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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代中国知识人来说，这十年也是立功立德立言和个人小康富贵之冲突最为剧烈的时期。在这十年经济大跃进的国家富裕和个人致富的时代故事里，知识人经受着诱惑、胁从和考验。而在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八九一代、70后、80后等知识人中，最具悲剧也最有收益的乃是八九一代。长达十年的参与、旁观和思考，正是八九一代自而立走向不惑的十年，是其建立自身世界观和知识论的十年。
这种人生文明大道，乃是人格成长的过程，是身心生长发育的归宿和认同。任何经典、权威或借其名号示人的知识、真理言说，以及意识形态号召，不过都是大道展开过程中的历史叙事，是一时一地的某种必然，而非绝对自由之律令。简单地说，任何人的经验和表达都只是有限的，他必须接受人类文明史的审断；任何试图遮断文明天空的做法，哪怕姿态，都会受到报复；任何以一己之智来给予文明史总体性解释的行为，都会收获笑料。而这种平易健康的知识论，几乎是1949年之后就消失殆尽的。直到今天，数代中国人中间，从政客到细民，仍多为拜物教的信徒，狂妄地以一己之智代表科学和真理，去测度万物，生杀予夺万物。正是这一思想上的蒙昧，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虽然小康却置身于文明的暗夜里。
只要趋近文明主流，践行真理的大道，我们就会出于天良和理性去敬畏他者，而非膜拜、服从某种权威。我们尊重知识、真理和思想，但我们知道，知识本身并非价值，尤其是，诚如基督教所言，信仰乃一切知识的开端；或如吾人儒魂道骨所言，正心诚意乃君子大人之学的开端；没有信仰，就没有知识；没有诚意，他人的知识于我没有意义至少大打折扣。我们必须交待我们的正当，我们必须证明我们的有效。虽然，存在本身即是意义，但存在仍需要交待、需要表达。这也就是现代文明个体不可代替的原因，不可被代表的原因。停下被代表的状态，请不要代表他人，让他代表他自己：这是我国族十年来痛切的认知，是我人民十年来无望的梦想。
这种“被代表”使得我们跟文明世界拉开了距离。如果说十年前我们尚有一个改革开放的对象，尚有加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认知；这个十年，我们“被代表”着跟文明世界有原则的不可调和的纠结。借助韩寒的句式，有两种知识和文字产品，一种叫知识，一种叫中国知识。这十年的汉语世界，借助于中特、文化多样性、国情等名义屏蔽他国文化，肢解世界知识，使得大陆中国流行、发布的是中国知识，它们污染了民众的视野和心灵。在参与这种代表的闹剧里，喻权域、何祚庥、王兆山、余秋雨、孔庆东、芮成钢……等人只是帮闲乃至帮凶十足的跳梁；《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一类的自大言说不过是脑残者呓语。虽然，他们仍成功地污染了社会；在市场一类的共谋里，他们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
令人遗憾的，长达百年之久的我国左右翼思潮较技，在此十年亦并未相互砥砺，没有发生大的讨论、辩难，共进一步；反而形同陌路，势如水火。90年代一度共同担当的问题，公平和效率、和解与清算、传统或现代，此时已经放下。各说自话，言不及义。左者荒唐，右者悲壮；左者亢奋，右者琐碎；左者阴谋，右者作态……这种在进化之一阶梯上停滞不前的类人孩们，无能在大道上精进日新，在知识或思想的大厦里登堂窥奥，反而多要诉诸大家长来解决异己。
思想的左右分工，在文明的发展史上是一种本质存在。从大道的展开论，易经哲学已经阐释过阴阳之于对方的重要；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希腊罗马哲人也明认道乃对话的“逻各斯”，道理在辩论的动态中显现。因此，在传统文明中，上下共济，道统统合政统，使之在合众为一的治理原则上，士族理解民众，绅族支撑富贵；在现代文明世界，宪政以治国原则的形式使平民权益、富贵者权益轮番表达，民主伸张民权，共和保障绅权。凡此种种，皆需要共同体的思想者们相互激励，以求精进，以保证共同体有着持续不断的文明迁移。
但是，我国族近代以来，多次断裂而不能接续，文明自新的力量只能一次次从新起步，甚至从零开始，原因多少在此对立相仇而不能和合。思想的萌芽，尚未壮大，即被扼杀。思想的左右分工，在我们社会的表现，不是以清明的理性议论，一较短长，而是借权借势打压对方；不是尊重对方，而是嘲笑和诅咒对方。一些望重一时的作家、学人、思想者，此时甚至放弃了人格、知识和思想的自尊，而代表吾人和国家民族，其实借权势膨胀。王蒙、余华一类的文人表现可以不出意外，汪晖、刘小枫一类的学人破门，出书斋而入市场、厕身皇城根下，却让人大跌眼镜。刘小枫缪托***知己，汪晖注释中国不会崩溃……在他们这些中国“国家理由”一类的代言者面前，甘阳的“通三统”、赵汀阳的以“天下”观世界、蒋庆的“通儒院”，倒显得或迂阔或狂妄了。
而如上所述，由于对自身的难以把握，对知识的无能本分相守，这些借权势膨胀的思想者代表了时代社会的公共知识水准。他们的言说，知识和思想，在汉语世界，是跟政治经济现象一样少受挑战地横行于大陆圈子社会的。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充任了某种社会文本，为一时的社会需要提供诊断、分析或身心按摩，他们的疗治有无效果不论，他们的药方游戏各领三年五年风雨。由于对人性和人类最基本尊严价值的漠视，这些知识或文字产品注定被雨打风吹去，等待着新的文字游戏或垃圾登场。
80年代的经济建设话语压倒了此前的阶级斗争话语，90年代的学问几乎屏蔽了80年代的思想，最近十年的专家学者姿态或私己话语否定了90年代的关怀和精神……直到今天，这种包含时代、地域、技术、阶层或人群的代际替换仍得势张扬地占据了人们的心地，使得人们走马观花，或成为这些各类知识巫师及产品的跑马场。这种知识或说符号资本在此十年的膨胀，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砖家”、“叫兽”。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大陆中国在失教失范、无信无诚、不思不识之后的仿真、伪善和傻美生存，一种文明史上罕见的经济物性生存。
这种经济物性，借助于稳定之河蟹，横行屏蔽了一切可能的异端。这中间，最值得悲慨的，莫过于那些没有度过漫漫长夜的老一代思想者、中国圣贤以及中年一代仁者、志者，他们的言路、思路在市场时代只能平等地接受大众的检阅、质疑和选择，却悲剧性地或为权力镇制、或为市场倾覆，几乎及身而没。黄万里、吴祖光、李慎之、王若望、何家栋、***、刘宾雁、杨宪益、朱厚泽、李普……已经停止了他们的守望，而回永久的故乡；杨小凯、蔡定剑……得宪政天命之***，却中途魂归道山。这些多少或坚持理想、或学步文明的华族儿女，有感即应，清明自持，不平则鸣；他们的离开，几乎如同佛语中末法时代、法灭时代的征兆，是慈悲如菩萨者对我国族生态的无望弃绝；他们的离开，使得活着的心灵更为孤独，更少有人闻问，更具有悲剧。
在权力、市场等支持下，经济学人仍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他们策其高足，占据要津，为我们提供关于食货、个人与时代社会关系的高论、天宪或卑言。厉以宁倡股份而重帮闲；张五常状王师而格渐卑；吴敬琏书生依附，无“市场”而有“良知”声誉；茅于轼至诚自觉，尊利益而谋民众福祉；杨小凯关怀沉痛，明明德而证大道人生；郎咸平错位啸聚声名，几同二丑；陈志武怀抱问题意识，陈情万般；樊纲放弃体制权宜而打官腔；盛洪认同巨国规模而望太平；林毅夫获得全球的视野；张维迎有着市场的逻辑……
权力主导的市场搭台，经济学帝国主义虽然一时称盛，市场的朝三暮四特征已经吁请文化唱戏。于丹粉墨上百家讲坛，被称为女中孔子；易中天品评如日中天，当然是学术超男；李零乃花间饮者，急性如丧家之犬；张鸣有历史知己，另类观国运脾气；张思之、江平、雷颐、朱学勤、贺卫方、袁伟时、曹思源、吴稼祥、马立诚等人，或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光荣和梦想，或才情高蹈地为法治、自由、私有化、中国的国际战略鼓与呼……星云法师、净空法师、释永信法师、胡怀琛先生、李一道长、蒋庆先生、陈明先生、康晓光先生、张祥龙先生等人，先后开示、宣教，表达其因信而称道的教义；至于南怀瑾先生，挟着儒释道混一的声势，在海峡两岸三地富贵公子小姐们的簇拥里，为国学或东方文化壮威；费孝通先生，年轻时英美自由主义的纯正学人，晚年向传统文化致意，并展望文化自觉的可能……这些文化弄潮儿，为民众传播了文化发生学的不同品相和功用。而知识、文化、民族传统……也因此新瓶旧酒、或旧貌新颜般地成为吾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存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们成为个人之上的集体无意识。西人称其为符号资本或知识资本，就是说，没有这种资本，人们在学术或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市场上就难以生存。确实，人们跟这种异化知识的关系相互厌倦又相互依存。
借助于其他原因，比如2001年我国入世开始产生的自性要求、暴发的中国崛起、中西口水战等等，各类知识、传统与现代的知识及其象征人物在大陆社会轮番上台、大行其道，劫掠了各类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识的人们成为其粉丝。也因此，这种大陆社会巨大的表演魔力，也将不少书生气十足或“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的学人裹挟其中，他们的变脸之快于时可以理解，于己仍使关注者或粉丝们目瞪口呆。五四新青年或自由主义的中国传人会迅速变成阿门的长老；散步维权的青年会从良成为圣之时者；看甘阳二三十年前的西化号召，谁能想到他今天是“中国”的护法？读摩罗十多年前的“耻辱”文字，没有人能想到他后来代言中国站起来。至于才学宏富的汪晖评说中国不会崩溃，引进基督教神学拓展汉语维度的刘小枫申述***和中国的国家理由，一度让我这样的人难过得一夜失眠……
在这个十年，吾人社会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完成，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按韦伯的说法）开始具有自主的内驱动力和完备的内部评价体系。因此，尽管我们失眠或目瞪口呆，但当代的公共知识，确实并不关怀吾人自性或个人生命。这些变脸的思想者，只不过是利维坦的组成部分，已经吞噬了他们自己并污染社会、毒害了仍在罪与苦中挣扎、奋斗的芸芸众生。知识资本跟权力资本、货币资本一道，成为管制人们并异化人们的工具。
汉语思想，因此只能在体制外艰难地呼吸、生长。这种价值重构和自身生存的完善，首先是一种人格和知识论意义上的。显然，这种人格和知识的塑型落实在向中年迈进的一代人身上。是的，这十年既是中国走向繁荣的十年，也是八九一代新生的十年。远离知识自身的生产体制、现实圈子威权的顺势思维，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八九一代之能有此幸运，因为在八九之后一二十年的成长中，大家自而立走向了不惑。这种代际的不可更易的收获，有着普适性。不同的在于，较之四五一代、70后甚至80后新人类，八九一代在上下夹击等多重困难里接近了本体和真实。流放、拒绝、苦难……本来就是人生最好的“大学”，边缘、旁观、体制外，都是弃绝书斋学院知识和当下文化现象、弃绝成为知道分子的最好途径，经过洗礼的八九一代经此淬炼，多少接近了人生或知识的本体。因为参与、言说，不仅在于表达真理，而且在于真理地表达，更在于表达本身。因此，在今天大道蒙尘之际，是广义的八九一代及其精神的自觉者和追随者们，在守护着自己的生活和大陆中国人民，并生产着充分个性化也充分社会化的知识和思想产品。
这种汉语思想，有过极为艰难曲折的挣扎，从体制内身份到体制外写作，从类人孩到公民社会，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此处有删节...
如果我们能够记得这些边缘或体制外的正大努力，我们就能够回答中国或中国人富起来后怎么办一类的命题。孔子说过，道不行泛于海；但孔子还说过，富而教之。汉语思想不会移民泛海，而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以教化教训日常生活和社会。...此处有删节...
这些被人统称为民间思想潮流，跟左翼思潮可借势劫持社会和青年不同，这些偏右翼的民间思想一如飘零的花果，只能尽命而听天。当然，公正地说，左翼思潮的壮怀激烈或别有用心仍有坚持努力的可圈可点。甚至行动者们，如茅于轼的小额贷款、姚立法的票选代表、李昌平的三农实话、温铁军的乡村建设、于建嵘的维权实践……在为平民大众呐喊或服务的实践中都有着不小的成绩。自世纪末我国使馆被炸、《环球时报》洛阳纸贵以来，世纪初张广天、黄纪苏等人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王小东言说民族主义主张，张文木构思军国主义等国家意志，一直到最近，甘阳、汪晖、刘小枫们先后公开立场，这些左翼思潮有过不同的层面、不同阶段的表现。或知识精英，或文化商人，此起彼伏，轮番轰炸，直到吾人心智昏乱而不知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记得在《中国不高兴》一类粗糙的拼凑之作外，左翼阵营尚有黄纪苏那样多才艺的思想者，有张广天那样“忧患”的才子，有汪晖那样受国际学术江湖关注的学人，有甘阳、刘小枫一类出西入中的“宗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吾人社会仍有平等、温饱等广众的社会问题需要救济；我们就能够理解，吾人强大的左倾社会基础仍足以给左翼思想以支撑。这也是《切-格瓦拉》、《鲁迅先生》、《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剧作风行一时的原因。
在这些或精致或粗暴的左翼表达之外，右翼思想要么被屏蔽，要么只能借助于南方系报业口吐真言、傍资本的力量低声作态。自然，右翼思想表达在此十年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读书》杂志的左倾使右翼言说失去了重要的平台，它自身也日益直接简单，如李零为革命辩护的口号式文字都可以发表其上；向右转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因内部人事的变动而走向末路；“冰点”事件之后，首善之区几乎只有《炎黄春秋》、《经济观察报》等极少数报刊尚能偶尔发表出位之思。中部地区的《书屋》杂志如同沉默之后，在南方只能取守势的助产士—-编辑们，以发布学院即体制内人文字为乖巧，或在时政问题上企图也小心翼翼地给治国者戴上一些原则性高帽，给官产学精英提供一些有关做人做事是非善恶一类的说教，因此，浮出水面的右翼思想产品多卑之无甚高论。
在检讨汉语思想十年的表现时，无庸置疑，我们需要知人论世，需要考察社会的乃至政治经济的变迁。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绝大多数对此缺乏观察、分析、判断、命名。除了借助于官学、西学的观念、名词，如改革，如后极权时代，如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如国家资本主义，如羊群效应，等等，我们给这个变迁社会的民众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此之少。这其中，可以称道的原创性观念，如血酬定律、官家主义、类人孩、次法西斯社会、中国劫、拉美化……也仅仅是现象的描述，而少有对社会结构的深度观察。
因为吾人确实在此十年之间跃进到一个小康时代，我们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种了不起的成就跟思想界的低能构成了相当大的反差。一如西方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一样，汉语思想界也很少给出一种可参考的假说，一种多少接近本质的事实真相。当然，有人可以安慰我们说，一个人的暴富能力跟他的精神心灵或认知能力成反比，最常见的事实即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一个十年间迅速膨胀，并在数千年历史积累的国土上拆掉重建一个唯“新”是从的国家，这不需要智慧远见，更不需要精神尊严。这种安慰大概也说得过去。
问题在于，有着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记忆的人们，应该记得那时的中国发展近乎无牌可打，坐吃山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有过一改就好的时期，但由于政治体制的束缚和变革滞后，国民经济改革和发展就再难产生全民皆欢的绩效。从农村开始的改革，逐步推进，到国企，城市产业工人，到招商引资……放权让利的经济行贿措施，在当时被“增量”、“亮点”、“经济增长点”一类的说词掩盖了真相或本质，因为从某种角度看，放权让利是释放也是压榨各阶层各行业生产力的过程，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吃完三农吃国企，吃完国企吃财政，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外资……”这种吹糠见米式的效率，相同于王朝时代的竭泽而渔。对各阶层各行业的利用、压榨殆尽，就使其荒废一时，三农问题、工人下岗、财政透支、银行坏账……曾经都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显然，没有时间的距离，我们难以描述汉语思想界最有活力者的全貌，我们尚不知道可与世界知识并肩而立、或者能够服务于当代文明世界的汉语思想的质地。但我们相信，也许是巨国经济规模给予我们的自信，中国文字自有外人难以清晰界说的神韵、气象，跟诺贝尔奖所表彰的理性光荣和而不同，中国最高的思想和精神不在于个人至上，而在于道成肉身、兴废继绝、立心立命、顺天应人，在于明明德而新民至善，在于跟天地精神相往来；我们相信，当代社会已经有着汉语精神思想的高地，需要我们放下偏见、误解去接识它们。
网络技术的传播、经济繁荣的搭便车，也给予了人们在学院、主流、体制外表达的机会。这被称为“礼失而求诸野”的现象跟王朝时代的文化传承略有不同，今天的诸野跟主流社会一样粗鄙无文，甚至体制外多是体制内不同形式的复制。这种现象，导致文化爱好者广众，质量普遍不高，以至于被人纳入“民科”队伍而不受重视。虽然如此，民间学人的努力仍有着自己的市场和相应的荣誉。熊逸熟读哈耶克、波普尔，他的理性手术刀解剖中国经典及先秦诸子，不免显露多重荒诞；杨鹏从边陲工作起步，他发现了老子执政之道，并试图还原执政者清静无为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黎鸣研读中西哲学，为我们报告“西方哲学死了”的结论，他的人学呼唤是一个有意义的维度；刘刚李冬君夫妇则为文化中国召魂，在惨烈的历史中，他们寻找着文化中国的江山形胜和诗意；芦笛、钱文军等活过文革时代的人，在网络时代有了思考的空间，他们以真理的代表向民众指控一切知识结构或言说中难以理性自洽的专制者；……在这些人中间，值得致敬的还有上海的张远山，他以二十多年的阅读，寂寞地跟庄子作伴，穷尽庄子的世界，还给庄子以专制中国思想圣典的光荣。
自然，还有更多边缘、体制外、纯粹民间的声音，比如丁东倡导的口述记忆、林江仙的《大风》、老六的《读库》、郑仲兵的《往事》、何蜀吴迪的《记忆》……以及海外的王友琴、宋永毅、仲维光、赵越胜、康正果……他们或者是一个人的出版社，或者是同仁合作的刊物，或者以自己一生的经验，为当代中国提供60年来的个人和社会背景；他们在保存记忆、涵养文化的沧桑、直指时政的同时而有着个人的趣味。
在大陆中国的个人言说中，余杰先生名满天下，他执着批评的声音已经穿越了五年十年；沙叶新先生是大剧作家，他退休后的时论唤回了传统中国知书达理的记忆；章立凡先生是历史学者，他的诗词创作有如古人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焦国标先生当年打倒意识形态而一时洛阳纸贵，今天则做平实地编辑着手工式的《黑五类》；罗永浩先生不仅有牛博网的创建之功，也有《我的奋斗》之言说；柴静、王克勤、笑蜀、长平、王小山等媒体中人，或是记录良心的调查，或是议论社会的翻覆，或者示范网络的救援；……而海外，王军涛、吴国光、何清涟、陈彦等人的言论，都可圈可点；至于胡平那样的大思想家去国多年，仍能够为大陆知识界诊断出“犬儒病”的病理和发展趋势；余英时那样的大师学者，一生同情中国文化中的士之心史，当代大陆学人的表现将成为他立论的最好材料。
但是，如周有光所说，我们应该以世界看中国，以历史看中国；而非坐井观天，或夜郎自大。如果我们能够视野置放于全球化之中，我们就知道汉语世界的思想精神是如何地可怜；而把历史拉长，看看我们的先辈，如民国思想，如龚自珍的才学，由此上溯，看看自曹雪芹、王明阳、朱熹、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白居易、李白、杜甫……等中国精英的文字，我们就知道，当代的汉语世界是何等地贫乏。这种贫乏，首先在于汉语人少有能够安于本分，而是不免于盛世的诱惑，不能免俗地与时迁移；因此，汉语人少有在知识论上获得健全的意识，少有在知识的总量上继承或接管文明的财富。
通儒型的思想者、汇通型的学人在当代是极其罕见的，绝大多数学人不过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纸上谈兵，绝大多数思想的爱好者不过有一线思想的闪光即讪君卖直，绝大多数的表达不过是在市场上表达自己或帮忙帮闲。这种表达，跟官家的宣教一样组成了当代社会新闻出版的繁荣主旋律，它们多数远离人民大众的感受，脑残式地教化民众。跟权力资本、商业资本一道，知识资本在当代也多是以威权、狰狞的面孔出现的。“无需敬畏自然”、“谁叫你生在中国”、“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这些知识资本或符号资本也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它们能够如此横行于我们的社会。
在温饱边缘和小康前徘徊的中国民众眼里因此多是这些风光一时的知识人，以法国社会学家的观察，这种知识资本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地位较低的合伙人。由于思想家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此贫乏，以致于网民自造“草泥马”、“河蟹”、“神马”、“脑残”、“牛逼”一类的概念来控诉或揭露。但是，公正地承认，让中国十年来受益的经济繁荣确实矮化了精神，甚至屏蔽了精神，压制了思想。无论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如何想破脑袋，我们都无能穿越当代中国，我们难以给予中国社会十年发展最可参证的总体性解释。我们在思想、心灵、人格的底线上一再失守，甚至今天，在四五一代先后告别大陆的公共空间时，八九一代、70后、80后等年轻的思想者们还少有人上场。如同任不寐曾借密尔之语叩问这片土地上可还有人，在当代汉语思想的荒原上，我们几乎四顾苍茫，一无凭借。
因此，今天的中国尚未摆脱传统文明中那种治乱循环，自以为代表中国的人们并未能把中国带入持续不断的变迁。在当代的世界知识总量里，汉语知识所占的比例极为可怜，思想产品、价值观、逻辑框架、人格精神，等等，更是等于没有，十数亿人的头脑和心灵的产出略等于零。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出版总值略等于欧洲一家出版社的销售额，这一事实足以使吾人羞惭。
由此可见，吾人十三亿之众，虽然暴发多年，但确实属于原子式个人，尚未能精进成为文明的公民，未能成为福而道、禄而德的君子大人，未能成为富而礼、贵而义的有效个体。用这个十年的思想成果之一来说，我们十三亿国民，不过都是不得自由、心智不够健全的“类人孩”。那些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牛逼精英，多是夜郎自大者、合群而大者，他们尚未能给中国人民提供可观的精神、思想和知识产品，他们未能给中国人民提供他们自己。十年前，以“当代汉语贡献奖”为代表开启了民间价值系统重建的艰难历程，期间“华文传媒大奖”、“自由写作奖”、“林昭奖”等民间奖励加入进来，但到今天，权力资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已经合力完成了对民间价值的剿杀。而在权力和市场提供的“感动中国”一类自导自演里，牛逼精英们开始了他们的现演历程，他们已经给自己颁发无数奖章。对异端之评判，如无论是诺贝尔的什么奖，从十年前到现在，他们都表现出类人孩式的言行，这种失教失态，今天仍在发生。
世禄、食货的上升通道跟精神思想的下陷通道同步，这其中原因多多。最重要者仍在我们中国人自身，尽管我们多年来已经厌倦了各类精英，但是我们跟世禄的官二代、富二代一样无能，我们也多只能纸上谈兵或夜郎自大；甚至在认知领域，我们也未能教训肉食者，使其有所敬畏、忌惮，因为吾人自身少有可堪教训肉食者的君子大人。如庄子所谓，今者吾丧我，今天我们都丧失了自我，因此，他们不觉得我们值得尊重，他们看不起这个“丧我”的吾人群氓。
三大资本横行于盛世，却压制民间任何自我发展、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空间。“他拿着枪，你买把水果刀就算凶器；他日夜宣淫，你下载个黄片就算流氓；他大发横财，你摆个摊就算违法；他住高楼别墅，你搭个窝棚还要被强拆；我在想，他这么牛逼，为什么还如此恐惧？”但这种理解如果成为个人或一时的社会心理，则只是阿Q“精神胜利法则”的变种。因为镇压并不必然出于恐惧。马克思早就说过，“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只要我们看看近年中国的官员在国际社会要求改变游戏规则，要求中国的话语权，挖苦、嘲笑西方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以自己的“农民腔”、“痞子语”、“粗鄙无文”自豪……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是恐惧，而是如历史教科书说晚清官吏的“懑憨”、“愚昧”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挟中国自重，对内不能给民众足够的福祉，对外不能维护地区的安全和平，相处则以自家的丑陋为“中国价值”。
因此，公正地说，精英并不恐惧。遗憾的是，“他们恐惧”几乎成为了民众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共识，甚至余英时教授也曾在笑谈中认可这一说法。其实，细究起来，他们不是恐惧，他们只是兽性的残忍；或者说，他们对上恐惧，他们对下几乎没有恐惧。这也是经济繁荣社会里群体性和个体性灾难不断的原因，是权力资本、商业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垄断、冷漠和残忍制造了罪恶、灾难的原因。
把恐惧心理移诸民众身上可以成立，确实，我们承认，活在盛世里的个体如吾人者是恐惧的。把恐惧心理移诸牛逼精英身上可以成立，确实，他们面对中国发展的事实，王顾左右，做闲适状，发大师语，口含天宪，动辄代表中国，绑架中国、知识、学问，他们无能无意揭露真相，无能无意探求中国发展的本质，他们宁愿在盛世中做坐稳了分享红利位置的奴才，宁愿吃人肉馒头以求得小康……他们犬儒而牛逼，因为他们恐惧！
因此，在结束这篇粗浅的十年思想回顾之际，我必须向同行表示歉意：我的判断可能夸大其辞，我的阅读可能断章取义。所作不失，无作未得。我们都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接受检验，这种历史的审判非当下盛世给予的各类奖励和表彰，而是时空中的消息。我国家民族的发展仍在阶段性的路上，我们仍在努力，十年时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这十年的汉语思想尚未能建构起吾人生存的意义、价值和坐标。我们只须切记，我们不仅只活着这十年，不仅只活在当下，这盛世繁华只是为未来做了准备。诚如佛语，法华一会未散，弥勒已然降生。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问历史学家维特克：“您能用最简明的语言，把人类历史浓缩在一本小册子里吗？”维特克说：“不必，只要四句德国谚语就够了。1.上帝让谁灭亡，总是先让他膨胀。2.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3.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盛。4.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这样的历史观其实在各大文明中都有类似的表述。就在一个多月前，上海大火后自发凭吊的队伍里，有一个年轻的姑娘举着打印的标语：“人在做天在看！”汉语世界的思想者们，也将带着自己的答卷接受时间的筛选。
2010年12月31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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