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鸣鹤考

由商略 2012-02-15,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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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鸣鹤考

由商略 2012-02-15, 16:57

虞鸣鹤考

虞从道及子虞当，见于近代出土的《唐虞从道碑》。虞鸣鹤及父虞当，又见于唐柳宗元《虞鸣鹤诔》及《先君石表阴友先记》。明清余、慈两县方志虽然对虞鸣鹤多有涉及，但皆采自柳文，难以足信。

一、虞鸣鹤非虞世南之后

近代书家朱关田在《唐代书法家年谱》中这样认为：“简州刺史虞逊，盖世基之子世南之侄即上谱隋符玺郎熙、宣义郎柔、晦之孙，是与虞沔州别一人。《姓纂》所记‘孙逊’，乃对虞荔而言。郁贤皓、陶敏《元和姓纂整理记》据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虞鸣鹤诔》而定虞沔州为虞当，甚是。上引《姓纂》‘孙逊，郎中，历沔州刺史’。郎中下必有脱漏。其‘历沔州刺史’者，乃为虞当。以年代推之，三十年一代，盖为逊之孙也。虞当有子名九皋，字鸣鹤，先父而亡。杜甫《赠虞十五司马》有‘远师虞秘监，今喜识元孙’云，虞十五司马时代相近，或即其人。”（江苏教育出版社，第49页。）

朱氏此说颇多谬误：一是认为虞逊为“上谱隋符玺郎熙、宣义郎柔、晦之孙”，今据《唐虞逊碑》，可知虞逊实为虞世基之孙，虞熙之子；二是认为“《姓纂》所记‘孙逊’，乃对虞荔而言。”否，《姓纂》所记“孙逊”，乃对“茂世”即虞世基而言；三是“其‘历沔州刺史’者，乃为虞当。以年代推之，三十年一代，盖为逊之孙也”更为荒谬，是否为“孙”，必有确凿之史料支撑，岂能以年代推之？四、以虞九皋为虞五十司马，风牛马不及也。案柳《诔》，虞九皋卒于进士以后，守选之时，尚不及授官，何来司马？

结合《隋志》、新旧《唐志》及相关志文，可知虞荔之后有虞世基和虞世南。虞世基生肃、熙、柔、晦。除长子虞肃早亡，余三子与虞世基在大业末被害，时虞熙之子虞逊九岁。虞逊后官至简州刺史，卒于仪凤四年。而虞世南一脉，可以确认的仅有虞昶和虞秀姚。

据《唐虞从道碑》可以看到这样的传承脉络：南陈虞仲卿生荷，荷生玄操，玄操生思隐、思忠，思隐生从道，从道生当、郢客，当生鸣鹤。案志文，虞当结衔为“拜朝散大夫检校尚书主客员外郎兼侍御史充朔方节度判官”，季弟虞郢客为“绛州正平县尉”。

另有《唐虞照乘碑》亦可辅证此支虞氏世系：虞荷生哲，哲生照乘。志主虞照乘，为虞从道之从叔父，生前曾任云梦县令。

案宋嘉泰《会稽志》卷十六载：“虞荷碑，永兴公世南撰，释某书。贞观六年大中大夫致仕，其年卒于会稽。石不存。”这和《唐虞从道碑》所载“仪同生太中大夫绵州刺史荷”、《唐虞照乘碑》“祖荷，银青光禄大夫、绵州刺史”甚是相合，仅存在散官衔的级差。《隋书》卷四载：“（大业九年）甲午，车驾次上谷，以供费不给，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可见，隋大业年间的上谷太守虞荷，入唐为大中大夫绵州刺史，曾与虞世南同朝为官。案《会稽志》，虞荷退休（致仕）在贞观六年，次年卒。贞观六年，虞世南为秘书少监，次年迁秘书监。

至于《姓纂》：“生茂世，孙逊，郎中，历沔州刺史。”原文可能是这样：“（虞荔）生茂世，（茂世）孙逊，（奉辇大夫，尚书工部）郎中，历沔州（或简州）刺史。”尽管《唐虞逊碑》没有记载虞逊曾有沔州刺史的经历，也许是被墓志撰文者漏下了呢？当然，《姓纂》脱文过甚，或是《姓纂》把虞当的沔州刺史误加到虞逊头上，也有这样的可能。

但我们应该给《姓纂》“虞氏”条设立这样一条底线：即虞当不应该出现在“生茂世、孙逊”之后。否则，我们应该怀疑编纂者林宝使用的谱乘材料存在真伪。

以《唐虞从道碑》、《唐虞照乘碑》加以《会稽志》，可发现虞当一支与虞世南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虞当之曾祖虞荷与虞世南却有着相当密切的交往，故虞世南为虞荷撰写了墓碑。《唐虞从道碑》出，可以纠正历代流行的以虞鸣鹤为虞世南后裔的“俗说”（像雍正《浙江通志》引天启《慈溪县志》：“九皋，世南之孙。”）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为，这是血缘关系较远，却仍存在交往的两个虞氏分支。

这个说法也许会让乡情不堪，却是不争的事实。

另，《唐虞从道碑》记载志主葬于河南景李原（今伊川县）。是时，“悉具家器，以奉宅兆”。又柳《诔》云虞九皋“终于长安亲仁里（商略案：“亲仁里”当是其外祖第五琦私第，近年所出《唐故相国太子宾客扶风郡公赠太子少保第五公墓志铭》载第五琦于“建中三年八月戊午卒于亲仁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一”。）……克葬于高阳原。”如此可以推定这一些虞氏后人早已定居中原，并没有归葬故土的习惯（包括虞逊葬在洛阳邙山）。无论他们的出生，还是死后，与“余姚”已没有多大关系。

在《唐虞从道碑》、《唐虞逊碑》、《唐虞秀姚（世南女）碑》、《唐虞照乘碑》等志文上出现的“会稽余姚”，只不过是一个南方士族的门第标志。这个标志屡次出现在志文里，一是用来体现墓主家族的光荣与荣耀，二是与汉代至南北朝期间的门阀制度有关，即与当时政府所采用的九品中正制息息相关——拥有一个好的出身，就意味着较为平坦开阔的仕途。

上述志主以及他们父辈们，也许在他们的一生里，从没有到过“会稽余姚”，但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仍将一代代地在墓碑刻下“会稽余姚人”这五个字。“余姚”对他们来说，只是在家谱与志文中的一个遥远而又意义非凡的符号。

二、虞鸣鹤真的与鸣鹤场有关系吗？

接着，我们来看看虞从道之孙虞九皋（鸣鹤），他和今天的慈溪鸣鹤场有否关系呢？

今天所见最早记录“虞九皋”的是明天启《慈溪县志》：“虞九皋，字鸣鹤，其父当与柳宗元之父镇同为郭子仪记室，及镇为岳鄂都团练判官，当复刺沔州，两家子同在宦所，故九皋与宗元幼相友善。及九皋论秀于乡，升于司徒，与宗元交欢又二纪。九皋素有文行，大为当时人士所敬服，宗元常称其传袭儒风，彪炳文史，克恭以孝，以礼是履。贞元间，登进士，遽卒于长安亲仁里。一时名流皆尊其行，而哀其囗，相与诔之。表囗囗录，诔亦宗元所作。乡人追慕不忘，遂以其字名其乡，曰鸣鹤，至今人呼犹然。”

光绪《余姚县志》沿明嘉志《志》：“虞九皋，字鸣鹤，父当，为郭子仪从事，终沔州刺史，以信闻。九皋世其家，举进士，温恭孝友，为先进所推，官未达而卒。柳宗元哀其行之弗昭，追列遗懿，谥曰恭肃。”

又有清人编撰《四明谈助》引《曹志》：“虞九皋，字鸣鹤。父当，与柳宗元父镇同为郭子仪记室。及镇为岳鄂都团练判官，当复刺沔州。两家子弟，幼相友善。九皋以文行称，贞元中举进士，遽卒于长安。一时名流乞宗元为诔。称其‘传袭儒风，彪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礼是履’，相与谥曰‘恭甫’。其后遂名乡为‘鸣鹤’者，以九皋字故也。”

以上诸说虽有些小小的差异，但无不来自柳氏《诔》文、《先友表》及宋人孙汝听的注文。

我们回过头来看宝庆《四明志》。成书于南宋宝庆《四明志》，实是在乾道《四明图经》基础上编订的，能真实地反映出南宋时期人们对于“四明掌故”的了解。《宝庆志》中有两处与“鸣鹤山”有关：其一“梁虞荔墓在鸣鹤山，县西北六十里，《梁书》云：荔会稽上虞人也（可见《四明志》编者有多么的粗心），以博识闻举宏词，累迁中庶子，卒于官，归葬此山。”其二“鸣鹤山，县西北六十里，耆老相传云‘昔有鹤栖于此山，一旦飞鸣，冲天而去’。”

再索乾道《四明图经》、开庆及至正的《四明续志》，都没有虞九皋的相关记录。我怀疑，以虞鸣鹤命名鸣鹤乡的说法，最早发韧于元末明初。到了天启年间，县志编撰者依据柳宗元《虞鸣鹤诔》及宋人孙汝听注文，以“鸣鹤”地名归之于九皋，继而又把虞九皋勉强忝入“列传”，这无疑是一种好事之举。

有了宋代《宝庆志》以“有鹤栖于此山，一旦飞鸣，冲天而去”命名“鸣鹤山”，再来看明代《天启志》的“乡人追慕不忘，遂以其字名其乡，曰鸣鹤”，感觉后者的说法极不可靠。所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鸣鹤乡是因鸣鹤山而命名的，而鸣鹤山是因“有鹤栖于此山，一旦飞鸣，冲天而去”的传说。

后记：本文采自《唐虞从道碑考释》的若干章节，作了适当改动，去除了脚注以及虞当职官迁转的考释，以独立成文。上引诸碑的更多信息，收录在将付梓的《虞氏金石录》第二辑“墓志篇”。此辑收录有《唐虞秀姚碑考释》、《唐虞逊碑考释》、《唐虞从道碑考释》及《唐虞照乘碑考释》四文及相关墓志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