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此次缘分(讨论此电影),我有了短暂又被打断的观影经历。其实也可说明此电影之魅力全无了。
《金陵》改编于严歌苓之同名小说(同时严氏亦是电影剧本改编者之一),为与之对照,我引入哈金同题材的小说《南京安魂曲》。
读后、观后的初步感受(或者说是直觉、第一感)是从叙事上说,哈金小说要好于严氏原书,严氏原书又要好于电影(此片可名之为粗制滥造之国产山寨大片)。
三者处理的都是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也都是选取一个小的角度来叙述,也都是教会学校,甚至一些素材都很相似或相同。但有如此不同:
在主题上,哈金着墨于一位教会学校校长之发疯,她从一位聪明、理智、富于崇高气质之人,经南京一劫,而至崩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缓慢的,经由一个个微小事件,甚至致使其疯狂的事件(送妓女给日军,此素材与另二者相同)于发生之时,亦并非大事(于彼时种种形势而言),但事后却影响巨大,而成为击破其理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其悲剧感不言而喻。因对这一主题层层细致之描写,哈金此小说也就超然于一般小说之上,而获得了“真正的文学”之意义。(“真正的文学”此语歧义,但这是一种感觉之描绘。或者说,因这一主题的成功展开与剖析,哈金小说获得和充溢着一种崇高的气息。)严氏小说语言较生动,但叙事不够绵密,譬如妓女之所以愿意替代学生,其心理线索,便语焉不详,而此点其实兹关重大,小说之意义便有可能从此生发。因此小说之中心全在“妓女替代学生”这一事件,层层叙事、线索、述说全建立在这一点上,但严氏偏偏忽略或略写这一过程,因而使其小说成为传奇故事,只是一段兵荒马乱时的“商女”故事,犹如秦淮风月史上的那些传奇。当然其叙事之粗疏并非仅仅此处,但此处为最重要之一点。至电影,则更等而下之,传奇故事一变为俗艳的主旋律大片,电影于严氏原书改动亦大,譬如将教堂变为无主之地,犹如民国传奇之上海滩,故事变为荡子与妓女之相逢。但问题至少有二:一为荡子之转变:首在柜中藏匿时着神父之袍,而护女学生。次为因妓语,剃去乱须,此二者均有象征之意味,前者为获身份,身份改变人性,虽是仓促之举,亦是善恶于一念之间。后者可谓身体之改造,而获得纯洁之意味,终于荡子变为圣人。虽则如此,但其交代、叙事犹嫌不足,故虽可勉强释之,但终无基础也。二为妓女之转变,即替代学生,编剧为此一转变亦埋下基础,但感觉甚为勉强,或较为拙劣,如因妓之占地窖,致使学生受一劫。此情景本可不发生,但为荡子之转变设境也。后之转变,先为学生寻死为机,但并不构成妥善之理由,如妓大多为应机之语,即使如此,学生又何以坐而视之。因而继续有地窖下的讨论,七嘴八舌,甚难为也,上车时又安排一妓反悔,种种解释,俱为此转变寻找理由也(严氏原书则未交代),但均属东补西缝,不见其合,反见其劣也。
严氏原书尚有可爱处,如陈乔治之混沌、士兵、妓女之放荡等,亦见人性之真实。然电影则一改之,皆变为正面形象,连汉奸亦是。而日军则皆为反面形象,脸谱过甚,亦简化也。唯一含泪之军官(长谷川)(哈金、严亦写之),并未见其复杂之人性,反而更显其可恶。如军官欣赏学生之唱诗,本为复杂之处,于影片却成为帮凶。此乃处理之粗疏也。
电影或无甚优点可道,特技亦是大片久已玩过,徒存各种俗艳以诱人耳目也。如现今之各种改编革命主旋律电视剧。或者说,以张艺谋之基础,至《红高粱》、《秋菊》、《活着》等剧已是其果,几不可能再翻一层也。
哈金小说又有小说之叙述者,为小说之副线,其人抗日,但其子因日本家庭而成汉奸,终于战死。其隐忍、其悲剧亦在耳目。非严氏之书与张氏电影所能比也。
120111
(为某次讨论会所拟)
《金陵》改编于严歌苓之同名小说(同时严氏亦是电影剧本改编者之一),为与之对照,我引入哈金同题材的小说《南京安魂曲》。
读后、观后的初步感受(或者说是直觉、第一感)是从叙事上说,哈金小说要好于严氏原书,严氏原书又要好于电影(此片可名之为粗制滥造之国产山寨大片)。
三者处理的都是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也都是选取一个小的角度来叙述,也都是教会学校,甚至一些素材都很相似或相同。但有如此不同:
在主题上,哈金着墨于一位教会学校校长之发疯,她从一位聪明、理智、富于崇高气质之人,经南京一劫,而至崩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缓慢的,经由一个个微小事件,甚至致使其疯狂的事件(送妓女给日军,此素材与另二者相同)于发生之时,亦并非大事(于彼时种种形势而言),但事后却影响巨大,而成为击破其理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其悲剧感不言而喻。因对这一主题层层细致之描写,哈金此小说也就超然于一般小说之上,而获得了“真正的文学”之意义。(“真正的文学”此语歧义,但这是一种感觉之描绘。或者说,因这一主题的成功展开与剖析,哈金小说获得和充溢着一种崇高的气息。)严氏小说语言较生动,但叙事不够绵密,譬如妓女之所以愿意替代学生,其心理线索,便语焉不详,而此点其实兹关重大,小说之意义便有可能从此生发。因此小说之中心全在“妓女替代学生”这一事件,层层叙事、线索、述说全建立在这一点上,但严氏偏偏忽略或略写这一过程,因而使其小说成为传奇故事,只是一段兵荒马乱时的“商女”故事,犹如秦淮风月史上的那些传奇。当然其叙事之粗疏并非仅仅此处,但此处为最重要之一点。至电影,则更等而下之,传奇故事一变为俗艳的主旋律大片,电影于严氏原书改动亦大,譬如将教堂变为无主之地,犹如民国传奇之上海滩,故事变为荡子与妓女之相逢。但问题至少有二:一为荡子之转变:首在柜中藏匿时着神父之袍,而护女学生。次为因妓语,剃去乱须,此二者均有象征之意味,前者为获身份,身份改变人性,虽是仓促之举,亦是善恶于一念之间。后者可谓身体之改造,而获得纯洁之意味,终于荡子变为圣人。虽则如此,但其交代、叙事犹嫌不足,故虽可勉强释之,但终无基础也。二为妓女之转变,即替代学生,编剧为此一转变亦埋下基础,但感觉甚为勉强,或较为拙劣,如因妓之占地窖,致使学生受一劫。此情景本可不发生,但为荡子之转变设境也。后之转变,先为学生寻死为机,但并不构成妥善之理由,如妓大多为应机之语,即使如此,学生又何以坐而视之。因而继续有地窖下的讨论,七嘴八舌,甚难为也,上车时又安排一妓反悔,种种解释,俱为此转变寻找理由也(严氏原书则未交代),但均属东补西缝,不见其合,反见其劣也。
严氏原书尚有可爱处,如陈乔治之混沌、士兵、妓女之放荡等,亦见人性之真实。然电影则一改之,皆变为正面形象,连汉奸亦是。而日军则皆为反面形象,脸谱过甚,亦简化也。唯一含泪之军官(长谷川)(哈金、严亦写之),并未见其复杂之人性,反而更显其可恶。如军官欣赏学生之唱诗,本为复杂之处,于影片却成为帮凶。此乃处理之粗疏也。
电影或无甚优点可道,特技亦是大片久已玩过,徒存各种俗艳以诱人耳目也。如现今之各种改编革命主旋律电视剧。或者说,以张艺谋之基础,至《红高粱》、《秋菊》、《活着》等剧已是其果,几不可能再翻一层也。
哈金小说又有小说之叙述者,为小说之副线,其人抗日,但其子因日本家庭而成汉奸,终于战死。其隐忍、其悲剧亦在耳目。非严氏之书与张氏电影所能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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