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决不能再设“道德祭坛”———从“方韩之争”说开去

　　易中天：决不能再设“道德祭坛”———从“方韩之争”说开去


　　作者：易中天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2-2-29


　　
　　一、问动机，是戕害了我们民族多年的恶俗
　　
　　关于“方韩之争”，我的观点一直很明朗，也很明确，从未改变：
　　
　　第一，方舟子有权质疑韩寒，其他人也一样。第二，有权不等于一定要用。第三，如果作家在世，又不存在署名权纠纷，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这种质疑，就涉嫌对作家人格的羞辱和诽谤。因此，本案是方舟子“正当权利的不当使用”。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决反对质疑方舟子的动机。首先，没有意义。代笔与否，是事实判断，代就代了没就没，与质疑者的动机何干？其次，无法证明。方舟子怎么想，你咋知道？其三，自作自受。因为当你质疑别人动机时，你也成了质疑者。你问人家，人家当然也可以反问你：你“问动机”的动机，又是什么？
　　
　　这就不好回答。因为但凡“问动机”，其实都是“设陷阱”。答案，则是预设好了的，不言自明的，可以心领神会的，比如：整怕了，风声鹤唳吧？心虚了，反咬一口吧？没招了，虚晃一枪吧？好嘛，疑神疑鬼，是虚弱；应对失措，是无能；倒打一耙，是无耻。故，问动机，不能给自己加分，只能减。
　　
　　然而众多的脑残，却乐此不疲。因为有传统。事实上，问动机，是专制统治的“祖传秘方”，官场斗争的“常规武器”，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只不过，古代的问法叫“是诚何心”，现代的叫“想干什么”。预设的答案则有：你图谋不轨吧？反攻倒算吧？沽名钓誉吧？别有用心吧？等等。统统都是“诛心之论”。
　　
　　诛心，是地地道道的恶俗。这种做法，心理阴暗，手段恶劣，而且戕害了我们民族两三千年。如不连根拔起，彻底批倒，子孙万代，将会受害无穷。
　　
　　这个话题，显然已经与本案无关，但还得借此作为“药引”。我想问，方舟子打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拥护？质疑韩寒，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赞成？就因为现在的造假，实在是太严重了。某些名家，因为字画值钱，书稿好卖，就请人代笔，粗制滥造，批量生产，鱼目混珠。这就岂止可以“质疑”，简直可以“报警”。
　　
　　也许，这便是“方韩之争”的时代背景：公众对于造假，早已怒不可遏，忍无可忍，很希望“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也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两个“造假典型”，让他把骗得的东西都吐出来，还要搭上身败名裂，看谁还敢欺世盗名！
　　
　　这就是“杀一儆百”了。但恰恰是这似乎“很正当”也“很善意”的观念，大有问题。
　　
　　二、杀一儆百，是“求善”吗
　　
　　杀一儆百，怎么会有问题呢？它的目的，不是“求善”吗？求善当然没问题。但怎么求，有讲究。
　　
　　我的主张，是“以善求善”，即“善以善求”。求法不善，则“不得善终”。何况“杀一儆百”，还未必真是“求善”。
　　
　　且看这四个字。
　　
　　首先要“杀”。杀，可以是肉体的消灭，也可以是心灵的摧残。无论哪种，都是不把生命当生命，不把灵魂当灵魂，请问“善”吗？
　　
　　其次，什么叫“百”？就是百姓。这是“儆”的对象。为什么要“儆”？因为他们都是花果山上的“猴子”，天生就要犯罪、闹事、出问题，所以要杀一只鸡，吓唬吓唬。
　　
　　可见，杀一儆百，就是把民众看作“假想敌”或“嫌疑犯”，时时警惕，处处提防，常常警示。这就是它的内在逻辑和思想背景。当然，这个逻辑和背景，发明人是不会告诉你的，也不要以为你洁身自好就没事。这种文化和制度的设计，是针对所有人的。何况，你没有“罪行”，还可以说你有“贼心”。
　　
　　剩下的只有“一”。这是最后一张门帘，也是最后一道门槛。也许你会认为，杀一两三个，警示千万家，不是很值吗？错！一百个人是人，一两个人就不是？反过来，能杀一两个，就不能杀一两百？杀戒一开，无人幸免。而且，只要同意“杀一儆百”，那么，实在找不到“坏典型”，你这个“好人”也能拉来凑数。
　　
　　或许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杀个好人，能起作用吗？嘿嘿，你别忘了，杀一儆百的核心是“警示”，不是“善恶”。而且，一旦目的是“警示”，就顾不上“善恶”，甚至顾不上“敌我”。不信你去看看恐怖分子怎样杀人质。还有，鬼子进村后，第一个拉出来杀掉的，难道一定“抗日”或“通共”？
　　
　　事实上，杀一儆百的欺骗性，恰恰在“杀”的是少数人。这就让多数人放松了警惕，以为“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甚至参加围观，或者拿着馒头等人血。但其实，“杀一”是手段，“儆百”才是目的。这种混账制度和文化，正是冲着人民大众去的。
　　
　　何况，就算侵犯的是个别人的权利，就可以吗？否！正如萧瀚先生所言，私权，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
　　
　　公共利益，则是为了既保护张三私权，又保护李四私权，亦即保护任何人私权，从而求得的“私权共和”。张三的私权能侵犯，李四就难保。最后，是所有人都没有了个人利益，大家伙也没了公共利益。
　　
　　更重要的是，杀一儆百，谁来执行？公权力。所以，这种文化和制度，无不存在于专制国家。专制国家喜欢它，是因为独裁统治和君主专政，只能依靠暴力和恐吓来维持。杀一儆百，相比滥杀无辜，成本较低，也可持续。但归根结底，是牺牲少数人，威慑大多数，维护他自己。请问“善”吗？
　　
　　三、活人献祭与自己负责
　　
　　或许有人会问：世界各国，都有监狱，也都有刑场。难道全世界都是专制国家？
　　
　　呵呵，抱歉，阁下恐怕弄错了，我反对的不是这个。判刑，恐怕还是必须的。但不能是为了警示，为了杀一儆百。那又为了什么？民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观念是：为了负责。
　　
　　负责的概念源于自由，自由的依据在于意志。也就是说，一个有着公民权利的自由人，他的意志是属于自己的。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选择杀人放火。但同时，正因为他的意志是自由的，因此，他必须为自己的所有选择埋单，而且必须自己来负。故，自由即责任。
　　
　　这样一说，大家也就应该明白。你不是“自由地”选择了杀人放火吗？那好，请你把“牢底坐穿”。因为这也是你自己选择的，是你在选择杀人放火时就清楚的。根据这个道理，判处犯罪分子徒刑，不但不是侵犯人权，反倒是对他自由意志的尊重。
　　
　　哈哈，这就叫“事同而理不同”。换言之，同是判处徒刑，专制国家是为了“警示”（杀一儆百），民主国家是为了“尊重”（自己负责）。介于二者之间的传统观念，则是为了“还债”（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见，问题不在“有无刑律”，而在“立法精神”。但这“一念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专制国家一定要把人犯五花大绑，插上标签，游街示众，然后当众砍头。非如此，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甚至为了加大力度，还不吝发明种种酷刑，比如炮烙、油烹、腰斩，凌迟，无所不用其极。隐私权和辩护权，则根本不予考虑。相反，还要“公审公判”，同时让你“哑口无言”。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活人献祭”了。献祭，原本是一种原始巫术仪式。其本质，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易，我称之为“请神吃饭”。故，凡祭品，皆食品，比如早期的鱼，后来的马牛羊猪狗鸡。但每次，都是人***的少，乞求的多，自己也不好意思。为了表示“心诚”，便开始使用“人牲”，活人献祭由是始。
　　
　　献祭有用吗？有。但不是对神，是对人。当一个活人，甚至是王子公主，被洗得白白净净送上祭坛，从容赴死时，族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最早，会产生凝聚力；后来，会产生威慑力。当后一种力量产生时，也就必然被利用。只不过，统治者喜欢的是“政治祭坛”，卫道士喜欢的是“道德祭坛”。
　　
　　四、节妇和淫妇，都有一本血泪账
　　
　　道德的祭坛上，摆放着“坏人”，也摆放着“好人”。这就像远古的祭品，有奴隶，也有贵族。但无一例外，坛上都是生命，坛下都是血腥，杏黄旗上都写着“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一语道破天机。为什么要有活人献祭？为什么要有道德祭坛？就是为了统治者和卫道士心目中的那个“道”，即他们要推崇和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这就不但要“杀一儆百”，同时要“举一反三”；也不但要将“淫妇”沉潭，还要表彰“节妇”，立贞节牌坊，美其名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贞节牌坊，是另一个祭坛。节妇，则是这祭坛上的祭品。不过，她们的任务是表演，表演贞洁。如果说，那边杀掉的，是吓唬猴子的鸡，那么，节妇就是听话的猴子，是统治者和卫道士“价值观的代言人”。做这样的猴子，容不得半点闪失。寡妇守节之难，之苦，之悲摧，怕是只有过来人才知道。
　　
　　由是之故，节妇一旦失贞，责罚将超过淫妇。因为统治者和卫道士都是圣明的，岂能“看走眼”？你既然做不了“听话的猴子”，那就只能去做“该死的鸡”。而且，由于你曾经是猴子，还必须比鸡死得惨。这样看，韩寒有点冤，因为并没有人说“学习韩寒好榜样”。他不想做，别人也学不来。
　　
　　这种“节妇表彰”，跟“英雄崇拜”完全是两码事。榜样也许都是英雄，英雄却未必都是榜样。崇拜英雄的人，也未必都跟着学。比如崇拜切·格瓦拉的，并不当真拿起武器，走进丛林。更重要的是，英雄崇拜，是个人的选择；节妇表彰，是权力的奸淫。只不过，有的是诱奸，有的是强奸。
　　
　　因此，榜样的力量，注定是没用的。因为每个人的道路，都只能自己走，也就应该由他自己选。你硬要把他塞进这个模那个范，他就只能“装模作样”。表面上看，好像是你要的那个模型，那个范儿。实际上，你还是你，他还是他。
　　
　　只可怜那些节妇和淫妇，或者在牌坊前活受罪，生不如死；或者在地狱里受煎熬，死不瞑目。真可谓：都有一本血泪账。实际上，她们都是“祭品”，也都是“人质”。统治者和卫道士，要用其一人之“过失”，换取百姓之悚惧；一人之“功德”，换取万众之一心。这他妈的才真是“罪该万死”！
　　
　　所以，杀一儆百和表彰节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目的，都是要不顾人民群众的自由选择，强制推行统治者和卫道士的价值观。但，把“淫妇”送上祭坛，或让“节妇”自己去，需要一个认证，一张门票。这张门票，就叫“动机”。
　　
　　五、动机，是道德祭坛的门票
　　
　　道德祭坛（也包括政治祭坛），为什么要用动机做门票？因为动机是无法证明的。既然“无法”，也就“无须”。无须证明，岂不方便？指定即可。需要你做“节妇”（道德楷模），你的动机就高尚纯正；需要你做“淫妇”（反面教员），就卑鄙下流。是好是坏，全由“坛主”或“祭司”说了算。
　　
　　如此趁手的武器，倘不利用，就是犯傻。于是，问动机，便首先被“工具化”，用来维护专制统治，进行官场斗争和阶级斗争。比如一个谏官批评皇帝，马上就有人问：是不是想通过诽谤君父，来博取“直言”的名声？好，“大不敬”和“慕虚名”两顶帽子，就结结实实给你扣上了。你说得清吗？说不清。
　　
　　在这样的“诛心之论”面前，没有人能自证清白，自杀都没用。自杀，在历史上叫“陷君父于不义”，在“文革”中叫“自绝于人民”，统统罪加一等，死有余辜。辩白，就更没用。清者自清。没罪，你辩白什么？花言巧语吧？文过饰非吧？不打自招吧？反正，只要认定动机有问题，无论你说啥做啥，统统证明有罪。
　　
　　这就不但剥夺了我们的人身权，也剥夺了思想权和言论权。目的，则是“集权”。集权难免走向专制，专制则必定主张“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就要“问动机”。因为无论追问还是反问，都不需要提供证据，最便于搞“莫须有”。何况这事还“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想把你的动机说成什么，就是什么。
　　
　　事实上，所谓“上纲上线”，就是在动机上做文章。文字狱，也是。文字狱的背面，则是“光荣榜”。因为能够攻击别人“居心叵测”，就可以标榜自己“赤胆忠心”。唯一要做的是表演：表态，站队，晒功劳，秀忠诚，讲信仰，唱赞歌。某些人眼里常含泪水，就因为他对动机爱得深沉。
　　
　　爱动机的，也最爱自己。质疑动机，则可以“一箭双雕”。结果，你是罪犯，他是英雄；你是小人，他是志士。总之，“文革”是为了反修，贫穷是为了守志，所有的错误都是正确，所有的表演都是功德。其结果，是动机变资历，资历变资质，资质变资格，资格变资源，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资金。
　　
　　显然，动机不但可以“工具化”，还能“资源化”。因为只要是拿动机说事，则无论功罪，都可以“莫须有”。于是乎，官场上，市井中，但见“苟且之人行浮夸之事，昏庸之辈话无聊之题”。事实没人讲，逻辑没人讲，规则更没人讲，只有围猎和狂欢。而且一眼望去，满街都是伪君子，人人都是阴谋家。
　　
　　想想，这是什么道德氛围，又是什么舆论环境？一个民族，如果只知问动机，不会摆事实；只知论阴谋，不会讲道理；只知设祭坛，不会求解放，请问还能实现伟大复兴吗？反人性、反人道、反科学，同时也并不道德的“道德祭坛”，难道不该彻底拆除？依我看，连同它的坛坛罐罐，也都该砸了。
　　
　　然而恶俗阴魂不散，沉渣也会泛起，最近又有人鼓吹“婚前守贞”。对此，我真是很无语。没错，人是要有一点精神，也要有一点坚守，哪怕守贞也行。但，你自己守着就行了，为什么要扬铃打鼓，昭告天下，还劝人入伙？无非以处女膜为杏黄旗，表演动机。
　　
　　这就是自己把自己送上道德的祭坛，还要拉上姐妹们殉葬。我并不赞成淫乱，也不反对守贞。但我以为，要守，也是为自己，关别人什么事？要守，也是为爱情，又关婚姻什么事？更何况，一个人如果因为爱情，心里已经装不下别人，还用得着守贞洁吗？
　　
　　但，这已经是题外话，真的是题外话。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再转：与易中天谈“动机”

作者:广州老农 2012-02-29 17:26


　　方韩大战厮杀了很久，到了收官打扫战场的时候，易中天先生杀出来了。先是上周的一篇《兔子怎样证明自己不是骆驼》，接着是今天的另一篇《决不能再设“道德祭坛”》，发表在《南都》的副刊“大家”栏目，俨然一副“大家”兼“裁判”的架势。这表面上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实际上却是趁火打劫，轻易便窃取了他人用血肉换来的胜利果实。这让人想起了《三国》中的种种阴谋。易教授不愧为品读三国的好手，无论时机、火候还是谋略都使用得得心应手，这会让死去的孔明和周瑜都自愧不如。
　　
　　易中天不冒任何风险的发言，我不想以为是为了借批判方韩二人而拔高自己。这也是易教授今天的文章中最为痛恨的，即所谓的“动机”。而若不为拔高自己，则是为甚？主持公道乎？这个公道为何必须由易教授来主？易教授代表什么势力或者机构？国家、人民、法律还是道德？易教授本人是最痛恨“道德祭坛”的，那么今天挺身而出的易教授，是不是恰好把自己装扮成这个“祭坛”上的唯一仲裁者了？
　　
　　关于方韩之争，易中天有三个主要论点：第一，方舟子有权质疑韩寒，其他人也一样。第二，有权不等于一定要用。第三，如果作家在世，又不存在署名权纠纷，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这种质疑，就涉嫌对作家人格的羞辱和诽谤。由此三点，可以对易中天的态度作如下解读。其一，方舟子质疑的权力是有的，但不应该质疑韩寒。这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既然承认了质疑的权力，就应该让这种权力去发挥作用，而一旦又将这种权力约束起来，不等于否定了权力的存在吗？不知道易中天究竟是想让方舟子质疑，还是怕这种质疑。而结合起对“在世作家”质疑的态度来分析，则完全是一副倒方挺韩的立场了。
　　
　　易中天上得阵来，首先扯起了反对“道德祭坛”的大旗，名义上反对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他人，却有很有心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真正的道德卫士，以便增加说话的底气，进而毫不隐讳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即方舟子是个混蛋，韩寒是个好人。
　　
　　韩寒真的很无辜吗？易中天说，如果“不存在署名权纠纷，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质疑便成了对作家“人格的羞辱和诽谤”。易教授可真不愧为是道德的卫士，一开始便持这么有力的道德大棒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质疑者，恨不得让所有质疑者望而却步。那么好吧，先谈谈所谓的“署名权纠纷”。大凡有署名权纠纷的情况，一般发生在利益分配不均或者当事人完全不相识的情况。比如说易中天本人，如果韩寒偷了你的文章，且拿去赚了大钱，你易中天拿了菜刀找韩寒讨钱，便是署名权力的纠纷。这种情况下的质疑确实是有效的。应该大力提倡。但是，在不存在署名权纠纷的情况下，难道就不应该质疑或者就不存在代笔的嫌疑了吗？我看未必，而这种情况恰恰就发生在韩寒代笔的事件中。打个比方，如果韩寒是易中天的亲爹 ，而易中天又一直让韩寒代笔，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出现署名权的纠纷？如果出现了倒是奇怪了。儿子打老子或者老子打儿子都是大逆不道的东西，何况一旦一方能写出点像样的文字的，说明父子二人都知道起码的伦理。那么对于这样一对知书达理的父子来说，还可能为署名的权力进行争议吗？
　　
　　我不知道易中天先生是不是同意我的这个比方，而事实上韩寒造假的事情就是发生在父子之间的。你能指望韩寒的老子告儿子吗？这种期望可太天真了。这种情况再分析下去就更明了了。既然老子心甘情愿地为儿子代笔，哪个糊涂的老子会再拿出“过硬的证据”去告儿子？你以为韩寒的父亲是个傻子？
　　
　　那么，这样的质疑便成了对韩寒“人格的羞辱和诽谤”了吗？如果父亲代替儿子写文章便质疑不得或者就不叫代笔的话，随便哪个大作家或者文人都可以象韩寒的亲爹一样去包装自己的儿子，从而获得“新概念作文”或者其他乱七八糟概念作文的头名，进而让自己的儿子也成为下一个韩寒。如果那样的话，韩寒成了什么符号？与骗子有何区别？而依照易中天教授的观点，这样的事情是质疑不得的。那么我想知道的是，哪种情况才可以让大家放开了去质疑？
　　
　　易中天说，“韩寒的作品是否有人代笔，其实并不关读者的痛痒。”这也是不少挺韩人士的观点。对于多数读者而言，基本的审美底线还是存在的。对于好的文章，人们的观点一致，都会非常喜欢，而不仅仅是挺韩人士喜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文章的喜好，往往与作者自身的因素有很大关系。比如易中天本人，如果不是自己早年品三国出了名，就凭如今这些文章的水平，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人喜欢，甚至连新浪博客都不会屁颠屁颠地每篇文章都推荐。这便是人的效应而不是文章的质量问题了。所以对韩寒作品的质疑，同样包含了对其人格的评判。那署名“韩寒”的文章写的不错，很多人喜欢，这是事实。但是，有很多无名作者的文章写得可能比韩寒要好得多，却因为不是名人而无人问津，暂且不说其他读者对这种现实的看法，仅就这部分人来说，就会觉得很不公平。一个骗子，拿着他人的文章到处招摇撞骗，身后还跟着无数摇旗呐喊不长脑子的拥虿。这种人在普通的作者眼里是种怎样的形象，难道不能质疑而是学习的榜样吗？而对于普通的读者就更不公平了。大家象神仙一样捧红了你，你却原本是个装神弄鬼的跳大神的。大家分明知道了你的底细，却被强行阻止进行质疑。这样的行为合理吗？
　　
　　“英雄不问出处”是一种非常功利的哲学，但问题是韩寒根本就不是个英雄，甚至连狗熊都不是，他不过是个骗子。对于这样一个小人，为什么不能质疑呢？骗子本来就有一个令人唾弃的人格，怎么一旦质疑了，便成了对其“人格的羞辱和诽谤”了呢？易教授可是个读书人啊，基本的善恶对错应该知道吧？如果在其心目中骗子都神圣不可侵犯了，还在世人面前谈论什么“道德”啊？这就如《皇帝新衣》中的骗子们，任何人其实都有质疑的权力。这种质疑不是“人格的羞辱和诽谤”，恰好代表了正义，比易中天扯出来的道德大旗更公正公平的正义。如果有人连对骗子的质疑都反对了，则本身就有骗子的嫌疑了，其自身的人格是不是也可能存在什么问题呢？
　　
　　这里得重点谈谈动机问题。今天的文章中，易中天花了大量的笔墨讨伐了所谓的动机，似乎动机本身便是十恶不赦的罪人。这让人感到惊奇。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就如易中天本人的一言一行，不可能不由心生。那么既然有明确的目的，为什么不能拿出来讨论？易中天不也在文章中提到了方舟子质疑的动机了吗？这么一谈动机，难道就成了“设陷阱”、“专制统治的‘祖传秘方’”、“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吗？易先生实在是太过敏感了，恨不得把所有的污水都泼到“动机”身上去。其实动机本身并不是那么可怕，就如一条普通的绳子，如果易教授一看到绳子便想到了挂歪脖子树的绳子，则恐惧的心理必然会有的。易教授动辄便提及“专制统治”、“阶级斗争”来，让人感到似乎之前的某个时期受过什么刺激，那么对动机心生恐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那只是易教授自己个人的事情，如果非要把动机与其他非常离谱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则有些狂想或者妄想的嫌疑了。
　　
　　接下来还要谈谈所谓的“杀一儆百”。易中天把这个词中的四个字一一做了解释，我尤其注意到了其对“百”的解释，易教授的解释是“百姓”。我不得不佩服易教授的中文水平。不过对于一个对“三国”有特殊见解的人来说，把这个“百”字理解成什么都不为过，即使理解成“二百五”的“百”我都赞成。这本来就是其出位的风格。但我不同意这样的解释，相信很多人都不同意。这里的“百”真的是指百姓吗？我倒是觉得，是与韩寒一样的众骗子们。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还包括易中天本人。
　　
　　易中天这样的解释真可谓是费尽了心机，一个字解释“妥贴”了，便轻易把质疑韩寒的矛头引向了千百万的“百姓”。易教授不愧为是“文革”中过来的人，对昔日领袖的攻略如数家珍。而这样一引导麻烦了，我是说方舟子等一干质疑者麻烦了。本来是针对韩寒一个人的，却变成了与天下所有的老百姓作对。那么下一步易中天教授是不是要放手发动群众，接着置质疑者于死地呢？易中天教授的杀手锏终于出来了，而这凶狠的招数，不恰好就是其提到的“专制统治的‘祖传秘方’”和“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吗？
　　
　　我这里不得不再次提起易教授最为痛恨的“动机”。易教授一开始便把自己伪装成个圣人，把所有质疑者都当成异己进行抹杀，其动机究竟是意欲何为？易教授把“动机”称为“道德祭坛的门票”。这比喻非常绝妙，他自己先独占了整个的“道德的祭坛”，接着把住了进入祭坛的唯一大门，然后收好所有进入“祭坛”的“门票”，其他人便永远无法接近道德了，也就是自动沦陷为“没有道德的败类”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易教授凭借着道德上绝对的资源，可以不慌不忙地举起道德的大棒肆意地屠杀所有对骗子们的质疑者。这是不是典型的“专制统治”是什么啊？
　　
　　易教授这样的做法很容易产生疑问：事实中的“道德祭坛”是你易中天家祖传的吗，还是你自己强行霸占的？为什么你易中天指责他人便是道德，而他人质疑韩寒便成了邪恶了呢？我还是要冒着被你棒喝被你屠杀的风险质问你易中天先生一句：你这样质疑那些质疑者，到底是怎样的动机？
　　
　　在第一篇文章一开始，易中天便把自己与韩寒划清界线，似乎这样的质疑真的与他本人没有丝毫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把二人的关系理得毫不相干了，再帮韩寒说话便没有拉偏架的嫌疑了。这会让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易中天本人是个君子甚至圣人。这是多么精明的决策啊？而二人实际的关系难道真的可以理清吗？
　　
　　几天前到过一个书店，看见某个书架上摆放着一套丛书，其他作者的名字我忘记了，但三个名字我记忆分明，分别是“韩寒”、“易中天”和“郭敬明”，且易中天的东西就夹在另外两人的中间。关于“郭敬明”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而如今又多出了韩寒这样一个相同性质的东西，你说夹在二者中间的那位，能与两个骗子无关吗？
　　
　　我偶尔会到菜市场转转，对菜市场的布局比较清楚。我知道乌龟和王八是被摆在相邻的档口的。这是所谓的物以类聚。那么，如果易中天先生真的与韩寒没有丝毫的关联的话，书怎么会摆在一个类别一个系列一套丛书中呢？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中间竟然还有个郭敬明，那可是个公认的骗子。再就是韩寒先生，这是个最大可能的骗子。
　　
　　由此浮想过去，易中天教授接连两篇宏文的动机便不言自明了。民众的智商是很高的，甚至高于易中天先生心中估测的水平，所以这里不再多提，免得易教授说我用了“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对其进行了人身的攻击。本人一介草民，在“学术超男”面前只能算个P。所以多余的闲话还是少说，希望易大教授不必在意。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365833&PostID=39068501

刚才去易中天搜狐博客贴了一篇关于评论方韩文章的地址，结果马上他被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