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神圣感以及孤独——阿贝尔访谈录

由看山听水 2012-02-19,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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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神圣感以及孤独——阿贝尔访谈录

由看山听水 2012-02-19, 09:45

纯粹、神圣感以及孤独
——阿贝尔访谈录

知觉：[b]阿贝尔先生好。非常喜欢你的小说，感觉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作家，怕问些不知所谓的问题，让你失望。
阿贝尔：《知觉》诸同人好，我更怕让你们失望。因为我时常会让自己失望。人的思维、情感都有它自己的状态,而我经常不在状态。我一直觉得自己写不好小说，我那些笨拙的文字耽搁了你的时间，真是不好意思。
知觉：你的小说真的好，我特别喜欢。很长时间以来看当代汉语小说都没啥感觉了，但你的小说让我吃了一惊。最早是《寻妻》，前天看了《长城》；还有一篇《水果糖》，从几个男孩的角度来叙事，非常棒，文字压的特别密，说实话，我看到的当代汉语小说，很少有像你把文字压得那么密的，一句连着一句，阅读时特别过瘾。
阿贝尔：我很早就发现我缺一点写小说的才能。那些都是些片段，不成整体，只有《飞地》是完整的，都不太方便一般的人阅读，或许也是我不懂节奏的结果
知觉：不是。你的文字非常小说，开始看卡夫卡也是这种感觉，文字压的特别密，一句连着一句，每一句从细节上都真实，也成立，但整体构造起来，就是一个很荒诞的现实。
阿贝尔：卡夫卡是这样的。顶级大师的小说，密度都是足够的。像昆德拉，节奏掌握的很好，但我称他二流小说家。
知觉：昆德拉应该就是个二流小说家吧。
阿贝尔：对，我一直这么评估他，所以他无缘拿诺奖
知觉：诺奖的评选，一般说来还是很公正的
阿贝尔：或许二流小说家的东西更适宜于拍电影。
知觉：是啊，我一直有这么个看法，能拍成电影的，或者说拍成好电影的，未必是好小说。
阿贝尔：可能吧。一篇小说能否改编成其他体裁，是作家落笔时就决定了的。但我还是希望将来自己的小说能拍电影，比如《飞地》。当然，小说能否被改编，还取决导演的趣味，首先它必须打动制片人，这不是小说家能决定的。
知觉：相对而言，《飞地》，我觉得没有《寻妻》、还有《长城》好。
阿贝尔：《寻妻》不是现实的，它是一个梦的扩展。
知觉：所有文学创造都应该是梦的扩展。你前面说自己欠缺写小说的才能，可能指讲故事的才能吧，那只是小说的一种形态。
阿贝尔：我赞同啊，但也应顾及到现实，考虑到读者的阅读趣味。尤其中长篇，讲故事是必须的。写作毕竟不完全是云端的行为，它涉及到尘埃中的方方面面。但对我而言，小说、散文写作和诗歌写作是一样的，需要一种写作的冲动，或者说灵感。
知觉：分类，那其实是大学教授和批评家干的事；而对于作家来说，写就够了。你的一些注明了跨文体的散文，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么？
阿贝尔：自从有了分类，他们就会拿来划分。但真实的创作，有些是不能被文体所限制的，比如《老屋》这本书，就是是典型的跨文体写作。
知觉：你的思考，还有视角都很特别。可以解释一下“跨文体”的具体含义么？
阿贝尔：你这么一问，我倒懵了。我要去想一想跨文体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的跨文体到底是什么。
知觉：叫什么也许只是便宜分类，写出来的东西，爱叫他什么都行，只不过是为了更容易流通点，取个更能迷惑大众的词罢了。
阿贝尔：你说的不对。跨文体有它特定的含义，主要是在散文写作中融入小说的元素。散文写作不一定完全是现实的真实，但它的精神一定是真实的。我理解的精神的真实包括细节、情感和思想。当然，那只是我写的散文中很少的部分。我的散文有写故乡、乡村记忆的，有写纯粹个人情与思的，有写大自然和人文的，比较广泛。
知觉：我倒觉得，所有的写作，写出来的东西，只要是真诚的，它的精神一定都是真实的。当年有人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真实，他就说他写的就是“真实”。大致意思是这样吧。
阿贝尔：小说有小说的真实，但和散文真实的层面不一样，小说的真实在于它的创世性。就是说，小说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关于真实，说深了就说到哲学上去了。文学的真实在内心，包括批判性，包括对存在的质疑。
知觉：你的文字，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纯粹，能写出很纯粹的感受。
阿贝尔：有人说到过这一点，或许是我个人身上还保留着一些纯粹吧。
知觉：现代汉语，我个人感觉，丢掉的就是这个纯粹，让词遮蔽的太厉害了，总是纠缠到各种历史的、哲学之类的词当中去。
阿贝尔：我觉得语言自有它的身体意义，就是身体跟世界的关系，或者说直觉。说生命意义更为准确。我也读书，但可能更多保的留多在脑子里，心则要时常腾空，遇到最好最好的东西的时候才装。如果一个人把啥东西都装在心里，觉得很有价值，舍不得扔，就很难做到纯粹。
知觉：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估计就是这意思。
阿贝尔：对，只要不是做学问，没有必要太求甚解。
知觉：可能纯粹更多是一种特质，天赋。
阿贝尔：文字纯粹的写作者，多半都很敏感。
知觉：敏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身体敏感，一类是对词语敏感，对词语敏感的人，是一种更倾向于社会的人，对身体敏感的人，更多关注的是心灵。
阿贝尔：往往也是一致的。对身体敏感的人才有可能对语言敏感。
知觉：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对心灵的各种细小波澜极为敏感。
阿贝尔：敏感的优势主要是能够捕捉到事物的细微处，敏感也体现在对词语的拿取，敏感可以让内心的光照到事物的幽秘处，但往往也只是对自己的体验，对于他人，无能为力。我不是一个善于捕捉他人内心细节的人。
知觉：说句有嫌吹捧的话吧，大作家总是从自己开始，二流作家，才想着描写世界呢。看你对沈从文的书写，还有对鲁迅和卡夫卡两个人对照的书写，感觉你对人心理的体察可谓是烛幽见微，而又全部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这其实跟你的小说路数是一样的，细节的真实，垒出来的是事件的悲哀或者说荒诞。
阿贝尔：悲悯的人发现悲哀，荒诞的人发现荒谬。这说明事件本身是荒诞的，只是被遮蔽了，一旦拿掉上面的罩子，把细节（真实）呈现出来，也就现出了事件的荒诞性。就像我们今天看见的、经历着的一切，好像都是合理的，但一旦做出对比，一切都明了了。
知觉：从现代汉语文学源流上来看，你应该是承接着周作人、沈从文那一脉而来，但你的东西，有更多的进取精神，有更多的向世界张开的东西。
阿贝尔：这个不好说。也不敢说。沈是纯然的，来自湘西的，是我最认可的现代作家，我的拙文难免受他的影响。可以这样讲，我做人受他的影响要比做文多很多。周作人我读的不多，好像也没有什么偏爱，倒是喜欢过鲁迅。但就我而言，我更多的营养，特别是思想营养，还来自西方文学的自由精神和人性关注。
知觉：自由精神和人性关注，这应该是一切作家追求的目标；没有自由，创作是没意义的。而西方文学的营养毕竟是外来的，对本土作家而言，很多基因型的东西在潜意识里还很深。
阿贝尔：自由、人性，说起来很好，但真要做到，积淀在内心，很难。特别是对于本土作家，体验到的撕扯感特别强。
知觉：是的，你的作品里，思想上表现出的撕裂感，文字里体现出的纯粹，这两种倾向都很明显。
阿贝尔：对，就像个人的存在一样，无时无刻不受到环境的挤压。
知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跟加缪的关系又更近了些，但就你的作品来看，你好像对前苏联或者说俄罗斯文学感情更深。
阿贝尔：汗颜得很，加缪不是我特别钟情的作家，或者说暂且不是。倒是俄国作家，我这些年一直读俄罗斯文学。是渐进的读。帕斯捷尔纳、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阿赫玛托瓦……我尤其爱曼德尔斯塔姆。他们曾经都是异端。
知觉：这是一批俄罗斯的良心啊。俄罗斯，真是个伟大的国度，最为黑暗的时候良心都在闪烁。
阿贝尔：他们的良知和勇气让几代中国作家羞惭。俄罗斯作家有他们的土壤，就在昨天，莫斯科民众又上街游行了，诉求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片广袤的土壤，就是在最黑暗的斯大林时代，也没有完全板结。俄罗斯作家在怀揣良知的同时，也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他们从来不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

知觉：从这个意思上说，现代汉语文学确实不该产生世界性的大作家。我们的写作，缺少了了勇敢，躲闪太多了。
阿贝尔：这跟汉语无关，汉语是无辜的。应该在人，在人的社会。不过，回过头去看整条汉语的河流，的确不曾产生过独立的思想。
知觉：独立思想还是有的，汉语可能更隐晦点吧。
阿贝尔：我是说完备的大的东西，或者说艺术的东西，或者说是“精神的合体”
知觉：你所说的“精神的合体”，是指一种思想上的上下求索么？
阿贝尔：我说的精神的合体，也是大写的人的合体，可以确立人的东西。《红楼梦》呈现了人，但他们是贾府里的人；《边城》写的人，也仅仅是被生存压迫的人。
知觉：可不可以这样说，一种意识：认识自己的意识？
阿贝尔：是的。我觉得文学要确立人，自觉的人；而读当下的小说，多半还是反映论的，缺少自我认识、自我确立的力作。
知觉：这么说，你是相信有“人”这个词的普遍意义了？这也是我一直的疑问：人，有普遍意义的人么？
阿贝尔：我觉得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找到的人，应该就是有普遍意义的人——不被奴役的人。
知觉：我能感到，你思考的东西跟我思考的一些东西很接近。
阿贝尔：我们都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说不定成长环境也相似。
知觉：我是典型的八零后，比你小很多。你应该经历了文革。
阿贝尔：时代，二十年，三十年，不能改变什么。我文革前一年出生，用我们四川话说，铲了一点文革的锅巴，文革后期我读小学。
知觉：文革，应该说改变了所有人。虽然我出生于文革后，但我能感受到这种改变。地震是你好几部小说的背景，这个地震，我想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隐喻吧。
阿贝尔：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感觉到了。但就我而言，我是真有对地震记忆的背景。1976年，我11岁，经历了第一次地震。
知觉：比如说《寻妻》里的这一段：“我跑到隔壁，隐约看见布帘背后的妻还睡得好好的。地皮震动得越来越厉害，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已经摇晃了起来。我一把扯开布帘，扑过去叫妻。‘地震来了！快醒了，快醒了！’我拍了拍她的脸，既而抱着她摇晃起来。
她没有反应。她散了，脑壳是脑壳胳膊是胳膊散在床上。我吓呆了。这个睡在床上一直被我当成妻的原来是个塑料模特儿。等我再查看她身上的衣裳裤子，也不再是妻的了，最多算个‘酷似’。再去看床底下的鞋，鞋倒是百分之百是，上面还沾着大坨的黄泥巴。看着那些黄泥巴，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眼前且呈现出一路上的风景。”
很好的文字，既有细节的真实，对生存的荒谬感体验又很深。
阿贝尔：这一部分完全是梦境
知觉：是梦境，真实的梦境。但又是一种隐喻性很强的文字。
阿贝尔：可惜，你如此喜欢的小说，至今没有杂志的编辑愿意细读。
知觉：现在的环境，好像这些小说不适合公开似地。
阿贝尔：是，环境很浮躁；许多好的文字，都被浮躁错过了。
知觉：但这些真是很好的文字，只要是对小说真诚爱好的读者，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阿贝尔：你这样讲让我感觉中国文学还有望。
知觉：这其实也是我们《知觉》团队的群体感受。读了你这样的文字，这样的小说，还有其他一些优秀作者同样优秀的文字，才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原来世界上还有真正在写作的人。
阿贝尔：我比较详细地看了近一期《知觉》，是你们选稿的趣味让我认可了《知觉》，它有追求，而且没有偏。尤其是在今天，在一个多元时代，趣味就是品质。
知觉：还是回到你的作品吧。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作品，特别是小说。说一句你也许生气的话，我感觉你的小说要比你的诗好。
阿贝尔：你说了一个事实。我现在很少写诗，诗写完全是个人隐秘的抒发。我写诗的时刻，一定是个人情绪只能用诗歌表达的时刻。
知觉：实际上，诗歌应该就是这样，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写诗的经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非常难得的。对意象的把握，词句的锤炼，作用非常大。
阿贝尔：最大的可能，是让语言更直接抵达事物，并增强语言的美学造诣。
知觉：你这一句可能是所有写作的真谛。但这样的写作是为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而写？能讲讲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么。
阿贝尔：有答案吗？会有答案吗？
知觉：普世答案是没有的，但对每个个体而言，肯定会有不同的思考。
阿贝尔：一个铁匠能说清楚他为什么打铁，但能说清楚他当初为什么选择打铁这一行吗？
知觉：你的意思是说，这是一种先验的选择。对于一个写作的人而言，我就这样写了，这就是我的命运？
阿贝尔：不知道。说说我个人吧。最早，十七八岁吧，无聊，就爱上了文学。读读写写，也希望写作能满足虚荣心。那时候，搞文学是一件神圣的事。
知觉：虚荣，应该是所有作家的推动力。
阿贝尔：只可惜好些年也没发表一个字，虚荣心也无从满足。后来，就只会读书、写作了，别的什么都不会做，也没有兴趣做
知觉：这也跟我们这个大时代有关。时代就是个山寨的时代，一切都指望着复制。文学创作也是。真正的创作，只能回到自身了，成了一种隐匿的存在。
阿贝尔：我是一个虚无感特强的人，写作是否有能力对付虚无，我不敢说，但写作，包括其它艺术创作，的确是潜在的对付虚无的有效手段。
知觉：这一点我也感受到了。真的没有了文学，我觉得这世界会可怕。
阿贝尔：这个世界已经很可怕了。但如果说宇宙是物的全部，那么人的出现创造了奇观。这个奇观是金字塔、万里长城，更是但丁的《神曲》、梵高的《向日葵》、贝多芬的交响曲……等等等等。
知觉：这么说，对你而言，文学，其实是人创造自己的一个过程？你是什么时候有了这种自觉的？就是用写作来对付虚无的自觉？
阿贝尔：我想这种自觉一直都在，只是后来慢慢呈现了出来。我真正入门，已经三十多岁了。不是写作的思想与灵感的入门，是语言的入门。也可以说是心态的入门，一种“静”的入门。
知觉：可不可以这么说，你是用文字一步步将自己丰满起来的？这其中，必然有个关键点，你是什么时候明确的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自觉的？其中，有什么事件影响到你吗？
阿贝尔：如果真要找这么一个事件，应该是我父亲的死。他的死，彻底解放了我。
知觉：我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俄狄浦斯情节？你的散文《老屋》里体现的很深。
阿贝尔：小时候，我不懂政治，不懂国体政体，我深切感受到的压迫不是来自时代，而是我的父亲。也即是说，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是受到双重压迫的人。时代的与家庭的。时代的压迫是不自觉的，潜在的；家庭的压迫则是直观的，常常直接作用于皮肉与灵魂，特别是灵魂的不自由。小时候的自然环境还很好，自然的美与身体的不自由形成了强烈对比。它会影响我一生，偶尔有遮蔽，但潜在的是一生。
知觉：怎么说呢，此种压迫，父亲的压迫，我感受也很深。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征；那种单纯的俄狄浦斯情节，在我们这个民族，跟文化的代际相传与阉割结合在了一起。你是行动派，而行动引发了更厉害的冲突。
阿贝尔：对。2003年写的《怀念与审判》，获得过冰心散文奖，作为我散文的代表作的意义就在这里。
知觉：对父亲，不应该说是怨恨吧，应该只是一种基于自身释放的力量。
阿贝尔：真有恨。他是我整个童年的敌人，是心理的，也是身体的。不仅仅是肉体暴力，更多的是冷暴力，语言暴力。现在消解了，现在对父亲有的是同情和怀念。
知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你的文学创作，最开始的时候就产生于一种反抗的意识。
阿贝尔：不，我的文学最早开始于朦胧的爱情，像很多诗人、作家一样。反抗意识是在接触社会之后才有的
知觉：感觉你对爱情认识很深刻，自己也爱写。
阿贝尔：对爱情，我其实是没有什么认识的。爱情是捉摸不透的。对我而言，它表现得既精神化又很物质。
知觉：你最早的诗就是为了某个女子而写么？
阿贝尔：对。读初一时就有，写了一首七言八句，诗句里藏有女孩子的名字。你知道，暗恋或者爱而无果，是最可能产生诗歌的，估计每个诗人，都给曾经的她或者他写过一本子诗。懂事之后又烧掉了。
知觉：可不可以这样说，你从自我的爱情入手，解剖，慢慢触及人的真相？比如你对沈从文的爱情，还有卡夫卡、鲁迅的爱情的描写，你仔细解剖他们爱情的真相，将双方还原到互相折磨、依偎但有有所误解和压迫的地步。
阿贝尔：爱情像白雨，一霎一霎的，没有多少连贯性。对沈从文以及卡夫卡、鲁迅等的一些剖析，都是懂事后写的，我明白爱情后写的。早先有十几二十年，我不明白。
知觉：现在，这一阶段，你好像主写散文
阿贝尔：我也写小说。散文得到承认较多，发表较多。今后会多写一些小说。
知觉：我还是喜欢看你的小说，可能跟个人爱好有关。感觉，你在小说上的成就会很高。就一个简单的例子，《水果糖》，从少年意识着手叙事，好多人都写，但都感觉假，你写得就真实纯粹的很。
阿贝尔：你的抬爱会让我更自信。我现在的写作，不如以往纯粹了，有挣稿费的因素。我的童年真的很纯，跟当时涪江的水一样。
知觉：你有种用词语抵达事物本身的直觉。四川是个好地方。我在成都呆过两个月。
阿贝尔：我在川西的平武，成都北。
知觉：平武我没去过。
阿贝尔：我一直住在一个两万人口的山里县城
知觉：应该是青山绿水，很好的地方吧，在现在这个时代，接近隐居了。
阿贝尔：还好吧，现在烂了。像大陆其他地方一样，也在急剧变坏。年初给黑陶写过一个约稿，就叫《龙安：一个正在变坏的地方》。
知觉：是啊，哪里还有桃花源？就你所处环境而言，倒与沈从文确实挺相近，能具体说说这个环境对你创作的影响么？
阿贝尔：即使在沈的时代，他也感觉到了湘西的变坏，只是变坏多在人的方面。我文字里的某种唯美，就是童年自然环境的造化。记忆中的小村子很美，石墙、樱桃树、木房子、竹林、稻田、桑埂，你能想见的。
知觉：凝固的，静止的精致的美。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你的作品里，除了我开始说的那种向内心和向世界的矛盾外，还有另一种矛盾，就是环境之美跟人心败坏的矛盾。
阿贝尔：我的《一个村庄的疼痛》、《怀念与审判》，还有长篇《老屋》，还有《上海文学》2008年8期上的那组写童年记忆的《活在记忆的个体》，集中写了童年生活的全部背景。那时我念书之外的工作是放驴，一个人在河岸上，其余小朋友都可以群体做一些事，背柴、扯猪草，孤独是我选择写作的一个潜在的重要的因素。
知觉：可以读出来你文字里的那种孤独。
阿贝尔：驴子在河坝里啃青草，我坐在石头上看对岸的山，看江中的水。七、八年都这样。有一次在大石头上睡着了，醒来驴子不见了，睁眼看见的是满天星星。那种感觉太震撼了。还有就是恐惧。我在《文学的启蒙》一文中写到的。还有我的外婆，天天晚上睡前给我们讲故事，我们的床面前便是她砍猪草的地方，故事里弥漫着各种猪草的气味。
知觉：你认识恐惧比我早，我是一直到了十几岁考大学的时候，没考上，一个人躲了出去，在家门后的山里转，看着一个个坟头，突然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山里，这个山里的一草一木都反对我。
阿贝尔：我的恐惧感直接滋生于人在天地间的孤独和渺小，以及周围人的死亡。我对失败并无恐惧。
知觉：这又牵涉到你最开始说的那个问题了。
阿贝尔：虚无。
知觉：是。对每一个人而言，虚无都是最大的恐惧。而文学，与你而言，就是对付虚无的有效手段。
阿贝尔：对。
知觉：我想问问你，对这个虚无，你是怎么认识的？除了文学创作之外，你还有其它对付的手段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深受这个虚无的困惑，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精神危机。所以特别想跟你探讨一下。
阿贝尔：宗教应该也是对付虚无的。其实写作从根本上对付不了。宗教可以对付，关键是你如何让自己迷信。虚无导致的精神危机是人类一直在共同承受的，从古希腊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只是敏感的人承受了更多。庄周就是为这个虚无而生的。
知觉：你的意思是，就个人而言，对付这个虚无，就要使自己强大起来，强大到能承担整个人类的命运？
阿贝尔：我不是这个意思。不管你担当什么，虚无都是不会消失的。
知觉：这是两个途径。老庄与尼采的途径。
阿贝尔：虚无感是个人生命中“无”和“有”较量的结果。“无”是绝对的，“无”所不在的，永恒的，而“有”是暂时的。尼采是在虚无面前把人的能量发挥到极致。庄周是要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慢慢去掉“有”，慢慢习惯“无”。
知觉：就你而言，是采取庄周的方法还是……
阿贝尔：我还没有任何准备，只是受煎熬，片刻的宁静都极为珍贵。
知觉：那可不可以这样说，文学，就是在虚无中建立的这个片刻的宁静？
阿贝尔：对。我主张小事人为，大事无为或者天为。
知觉：可不可以这样说，在创作中，能最大程度的忘记“我”，也就是忘记了“有”？这是我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因为个人的精神危机在此吧。但思考了这么多，最后感觉还是于事无补。

阿贝尔：是，忘记“有”。作品出来了，“有”便得到了更多的确立。精神危机？我也一样，但就我经验而言，精神危机跟身体特别是神经健康也有关。
知觉：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么，诗人都是精神病患者。大致意思如此。多半认真的诗人，最后都会神经衰弱。
阿贝尔：神经衰弱便会想得很多。对付虚无，禅也是一种手段，它重日常，瞬间。
知觉：我一直觉得，禅更多是一种语言上的修辞；或者说，后来的禅，堕落成了一种修辞。
阿贝尔：再过十年，或许你就不再这么认为了。其实我也知之甚少，但我想，它是要人把自己的佛性与万物的佛性相融。
知觉：我问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用意，一是我本身有这方面的困惑，二是牵扯到对你的作品的评价了。可以说，你是少有的，现代汉语文学创作里，直面这个虚无的。
阿贝尔：古往今来很多大师都在面对。西西弗神话亦是。
知觉：实际上就是如此，文学到了最末，就是还原到人之为人的最本真的问题。这一段时间，我正在读伊利亚特的世界宗教史，里面就提到了宗教是什么。一种神圣感。有了这种神圣感，我们才能热爱我们的这个世界和生活。
阿贝尔：我们心里本来就有神圣感。神圣感万物都有，树，雪山，小草……它们只是不能自觉。人的神圣感滋生于人感觉到与万物统一，而非自身的优越和高贵。我们再怎么有出息，终究不能从天地间独立出来。今天是一个很坏的时代，物质主义成了我们的道德，所以对这个神圣感的坚守尤为重要。我们的来源注定了我们的性质。关键是敞开心扉，还是遮蔽更多。我很早就相信万物有灵，有神。没有神灵的东西就不是上帝造的东西；凡为上帝所造，必有灵性。在乡下教书的时候，每次路过一些大树我都会去想，它是什么，怎么会生长，从哪里来。那是植物学回答不了的。
知觉：植物学只是一种实证科学，他只能解释的是我们看到的什么样子，而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个样子。
阿贝尔：植物学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
知觉：可不可以说这就是你的信仰？你信仰一种无限的神圣感？
阿贝尔：不算是信仰，是一种认识：万物有灵。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对外界的认识一样地有限。
知觉：一种认识，这比说信仰更准确些。
阿贝尔：有句犹太人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尽管如此，人类已经是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最了不起的蛋白质物种了。
知觉：一种最接近神的物种。
阿贝尔：有神性，但离神很远
知觉：这是悖论，越接近，越远离。树啊、鸟啊、虫啊，他们只是在神的光辉里生存，反而离神近；人类会思考，越思考，反而离的越远。
阿贝尔：同时也富有神性。思想本来就是显神的一种，写诗是另一种。
知觉：拉丁语里诗人的意思就是占卜者：与神对话的那个人。与神对话，最后必然会回到自己内心。而你的创作最本真的呼唤，就是回到内心，回到那种神圣感。这种诉求，真的很打动我，相信也会打动一切对人、对世界、对生活有真诚追求的读者。因此，就我而言，要对你说声谢谢，谢谢你接受《知觉》的访谈，谢谢你对《知觉》的支持，更谢谢你写出了那样真诚的对神圣有坚守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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