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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上午，接到高华老师西归的消息，我正在主持一个座谈会，猝不及防，竟然一时有些恍惚！无论怎样凝神，说话都有些颠三倒四。会议结束后，有朋友问我，怎么如此不着调。我说，我有个好朋友去世了。谁？他问。“高华，说了你也不知道，不是你们财经圈的人。”我有些不耐烦的说。“写‘红太阳’的那个高华？真的吗？”朋友的惋惜之情立刻溢于言表。接着，手机里就接到好几个短信，都是表示对高华去世的哀思之情。回到家看到邮件，远在美国的李大兴兄来信说：“圣诞宴饮归来，打开电脑，惊闻高华先生逝世，不禁叹息。虽素昧平生，然拜读其著作，实为文革后史学界翘楚。知兄是高华先生好友，谨草一挽联，略表哀思。公独射日，九州几人传董狐笔；天不永年，四海万众悲太史才。”
给我发送手机短信的朋友，同大兴兄一样，都是和高华素昧平生的，且大多并不是历史学界的学者，但他们都因为读过高华的书而成为他的“粉丝”。当今学界，能得此殊荣者几何？唯高华老师！
我与高华的初次“相识”，也是因为读到他的“红太阳”一书感到震撼才与他联系的。在我与他数年的交往中，尽管不论在交谈中还是在邮件中他常说我和他是“好朋友”，但我从来不敢往这方面靠 ——就年龄来说，他是我的兄长；就学问来说，他是我“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导师，称呼他为“高华老师”已成为习惯。
高华去世两天来，微博和朋友电话都说，我这么快就写出来一篇悼念他的文章，真是太应该了。我知道他们说的《一本书的高华》。其实，这篇文章是今年年初发表的，不是我这两天写的。只不过是因为高华的猝然去世而被一些网站置顶的，被微博上的朋友转发的。事实上，两天以来，我几次坐在电脑面前，几次都是写不下一个字。有报纸记者电话采访我，我也谢绝说，我的心情实在太沉重，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你去看一下《一本书的高华》吧。
高华病后，我一直不知道该为他做点什么，只有在邮件中表达自己的关切之情。可是，现在把往来邮件再看一遍，发现我的问候也少得可怜，高华谈自己的病情次数也不多，多数是谈事，或者他给我的书单我给他找书；或者他在北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办 —— 轻松得好像他不是一个病人。但是，我想为他做点什么的念头一直有。我知道，对于这样乐观的人来说，常人之间的问候，实在不适用，关注他的学术研究倒可以给他在病中带来一点慰藉。
高华在上海治疗期间，我的朋友金大陆兄数次去看他，每次回来都打电话给我。有一次，大陆兄对我说，他要带人对高华进行学术访谈。我认为这个做法非常好，一方面可以把高华深邃的学术思考整理发表，另一方面可以给病中的他一点关怀。在给高华的邮件中我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高华在回信中允诺接受访谈。高华的《革命年代》出版以后，我写过两篇书评予以推荐介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把书评传给他并写信说：“好久没有和您联系了。但你的一切情况基本都了解。前次大陆兄来电话，说在对你进行学术访谈。我很赞赏，并热切地说，一旦访谈稿出来，交给我，我立刻发表。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不是催，而是想为你能做点什么的心情。”我还说：“花了10天的时间，读了你的《革命年代》，有些当然理解不透，但感慨是很多的。写了一篇书评，刊于今天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书评’栏。呈上，若有暇可一阅。想前年你来京时种种，心情倍感黯然。保重！”
信中所言“想前年你来京时种种，心情倍感黯然”，也是一种心情的表达。2007年11月29日，高华和夫人一起到北京来，我和他交谈甚多。尽管从精神状态来看，他看上去不错，但言谈之间，我能体会到一丝丝沉重。我问他到北京有什么安排，他说想见见老朋友。我当即说，要见谁我通知，当司机，安排饭局。我当时心里就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这次给他邮件说到这句话，是在得知他病情几次反复之后。我当然乞求他能病愈，但他的病几次反复的情况的确让我“倍感黯然”。不论是赞成大陆兄对他进行访谈，还是我自己写书评，都是为了让他不“黯然”，是一种表达方式。
具体到年初写《一本书的高华》一文，初衷也是如此。2010年12月中旬，《看历史》杂志在四川大邑举行一个大型活动。曾多次采访高华的杜兴邀我参加，我就问他，高华是这次活动的评委，他能来吗？他说，他想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会来的。可是，到了大邑后才知道，高华还是来不了。他病情反复，正在住院，无法赴会。我和熊景明还专门谈到高华的病情。会议开始之前，景明在主持会议时建议，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不能到现场的高华教授表达敬意，表达希望他康复的愿望。景明还补充了两点：1、高华病情稳定；2、“红太阳”一书即将出版简体字。
回到北京后，我给大陆通电话，得知高华的病情不能说是稳定，至少是时好时坏，心情就更加不好。为他做点什么吧，我对自己说。《一本书的高华》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文章发表后，我本想等到见到纸版后给高华寄送两本，然后给萧公秦教授打个电话——里面引用了他的一封信，总要表示谢意，但我还未见到纸版杂志，网络上已在快速传播。萧公秦看到后随手转给了高华。因为文中我把景明说的“红太阳”一书将出简体字版，误认为是要在大陆出版了，高华即给景明邮件，询问缘由。景明将邮件转给我，我才知道，高华已经通过萧公秦的转发看到了这篇文章，也知道自己是搞错了。我马上先给萧公秦电话，说明引用他这封信还未来得及向他报告一声。萧教授说：“没有问题，你为高华兄作了件好事，对于病中的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支持”。他还说：“我当时写这封信也是被感情所激动，能由你的文章予以传播，我很高兴，也很感谢。”大家心情是一致的。
接着，我给高华邮件，说明差错的出现是我误解的原因。高华回复说：“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谢谢您的关心和支持！前几天香港一电视工作者打电话告诉我说您写了这篇文章，也夸你写得好。我的看法和景明一样，为避免误会，还烦您以适当的方式更证或说明一下，是中大出版社计划要出简体字版，而不是在大陆出版。”高华重视这一差错，一方面是他的严谨，另一方面，微博上也的确引起了热议——朋友们都希望这是个真实的消息。
从高华的邮件中看，他颇理解我写作的初衷。高华去世后，我与他的夫人刘大姐通电话，刘大姐还特意跟我说到这篇文章，说给病中的高华很大的安慰。我听到这一点，竟然忍不住哽咽！
高华老师，尽管从你住院后我就一直关注你的病情，但直到现在我也无法承认你已经离开这个事实。因为不承认，要写出深切怀念你的文章来非常难。只能先以这篇小文表达一点哀思：高华老师，你走好！
给我发送手机短信的朋友，同大兴兄一样，都是和高华素昧平生的，且大多并不是历史学界的学者，但他们都因为读过高华的书而成为他的“粉丝”。当今学界，能得此殊荣者几何？唯高华老师！
我与高华的初次“相识”，也是因为读到他的“红太阳”一书感到震撼才与他联系的。在我与他数年的交往中，尽管不论在交谈中还是在邮件中他常说我和他是“好朋友”，但我从来不敢往这方面靠 ——就年龄来说，他是我的兄长；就学问来说，他是我“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导师，称呼他为“高华老师”已成为习惯。
高华去世两天来，微博和朋友电话都说，我这么快就写出来一篇悼念他的文章，真是太应该了。我知道他们说的《一本书的高华》。其实，这篇文章是今年年初发表的，不是我这两天写的。只不过是因为高华的猝然去世而被一些网站置顶的，被微博上的朋友转发的。事实上，两天以来，我几次坐在电脑面前，几次都是写不下一个字。有报纸记者电话采访我，我也谢绝说，我的心情实在太沉重，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你去看一下《一本书的高华》吧。
高华病后，我一直不知道该为他做点什么，只有在邮件中表达自己的关切之情。可是，现在把往来邮件再看一遍，发现我的问候也少得可怜，高华谈自己的病情次数也不多，多数是谈事，或者他给我的书单我给他找书；或者他在北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办 —— 轻松得好像他不是一个病人。但是，我想为他做点什么的念头一直有。我知道，对于这样乐观的人来说，常人之间的问候，实在不适用，关注他的学术研究倒可以给他在病中带来一点慰藉。
高华在上海治疗期间，我的朋友金大陆兄数次去看他，每次回来都打电话给我。有一次，大陆兄对我说，他要带人对高华进行学术访谈。我认为这个做法非常好，一方面可以把高华深邃的学术思考整理发表，另一方面可以给病中的他一点关怀。在给高华的邮件中我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高华在回信中允诺接受访谈。高华的《革命年代》出版以后，我写过两篇书评予以推荐介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把书评传给他并写信说：“好久没有和您联系了。但你的一切情况基本都了解。前次大陆兄来电话，说在对你进行学术访谈。我很赞赏，并热切地说，一旦访谈稿出来，交给我，我立刻发表。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不是催，而是想为你能做点什么的心情。”我还说：“花了10天的时间，读了你的《革命年代》，有些当然理解不透，但感慨是很多的。写了一篇书评，刊于今天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书评’栏。呈上，若有暇可一阅。想前年你来京时种种，心情倍感黯然。保重！”
信中所言“想前年你来京时种种，心情倍感黯然”，也是一种心情的表达。2007年11月29日，高华和夫人一起到北京来，我和他交谈甚多。尽管从精神状态来看，他看上去不错，但言谈之间，我能体会到一丝丝沉重。我问他到北京有什么安排，他说想见见老朋友。我当即说，要见谁我通知，当司机，安排饭局。我当时心里就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这次给他邮件说到这句话，是在得知他病情几次反复之后。我当然乞求他能病愈，但他的病几次反复的情况的确让我“倍感黯然”。不论是赞成大陆兄对他进行访谈，还是我自己写书评，都是为了让他不“黯然”，是一种表达方式。
具体到年初写《一本书的高华》一文，初衷也是如此。2010年12月中旬，《看历史》杂志在四川大邑举行一个大型活动。曾多次采访高华的杜兴邀我参加，我就问他，高华是这次活动的评委，他能来吗？他说，他想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会来的。可是，到了大邑后才知道，高华还是来不了。他病情反复，正在住院，无法赴会。我和熊景明还专门谈到高华的病情。会议开始之前，景明在主持会议时建议，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不能到现场的高华教授表达敬意，表达希望他康复的愿望。景明还补充了两点：1、高华病情稳定；2、“红太阳”一书即将出版简体字。
回到北京后，我给大陆通电话，得知高华的病情不能说是稳定，至少是时好时坏，心情就更加不好。为他做点什么吧，我对自己说。《一本书的高华》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文章发表后，我本想等到见到纸版后给高华寄送两本，然后给萧公秦教授打个电话——里面引用了他的一封信，总要表示谢意，但我还未见到纸版杂志，网络上已在快速传播。萧公秦看到后随手转给了高华。因为文中我把景明说的“红太阳”一书将出简体字版，误认为是要在大陆出版了，高华即给景明邮件，询问缘由。景明将邮件转给我，我才知道，高华已经通过萧公秦的转发看到了这篇文章，也知道自己是搞错了。我马上先给萧公秦电话，说明引用他这封信还未来得及向他报告一声。萧教授说：“没有问题，你为高华兄作了件好事，对于病中的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支持”。他还说：“我当时写这封信也是被感情所激动，能由你的文章予以传播，我很高兴，也很感谢。”大家心情是一致的。
接着，我给高华邮件，说明差错的出现是我误解的原因。高华回复说：“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谢谢您的关心和支持！前几天香港一电视工作者打电话告诉我说您写了这篇文章，也夸你写得好。我的看法和景明一样，为避免误会，还烦您以适当的方式更证或说明一下，是中大出版社计划要出简体字版，而不是在大陆出版。”高华重视这一差错，一方面是他的严谨，另一方面，微博上也的确引起了热议——朋友们都希望这是个真实的消息。
从高华的邮件中看，他颇理解我写作的初衷。高华去世后，我与他的夫人刘大姐通电话，刘大姐还特意跟我说到这篇文章，说给病中的高华很大的安慰。我听到这一点，竟然忍不住哽咽！
高华老师，尽管从你住院后我就一直关注你的病情，但直到现在我也无法承认你已经离开这个事实。因为不承认，要写出深切怀念你的文章来非常难。只能先以这篇小文表达一点哀思：高华老师，你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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