梁祝”就是一次成功的团队创作实践。只是成功后的刘品“躲”了起来，以至我们至今找不到一张刘品和“梁祝”有关的照片，也找不到一篇论述他对“梁祝”贡献的文章。这固然是他一生视个人名利如浮云，不屑于向人们张扬自己曾做过些什么。然而作为他的同时代人，曾在他的领导下，为小提琴民族化事业共同贡献宝贵青春的我们，有责任向所有珍爱“梁祝”的音乐爱好者，还原“梁祝”创作过程的历史真相，不应该任由一些奇谈怪论蒙蔽他们。否则对于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就太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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